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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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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将吴稚晖称为:始终帮蒋抬轿子的丑角吴稚晖。这个定位太过分了。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0)
李敖的《蒋介石评传》说蒋介石性好黩武,“自应面对现实,认可中央与地方均权分治,在联省自治的基础上,更上层楼,以便避免战祸”。
这话是对历史情状视而不见,盖当时蒋先生只是一后起之秀,历史的机缘将他推上前台。他不去打,别人也会打,而且是不知伊于胡底的混打。那是一个全盘开打的时代,蒋先生即使去出家,恐怕天下依然混乱,依然打得更凶。
吴稚晖的举动总是突梯滑稽,其间寓意也深,用心也苦。他或许以东方朔、淳于髡自命。他一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他看得起谁,或对谁给予莫大的希望,他就会说,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他和汪精卫渊源颇深,当年在法国流寓,朝夕过从。但当汪氏叛国,他立即以文字公开对骂。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
倒是汪兆铭对吴稚晖的评价一语中的,说老头子是为国家,其心可鉴。
抗战军兴,国府退到重庆,汪氏举宴。到者多中枢要人。谈到情势的危机,各有各的出发点,各有各的冲动。“突然,座中被人视为政坛上泰山北斗的**吴稚晖,趋向汪氏的座前跪下了,无限悲戚,无限激动地对汪氏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氏为吴氏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错愕不知所措,于是也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唏嘘。阖座看到这情形,没有一个不为这悲凉的场面所感动,有人甚至于随着泣下沾襟。当时唯一看到这戏剧化的场面而感到高兴的,是汪氏尚在稚龄的*公子季筠,她不曾看到过她父亲下跪,她还真以为是席中酒后的余兴呢!事后汪夫人陈璧君还责备汪氏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汪氏长叹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倒是为国家,他既然那样地做,难道教我仍独自高坐堂皇,生受他的一拜吗?’”(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
怨天尤人 郁郁而终
近代中国出现的派系,都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中山先生逝世后; 国民党派系之争表面化,因权力继替问题,政治势力党争至于决裂。陈友仁不特在派系中裂变,而且他的私人友朋之间也发生裂变,那种选择性精神失明,从此困扰他而不稍离。其个人政治生命的枯萎,和他个人的性格,和他的自我揠苗助长,自我的想当然,不能不说关系至巨。
1875年,广东顺德籍的陈友仁生于西印度群岛,他先在北洋政府做了一段时间的事情,1913年任交通部法律顾问、英文《京报》总编辑。他接近孙中山,比戴季陶更晚,迟至1916年才认识,1918年始南下追随。次年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常以英文撰述辛辣之时评,此时孙先生正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他曾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以后即任孙先生的外交顾问。他的英文水平极佳,1922年,他任其外事顾问、英文秘书。孙中山逝世前一天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孙中山先生晚年,中山先生去世后,此公虽然活跃,但似乎很难找准自己的定位。在宁汉分裂期间,他异常活跃,他在这期间的《申报》几乎每天和读者打照面,是故坊间亦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1933年参与闽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初在上海病逝。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21)
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岁月,此公思想较为偏颇,1927年后访苏,头脑偏向一条道,所谓固执己见,达于极顶。一切的所谓铁腕外交,不随时变,这就不可避免走进死胡同。一会儿联汪反蒋,一会儿蒋汪俱反,对宋庆龄也是忽近忽远,屡生纠葛,怨天尤人,竟至于参加福建事变,可说中青年时代的一点聪明才智,挥霍得一干二净。
不过他在1927年前后,曾通过张静江,向蒋介石引荐陈布雷。他认为陈布雷文章流畅犀利、笔调苍劲古朴,传统伦理观念强烈,正是蒋所瞩意的类型。蒋先生因北伐军次南昌,一见之下,大为首肯,遂由陈果夫介绍陈布雷加入国民党。自此,陈布雷追随蒋介石长达21年。此事,算是幕僚引荐幕僚,间接而言,可说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幕僚作业。
同盟会的铁血派
何晏,即何静澜。湖南道县人,少不喜寻章摘句。自谓大丈夫当立奇勋,以救苍生于水深火热之中。入湖南陆军小学。后与蒋方震、李书城在粤西开办干部学堂。从戎关东,运动军队。
辛亥革命后,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大痛,说是南方无人,受袁世凯愚弄,将噬脐莫及。回到湖南后,辄叹息不止,以为我辈以无数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将为袁氏一人摧残殆尽。此时当蒙古独立,他出面组成蒙事调查团,深入漠北。
宋案发生,返回京都,对友人说,一当预备战事,一当效法张良以博浪之椎对付袁世凯。二次革命入军队督战。失败后,为暗杀袁世凯做切实准备。后用密电码和东京同盟会旧友联系,被破获。
先是,有劝其入官者,则嗤之以鼻。及被捕,有谓其何不先事脱逃,“乃从容就义。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王建中《洪宪惨史》42页)。
严复说在戊戌年康梁谋划有问题,也即战略出了错误。他不是不赞成他们的行动,他只是不赞成他们考虑欠周密的行动。
康梁文人意气,较缺乏技术性战略,结果未能利用反为袁世凯所乘。
康梁需要何晏这样的铁血战士为其臂膀,扭住袁世凯,控制使其难以摇摆。其实这可算是严复的责怪的意思。
何晏所代表者,为同盟会主战一方,如雷铁厓、袁仲德等皆是。
他们不欲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大有民意基础。乃因武昌起义,全国风从,志士暴骨,兆民涂脑,尽天下命,缔造共和,袁氏篡夺,下无以对先烈,上无以对神明。
南北一统,北伐军有解散之虞,何晏抚膺叹息,说是南方无人,受大奸极恶袁世凯之愚弄,后将噬脐莫及。
有劝他和袁世凯合作的,他嗤之以鼻,说是我辈以大好头颅购来之共和,转瞬将为袁氏摧残殆尽。我辈铁血男儿,当沉机观变,寻求推翻袁世凯的各种机会。
二次革命前,他曾深入东北运作。那时候,天下着大雪,寒风怒号,积雪没胫,到了内蒙古的最北面。恰值宋教仁案发生,当即返回北京,召集同志,准备南下预备战争。并建议他的朋友熊悦凡刺杀袁世凯“借张良之椎于明日面袁氏时,敬谨赠之,为国民除此贼”!(《何晏事略》,见《洪宪惨史》)
后来他返回湖南策反军队,布置颇有头绪,并以密电告东京同志,请为接济。这时却被破获了。他就义的时候,才24岁,翩翩少年,视死如归,见者伟之。
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吴禄贞死难。段祺瑞接掌吴部。前同盟会湖南支部长仇亮猝然惊醒,“欲单骑突围乞援东南。篝灯草家书,谓晋事急,不冒死求援,无以对禄贞及山西国民”。乃携带山西国民代表公文,跃马入段祺瑞军营。晓以民族大义,动以形势利害,激昂慷慨,声泪俱下。段祺瑞为之动容。当夜留他歇宿。半夜,他听到角声凄咽,战马悲嘶,惕然曰,国事急,岂能高卧此间。披衣驰骋而去。
仇亮到了南京。孙先生任大总统,黄兴主陆军部,仇亮为军衡司长。南北议和,孙先生以总统之位让于袁世凯,仇亮力言不可。他以为,袁世凯老奸巨猾,包藏祸心,终将有害民国。
国民党成立后,他为本部会计部长,后于苏州开办垦殖学校,意在富裕民生以培国本。二次革命挫败,袁政府大索党人,侦骑四出,仇亮奔走北京,被逮下狱。自知不免,乃赋绝命诗六章,以文文山(文天祥,号文山)自况,情词愤激,大义凛然。
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一出于他的心胸,一出于当时的形势。他顾念大局,以统一为要素,以道德为准绳,其心直可剖示天下。在他的心中,决无恋栈和弄权的半点私心。这与不学无术、自我膨胀、故弄玄虚的专制恋栈狂相比,是何等的高尚!
至于有人说,孙先生手中无军队,即无实力,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则大谬。其一,如革命家、文论巨子雷昭性所说,倘若果有权力私心,难道不可以挟南方兵力相抗衡吗?即使不能直捣黄龙,难道割据天堑划江而治不可乎?然而这样就不免人民流血,荼毒生灵。又其一,孙先生让位以后,同盟会的年轻干部,有捶胸顿足者,有呼天抢地者,至有失落发疯者,即令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对孙先生的举措仍表示理解——是一种痛苦的理解。倘非如此,他们就会重拾利器,奋起狙击袁世凯,只要孙先生点一点头,稍做示意,这样的志士会层出不穷,不惜流血五步,肝脑涂地,直至将其肉体消灭。因为孙先生为人以智慧和胸襟胜,从来不搞政治交易,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
可是袁世凯这样低贱的心志,怎么可能领会孙先生博大的胸怀度量以及长远崇高的考虑呢?所以紧接着,袁世凯利用和局的形势,大肆徇私舞弊,专制误国,至复辟帝制,全国奋起声讨,觳觫暴毙,亦咎由自取也。先生的高蹈远引、逊位让权,竟被视为软弱,后世历史学家也有持此论者,这就让人不可理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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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1)
民初陆大培养的带兵官和幕僚多不可数。陆军大学设于北京西直门外,为陆军之最高学府,从第四期起,陆大自保定迁来北京,正名为陆大,所订课程为高级陆军军事教育,与日本当时相仿。名种课程有:基本战术、应用战术、战略、军制、战史、国际公法、外交史、作战计划、兵要地理、传达输送、战斗输送、动员计划、秋操演习、海空军事等。
学员多为带职求学,官阶有高至上校、中校者,毕业后并非可立即获得适当位置,譬如贺国光于民国五年底毕业,六年初分发,返家乡湖北,不见用,又返回北京,遇郭松龄,彼亦同样不见用,在北京赋闲。因为当时军中对陆大水平与学生程度,并不尽悉,将领并不特为陆大毕业生安插,凡军校毕业者,皆一视同仁,上官云相便是从弁目做起,唯后来晋升甚快而已。
贺国光在陆大同学百人,后在军政界颇具影响者有徐永昌、林蔚、熊斌、姚琮、黄旭初、郭松龄等。
军头多骄横意气用事,合纵连横,乱来一气,造成有利自己之局面。为人自作聪明,左右飞扬跋扈,拥众要挟,这样的主官用不上什么好幕僚。
1925年,柏文蔚在开封见胡景翼,觉其貌似天真,胸有计谋,对人尊而不亲。其左右亲近,多拔剑击柱,骄悍无识之徒。柏氏断定其将无所作为。
北洋军阀派系支离庞杂,各个大小军阀部队编练体制各自为政,相互隶属关系游离多边。主官似乎大有可为,料不到乖戾成性,又踢又咬,极不合群,平日颐指气使,一意孤行,相处不洽,甚且反目成仇,终于搞得凶终隙末。
他们成天使枪弄炮,镇日敏感到“你还没动,我就要打”的悸动程度;对其自身的邪恶,却实行多年的装聋卖傻,不肯面对。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及所成长的生活环境之不同,足可左右其人的为善为恶,成败休咎,可为殷鉴。
王克敏、汤尔和、梁鸿志……这些老官僚,乃是北洋以至前清的孑遗,到了日本大举侵华时代,纷纷下水,原有的一点声誉,全部葬送,这是糊涂一时呢,还是根本心术不正所造成呢?
有的幕僚像狐狸,智术运用极为迅速,可是结局多不美妙。狐狸为极狡猾之兽,可是持续至今的英国上流社会猎狐活动,以猎狐最为可怖。狐狸极为灵巧矫健,嗅觉异常灵敏,可是猎人以狼狗多头纵之追奔,长途不舍,野狐狂窜不支,终为群狗扑噬,撕咬之下,顿成片块。
不像军人倒像学者 王士珍料事如神
晚清之际,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段祺瑞受其指挥,累迁至第四镇统制。民国肇兴,袁氏属下,撑台面的干城之选,有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世称王龙、段虎、冯狗。王氏高居榜首,乃因其运筹帷幄,袁氏辄以军事咨询之,不啻事实上之参谋总长;段祺瑞司理军政,久任陆军总长,稍后晋升国务总理;冯国璋善于机心变诈,且贪财好货,袁氏对之不甚信任,乘其攻取汉阳正在春风得意之际,袁乃将冯召回,以段代之……足见袁氏对段倚畀之殷。
即便如此,王士珍的地位还在段祺瑞之上。
王士珍33岁的时候,即1894年赴朝与日军作战,崭露头角。
小站练兵时代,他追随袁世凯,为营务会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当直隶总督荣禄来检阅的时候,王士珍发明于冰上布桥可供行走如平地,其帆布桥稍加整理又变为小舟,事毕可折叠或拆卸。此公料事如神,故为北洋三杰龙虎狗之首,其智术精警绝伦。袁世凯*山东义和团时,以铁血手段处置之,清廷贵族勒令其必须以安抚为上。王士珍提出一整套策略,先行劝解,次则武力威迫,最后果断捕杀首要,解散胁从,袁氏采纳之,由其参谋山东全省军务。在其策划之下,各路民团死伤惨重。义和团首领且持亲贵令箭见袁氏,袁世凯大感为难,王士珍却满不在乎,出为亲审。其实他并不审问,即推出斩首,袁世凯询问审问进度,答曰已经处决。袁氏大惊,王士珍若无其事,谓罪名为盗窃端王、庄王令箭。袁世凯顿时醒悟,佩服其处事明决。 。。
狐狸和狮子:北洋系的幕僚(2)
创造型的幕僚遇事从容不迫,而富于巧不可阶的创意,这是他为龙首的原因。
1901年,世凯编练北洋常备军。王士珍为第六镇统制。
1905年,两万多精锐北洋军集结直隶河间府秋操演练,王世珍为总参议。声势浩大,井然有序,中外参观者赞其调度有方。
清帝退位时,他为陆军大臣,黯然返回老家乡居。袁世凯称帝前,请其出山,王氏保守消极,袁克定出马恭请,王又拒之。袁克定请其火车上相见谈事,说话间车轮已动,形同绑架,到京后获授陆军上将。袁世凯称帝期间,他称病休假。张勋复辟时,他开门迎之,扶持12岁之溥仪登位,这时他是参谋部尚书。段祺瑞马厂誓师讨逆,复辟分子四散。王士珍继任陆军总长。
他的古文很有底子,文化程度在北洋高阶将领中,居上之上。其人也盲目尽忠清廷,毕生清朝蓝袍坎肩着装,脑后留蓄小辫子,和辜鸿铭、张勋竟是一伙,但他比他们懂得收敛,不像他们那样张扬外露。
他在任时,只穿长袍马褂,从不着军服,也不挂勋章。他的外表决不像职业军人,也不像学者,倒仿佛一个土头土脑的村学究。
他一度任幕僚,时间较徐世昌为短,经济上远不如徐世昌长于自谋。他在北洋系中,算是穷的。他在北京堂子胡同的宅子,还是他的学生卢永祥等人买来送给他的。
到了1926年,张作霖在北京把持政府,还想请他出来组阁,王士珍毫不犹豫回绝了。张氏亲往劝之,王士珍无奈,竟跪下叩头说,我干不成啦,我干不成啦,你饶了我吧!张氏颓然而返,见人说道,聘老(王士珍字聘卿)忽然糊涂啦!
北洋诸大佬中,固有不少利令智昏、死不悔悟者,也有不少保持可贵气节,知道时代冷暖,王士珍、吴佩孚、徐世昌晚年的拒不出山,究属大节可贵者。
纵横家以纵横杀身
徐树铮算得是段祺瑞的首席智囊,有小扇子军师之谓。 早在清朝末年,段祺瑞任第二军军统,徐树铮已做他的参谋长。嗣后徐乃一直做段的副手,他早年曾向袁世凯投剌,因偶然不获知遇,恨恨不已。也是偶然,在客栈中闲居得遇访友的段合肥,后者见其书法遒劲,顿生好感,从此倚为股肱。《徐树铮秘史》中说:“合肥(段祺瑞)视为心腹者,唯徐树铮。帝制将作,力助合肥拒袁阴谋者,徐树铮也;黄陂(黎元洪)就任,造成府院之嫌隙者,徐树铮也;河间(冯国璋)北上,唆奉军截械秦皇岛者,徐树铮也;组织政党,使安福系毒遍天下者,徐树铮也;破坏礼仪,肆其离间政策,而穷兵黩武者,徐树铮也;合肥下野,挑起皖直之恶者,徐树铮也;东海登台,把持政柄,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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