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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的非常之路-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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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今后必须把游击战争开展到“敌后之敌后”去，正规军要这样做，地方军更要这样做。
一切强调敌后据点、公路的稠密，堡垒、沟墙的封锁等等困难而不敢积极去活动，或不设法配备干部组织部队去活动，都是不对的。
这次高干会议以后，各地区都掀起了对敌斗争的新高潮。
首先是在北岳区，各军分区划分了到敌后活动的地域，派出主力部队的1/3到1/2的力量，组成多支武装工作队，分散穿越敌人封锁线，到指定地区活动。
当时敌人的封锁沟已加宽到4米至9米，深达5米到6米，有的沟里引进了水或埋设了地雷，不少地方还砌了高达7米至10米的封锁墙。
堡垒的密度也有较大的增加，有些地方4平方公里之中即筑有二十多座堡垒，有的一个村庄就有十几座堡垒。
日伪军沿沟、墙日夜巡逻，一有情况立即报警，堡垒中的敌人彼此呼应，组织力量堵截或合击。
武工队深入敌后，封锁线外的群众，见到自己的队伍又回来了，都非常高兴，想方设法掩护武工队的活动。
12月，在一周之内，逮捕了六千多名伪组织成员，伪军、伪组织的瘫痪瓦解，使那些死心塌地和犹豫观望的伪军政人员惊恐不已。
当敌人发现八路军大批武工队突破封锁线并在各村庄积极活动的情况，就从各据点拼凑几十人到二三百人的“###队”，进行奔袭合击。
武工队一般采取分散隐蔽、灵活转移的办法，使敌人经常扑空。
条件有利时，就反袭击“###队”，使其损兵折将而败归。
正当八路军向敌后顺利挺进时，日伪军对北岳区的“扫荡”突然停止。
聂荣臻思索着敌人的用意，得出的结论是企图吸引武工队返回北岳区。
他决心不为所动，继续组织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
敌人见此计不成，就重新沿已有的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蚕食”推进，企图沿北岳区四周建立第二道封锁线。
聂荣臻指示，主力部队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沿封锁线两侧积极开展交通破袭战，使敌人疲惫不堪，建立第二道封锁线的计划大多落了空。
从1943年1月中旬起，敌人再次改变策略，集中较大兵力与人力、物力，沿平汉路西侧封锁线积极筑堡，向北岳区东部边沿平原地区推进。
聂荣臻于2月3日发布训令：敌人这种“蚕食”方式的改变，旨在彻底切断北岳山区根据地与冀中平原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各部队要分配作战活动区，控制制高点，正面打击“蚕食”推进之敌；另外，还是要组织兵力挺进到敌人后方进行积极的游击战，这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措施。
第八节向敌后之敌后挺进（3）
经过二十多天五十多次的战斗，敌人的阴谋又告破产，被迫再次改变作战部署。
敌组织较大的兵力，突然奔袭“扫荡”某一地区，将八路军赶走，随后驱迫大量民工，携带物资器材，突击筑堡，企图站稳脚跟，再向四周“蚕食”。
这就是所谓的“跃进蚕食”。
2月21日，聂荣臻就此指示各部：对敌人的“跃进蚕食”，我方初期应以小部队、地方武装，在敌人周围袭扰，迫使他们分散兵力，然后用各种办法驱散和抢救民工，破坏物资器材，使敌人无法挖沟、筑堡。
在敌人兵力分散时，八路军集结主力，打击孤立或力量较弱的敌人。
在地形有利的地区，组织顽强防御，以尽量杀伤和迟滞“跃进蚕食”的敌人，并尽量组织夜袭，疲惫敌人。
敌人孤军突出，经常被我军突然袭击。
民工都是被强迫来的中国人，他们大多积极配合八路军，一打就散，甚至不打自散，任意抛弃物资器材或主动交给八路军。
有的地方，一次就驱散民工达一万多人。
这样，“跃进蚕食”的敌人就失败得更惨。
这种你来我往的反复斗争，到1943年春末夏初，北岳区逐渐摆脱被动困难的局面，共恢复和新建了一千六百多个村政权，使许多地方成为根据地或游击区。
贯彻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方针，对冀中区、冀东区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冀中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歼日伪军近四千人，恢复村政权达三千五百多个。
使日本侵略军在冀中重又陷入中国人民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冀东部队向“敌后之敌后”挺进，开辟了滦河东和北宁路南两大块平原游击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大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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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经过8年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5年9月9日，聂荣臻回到了当时已被我军解放的张家口，仍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此时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已改称晋察冀中央局，由聂荣臻任书记。
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饱经战火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能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
但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国民党当局，却蓄意制造种种事端，把内战的烽火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头上。
所以，一回到晋察冀，聂荣臻就忙于投入争取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率部占领了原本由八路军驻守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卓资山、集宁等绥东、绥南大片地区，并继续向张家口方向推进。
中央军委指示，为反击傅作义部的进犯，命晋察冀军区抽调3个纵队、晋绥军区抽调5个旅的兵力，发起绥远战役。
10月15日，聂荣臻率部西进。
两区部队取得了许多胜利，到10月底完成了对归绥的包围，11月中旬，又完成了对包头的包围。
傅作义的主力，被包围在这两个战略要点里，凭坚城固守，作困兽之斗。
但由于我军当时装备差，缺乏重武器，部队训练少，兵力上又不占绝对优势（我军总兵力53万人，傅部47万人），再加上严冬降临，我军后勤补给线长，给养补给困难，未能攻克归绥、包头。
12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聂荣臻下达了结束绥远战役的命令，并于12月下旬回到了张家口。
绥远战役历时两月，歼敌12万余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大片失地，但未能达成歼灭傅作义部主力和解放绥远的战役目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全面内战。
聂荣臻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战略意见的建议。
建议提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3大战略区，应集中力量打下山西，使三区连成一片，以便腾出兵力对付周边的国民党军队，为此，晋察冀拟采取“西攻东防”的作战方针。
两天后，中共中央复电：“你们的战略意见是正确的。
国民党大打后，你们的基本任务是保卫地方与夺取三路（平绥、平汉、同蒲路）四城（大同、太原、石家庄、保定），首先是打下平汉路和石家庄、保定。”
对此，聂荣臻认为，单靠晋察冀的力量要完成这项任务是困难的，建议与晋绥军区配合，先打下大同。
建议获中央批准。
7月，晋察冀与晋绥军区配合，发动了晋北战役。
经一个多月作战，歼敌八千多人，解放了晋北大片地区，孤立了大同。
随即发起大同、集宁战役。
大同、集宁战役是由聂荣臻统一指挥的。
8月2日，他到阳高主持了作战会议。
会议确定：组成野战军指挥机构。
以晋绥军区张宗逊任司令，以晋察冀军区罗瑞卿任政委，杨成武任副司令，在前线统一指挥。
确定的战役部署是：以5个旅围攻大同，力争尽快攻克大同，以4个旅部署于大同北的集宁地区，歼灭傅作义可能来犯的援敌。
大同是座坚城，易守难攻。
我军在当时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打了一个多月，只是肃清了外围敌人，未能攻克大同。
不出所料，9月10日，傅作义的3个师救援大同，被我军包围于集宁，遭受重创。
傅作义又以1个师增援集宁被围之敌。
此时，我前线指挥员处理不当，不是一鼓作气，先吃掉被围在集宁的敌人，而是以大部队掉头去打援敌1个师，致使失去了歼敌良机。
傅部4个师在集宁会合，我部处于被动态势。
为避免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聂荣臻9月13日下令我军撤离集宁，9月16日又下令撤围大同。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2）
大同、集宁之战失利，此时北线承德已于8月28日弃守，张家口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形成。
聂荣臻认为，我军作战，一向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一城一地的得失为主。
为此，他于9月15日，在晋察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
报告指出，“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放弃，但绝不能轻易放弃。”
9月16日，聂荣臻又向中央军委报告：“坚守张家口或主动撤离张家口的两种方针……拟在敌人进攻（张家口）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18日中央军委复电：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集中主力在适当地区歼灭进攻之敌一部。
“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同时疏散张家口的机关和物资。
遵照这一指示，9月20日，聂荣臻发布了《关于保卫张家口战役部署的命令》。
命令规定：以8个旅部署在张家口以东地区，国民党军来犯时，在运动中一次歼灭他1至2个团，争取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在西线柴沟堡地区部署3个旅，与晋绥军区部队协同作战，以阻止傅作义、阎锡山部的进犯；以6个旅部署在保定以北的平汉线北段，实施钳制性作战。
张家口保卫战打了12天，共歼敌2万余人。
后来由于傅作义部以2万重兵，又以骑兵为主，由集宁以东快速穿越数百里草原，突袭张家口北部重镇张北市。
在这一地区敌我兵力悬殊，我军不得不于10月10日撤离张家口，使张家口失之过早，未能达成歼灭更多敌人的目的。
综上所述，绥远战役、大同、集宁战役、保卫张家口3次战役都未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的，晋察冀军区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初期作战，显然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
面对诸多重大难题，聂荣臻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争取战略主动权。
张家口是当时我军保有的最大城市。
撤出张家口，许多人为之惋惜，议论纷纷，有些人甚至有埋怨情绪，影响士气。
这对我军的尔后作战极为不利。
为统一思想，以利再战，聂荣臻决定于10月22日至11月1日，在涞源召开了晋察冀中央局扩大会议。
聂荣臻在会上讲话中说：张家口两面受敌，敌人兵力占优势，我们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是守不住的，硬守就会被动。
“从战争全局来看，从敌强我弱的形势来看，我们应该审时度势，着眼于未来，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应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目标。
可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丢掉张家口看得过重。
我们暂时的放弃张家口……没有什么了不得！”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我们主动撤离，就摆脱了被动，取得了行动自由，可以在运动中逐步消灭敌人，最后取得完全的主动。
对张家口失之过早，聂荣臻承担了责任。
他在会上检讨说：“西线情况并不知张家###傅作义，原来战役布置是敌人（指阎锡山）在柴沟堡与傅会师。
故我估计怀来未下傅不会来，我即控制柴沟堡一线，这是情况判断错误之处。”
他又强调说，今后我们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一步团结发动群众，坚持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方针，更加主动地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就能从根本上扭转晋察冀地区被动的军事形势。
涞源会议之后，大家的思想逐渐统一了，斗志又逐步振奋起来。
紧接着，中央局指示各地，大量动员群众参军，短期内有三万多新兵补充到野战军，增强了战斗力。
撤出张家口，和涞源会议统一思想认识，是聂荣臻争取战略主动权的重要一步。
1946年11月上旬至1947年2月下旬，聂荣臻指挥所部，在平汉线保定南北地区，连续发起了易（县）、涞（水）战役、满城战役，保（定）南战役，与国民党第九十四军、五十三军以及侯如墉的保安第五纵队等地方武装鏖战。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3）
我军由于着重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明确，所以在作战中能多次整团整营地歼灭美式装备的机械化部队。
近3个月中，仗打得有声有色，共歼敌22万人，解放了望都、王京、完县、定县、新乐等许多据点或地方，受到毛泽东赞扬。
毛泽东在1月29日致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连续攻克望都、新乐、定县，歼灭侯如墉等部甚慰，望对指战员予以嘉奖。
你们已在平汉线取得主动，望在今年上半年用围城打援，各个歼灭之方法，将平汉线上蒋系各军基本解决……”一连串的胜利和毛泽东的嘉奖，使晋察冀指战员深受鼓舞，士气大振。
聂荣臻很高兴。
1947年3月，为贯彻中共中央2月发出的《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指示，由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安国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的议题，除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之外，中心是军事斗争问题。
聂荣臻在会上说：我们决心实行大踏步的进退，主动向敌人兵力薄弱的点线出击，求得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按照这个精神，经过充分研究，安国会议决定，军事上下一步的行动就是打正太路。
聂荣臻认为，这个决策，可以避开敌人30个师麇集的平津保三角地区，正太路敌人兵力薄弱，有利于我们各个击破，歼灭敌人。
而且石家庄周围属孙连仲管辖，正太路沿线属阎锡山管辖，由于国民党军阀的痼疾，他们不会相互救援，有利于我军攻打比较薄弱的敌人阎锡山部。
据此，聂荣臻确定的战役部署是：第一步围点打援，先消灭石家庄周围几个县的敌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由北面赶来救援的敌人。
第二步，如北敌不敢南援，则在孤立石家庄后，沿正太路一直向西进击阎锡山部。
为郑重起见，在部队行动之前，聂荣臻亲临前线，组织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到预定战场进行侦察。
在确信情况已明之后，他下令4月3日起，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石家庄以北进攻，第四纵队向石家庄以南进攻。
4月10日，第四纵队在冀中军区部队配合下攻克栾城，4月12日，第二、三纵队攻克正定。
初战获胜，毛泽东4月15日致电聂荣臻等说：“第一期作战胜利，歼敌万余，攻克数城甚慰，全军将士应予传令嘉奖”。
4月14日起，国民党第九十四军、十六军、九十二军以4个师兵力，进攻大清河以北解放区，意图迫使我野战军停止在石家庄的进攻行动，回师北援。
聂荣臻听了情况报告后认真作了分析，认为敌人在“围魏救赵”，可以不予置理。
于是他命令冀中军区部队，在民兵密切配合下，用各种办法抗击大清河北敌人的进攻，野战军主力则不为所动，按原定计划，坚决西进打正太路。
正太路战役进展顺利。
第三纵队于4月16日经14个小时激战，攻克井陉城和井陉煤矿区，25日又攻克正太路天险娘子关，尔后直逼阳泉。
与此同时，第二纵队攻占获鹿、盂县，进逼寿阳。
见正太路危急，阎锡山调兵遣将，在阳泉增兵至11万人，在寿阳集结12万人，企图与我军决战，以解救危机。
5月2日、3日，我军3个纵队紧密配合，英勇作战，把阳泉、寿阳之敌大部歼灭，攻占这两座城市。
至此，正太路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5万人，控制了正太路一百八十多公里，解放了沿线7座城镇，使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连成一片，又孤立了石家庄，完全实现了预期的战役目的。
毛泽东对正太路战役的打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在4月22日给聂荣臻等的电报中说：“你们现在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去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既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的作战政策。”
第一节争取战略主动权（4）
正太路战役的胜利，标志着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已由战略被动态势争取到了战略主动权。
从此，晋察冀野战军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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