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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家庭面面观-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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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家庭成员中还有许多亲缘关系，如翁婿关系，舅甥关系，祖孙关系，妯娌关系，姑嫂关系等等，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参考资料：网络搜集
………【第四节 家庭的阶层性】………
家庭是指共同居住、经济协助、有血缘关系的社会集团。家族是由出生和婚姻形成的亲属关系，里面包括血缘关系和姻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由出生形成的纵向谱系性纽带。其中，男性以自己的出生为准，追溯个人与祖先的关系称父系；女性以自己出生为准，追溯个人与祖先的关系称母系。姻缘关系是由婚姻形成的横向亲属纽带，也是缔结婚姻的男女双方的血缘关系的结合。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重心的家族体系，姻缘关系服从于血缘关系，可以把家族成员的阶层地位显示其中。家族内部是有阶级区分的，占有土地的地主家族在家族社会一般占据优势地位，地租收入也许来自本族缺地少地的族人。也就是说，族内剥削是个客观事实。家庭成员的地位在血缘关系中寻找，具体又可分为血缘九族制和血亲五服制两种。血缘九族制，即以本人为基准，向上、下各推衍四代，共九代，为九族。九族是传统中国最典型的家族制度，也有的以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为九族。血亲五服制，即以本人为基准，向上推四代的直系亲属称祖先。孝祭有严格的规定，五服以内是近亲，五服以外不是亲族，是同宗。家庭又是家族的组成部分，甚至我们可以说家庭是缩小了的国家，先齐家而后才治国、平天下，正所谓“正家而天下定矣”（《易经》）。所以统治者对家庭的安定和家礼的实施十分重视。家庭是礼制的主要对象，是建立在以“三纲五常”为基础，通过祖训、家礼、家范、家规来约束每个家庭成员；强调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嫡庶有别、家庭生活自给自足。“生于斯，养于斯，葬于斯”，导致十分明显的自我封闭的结果。
很多时候，男女在婚姻中的实际地位并不由抽象的礼法决定，而是众多因素综合运作的结果。封建妇道固然是*统治和等级制度的产物，但是它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考虑到父母包办和一夫多妻等历史前提下的夫妇和睦、家庭和谐等实际问题。
传统家族制度是一个十分精密的体系。该体系的设置是为了有利于延续、扩大本家族的势力，以占有更多的资源；而确定本族成员的身份、角色和地位是使成员各司其职的重要保证。这种等级体系主要由三个原则构成：辈分，年龄和性别。这三个原则的分量并不等同，其中性别最为重要。正是性别这个原则确立了父系制。性别把父亲的家系和母亲的家系区别开来，也把父系与父亲已婚的姐妹的夫家的家系区别开来。这种区别的含义是：后两类家系的成员相对于父系来讲都是“外人”。
中国家庭注重其成员的尊卑等级、依附关系、定向发展和家规伦纲。董仲舒明确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思想，并附会上阴阳之意和天意来进一步论述其尊卑关系。这种等级划分，开始作为一种纯粹人伦关系上的道德规范。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基义》）其间的关系是“阳尊阴卑”（《阳尊阴卑》），即臣民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儿子必须服从父权的统治，妻子必须服从夫权的统治，这样才有“国”和“家”的和谐与秩序可言。他还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春秋》明得失，差贵*，本之天”（《重政》），“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传》，因此“三纲”是不能随意改变的。三纲概括了人们生活中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在这三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关系是基础，这种对家族宗*常关系的强化，是与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经济相适应的。董仲舒认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君臣关系就是家庭伦常关系的扩大，国家是大“家”，家庭是小“家”，其中的上下尊卑关系是相同的。倡扬维护尊卑贵*等级秩序的礼，是儒家的一贯传统，“礼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维护等级制。
在中国传统的混合家庭中，中国家庭结构以父子关系为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世系香火的延续，格外重视“姓氏”和“宗谱”，甚至要按照家族中的辈分排名字，尽力维持家族的绵延不断，甚至将之扩大到宗族、氏族。在“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个人的生命只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要维持家族的延续，一脉相传，儿子就要传承父辈的事业，并将之发扬光大以振家风，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男性成员归属家族的男性集团，女性成员归属家族的女性集团，同时又通过描绘式把直系和旁系分开，把父系和母系分开。母亲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有相当高的地位，究其原因，“辈分”作为构成家族等级制的第二大原则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了辈分的界定，代与代之间才有了秩序、责任和义务。虽然由于父系制的确立是妇女在地位上低于男人，但这个体制很难在辈分原则中把某一性别的人排除出去。如果所有男性晚辈都可以不尊敬、不抚养女性长辈，家族秩序就要被打乱了。家庭的寝室以夫妻为单位，但家庭成员的地位却要到家族中去寻找，孩子不属于夫妻，属于家族。所以在《红楼梦》中，宝玉挨打，能替他解围的，不是王夫人，而是贾母。贾母是贾府家族集团的权威，说一不二，王夫人只是贾府姻缘集团里的附属成员，无法*纵宝玉的命运。
家庭成员的作用也是由血缘家庭决定的。在血缘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进行权力的传递和财产的继承。家长的社会地位及权力由长子继承。历代封建皇朝以此为正统，民间也大体如此。虽然也有幼子继承的事例，但往往引起权力纷争。《左传》所记的郑伯克段于鄢的史事，讲的就是弟弟继位，但被兄长打败的故事。
字辈谱。这是一个记忆性的文化链，血缘家族中的婚姻按辈分划分，所有同一辈分的兄弟姐妹互为夫妻，而亲子之间的婚姻则被禁止。这种最简单的伦理观念的形成，为*崇拜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考古资料说明，在旧石器时代中期，自然崇拜、鬼魂崇拜、*崇拜以及巫术、献祭和禁忌等原始宗教和崇拜形式就已经产生了。字辈可以把家族成员的传衍系统跨时空地记忆几百年、上千年。字辈谱的构成，与中国姓氏的叙述传统相一致，一般用家庭成员姓名的第二个字象征辈分，第三个字象征夫妻意识。*的名字就在韶山毛氏的字辈谱中的第14辈。字辈谱表示了家族内部的角色差别和地位等级。辈分高的成员享有相应的尊荣，比辈分低的人说话有分量。字辈谱的管理绝对从血缘系统上“论资排辈”，在这种传统观念面前，一切标志社会关系的年龄、学龄、干龄、军龄、教龄等都不起作用。辈分是在中国家族内部用以区别长幼、规范血缘秩序的等级制度，儒家思想中的人伦等级思想。实际上反映了这层关系的实质。
这样中国人在传统上形成了长辈爱护晚辈，晚辈服从长辈，在家庭中实行以长幼顺序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同时中国人还把这种互利的家庭等级制度推广到整个国家，认为国君要对臣民。予以无条件的爱护，臣民也要对国君予以无条件的服从。性别、辈分、年龄这三大原则建立了家族等级制的秩序。具体来说，“性别”确立了父系制和男性的统治。“辈分”和“年龄”使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之间明确了地位和威严的不同。如果男人女人同辈分、同年龄，性别原则将决定她们的高下。如果女人的辈分高，她同样可以得到男性晚辈的孝敬。
1基本家庭阶层关系如下：
性别分工：职场与职事
婚姻家庭（族）制度中的社会性别
婚姻：内与外，夫妇：一与多、主与属，
家庭：母道尊，母职劳，家族：辅从中的流动
2、更复杂的系统
男女界说性
别公私界域：在“国”与“家”“大家”与“小家”之间，前者为公，后者为私分外内活动空间，以家为界，男人主要在家外，女人在家的范围之内
工农桑事业，蚕织中馈，生产生活领域的职事分割
婚：姻内外男婚女嫁、从夫居的外婚制
制：度一夫一妻多妾
A。生育：从父姓，重生男
B。继承：父子继承（权位上的嫡长子继承和财产上的诸子平分）
C。亲属：男性本位，女子入族主名（名分）
D。丧祭：男系中心
在中国，等级阶层的本义实质上就是划分；人类社会存在着3种不平等的等级制度，即家庭等级制度、国家等级制度和所有制等级制度（注：皮埃尔·勒鲁：《论平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46～247页。）。马克思在《*党宣言》中说，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之《*党宣言》，人民社，1995年，第272页。）。这种等级结构把财产制表征为不同的社会属性，形成生产与收入分配关系的不同特征。
参考文献：
《历史教学》2001年第7期。
《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6期）华夏性别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寻踪》P27…43；《等级中的合和：西周礼制与社会性别制度》，云南讲课P10…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皮埃尔·勒鲁：《论平等》
………【第五节 人口结构的变化】………
人口再生产沿着三种不同的类型有规律地演变，就是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高低”型，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人口自然增长率的“高低高”型，然后又过渡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型。世界各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其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也处于不同的阶段，但最终都要完成这几种类型的转变。
发达国家（这里主要是指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欧洲移民定居而逐渐形成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人口转变最早始于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的西欧，但主要发生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70年代，即在上述各国先后*工业革命时代的过程之中完成。原先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之间的自然平衡被打破，二者之间的“生死距差”不断扩大，从而使这些国家由过去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增长率的人口变动的第一阶段，过渡到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的第二阶段早期。
1870年以后，欧洲各国中的生育决策发生了较大转变，生育率迅速下降。与此同时，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和死亡率间的生死距差逐渐缩小，西方各国*了低出生率、持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第二阶段晚期。
人口变动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相比，是人口迅速增长的阶段，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150…200年左右。从20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各国*了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的第三阶段，基本实现了向现代人口均衡的转变。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曾经出现短暂的“婴儿潮”现象，但人口变动之总格局基本确定。
发展中国家死亡率的普遍下降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除现代医药技术的引进和推广之外，战后国家的独立、社会经济的进步、教育的普及提高、生活的改善等对这些国家死亡率的降低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出生率继续保持较高水平，已经凸现的生死距差进一步扩大，人口规模急剧膨胀。
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开始认识到人口膨胀的严重性，并相继实施控制人口的政策。从七十年代起，除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之外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出生率出现了或多或少的下降，陆续从五六十年代的高出生率、迅速下降的死亡率和急剧提高的增长率阶段，向以开始下降的出生率、继续下降的死亡率和逐渐减速的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变动第二阶段晚期转变。我国也不例外，主要呈现以下几种情况：
一、人口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净增人口明显减少。我国从1953年到1990年人口总数由5。8亿增至11。6亿，年均增长1。81％。在不同历史时期，人口增长率相差甚大。1953年到19*年间，平均每年增长1。57％，19*…1982年则上升到2。10％，其间的19*…1973年是中国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计划生育和城市独生子女政策得到普遍贯彻有效实施是在1982…1990年期间，在此期间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50％。到了2005年底全国人口达到*756万人，2000年为万人，平均每年增长率为0。63％，比1996…2000年平均增长0。91％低0。28个百分点。从以上数据分析，近年来我国净增人口明显减少到2005年，我国人口增加了4013万人，年平均增加803万人，比1996…2000时期的1124万人减少了321万人。在“十五”的最后一年，我国大陆总人口达到13亿，使世界60亿人口日和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各推迟了4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高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历史性转变。
二、人口出生率继续下降，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1996…2000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5。57‰，2001…2005年期间年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2。67‰，下降了2。9个千分点。与国外相比，目前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已接近发达国家平均为11。0‰的水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23。5‰的水平。但从全国范围来看，人口出生率仍存在较大的差异。2005年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省份是*，达到17。94‰，比全国平均水平高5。54个千分点。全国绝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口出生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生率最低的省份为北京，仅有6。29‰，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11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回落。1996…2000年期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年平均为9。08‰，而2001…2005年期间平均为6。23‰，回落了2。85个千分点。2004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降低到6‰以下，实际人口增长率为5。87‰，2005年为5。*‰。
三、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2001…2005年期间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3，比1996…2000年时期的117。3又上升了一个点，明显高于103…107国际公认的正常范围。从1990年到2004年，一孩的出生性别比平均为106。9，而二孩为138。0，三孩则高达143。7。出生人口性别比趋高的现象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继续提高。2005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2。1岁，比2000年的71。4岁提高了0。7岁。预期寿命的继续提高，主要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死亡率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的结果。目前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65。4岁高6。7岁，比发展中国家63。4岁高8。7岁，但比发达国家低3。5岁。
四、受教育水平进一步提高。2004年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01年，比2000年7。62年延长了0。39年。随着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人口受教育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与2000年相比，2005年总人口中受过小学教育的比重从35。7％下降到31。2％，下降了4。5个百分点；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的比重从34。0％和11。1％上升到35。8％和13。4％，分别上升了1。8和2。3个百分点；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比重从3。6％上升到5。1％，上升了1。5个百分点。但从人口受教育程度的结构看，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还很低，只占18。5％，特别是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重更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五、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高。200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43。0％，比2000年的36。2％，提高了6。8个百分点。总数达到56212万人，比2000年的45906万人多10306万人。2001…2005年期间，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加2061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13％。城镇人口比重的不断提高，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以及大量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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