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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源不断的傅作义的思想斗争动态，也增强了聂荣臻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信心。
　　聂荣臻为使北平这个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的破坏，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免遭损失，他就这个想法与林彪、罗荣桓作了交谈。
　　以后他又将自己的想法向中央军委作了电报汇报，获得毛泽东的支持。
　　聂荣臻正是怀着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强烈愿望，参加了这方面的斗争。
　　　。。

第三节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2）
1949年1月8日，聂荣臻来到北平东郊的八里庄，与傅作义的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人张东荪，华北“剿总”少将地政处长周北峰会谈。
　　张东荪说，傅作义要他谈清4个要点。
　　这次谈话，由聂荣臻与林彪共同署名，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
　　他在电报中说：“8日15时我与傅作义的代表张东荪、周北峰进行了谈话……傅对张表示以下几点：（一）平、津、塘、绥一齐解决。
　　（二）要平、津以后能有其他报纸。
　　（三）政府中要有进步人士。
　　（四）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用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的方式解决。”
　　电报中还说：张东荪表示，这4条中前3条是冠冕堂皇的陪衬话，关键是军队问题，要我们详细考虑。
　　聂荣臻在谈判中还问张东荪，傅作义能否下令蒋系部队出城？张说，傅作义讲，中下级军官都是他的人，能控制能保证，如有不服从命令的，傅可以解决。
　　聂荣臻还问：傅作义究竟是何打算？能否永远站到人民解放军方面来，还是跟蒋介石殉葬，或者幻想第三条路。
　　张东荪说：据我观察，傅是决不能打下去了，原因是其主力被歼，美国物资援助无望，城内粮食不能持久，第三条路有人活动过，现在傅没有这个打算。
　　傅是想要点面子下台，称之为光荣的交代。
　　聂荣臻还就这次会谈分析说，傅作义的态度有真有假，真假都很难实现，关键是蒋系军队不会听命于他。
　　拟答复他两条：傅能保证军队听命开出城，则到指定地点缴械；如不能保证，则要傅开口子，扣军官，实行里应外合，否则就军事解决。
　　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军委1月9日复电指示：（一）平、津、塘、绥均应解决，因平、津人民困难大，先解决平、津，后解决塘、绥问题。
　　（二）为使平、津免遭破坏，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军队开出城外到指定地点，照我军的编制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商定具体办法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
　　（三）其他各条都不成问题。
　　9日当天，由林彪、聂荣臻到八里庄同张东荪、周北峰再次会谈。
　　林彪按照中央军委电示精神就傅方提的条件逐条作了答复，只是把双方达成协议的日期推后了一天。
　　聂荣臻则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心。”
　　林、聂讲话后，张东荪、周北峰连连称赞，说按解放军的编制、制度改编国民党军，这个办法好，傅作义一定能够接受。
　　当天他们即返回北平。
　　这次会议以后，双方达成了有共识的《谈判记录》。
　　“记录”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这个限期1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13日也是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1月9日，林、聂又接到由北平地下党员李丙泉转来的傅作义的复电：有关部队问题，“亟须缜密计划，妥慎实施，方可避免糜烂，不违初衷”。
　　“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的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决约定。
　　万一有少部分不听命令，尚需双方在技术上预有商定”。
　　这封电报，林、聂当即转报中央军委。
　　1月10日，聂荣臻又致电中央军委报告：张东荪等回到北平，恰逢郑介民（时任蒋介石政府的国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到北平。
　　据傅冬菊说，傅作义与郑介民谈了3个小时，出屋后傅脸色很难看，以严肃的态度对傅冬菊说，11日不要来他（傅作义）处，快回天津去（傅冬菊时任天津《大公报》记者）。
　　郑、傅谈话声音忽大忽小外屋听不清，估计谈得不甚愉快。
　　聂荣臻在这份电报中还报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上将参议、曾是傅作义老师的刘厚同反映，郑介民抵平，对傅作义没有影响，郑只是给中央军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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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3）
1月11日，毛泽东两次电示林、聂：傅作义拒绝我迫他就范的方针，企图迫我就范。
　　又提出报纸问题、政府用人问题等，好像他代表人民说话。
　　你们应要北平地下党督促傅作义接受我方条件。
　　如傅方不接受，又不接受他自己提出的离城改编军队，那就是反复无常，丧失信用。
　　12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聂：谈判时要驳斥傅方9日来电。
　　北平被围已1个月，谈判如此之久，自己提出出城改编，又借词推脱，企图拖延时间。
　　傅应令天津守军13日全部开出城外，听候处理，否则我军将于14日进攻天津。
　　1月13日，傅作义派了全权代表邓宝珊（时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在周北峰等陪同下来到五里桥。
　　14日，聂荣臻与邓宝珊进行会谈。
　　聂荣臻遵照毛泽东指示精神，会谈时首先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
　　对北平应照原定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体实施步骤。”
　　对天津，傅作义方面是很看重这个砝码的，认为解放军一时难以打下天津。
　　所以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聂荣臻回答：“我们已经下达命令。”
　　邓宝珊自信地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一定会很快打下天津。”
　　这次会谈中，邓宝珊还提出了新的条件。
　　14日当天，聂荣臻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在谈话中，邓取圆滑态度，主要两点（一）过渡期间，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
　　（二）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
　　均为我一一拒绝。”
　　在这封电报中，聂荣臻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有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可能。”
　　天津战役只打了29个小时，我军于15日解放天津，共歼敌十三万余人。
　　我军攻克天津，使傅作义丢掉了一切幻想。
　　因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于16日一起会见邓宝珊，谈判进展顺利。
　　林、罗、聂17日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邓宝珊初来时，我正布置攻津，故聂第一次接见时，采取强硬态度，以说明因傅一再拖延，我始攻津，故傅应负全责。
　　昨晚林、罗、聂同去，则采取和缓诚恳态度。”
　　报告还说：林彪代表我方提出：（一）限本月二十一日，傅部先由北平开出一个军，以后陆续开出。
　　（二）为指挥傅军开出行动，双方成立联合指挥所。
　　（三）这一行动实现后，我方可派军政负责人进城。
　　邓宝珊表示完全接受这些条件。
　　这次谈判后，我方随即派东北野战军作战处长苏静同邓宝珊进入北平，与傅方代表一起，共同起草协议文本。
　　1月21日，双方正式签署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月22日至31日，傅部的两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城，接受改编。
　　整个平津战役至此胜利结束，连同军事打击的歼敌人数，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
　　北平和平解放，完好保存了这座历史名城，使人民生命财产和文化古迹免遭炮火毁坏。
　　聂荣臻在争取和平解放北平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四节在总参谋部（1）
平津战役结束后，聂荣臻于1949年2月1日进入北平。
　　进城以后，作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平津卫戍区司令员，他主要抓了以下几件工作：首先是傅作义25万起义部队的整编工作。
　　由于政策、措施得当，这项任务很快就完成了。
　　二是剿灭华北地区残留下来的近3万名土匪，这项工作到1950年初也基本完成了。
　　三是恢复和整顿平津地区的社会治安秩序。
　　这项工作比较复杂，特别是他担任了北平市市长、市军管会主任以后，这方面的主要任务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但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在各级领导的共同努力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这项任务也较好地完成了，为新中国定都北平，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保障条件。
　　1949年6月，聂荣臻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兼任总参谋长的周恩来进行工作。
　　1949年10月，聂荣臻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副总参谋长，因总参谋长徐向前病休，随即任代理总参谋长。
　　新中国百废俱兴，周恩来工作很忙，所以从1949年6月起，聂荣臻就实际主持总参谋部的工作，一直到1954年粟裕任总参谋长止。
　　总参谋部当时面临3项主要任务：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和1950年以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这3项工作经常交叉进行或齐头并进，所以任务是很繁重的。
　　为了应付这些繁重的任务，聂荣臻采用了每天开碰头会议的工作方法。
　　每天早晨他先到作战部看各方面的情况报告，8点就召集各部负责人开碰头会议，把要处理的各项工作经研究决定后分头去办。
　　这种会议，经常邀请有关的军兵种的领导人参加，称联席会议。
　　联席会议和碰头会议，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大家都很赞成。
　　辽沈、平津、淮海3大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正规军总兵力大约只剩下180万人左右，还有地方保安部队及游杂武装几十万人，而且基本上都退到了长江以南地区。
　　协助中央军委领导，指挥和部署各野战军，消灭这180万国民党残余部队，和几十万地方游杂武装，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一项任务。
　　当时主要的作战行动，都是由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的。
　　总参谋部则在情报保障、电文的上呈下达等方面起协助作用。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各野战军随即向国民党残余军队发动猛烈进攻。
　　1949年7月，第一野战军先后举行了扶、兰州、宁夏等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三十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
　　8月至10月，第三野战军举行了福州、漳州、厦门战役，歼敌10万，华东沿海大陆全部解放。
　　7月至12月，第四野战军先后举行了衡（阳）宝（庆）、广东、广西战役，共歼敌四十余万人，解放了中南广大地区。
　　11月、12月，第二野战军举行了解放贵阳、重庆以及成都、滇南、西昌等战役，共歼敌93万余人（含地方部队和游杂武装）。
　　1950年3月至5月第四野战军解放了海南岛、万山群岛；第三野战军解放了舟山群岛。
　　至此，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岛屿以及西藏而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中国全部国土，结束了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行动。
　　1950年6月，聂荣臻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说：自1949年4月我军举行渡江（长江）战役以来，已经解放了除西藏、台湾、金门等以外的全部国土，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3万人，非正规军和土匪98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作战中，聂荣臻对毛泽东采用大迂回大包围“关起门来打狗”的作战指挥艺术，极为钦佩。
　　1949年10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全军“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任务。
　　

第四节在总参谋部（2）
聂荣臻率领总参谋部的同志，为完成这项任务，进行了夜以继日的不懈奋斗。
　　1950年，军队总人数已发展到550万人。
　　战争已基本结束，国家经济建设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都需要钱，显然保持如此庞大的军队是不必要的。
　　1950年5月，聂荣臻在全军参谋会议上宣布，军队精简150万人，保留400万人。
　　一次要裁军150万，无疑是件极为复杂的工作。
　　为此，军委和政务院于1950年6月联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
　　随即就成立了军委和政务院共同组成的复员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聂荣臻为副主任。
　　为完成好任务，聂荣臻要军队各级领导务必做好思想工作，说明复员后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是项新的光荣任务，使复员士兵高兴地离队，思想不通的可暂不离队。
　　军队还要协助地方政府做到务必使每个复员军人都各得其所。
　　他还到7月召开的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作报告，动员地方各级领导大力支持这次军队复员工作。
　　由于工作深入，这次大规模的复员工作进展顺利，短期内使几十万军人复员到了地方。
　　后来，朝鲜战争爆发，这项工作未进行到底，有的复员军人因工作需要又回到了军队。
　　1952年1月初，聂荣臻向毛泽东报告，为进一步精简部队，建议以40个师约40万人集体转业到铁道、水利、林业、建筑工程、农垦等经济建设战线工作。
　　毛泽东1月4日即批示：这个计划很好，以40万部队转业到工程和屯垦战线是完全可能的，应即刻筹办。
　　由于大规模的复员转业工作进展顺利，聂荣臻得以在1954年12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宣布，确定全军总定额为350万人。
　　军队如此规模的精简整编工作，对本身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军队要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就要加强军队领导机关建设和军队院校建设。
　　为此，聂荣臻1950年3月向毛泽东写报告：（一）继续加强海军、空军司令部建设，筹建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司令部，并提出了军兵种领导人选建议。
　　（二）总参作战部建立军务局、测绘局，情报部以军委一局、二局合并组成，组建通信部、军训部、军校部。
　　（三）总后勤部组建军需、军械、财务、运输、卫生部。
　　（四）筹建总干部部。
　　（五）加强航空、海军、防空、测绘、机要学校和军医大学，筹建正规的炮兵、工程学校。
　　（六）筹建军事学院，成为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训练中心，深造军队高级干部。
　　此前，1949年11月，他向毛泽东写了创办海军学校的报告。
　　1952年3月，又向毛泽东写了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这些报告都获得批准。
　　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机关的创立或加强，各军队院校的创立或加强，都大大推进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
　　军队要正规化、现代化，必须有统一的规章制度和编制体制。
　　为此，聂荣臻领导总参谋部做了大量工作。
　　1950年初起，聂荣臻就要总参谋部起草各种条令、条例，以便部队有所遵循。
　　总参谋部当年就编写出了步兵操典，发全军试行，虽然很不完备，但总算有了一个比较适合我军传统和现状的步兵统一操典。
　　总参还组织班子编写了内务、队列、纪律条令，用了约1年的时间起草完成。
　　1951年1月，聂荣臻奉毛泽东之命，批准以总参谋部命令的形式颁布了这3个条令，发全军试行。
　　1950年8月，聂荣臻发布了《关于建立值班制度的命令》。
　　命令说：自即日（8月28日）起，总参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及空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都要建立不分昼夜的24小时值班制度，有来自各地的长途电话和军委首长电话时，要随叫随到，不得延误，值班人员接到上述电话时，要进行登记，以备查考。
　　

第四节在总参谋部（3）
1953年1月，在聂荣臻出席的第十次军委例会上，讨论了军队实行军衔制、薪金制、制定兵役法等问题。
　　随后聂荣臻即担任编制委员会、军衔委员会、兵役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
　　他组织总参谋部的有关同志编写这3方面的文件，数易其稿，终于获得批准。
　　1955年，我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
　　前述几项制度的实施和逐步完善，使我军在正规化、现代化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几步。
　　部队编制方面，由于战争年代各大战略区的情况不同，所以有许多不统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