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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智囊-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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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催促蒋介石从浙江赴广东辅佐，蒋先生因与陈炯明闹意见，而拒不启程，先生恼火，即由戴季陶亲往奉化劝驾。他们早年为患难之交，起初，思想主张也相近似，故蒋先生对之甚为倚重。蒋得势后，常以不菲钱财予以资助。
蒋先生的地位彻底巩固后，他们的友谊才有所分解，隔膜渐增。
1933年，蒋先生因事致信戴季陶商议，戴复信：“至于兄之苦心大事，则非弟之能为力者，搓手万遍，终无以报。惟谅之。”（《戴季陶先生文存》1502页）
后来，蒋先生因听信戴季陶的建议，软禁胡汉民，为世所不谅，蒋不能下台阶，而迁怒于戴，以为这是一个不好收场的馊主意。软禁胡汉民是在1931年2月。胡汉民欲造成一责任内阁的国家政府，蒋先生则欲统一号令。一个仗恃*支持，一个以新起实力军人自居，5月，蒋先生欲控制国民会议，邀集戴季陶、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邵元冲、叶楚伧商讨对策，人皆无善策，而戴季陶欲对之不客气。胡汉民拒不妥协，戴季陶遂明确主张强硬对待。
于是设鸿门宴将其扣押，而对外宣称展堂（胡汉民，字展堂）近来精神失常。戴季陶往劝之，嘱其勿与蒋先生作对，而宜多读佛书，胡汉民大怒，谓我已成神，何须学佛？《左传》曰，神者，聪明正直而一者。饱学之士吵架，三招两式，精彩得令人眼花缭乱。
西安事变，戴先生又为主张武力*的一派，这一观点的支持者群集何应钦公馆，而蒋先生对当时所有主*者都无好感，盖武力威慑则可，而大肆动武则可能玉石俱焚，此事两人间更增隔膜。
1930年起，戴任考试院院长，确立中西融通的民国文官考试制度，对考试利弊考虑周详。他在报告书中说，那种揣摩窥测的八股文，弊端多多。君主以科举牢笼人才，消磨志气，以致种弱国衰。当专制集权时代，势力为皇亲豪族所有，但造恶者为君主，非考试制度本身。如无考试制度，政治将更加*，人民受害更烈。
在他任上，建立编译局并形成妥善的铨叙制度。自此以后，至20世纪40年代中期，20万以上知识分子受益，即在抗战中也不例外。
戴公是边疆问题的权威、决策人之一。他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前清赵尔丰等的边政恶政。他认为他们专尚霸道，心存偏袒，政策根本错误，以致将最驯良之川滇之间的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的种子。
力敌万钧的政论大手笔
戴季陶文章元气淋漓，真足睥睨一世。其人创力非凡，即30岁以前各体论文，即达百万字以上，其真率处如及时豪雨，其悲愤处似山洪暴发。其论*政体建设之文，头脑清晰，胸次浩然，变繁缛之理为朴茂条畅，为今之下笔喇喇不休之政治学博士所望尘莫及。
戴季陶保有先天的文章自信。1938年国民党在武昌召开全国临时代表大会，大会宣言出自汪精卫手笔，陈布雷等参与讨论。蒋介石认为主旨大体不错，语意略显轻重不当，唯戴先生破口大骂，加以痛斥，说是不特文意措置失当，就是行文也毫不足取，病在芜杂而散漫。汪氏当年有文豪之誉，此时也颇有离心倾向，故影响到文字组织，是可能的，但也不致太过偏弊。但戴先生根本不能谅解，可见其取径之高。
戴季陶的政治评论保有力敌万钧之势。《立宪救国乎 立宪亡国乎？》长文中的一段，可见其强烈的逻辑冲力。他说，政府诸公之意，不过欲图一时苟安之计耳。然岂知外患足以侵其手足四肢，内患足以耗其精血五脏也。其预备立宪也，非真知立宪之足以治国安民，亦唯以搪塞国民而已。其搪塞国民也，无非防国民之反抗而已，其防国民之反抗，无非欲保其身居高处，宴安逸乐之位置而已。而今之热心功名者，不揣其心计其势，竟欲以最无聊赖之请愿手段，而欲得立宪政治之实际，呜呼，政府诸公，岂真愿立宪者乎？苟非有所恐惧，有所自危，则此九年立宪之空语，恐亦不能遂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2）
可以说对专制的目的，因果关系，揭示得淋漓尽致。古今一切专制尽管有种种表现形态，其形神则一，使用的欺骗、诱惑、高压、恐吓的手段则一。
他的文体具有鬼斧神工的变幻能力，忽而是一首骚体诗，忽而是简捷利落的一则短文，忽而又是洋洋洒洒数千字甚至上万字长文。
《库乱中之政治观》，直接说，库乱之原因，由于清政府之不善为治，将其归于政治问题，包括文中屡屡言之的国民性问题，也归根结底由于政治之不上轨道。一个地方的内忧外患，也因政治之不修明，即非*自由的政治观念为构造的政治即为恶政治。所以弥缝一切祸患之根本，在于祛除专制政体。
戴季陶以为，文化是有生命力的，生命力则端赖传统的赓续创新。而创新并不简单等同于复兴。“要把中国文化之世界的价值，强调起来，为世界大同的基础”（《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这和宋教仁的所说，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因子，但缺乏整理归纳，道理是一样，眼光也是一样的阔大深远。
即使对日本的认识，也在其政治维新改革的巨大成功基础上着眼。
戴季陶说，“经书为我国一切文明之胚胎，其政治哲学较之现在一般新说均为充实”，“希望全国人士从速研究以发扬光大吾国之固有文化”。青年的民族观念薄弱，殊不知世界革命的努力当以自己民族的存在和发展为基础。
1912年5月20日 戴季陶身陷文字狱。这一天，《民权报》上发表他的短文，题曰“杀”。文中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可窥其文风之一斑。
不过很妙的是，他虽杀字不绝于笔，杀声不绝于口，大体上活得自在优游，至少不受致命威迫。他和何海鸣等主编《民权报》时，“系自由党全体同人组成”，矛头指向袁世凯所作所为。5月20日公共租界捕房控以“毁谤袁总统”罪名将戴拘捕。捕房以“鼓吹杀人”控告，迭经询明，罚洋30元。
黄兴最初的主张是以暗杀报复暗杀。黄兴在后来给中山先生的信中说：“宋案发生以来，弟即主以其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先生由日归来，极为反对。”现今学界有人以为这个对策不足取，认为黄兴的动作系违法手段。这就可笑了，问题是什么叫做违法手段，难道袁政府暗杀宋教仁乃是合法？合谁的法？
切齿腐心的杀声之中，有的是表达一种态度；有的是真要动刀动枪动炸弹，像黄兴他们的作为。而若戴季陶、雷铁厓等的时评中，对于同盟会内部的喊杀声中，一定是恨铁不成钢，有的是过分夸张的用语，像对章太炎，他们也喊杀，等老章有所感悟，他们又表欢迎了。
他对晚清专制病根的洞彻分析，针针插在专制的致命之处。同时向社会提出最严重的警告：专制的持续肆虐，不仅随时摧毁社会的安全，最终也必将带来国家和人民的灭顶之灾。
他吁求制度性地、尽最大可能地保障个人自由，视人的自由为最高价值，这就绝非止痛片和原地踏步式的改变。他的言论不论多么激烈，最终要表明，目的在达成自由和*，创建人人享受富裕正常生活的大社会而已。要推翻专制，不能仅以军力、实业来衡量，更要以文化的建设，对人类福祉的关怀来充实国力。在贫弱国家，人力这种特殊资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训练不足和欠缺文化的。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必须对整个社会的病情和挽救方法，作出富有远见的判断。这是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良心责任。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3）
戴先生晚年满腔孤愤，哀痛莫名，所谓“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 来自身心两面的摧毁，拥衾枯坐，竟夜难眠，春寒暗侵，感触万端。杜甫诗：两朝开济老臣心。老臣如陈布雷、戴季陶之属，因局势日非而以身殉。
陈其美的经历和心曲
孙中山逝世后移灵南下，有数十万北京老百姓参加，侧面表明民众反对专制企求政改的迫切心情。
同是清代的人，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陈子龙、张煌言不但在思想上反清，而且身体力行以求突破。到了清末的知识分子，刘师培、王国维等辈却不是告密就是体贴皇上。
当时*都支持革命，如丽文之于方声洞。在社会的中下层革命的意识也非常普及，唯独一小部分知识分子从中搞怪。
清末民初是万窍怒号、潮流翻滚的时代。陈其美把触觉深深地扎在下层江湖中，他与发源于清初因抵抗清朝后转入地下的帮会势力相结纳。譬如青洪帮的势力成为他的敢死队，还有一部分沪军势力后来成为他手下的主力。他不是一般的青帮头子，他超越了帮会，将那些已蒙上了灰尘的势力洗刷一新，总的说来，就是提携帮会，恢复正道和大道。他运作秘密会社，真可谓滴水不漏，他头脑清晰，胸怀大略，以恢弘的气势将长江三角连成一片，而他作为策划者、指挥者，整体的战略可谓周密、周全，首先是杭州的光复，然后是推进上海苏州的光复，接着是常州、无锡先后光复，由此打开江南重镇南京的通道。光复南京后，陈其美发布了文告，说是清朝统治二百多年，“淫戮我子妇，搜刮我财货，窃取我政权，我祖我宗，含痛忍耻……以咨丑类者，故斯冀胡贼能为我保护此土也……”
当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从海外归来，陈其美、黄兴等亲往十六铺码头迎接，他并在报上发表专论，说是先生归来，国基可定，新上海光复后一月，当以此日为最荣。当宋教仁主张内阁制的时候，陈其美全盘偏向孙中山而支持总统制，这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山先生的领导地位，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支持态度鲜明，信心坚决。
民国建立后的首度北伐，陈其美与黄兴是最重要的指挥者，他对于募款、武器弹药粮食的安排也表现他对军事的考量，孙中山先生说他“措置裕如，士无匮乏，此其于民国之功，故已伟矣”。
机会不能从期待中得来，应该从创造中得来；即使一时不能成功，亦须创造一种大势，把中国引上进化之路，从陈其美所书写的铭文“死不畏死，生不偷生，男儿大节，光与日争。道之苟直，不惮鼎烹。渺然一身，万里长城”可以看出这样的志节。
孙中山先生的主要助手，同盟会时期是黄兴，初期国民党时期是宋教仁，而在中华革命党时期则是陈其美。中山先生评论陈其美：“于沪上握东南锁钥，其功最大，为吾党健者。志意极为坚锐，掌总务，实能代弟任劳任怨。”
他以为，革命，尽天职之事。今破坏已终，建设方始，建设之道，不可无果。1912年9月，北经京、津时，袁世凯问他的最后打算。答曰：凡有倾覆共和者，我必然反对之；拥护共和者，我当拥护之。其言保有铁血味道。
应桂馨起先是陈其美的手下，陈其美命其护送中山先生往南京。应桂馨曾任卫队司令，又任司务长，而其贼性不改，买菜也要克扣几元几角。后被胡汉民解职。 。。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4）
应桂馨回上海，加入共进会，成员多系青洪帮。陈其美也加入，目的是：“余为之赞助，因青红诸帮革命出力不少，以黑暗之境导入光明，取名共进，亦主此义。”（《宋教仁血案》57页）
陈其美惨淡经营，千难万折。冒万死一生，斡旋中权，赤手反正，使长江上下游一气相衔，最终转移大局，民国之势力乃成，其功至伟。他的手下，多以好男儿自居，身上散发愿为民族牺牲的志气，胸中廓然，只知有国、有民族，不问家业、子女、福禄。好谈兵，好议论古今豪杰成败，其精悍之色，不啻古之岐山方山子。
陈其美本质上仍为一书生、报人，进攻南京时率领上万人部队，分多路进攻。在当时，亦算大手笔。辛亥年间，攻取南京。军火置于首要，他命令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日夜开工，以应前线之需要，并督令制造局造炸弹，工匠赴前线即时修理可用枪炮。他一开始即重视工兵基地，他是文人的底子、军人的成色，当得起“有万夫不当之概，无一事自足于怀”，这是他颇爱书写的一副对联。郑逸梅记钱化佛口述历史，公推沪军都督之际，“有人说陈英士不过一新闻记者，没有军事知识，不能担此任，有人说*国家……都督印遂归英士”。（《辛亥革命》第7册，80页）
结果他在一周内将张勋打出南京，逃至徐州。
二次革命后，党人陷入窘境，陈其美建议孙先生重视东北党务，以作振起、稳定北京，孙先生然之。1914年初，陈其美至大连。联络东北力量。其目的，一是以身殉国的决心，二是到东北筹款。
中华革命党一事，他与中山先生形如胶漆，他的观念完全服从中山先生。1913年末，从大陆逃亡到日本有1000多名党员，需要安置。孙先生此时创办行然军事学社，及东京政治学校，培养打击专制的人才。陈其美与之，频繁见面会商，目的在秘密组党。
因按手印一事孙、黄不和，黄且谓有损*，有失身份。陈其美到处奔走，说服使人赞成。他说：总理领导我们，我们都追随不上，总理如在山顶，我们如在半山，我这两年才算认识总理的伟大，却是太迟了。（《陈英士先生纪念全集》上册卷三）
孙、黄闹僵后，黄兴赴美。中山先生修书两通致之，黄兴回复其一。中山说，望兄能静养二年，俾弟一试吾法（《孙中山全集》第3卷，91页）。出语坦诚、磊落。
黄兴赴美后演说，有谓：“目的不是筹款，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可见其气魄毕竟博大。
1915年2月，陈其美致黄兴信函，洋洋五千言，盼他服从中山先生，并析党情：分子复杂，薰莸同器，良莠不齐，龌龊败类，覆雨翻云……
关于誓约和手印事，陈其美也专门对黄兴解释：深有鉴于前此致败之故，多由于少数无识党人误会平等自由之真意。
中山先生说，党魁犹如傀儡，党员有似流沙。迨夫外侮之来，意见摧败，患难之际疏同路人……若口是心非、貌合神离之辈，则宁从割爱。
一般人对按手印、发毒誓甚反感。实则不然。按手印不一定解决真问题，但若真心干事情，按个手印又何妨？若终极目标在彼，则手印、发誓俱为形式，又有什么关系呢？它是起到约束、鉴别作用的一种不坏的方式。
他分析党人的涣散，思索有以凝聚的方法。党派建设，是走向*政治必须做的前期工作，无可非议。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局势下就建党分派，那可是不合时宜了。过早地建立分支派别，不仅分散了斗争力量，而且党派多了，便形成了“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各自心里有个小算盘，完全丢失了顾全大局的观念，工作上越来越变得消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15）
秀才造反，重文弃武，难免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之讥。回观历史，哪有纯粹秀才造反成功的故事？靠写几篇文章，请几个愿就能把*者赶跑，岂不成了怪事？万事图个阴阳平衡，闹革命也不例外。文武兼备，刚柔相济，才能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其后，党人改变对袁世凯的糊涂认识，决议打击。于是武装斗争推到前台。中山先生说：“国事未定，则吾人须有不可侮之实力，直言之，即是武力。”（《致邓泽如函》）
1915年夏天，遂组中华革命军，陈其美在上海又组东南军。
陈其美的一生，不畏势力单薄，奋力与举世滔滔之蟒蛇虫豸豺狼虎豹相周旋搏战。知行结合天衣无缝。充溢大气魄、详策划、细弥缝、力操作，其手腕可惊。忽南忽北，忽中忽外，参与机密，行侠仗义。奔波之烦，可想而知。精力，智略，皆有过人之处，而成时代耀目之符号，实为不知疲倦的职业革命家。
刺杀郑汝成 陈其美表现卓越
清廷及袁世凯以下愚之智而司国家政治，一有异动，辄开杀戒，法律条款，徒具文尔。北洋军阀的老粗们也多如此，邵飘萍、林白水、李大钊……俱以言论治罪而死。当1914年3月14日国民党议员林钟英、徐镜心、段世恒等5人密谋反袁被捕，林、徐二人旋遭杀害，两天后，奉天国民党人孙祥夫、刘艺舟、马明远在大连的秘密机关被侦破，马明远等旋遭杀害。杀伐可谓肆无忌惮。对孙中山先生则早有暗杀之心，早在1898年10月13日，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即奏请清政府暗杀先生。在奏折中，他把康、梁也归为孙中山羽翼，认为“孙文尚在，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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