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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不仅勇于承认，还多次以党的决议的方式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并公布于众，曾公开发表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运用*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建国后32年来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作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地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方面的正确与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历史原因；对党的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作了正确、公正的评价；实事求是地评价和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上的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
　　这一决议和1945年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起，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两个最为重要、最为权威的内部历史文献，都起到了对有争议的党内历史问题作出结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对未来发展提供指导理论等一系列重大作用。）。
　　奈：看看一些个别的案例我们几乎就能证明事情的正确与否。虽然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对此我们还有几个理由要提出质疑，但这是另一回事），可是中国人民在经济上境况更好。如果你不能使你的孩子们吃上饭，选举对你而言又有多少意义呢？
　　多：依我们看，中国体制里危险性较大的唯一问题是，如果领导层不好，那是非常糟糕的。如果某党在横向*国家里治理糟糕，它在下一次选举时就会落选。但是，有人向我们解释，中国人是在更大的层面上，在历史的具体环境里看问题。如果体制不好，它最终会被淘汰。我们大家都同意“中国模式”是一个进行中的模式，它展现的成果是毫无疑问的。但在商业中，对于好的东西的记忆是短暂的，重要的是现在。
　　赵：“*”是中国共产党犯严重错误的一个例子和重大教训，如何防止重犯这类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重要课题。事实上，中国的政党制度严格地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就是说还有一些党不仅参政，而且对共产党进行*监督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能。更重要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制度，如果它脱离了人民的支持，那这个制度一定会失败。这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未来也将如此。
　　多：从长远来说，确实如此。但短期来看，有时候不是这样。
　　赵：　换句话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如果国民有做主人的意识，他就不会容忍一个不符合人民意愿的政府。这应当是一个真理。
　　奈：我们认为现在的“中国模式”恰得其所，刚刚开始，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至今所有的指标都是中期的。我看好“中国模式”有利于中国的继续发展，是因为它获得了中国公民的极为广泛的支持，因为它杰出的、前所未有的成功。没有理由来臆断“中国模式”在短期或者中期之后，当人民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时，不再进一步发展并变得更加成熟。“中国模式”要接近完善还需要很长时间，但是未来成功的方向已经牢牢地确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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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赵：前面我们曾经谈及西方媒体，他们认识中国往往沿着一个习惯的方向，所以容易导致观点不准确。你们认为认识中国不准确的原因还有哪些？其中也包括中国的问题。
　　奈：我想说一个最实在的、最根本的真实情况：在其他国家，很多普通人对中国并不感兴趣。你可以设想一下，比如说他生活在奥地利、瑞士或者住在美国的得克萨斯州或加利福尼亚州，对普通人来讲，他最关注的实际上是生活中最迫切的和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像家庭的问题——他可能要还房屋的贷款，像体育新闻。他最关心的总是他身边发生的一些对他产生直接影响的事情。你要对一些新的东西感兴趣，或者对其他国家感兴趣，一定要有特殊的理由才行。而一般人的兴趣不会特别广泛。也许会有20个，或者在20至40个之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这些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其他国家的人也会对中国越来越有兴趣。但是，仍旧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中国有兴趣。所以这也许就是我们的一个起点，我们怎么从这里开始作出行动。
　　赵：中国在许多年以前是处于世界舞台的边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讨论战后问题的时候，如雅尔塔会议，可以有美国、英国、苏联的领袖参加，而中国不能参加，却决定了战后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问题。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逐渐地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中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所以，尽管在普通人当中关心中国的人可能是较少的，但是在政界和传媒界却有很多人大为关注中国了，因为中国发生的事情有的时候往往是关系到世界的事情。
　　从中国本身来看，在二三十年以前，除了像《人民日报》、《中国日报》这种大报纸，中国一般的报纸上国际新闻和国际评论是很少的，许多中国人也并不关心外国的事情。但是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重要性的增加和国际形势变化对中国影响的增加，中国人开始关心外国的事情了。当我们手里没有美元的时候，我们并不关心人民币和美元的比价。但是现在我们许多人手里都有美元了，因此就会关心美元的动态。不过他们关心的角度会有所不同。外国关心中国的人也开始由上至下慢慢在扩展。我想是这样的情况。
　　多：我不太赞同刚才约翰提到的，说其他国家的人对中国不感兴趣。其实不是他们不感兴趣，而是感兴趣的方式不同。我想打一个很形象的比方。我们可以把世界看做一个大社区。中国原来住在郊区，人们并没有太注意。突然间，中国进入了他们社区的中心。不仅如此，中国这个新邻居还提高了自己的嗓门。于是乎，在这个街区里的邻居就会对你有种种猜疑，他们会窃窃私语，种种流言就会四处流传。有人会说：“这个新邻居，丈夫好像在虐待妻子。”又会说：“这个家虐待儿童。”在这种流言四起的情况之下，怎样才能让这些邻居知道真相呢？那么，中国作为一个新来的邻居就应该敞开你的大门，邀请周边的邻居到你家来参观，看看你家庭的成员是什么情况，看看你家里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些人看了之后可能会意识到，原来丈夫并没有虐待妻子，也没有压迫或虐待他的小孩。他们只是有点害羞，并没有压迫的事情。这样，你通过和你周边的邻居进行对话，也许能够帮助这些邻居更好地了解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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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常向邻居讲真实的故事
奈：我在《高科技·高思维》（《高科技·高思维》，约翰·奈斯比特等著，尹萍译；　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书中对科技发达的现实社会提出了新的预言：人文企业将成为未来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发展大趋势；基因工程比电脑业更具震撼力，它可能主宰未来，使人类可能掌握自身进化的过程。）一书中也提到了：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生态系统当中，如果你引进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个新的物种会彻底改变原有的生态环境。所以，就像多丽丝提到的，当中国出现在世界社区里时，旧邻居们——已建立的政治强国也开始说闲话。这个新邻居影响越大，闲话也就传得越广泛。
　　赵：好生动的比喻！中国走到世界舞台中心之后，应当向邻居说明我们将在家里做什么，将对周围环境做什么，需要经常对外表达。七八年以前，中国政府的各部和地方政府没有经常性的新闻发布，现在已经进行了改革。现在他们都会非常及时地向国内和国际通报新的政策或某些新发生的情况。以往我们不太愿意讲故事，或者是讲不好故事，因此给别人先讲中国故事提供了机会。而别人讲的故事可能会失真，我们再去修正也难有效果，“先入为主”，中外都是如此。现在中国也开始经常讲故事了，但一定要讲真实的故事。如果讲不真实的故事就不如不讲，那完全是负面的作用。
　　中国人即使是讲真实的故事，但可能用的是Chinglish，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外国人不懂。中国有一个很感人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爱情故事　“梁山伯与祝英台”，但是如果用原来只在江浙一带流行的越剧去演唱的话，到了北京人们就听不懂了，到了外国更不易理解。后来，把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用小提琴协奏曲来表达，成功了，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流传到国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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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多：我刚才提到怎么样来沟通和理解。我又想到了一幅新的图景。比如说在北极附近居住的爱斯基摩人，因为他们生活在冰天雪地的世界，所以他们描绘雪的词特别多，比如说有30个词来描绘雪。再比如说，在非洲沙漠里有一个部落，他们生活在沙漠环境中，他们可能有30个不同的词来描述沙子或者石头。当爱斯基摩人和非洲沙漠部落的人遇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很难沟通。爱斯基摩人脑海里想到的是冰天雪地的情形，而非洲沙漠部落里的人想到的是一片沙漠，一片荒芜。他们想到的是不同的图景。在这种情况下，要打破这种交流上的障碍，就要寻找一个他们能够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食物和水。因为不论谁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都要去寻找食物和水。要寻找他们能够共同理解的话题。
　　赵：如果在大学里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的学生一定会很感兴趣，就会深究“语境”（context）的内涵。实际上，中国人用的词汇和西方人用的词汇有一部分的解释是完全相同的，如物质名词：原子、分子、桌子、椅子。但是只要和思维有关，和人的感情有关，那可就相差较远了。比如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他原来是用德文写的，该书的英译者在他的前言中特别强调德文和英文的差异，比如说智力、意志、精神这些词都不能一一对应，因此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英文版和德文版还是有区别的，英译本是穿上英国衣服的《历史哲学》。实际上，德文和英文比起德文和法文等语言还是比较接近的。即使这样接近的语言，翻译起来都有难以逾越的困难。由此可以想见，由于中文和西方语言的巨大差异，在文化上、语言上的不可翻译性的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对话会显得尤其困难。
　　多：我百分之百赞同您的观点。有位哲学家曾经说过：人们好像有一种惯性，并不想去认识新的事物，而往往是根据自己已知的来判断事物，根据他已有的观念来作出判断，而不是重新去掌握新的知识。
　　赵：确实，温故而不去知新，应当是认识过程中必须避免的偏差。实际上，中国人用的字典和美国人、欧洲人用的字典有很多解释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市场经济”。在30年前，中国人认为它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是一种落后的经济制度。但是现在不同了，在中国现在的字典里的解释变化了，由此也使中国人理解资本主义更多一些。又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奈插话：是一本很好的书。）以前，我们不大读这样的书。现在，中国在*的指引下开始采取了许多市场经济的做法，实际上我们改变了在30年前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奈：我还想举一个例子。差不多在一年前，就是2008年的时候，我在天津大学给一些学生做报告。当时很明显全球金融问题已经越来越严重了，金融危机已经初现端倪了。有一个学生就问我：美国将如何应对这次金融危机？如果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应对大萧条的时候相比，会有什么措施？当时我沉思了一下，然后说：“可能会采用一些社会主义的做法。”比如说向企业注资，这是采用社会主义的做法。简单地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美国实行的是有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在向前发展，而美国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向前发展。也许会有交汇的地方。
　　

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
赵：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沟通，刚才说过是跨文化的沟通，才有好的效果。中国人需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西方人也要有跨文化交流的本领，都不要另眼看待另一种文化，这样就容易了解对方的真实的情况，包括真实的心理、真实的思想。
　　要逐步减少跨文化交流的困难，就得克服思维的惯性。比如说对中国的看法，由于中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因此许多西方政治家摆脱不了冷战思维，这个思维的衰减确实是很慢的，甚至会以当初观察斯大林和杜鲁门时代的观点来观察今天的中国，不可避免地是错误的。
　　这种意识形态的鸿沟会使人产生偏见。我曾经和一位美国著名的犹太人组织的领袖有过一次对话。我说，我很钦佩两个犹太人，一个是*，一个是爱因斯坦。他回答我，您只说对了一半。也就是说，很多其他民族的人至少认为*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但是他作为同胞，却不承认*。这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而否定了自己民族的杰出代表。
　　奈：这个故事很有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多：我们的讨论已经渐入佳境，已经逐渐深入，我还想回到我前面提到的邻居的例子。一个邻居搬入一个新的街区的时候，周边的邻居就会散布很多关于这个新邻居的种种谣言，也许有很多邻居先入为主地接受这些谣言，日后才会发现事情的真相。而这个新搬入的邻居可能也有一些历史包袱，应该如何来面对？我认为有两种方法：一种当然是报喜不报忧，你只说你光彩的一面，不说你过去的那些事情。还有一种是坦诚面对：我有很多有光彩的地方，但也有一些不光彩的事情。当然了，这样做也并不容易。比如说奥地利，从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的历史中走出来，整整花了50年的时间，才坦然地面对了它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是，现在周边的邻居就要求这个新邻居立刻坦白一切，而这个新邻居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自己家庭内部的历史。
　　赵：这使我想起了孔夫子的一句话：“德不孤，必有邻。”（语出《论语·里仁》。）中国人相信如果自己品行好，就一定能得到邻居的理解，有好的邻里关系。
　　奥地利人很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那段历史之后，会给奥地利带来新的荣誉。中国有一句话叫“放下包袱，继续前进”。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有时也会幽默地说：希特勒不是我们国家的，而贝多芬是我们国家的。
　　您喜欢用邻居的例子，我把它再发挥一下。在一个社区内，某一个家庭有内部矛盾，也许要离婚了。这时候，让这个家庭团结起来的办法就是去和邻居吵架。当和邻居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家庭的内部矛盾就消失了。在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有两位金融界重要的人物说，都怨中国人，因为他们买了美国太多的国债，让美国人觉得自己有钱，因此无度地花钱。因此，当家庭内部有了矛盾的时候，就去骂邻居，这是个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奈大笑）
　　多：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人就失去了他们过去的敌人，就没有靶子了。
　　奈：我曾经私下里会见过一个俄罗斯官员，他提到，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曾经对一位美国人说：“我们将对你们做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拿掉你们的敌人，我们会让你们失去靶子，失去敌人。”因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就没有它既定的敌人了。你就不能再把你的错误推卸到苏联的头上了，失去了替罪羊，没有靶子了。
　　

讲中国负面的故事，有媒体本身的商业目的
赵：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并且讲中国负面的故事，有媒体本身的商业目的。因为讲危言耸听的故事报纸容易卖，这样呢，也会培养自己的读者——喜欢看中国负面故事的读者。而这个媒体呢，就进一步刊载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媒体在培养自己的读者，而读者也在培养这个媒体。就像现在日本的几个大的照相机厂商，如佳能和尼康。他们不断地说，数码照相机的像素，10万的不好，100万的好，于是大家抛弃了10万的，买了100万的。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