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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也是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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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务虚会,叫作品研讨会。画家出了本画集,书家出了本书法作品集,作家出了本散文或小说集,甚至搞通讯报道的出了本新闻作品集,都要喊一班人拢来研讨研讨。所谓研讨就是说好听的话,让作者舒服两个小时。说好话的人可以不翻你的集子,只翻你不薄的信封,也可说出几大筐好话来,好像你的东西好到天上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听不得这些美丽却空洞的吹捧,特别替作者惋惜,花钱买人口水,还不如买几瓶纯净水放家里,天热时可解渴。偏偏有作者受用,我更会为他感到难为情。尤其是轮到我发言了,不说几句好话,辜负作者期望,胡言乱语一阵,又觉得是在哄骗自己和作者,既自欺又欺人。我是木榆脑袋,不想自欺,也不愿欺人,不得不自欺欺人一回,人家没卵事,我却难堪难过难受不已,又相当受回大刑。为免遭刑罚,此类生产假话大话肉麻话的研讨会,我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不管信封有多大。
还有一种叫追悼会的会,能不参加我也不参加。倒不是兔死狐悲,人总有这么一天,没什么大不了的。主要是追悼会的气氛不对,让人别扭。一些有身份的人死后,会弄个治丧委员会什么的,追悼会主持人得将治丧委员们的名字及身份挨个念上一遍,好像委员们的官位越高,死者就越有面子似的。只是我听去,却觉得不是治丧委员名单,而是组织部的任命文件,仿佛有意要气气死者:你不是为官帽奋斗了一辈子吗?听到没有?治丧委员们个个都官帽在顶,你却只能在名字后面加上曾任什么什么的字样,竟然没有一顶能戴着钻棺材。追悼会一项最重要的议程就是做悼词。做悼词的人都是有份量的,一般是死者生前的同僚,彼此身份差不太多。比如死者是单位书记,做悼词的人往往会是局长。两人斗了大半辈子,这下书记死了,局长高兴都高兴不过来,却还要把悼词做得悲痛万分,紧要处甚至声泪俱下。略知底细的人明白这哪是悲痛,纯粹是在幸灾乐祸,那泪水更不可能是悲痛的泪水,明明是喜悦的泪花。盖棺论定,悼词绝对字字溢美,句句赞颂,好像死者比拿破仑更英明,比华盛顿更伟大。拿破仑和华盛顿这样的明主伟人到底不多,悼词难免有些让人生疑。说不准事实正好相反,只不过说着好玩儿的。当然人死为大,不会有谁跟死者过不去,较真去核实悼词里的内容。写悼词和做悼词的出发点肯定也是好的,一是通过歌颂死者,给后人树立光辉榜样,二也是逗死者开心,如果他还有听觉,说不定会突然站起来,抱拳感谢大家给予他那么高的评价。悼词能让死者高兴,我这个旁人却觉得挺黑色幽默的,很替死者感到不安。死者真是贤人,善莫大焉,那么功德自在人心,还用得着在悼词里大吹大捧吗?若无德无能,没任何建树,这么瞎吹一气,岂不是正话反说,挖苦嘲讽死者?照我的肤浅理解,这可是对死者的大不敬。
第一辑 领导也是人(17)
也许是这个原因,每次参加追悼会,我都恐慌得不得了,害怕自己死后,也会被人这么戏耍娱乐一番。若真是这样,还不如开棺戮尸,那只是肉体上的摧残,不是精神上的打击。人死后尸体戮不戮总会腐烂的,精神一时半会儿还有可能不死,尤其是我这种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写出惊世之品传世之作的伟大作家。所以我已庄严写下三不遗书,死后不成立治丧委员会,不开追悼会,不做又假又虚又肉麻的掉词,一把火烧掉完事。如果违背这三不遗嘱,硬把我弄到追悼会上去,供人挖苦嘲弄,开心取乐,惹出我的火性来,我可能会翻脸不认人,愤然从水晶棺里爬起来,撕毁治丧委员会名单,追打写悼词和做悼词的人,叫大家都没面子,下不了台。
·尴尬人·
官场说白了就是一个权力场。官场中有两样东西永远围绕着权力转,这就是人和事。为驾驭好手中权力,当权者必须用好人,同时做几件像样的事。于是有人琢磨人,有人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人,不琢磨事;有人只琢磨事,不琢磨人;有人既琢磨人,又琢磨事。琢磨人得人缘,琢磨事得事功,琢磨人又琢磨事得势。善于琢磨人的人是聪明人,把人琢磨透了,就找到了向上爬的梯子。善于琢磨事的人是能干人,事干好了是政绩,只是凡事往往跟利益有关,事干得多,容易惹出麻烦,事与愿违。善于琢磨人又善于琢磨事的人是魔鬼,可以通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什么都不琢磨的人,要么没人没事可让你琢磨,想琢磨也琢磨不上,要么则是官场混混,混一天算一天。
官场中聪明人和能干人不少,魔鬼也经常可以碰到。魔鬼到底不是常人,此处姑且不论。只说过去我在实职部门当差,难免要跟能干人打交道。这些能干人里有财政局长,也有管财政的政府领导。别看财政局长和管财政的政府领导财权在握,被奉为财神爷,白天有人求,晚上有人请,其实他们也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是管家婆的角色,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为让辖区的干部职工拿到基本工资,吃得上饭,穿得上衣,做管家婆的必须付出超乎其他人的劳动和艰辛。比如政府常务副市长,要常务这常务那,别的人上天入地都难得找得到他,财政局这个地方却常常不请自来。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多如过江之鲫,常务副市长负责发放皇粮,不是闹着玩儿的。别看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每年GDP增长水平都在两位数以上,可不知怎么的,政府还是入不敷出,经费永远都是短缺的。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市县几级政府,领导们最发愁的就是干部职工的吃饭钱,连续数月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司空见惯。什么数字都可估计加统计,多拍几下脑袋就可拍出来,唯独干部职工的吃饭钱得一分一角落实到工资表上去,金库里缺钱,脑袋拍烂了都没用。被逼无奈,只好成立工资发放中心,把预算内外的钱统统集中拢来,先保障工资发放,有余力再做其他安排。各地工资报表往上级财政报送时,政府一把手还要在上面签字,得对工资发放的真实性负责。还有硬性规定,地方发不出工资,党政一把手必须到上级党委政府那里去说明原委,不得有丝毫含糊。
这好像有点耸人听闻,可事实确是如此。这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环境不无关系。政府职能是按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机构越精减越大,人员越分流越多。税收体制和财政体制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成本高,效益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政府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只能在夹缝中尴尬度日。
我写过一部叫做《裸体工资》的中篇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何铁夫就是这夹缝中的尴尬人。何铁夫自然是能干人,不能干也就做不了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常务副县长工作压头,天天要琢磨事,不可能老去琢磨人,难免费力不讨好。何铁夫也知道自己处于利益格局的矛盾中心,才处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希望借主持政府工作的良机,过渡到正式的县长。想实现这个可怜的愿望,至少要能维持县里的局面,也就是说要养得活县里吃皇粮的干部职工,稳定县里大局,否则一切免谈。何铁夫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在财政局长的配合下,将县里的细帐算了又算,亲自找有税源的企业讨税,想方设法打省财政厅主意,争取定额补助,以充实县里金库。何铁夫还真有一手,企业争取不来的定点生产指标被他争取到手,人家请不动的财神爷被他请到了县里,别的县领导平息不了的风波他一出面就能平息下来。他还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民本思想还留在他的骨子里,县里干部教师工作辛苦,连那几个可怜的基本工资都拿不到手,自己寝食难安。当然何铁夫也不是完人,迫于无奈,也得行贿,也得在比自己大的官员面前说些得体的奉承话。
不用说这些都是为了工作,为了县里干部教师那几个裸体工资。照理这样的角色升任正式县长,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何况何铁夫已在主持政府工作。可最后他还是栽了,在就要成为正式的县长的时候。栽的原因很简单,他违规动用了一笔不该动用的资金,给干部职工发了工资。这当然是事情的表面,深层原因还是何铁夫没琢磨透人,最后被自己最信任的合作伙伴使了花枪。不过为使何铁夫或者说为使作者我本人不至于太尴尬,我让何铁夫最后喝到了红颜知己左舒青给他斟的红葡萄酒,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自我安慰吧。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有不少不足,但我表达了官场尤其是市县几级官场的某些真实,再现了官场尴尬人的处境,同时对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问题提出了质疑。这也许就是我塑造何铁夫这类官场尴尬人的意义之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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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1)
·工资为什么裸体·
工资为什么裸体?这个问题可是政府工作的首要问题。
本来裸体是因人而言的。比如有人提倡裸睡,说有益于睡眠和健康。有人喜欢裸舞,可以吸引更多的眼球和门票。有人乐于裸奔,容易产生轰动效应。据说有些地方还时兴裸聚,需聚一起谈交易,不上宾馆酒楼,上澡堂子,像丘吉尔泡在浴缸里接待罗斯福一样,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对方。背后的原因好像是怕对方穿了衣服,身上藏着录音机和针孔摄像头,裸聚可让双方坦诚相见,不用彼此提防。
只是工资不是人,为什么也要裸体呢?
这还得从拿工资的公家人说起。公家人就是官人,国人的“官念”之重,那是世所公认的。涉及到这个官字,自古说法不少。《尚书》说官“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还有点民本思想。《说文》说“官,吏事君也”,那是将官员看成帝王的工具。旧时读书人一心想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是这个意思。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儒生梦里都想着做官的呓语。
时至今日,关于官的说法更多。词典上的正规说法是公职人员,老百姓说是公家人,而官方说是公务员或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其实还是胸无城府的小学生一语破的,官就是管人的,管事的,管钱的。有道是不怕官,就怕管,当了官,不管点什么,那官也就什么都不是。我如今调往一个清水衙门,号称副主席,不管人,不管事,也不管钱,自命为三不管主席。不是不想管,是想管没得管。偏偏朋友见面,说你当官了,要请客。我立马就跟他急,杏眼圆睁,老拳相向,吓得朋友拔腿就跑。
再回到工资问题。大家知道,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构成有些复杂,除了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如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之外,还可按政策规定,另外造册领取工资补贴和生活费、出勤费、误餐费等待遇。工资表上的基本工资是铁定的,政府再穷,也要想方设法发给职工,至于另外造册的待遇,政府有钱就发,确实没钱,发不出也就发不出。中西部经济不发达,不少地市以下政府都比较穷,能发出基本工资已属不错,别的待遇享受不上,早就习以为常,没见谁拿着状子上过法庭。大家便幽默地将这种基本工资叫做裸体工资,也有叫赤膊工资,甚至排骨工资的。大凡人一穷,想象就丰富,富人一般好像不太有文学细胞。
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刚才说的地区差异。几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几乎是投资经济,有投资就有经济,没有投资就没有经济,哪个地方国家的投资和项目多,哪个地方的经济就上得去,地方政府口袋里就有钱,否则只有受穷。政府再穷,可该有的和不该有的机构,有编制的或没编制的人员,却一个不能少。这样一来,吃皇粮的公家人就多,政府自然不堪重负。我曾用四个字来概括国情:人多钱少,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2)
有人说,中国生产不发达,经济不发达,科学不发达,事业不发达,唯有政府机构发达。机构发达的标志是公职人员或说公家人多。本来公职人员的配备,应该是因事设岗,以岗定人,我们却反着来,因人设岗,以岗生事。随便跑到哪个单位去,除了业务部门,还有不少综合部门,什么文秘档案、政策研究、财务后勤、政工宣传、纪检监督、工会老干、青年妇女,都设有专门机构。机构是由人组成的,正副处长一伙,正副科长一群,还不够,还得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一帮,外加普通科员若干,少了谁,都让人难受。
想起英国人诺斯古德·帕金森的庸官理论,说庸官有三条出路:第一条是让位,让能人上,只是让了位,却什么都让了出去,谁都不会这么傻。第二条是请个能人协助自己,这容易被能人取而代之,没谁愿意冒这个风险。最后只能找两个或多个比自己水平更低的庸人当副手,自己稳坐在位置上发号施令。平庸的副手干不了事,也就上行下效,再为自己找几个更加平庸的副手。依此层层重叠下去,庞大的庸官集团和臃肿机构于是形成。
这个帕氏理论多少有些道理,却说得过于直白,显得没文化品位,没谁爱听。还是咱中国人说得好,一个好汉三个帮,既含蓄又有文化,听着舒服。所以随便跑到哪个单位,不论级别高低,不论机构大小,一个一把手,一般都会配三个副手,加在一起正好四个好汉。四个好汉坐到一处,只有半桌,喝酒还得另外找人,的确麻烦,于是配上纪检组长、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外加总经济师(不好叫总经济师的,便叫总会计师或总审计师、总政工师之类),四个加四个,正好八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弄权的弄权,弄钱的弄钱,实在没权也没钱可弄,就弄是非,反正不能闲着。这是一线和前台的领导,还有二线和提前离岗休息的原领导或准领导,什么巡视员,助理巡视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又是一大帮,都是组织上下了红头文件的。
下几个红头文件,也就花些打印费,成本不高,到底如今的乌纱帽既不用纱缝,也不拿麻织。问题是乌纱帽得有脑袋撑着,有多少乌纱帽,必须找出多少脑袋。脑袋都有后脑勺,伸手在那里一拍,拍出来的不是大政方针,就是英明决策;不是最新精神,就是重要指示;不是管理措施,就是收费项目。脑袋两边有耳朵,耳朵不仅要听汇报,听表扬,听领导招呼,还得听有偿电话,听付费手机。脑袋前面有眼睛,眼睛除了出门看天色,进屋看脸色,还要看风景,国内的风景看厌,还得看外国风景。脑袋下面还有张嘴巴,嘴巴要作报告,要发指示,还得抽好烟,喝美酒,并佐以山珍海味。
第二辑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3)
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乌纱帽多,脑袋就多。脑袋总得琢磨些什么,不琢磨人,就琢磨事,或琢磨钱,管人的官,管事的官,管钱的官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管人的时候,唯恐人少,人越多越有权威。管事的时候,只恨事小,事大才能出大政绩。管钱的时候,最怕钱不够,没有钱便没有可钻的地方,那钱眼可比美女靓妹的媚眼还勾人。官来人,人来事,事得来了钱才好办,而天上下雪下雨,从来不下钱,得靠纳税人一角一块往上交。官念难去,谁都想当官,都想吃皇粮,唯独不想当纳税人和孙子,这样花钱的多,送钱的少,工资就这么裸体起来。
·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
道家说,人是无毛的倮虫。
民间有些话语确很地道。比如说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亲信和知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知之颇深,遇事不用明言,一个眼神一个小手势,甚至不用眼神和手势,也能心知肚明,心领神会,民间常说这个人是另一个人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些说法实在是太值得玩味了。
我有部长篇小说叫《心腹》,这心腹其实就是领导肚子里的一根虫。
这根虫当然不是天生就藏在领导肚子里的,是通过不懈努力,好不容易才钻进领导肚子的。怎样才能如愿钻进领导肚子里去呢?说穿了就是要有钻劲,要能铆足劲,死命往里钻。当然仅仅有钻劲还不够,还要掌握钻的要领。钻的要领一般有三:一是要尖,二是要硬,三是要善于寻找下钻的地方,一钻一个准。尖要尖如麦芒,尖如蜂刺,再细的孔一钻就入,没有孔也要钻出孔来。不过光尖还不行,硬度不够,一钻就断,那也是钻不出什么名堂的。人身上最硬的地方大概就是脑袋了,人们所谓的花岗岩脑袋,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只要削尖脑袋,必然钻有成效。如果削尖硬如花岗岩的脑袋,还钻不进去,那就要考虑钻的方法是否得当,得另外寻找恰当时机和新的突破点。有些领导也许确是用铜铁特制的,也大可不必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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