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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笨又慢平天下-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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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手无政权。他不无痛苦地说，他以兵部侍郎职务带兵，在地方上处于虚悬客位，既无政权、财权，又没有赏罚之权，所以处处掣肘，时时碰壁，碰得我常常鼻青脸肿，我的皮肤病和眼病就是被碰得心情压抑而得的。兵饷没有保障，常常受到断饷的要挟。
三是没有钦差大臣的头衔。曾国藩悲痛万分地说，我是以团练大臣招募士兵，只奉有出湖南省作战的圣谕，并没有钦差赴某省办理军务的正式命令，更没有正式印信。所以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歧视、刁难与排挤，有人甚至故意借此奚落，让我窘迫难堪到极点。
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曾国藩在信的最后直接地阐述中心思想：领导湘军的人必须要有军权、政权和钦差大臣的头衔，否则很难击败长毛。而我是个三无人员，所以我回江西前线毫无意义，请皇上还是让我在老家守孝吧。
这意思已再明显不过，要想让我曾国藩出山，必须给我权力。
后来很多学者们都说，曾国藩这次上疏太不明智，险些葬送了自己的后半生。但换个角度想，曾国藩这次的上疏正是最明智之举，而为何明智，连当时的他自己都无法知道。他争的那些权力，表面看是为自己，实际上是在为湘军争。这就是后来湘军上下能死心塌地跟随他，将他奉为神明的原因。做领导的，什么领导力、执行力、吸引力都不重要，最关键的就是为属下们争利。做到这点，人心就尽在掌握。
咸丰和他的狗头谋臣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点，而是一眼看到曾国藩在为自己争名夺利。咸丰气冲斗牛，对谋臣们说：“曾国藩这是想让我违背祖训，授予一个汉人兵权啊。他是不想活了？！”
从未有人探到消息说曾国藩不想活了，不过从其奏折的内容来看，他似乎有这方面的要求。
有人马上跳出来自作聪明道：“曾国藩这种要求只能水中捞月，因为咱们已有无数个曾国藩！”
咸丰狐疑起来，马上有人站出来解释：“胡林翼占有武昌，居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已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政府军已在进攻镇江，打得是有声有色。长江上下游都是我们的天下，又听说长毛内乱，势力大衰，攻克南京，指日可待，还用他曾国藩干什么？！”
咸丰大喜：“来呀，传旨，皇恩浩荡，曾国藩在家守他的三年之孝吧。”咸丰几乎乐不可支，说，“另外，再传圣旨，让曾国藩那两个手下李续宾和杨载福都去当提督，气死曾国藩。”
曾国藩闻听咸丰允准了他的请假，果然气得呆若木鸡。经过几天的调理，他才从极度愤懑中清醒过来。清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脱胎换骨！
重塑金身
曾国藩在那心情水深火热的几天里，得出这样高明的结论：我到处碰壁，非是心外壁垒森严，而是我内心不够强大。也就是说，沦落到这步田地，根本原因就在自我修养方面有无限弱点，这些弱点才是让我被人抛弃的主因。
那么，都有哪些弱点呢？
曾国藩总结为两条。第一条，缺少“谦”的美德。早在京城时，曾国藩就用理学修心法抑制过自己的傲慢。然而徒劳无益，傲慢就在他骨子里，自他开始办团练开始，这种心态在轻视他的人的催化下，再度萌发。曾国藩虽然是中下之资，却非常自负，认为自己本领奇绝。奇绝在哪里呢？他自称能伸能屈，可行可藏，常常见到别人家不是，而见不到自己不是。
他说，我曾绝望过两次，自杀了两次，活过来后，立即就精神百倍，这就是能屈能伸。我初办团练，有人讥讽我，用各种方法对付我，我忍辱负重，终于办成天下第一军——湘军，这也是能屈能伸。他又说，我先是攻克武昌，皇上没有赏我，我也没有抱怨（扯淡）；我的军队后来收复武昌，皇上也没有赏我，我更无抱怨（更扯）；现在，我被皇上扔在家里，我平静如水（太扯了），这就是可行可藏。
可行可藏是儒家鼻祖“无可无不可”的延伸，孔子曾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孔子可真够伶俐的，你用我我就出山，不用我我就藏起来。千万豪杰抛头颅洒热血创造了太平盛世（有道）这个平台后，我出来推行我的主张，天下一乱，大事不妙，赶紧躲起来。
曾国藩恐怕不是这样的人，他心怀天下，似乎还做不到“可行可藏”。但是，经过反思后，他意识到，人不可能永远走上坡路，有上坡必有下坡，这是朴素辩证法。所以上坡时不可傲慢自大，下坡时也不能低迷消沉。归根结底，人必须要有颗平常心，尤其是不能傲慢。曾国藩说，从今以后，我要大变身，常见得自己不是，常见得别人的优点。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
第二条，必须要圆滑。曾国藩终于觉察到一点，自己所经之地的官员处处和他作对，是因为他不懂官场。他性子太直，又不肯和不喜欢的人应酬交际，不合群是官场大忌。中国官场是个奇特的所在，在这个场子里，所有人都必须把真正的我隐藏，绝不可以致良知，谁致谁死。所有人必须知行不一，人格分裂，否则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
北宋末期，有人找宰相蔡京要个好官职。蔡京知道这人人品不错，就没有给他。有人问蔡京，为何不给他官。蔡京说了令人咂舌的官场名言：既要做好人，又要做高官，世上没有这回事！
曾国藩始终在官场保持刚方之气，以为天地正气能胜万邪，最终，他失败了。无论是湖南的芝麻小官，还是湖南大佬骆秉章、江西巡抚陈启迈或是文俊，对他曾国藩都是有冷没热。原因就在于，曾国藩不能融入他们的官场圈子，不能融入的原因就是，他还有良知，依然傻乎乎地知行合一。所谓知行合一，非是单纯的知与行的统一。它对人最大的要求是人格不应该分裂，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而中国官场恰恰要的就是这种人格的分裂。
曾国藩重出江湖的不多几年后，对人无限感慨地说：“我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棘。后来改弦易辙，稍觉相安。”也就是说，曾国藩比从前更会做官了。只要会做官，官官相护之下，仕途就不言而喻地一马平川，想要做的事就顺当多了。
当人们赞叹蝴蝶破茧而出、凤凰涅槃、雄鹰砸啄时，有谁能真正理解蝴蝶、凤凰和雄鹰的苦楚？
重生之后是光辉，但重生的过程却痛不欲生。
曾国藩的重生过程也是如此，当人们真正要脱胎换骨时，会对自己从前的愚蠢极度愧悔，这愧悔的心理过程就是折磨人的利器。
每当曾国藩要从往事的愧悔中拔身而出时又产生了新的烦恼，这烦恼如邪恶之火，的确燃烧了从前，但也点燃了现在。
这种自我反省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却宁静，不受外界的干扰。我想如何反省就如何反省，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但有件事就不这样容易了，这就是当时舆论对曾国藩的严厉苛责！
大众舆论一致认为，曾国藩常夸口自己深谙传统道德三昧，忠君言辞如长江之水滔滔不绝，可为什么在奔丧之后却向皇帝伸手要权，权未到手就在家哭得死去活来？这是典型的伪道学！
曾国藩的敌人不必说，当然要抓住这个机会攻击他，纵然是他的朋友也来信语言婉转，认为他这次很失态，没了仪态。敌人、朋友的责难，曾国藩能承受，让他如剜心之痛的是左宗棠对他毫无保留的攻击。
左宗棠在当时南方名动天下。他要推举谁，谁马上就飞黄腾达；他若贬损谁，谁立即就一落千丈。左宗棠的嘴不是嘴，而是道德审判机。现在，他把这台机器对准了曾国藩。
他先从曾国藩不等朝命就回老家奔丧说起：“老兄你领兵打仗的本事哦，我想恭维却找不到案例。你原本就犯了很多错误，丧失了许多机会。只是中央政府念你忠心耿耿，不予计较。不过你这次不等中央政府同意就披星戴月往家赶，你的忠心可就没那么纯了。你是否听我的劝告重新出山，我不敢说；你重新出山，凭你那点能力，对国家大局是否有帮助，我也不敢说。但是你不等中央命令就回家奔丧，真是无礼无义，我必须敢于教训你几句。”
铺陈了这样一番宏大开场白后，左宗棠直奔曾国藩的人生观：“你经常摆出一副道学家面孔，四处吹嘘自己‘以诚为本’，可你这次却打着给老爹上坟的旗号，行向皇帝要权的实。我看你的良知彻底坏掉了，你平时自诩光明正大，我看这要么是你在说笑话，要么就是……不必说了吧，你用事实证明了这是个反语啊！”
曾国藩看信后，除了七窍生烟外别无他法。对付左宗棠这种嘴损到家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搭理他。曾国藩只字未回。左宗棠等了许多天回信，发现没有回信。他竟然气冲斗牛，对人说：“曾国藩这人才短气狭，绝不是平贼之人。”意思是，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还这么小，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料。
这可真够有意思的，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湖南到处说，结果长江两岸都知道曾国藩狗屁不是、心眼特别小，更知道曾国藩“以诚为本”的人生观根本是个笑话。
幸好曾国藩心眼远没有左宗棠判断的那样小，不然早跳河一百次了。对昨日种种之非的愧悔和舆论的攻击，让曾国藩渐渐失去平常心，在老家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犹如魔鬼附体，稍不如意就和弟弟，甚至是弟媳大吵特吵。从其家经过的人常常听到一副破锣嗓子，震天响。
曾国藩有这样失心疯的表现，还有一个更重大的原因，那就是他对当时形势痴心妄想的判断。他离开江西时，太平军和湘军正在打破脑袋争夺江西九江、吉安、瑞州等军事重镇，双方相持不下。但1857年七月，石达开在南京城发现处处受到洪秀全的猜忌和抵制，一怒之下带领二十万精锐出走。江西太平军顿时兵力锐减，湘军在江西全线反攻。曾国藩被这一乱象所震惊，他认为不出一年，太平军就会被彻底镇压。战争一结束，他立功扬名、光宗耀祖的大好时机就灰飞烟灭。这比出师未捷身先死还要痛苦一万倍。
他不无痛苦地和弟弟曾国荃说：“人生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啊。”悲叹完他的世界观，就跑到庭院里大吵大闹，曾家短暂的宁静后，重温鸡飞狗跳。
曾国藩不明白，他不是预言大师，他的出山是命中注定，没有注定的只是时间问题。
出山进行曲
西安将军福兴在1857年春向中央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他愤愤不平地说：“我敢确信，在这个世上，除了曾国藩外，没人能指挥得了湘军。这是一支无纪律、且目无尊长（除了曾国藩）的军队，完全不可用。”
福兴这人饭桶一个，平时判断芝麻蒜皮的小事都能走眼，但这份报告却一语中的。在当时的世上，除了曾国藩外，确实没有第二人可以指挥湘军。福兴这份报告是在去视察湘军瑞州军营后写就的，据他说，他本来是以主人翁的身份去瑞州军营。想不到那些湘军土鳖将领把他当成视察官，对他百般恭敬，繁文缛节样样没有落下。这意思已很明显：你不是我们的主人，从哪来回哪去吧。
湘军不能被曾国藩之外的人指挥，连胡林翼都印象深刻。咸丰把福兴的抱怨说给胡林翼听，要他想办法整顿湘军，胡林翼直言不讳地对咸丰说：“这些人只认曾国藩，没有曾国藩的许可，他们连我都不认。”
咸丰暴跳如雷，要下旨强行解散湘军，但想一想就打消了主意，因为现在，他们还有用。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睁只眼闭只眼。但很快，他睁的那只眼也闭上了。
在江西的湘军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派系林立。这里既有曾国藩纯湘系的湘军李元度、刘腾鹤等部，也有和曾国藩闹过矛盾的王錱部，还有被曾国藩见死不救过的江忠源系统的楚军刘长佑等部。这些统兵将领，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他们不但和长毛打，有时候也和政府正规军打，甚至有时候自己也打。江西官员们屡屡向咸丰请求援助，咸丰唯一的援助就是，闭上另外一只眼。
咸丰双眼都闭上后，江西前线又发生不小的转折，1857年七月，曾国藩的一员爱将在攻打瑞州时阵亡，下月，王錱死于军营，之前被胡林翼邀请出山的曾国荃也在全军后退。江西形势的变化引起了北京方面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
一个叫李鹤年的兵部言官上奏咸丰，请命曾国藩出山。咸丰语重心长地对这位言官说：“曾国藩正在守孝，要他出山就必须夺情，夺情历来是不得已之举，江西方面现有杨载福统带，不必曾国藩前往。曾国藩非要移孝作忠，湖南土匪也很多，就在湖南建功立业吧。”
咸丰特意让人把这道奏折和他的批示抄给曾国藩看，曾国藩哑然失笑。如果按照咸丰的意思，他曾国藩真要出山必须从头开始。而咸丰要人把这道奏折给他看，大概是怀疑他主使李鹤年上奏的。
他蕴积着一股不满，向咸丰皇帝解释说：“皇上您这是听了哪个混账的话，竟然说湖南还有土匪。湖南全境连个匪毛都没有，无‘贼’可剿。我本是无才之人，所处又不是可以有所为之地。您英明神武，使臣以礼，因时制宜，我不禁感动痛哭。皇上要我在湖南剿匪，我本该提刀上马，奔向战场，但守孝在家，出去了恐怕会被世人骂死。现在只希望各路军事日有起色，我在老家也就稍安了。”
“使臣以礼，因时制宜”八个字一针见血，戳穿了咸丰的把戏。咸丰见被曾国藩揭了短，急忙遮掩，下圣旨给曾国藩：“大臣出处以国事为重，忠就是孝，你说的世人骂死你，太过于拘执。暂时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样”的意思是，曾国藩仍要在家守丧。
胡林翼很焦急。
1857年十月，他上奏咸丰说：“目前的战局乐观也不乐观，长毛方面虽然内斗消耗了力量，但我们这边也好不到哪里去，各路统帅各自为政，号令不一，心力不齐，必有危险。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不是一般人所能调遣的。仅以这三人为例，就可知为何只有曾国藩能领导湘军，因为湘军是曾国藩一手所创，这三人也是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军东杀西讨以来，他们都是曾国藩的属下兼密友。如果曾国藩不回来，那湘军可能会分裂；如果曾国藩回来，统一政令，就能趁现在长毛的衰弱，直捣南京，消灭敌人，太平盛世必还魂归来。”
胡林翼非比寻常，他是湘军二号人物，又是重要战场湖北的一把手，咸丰对他不能像对待李鹤年那样随意。
他极“重视”地给胡林翼回复说：“我恨不得明天早上醒来就看到天下太平。但曾国藩离开战场已很久，对现在的战场情况和计划是否有把握，我不得而知。如果真让其出山，他从湖南走到江西，耗费时日太多，恐于军心非好事也。你胡林翼我是知道的，我看曾国藩能做的事，你能做；你能做到的事，曾国藩就未必。”
胡林翼接到圣旨后大发感慨：我举荐曾国藩，皇上却把这帽子扣给我，曾公知道了，该怎么想。
曾国藩的负面情绪只是针对家人，绝不针对外人。当胡林翼把他自己的奏折和咸丰的批示抄给曾国藩时，曾国藩只是对胡林翼说，以后千万别推荐我了。我不出山在家修心也是好事，我若出山，那说明战局已坏，咱们做臣子的当然希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这是扯淡！
曾国藩一直密切关注前方战事的变化和北京方面的部署，从种种细微处观察自己重出江湖的机会。1858年四月，几乎是一个晴天霹雳传来：湘军攻克了九江城，江西全境除了吉安外全部光复。曾国藩捶胸顿足，在院子中绕柱狂走。他悲叹道：之前预测的事果然发生了，我此生休矣。
如果这句话让洪秀全听到，也会瞠目结舌。洪秀全可是语无伦次、装神弄鬼的高手，但在曾国藩这句大预言面前，他那些神魔附体的神迹简直如同儿戏。
曾国藩悲叹自己的人生后，又和院子里的家人吵了一架。累得半死回到书桌前，给正在前线打仗的曾国荃写了封信，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吾为其始，弟善其终。意思是，我种下了种子，希望你能捡到点胜利果实。
这似乎有点太矫情，连上天都看不过去了。所以1858年年初，石达开率领20万太平天国最精锐的兵团从江西东部进入浙江，旋即兵临衢州。浙江一直是满清帝国的财赋重地，也是长江下游清军筹饷的主要基地。而衢州则是浙江的大门，石达开虽未攻下衢州，却出奇兵百里奔袭，轻取浙江军事重镇处州。
处州在衢州东南，与衢州、金华互为掎角。石达开一克处州，旋即兵锋指向金华，并快速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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