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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人物逍遥游-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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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湘山野录》的原文,有关这一段疑案,说得很清楚:
  但遥见烛影下,太宗(赵匡义)时或避席,有不胜之状。夜漏三鼓,帝(赵匡胤)引柱斧(手杖之类)戮雪(地上有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将五鼓,帝已崩矣。
  可见太祖是争论之后倒地而死的。宋太祖既非死于病床,又非死于家人面前,一个健康的人,却突然和其弟发生争论便一命呜呼,时间又是在夜漏三鼓。其弟匡义跑去跟他争些什么呢?争的无非是帝位问题,目的无法达到,干脆就把胞兄害死了。“烛影斧声”就是最好的说明。
  

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2)
赵匡义逼死其兄、篡夺帝位后,就形成第二代皇帝“兄终弟及”局面。为求得名正言顺,便炮制所谓“金匮之盟”的假话。兄终弟及的金匮之盟当初,赵匡胤仅官拜后周的点检节度使,野心不大,似乎从来没有造反的非分之想。其弟赵匡义就不同,虎视帝位已久,专想找一个机会,借口把身为节度使握有兵权的兄长弄上金交椅以图日后之事。他看准边境会起事,便假造敌情,编造“契丹入寇”的假情报,取得正式派兵的一纸命令,让节度使带兵出征。军次陈桥,他就趁机发动兵变,露刃列庭,把一袭黄袍强加在兄长身上。再命兵卒高声欢呼:“请赵匡胤做皇帝!”这便是有名的“黄袍加身”。可见赵匡胤的皇帝,是其弟赵匡义逼迫他做的。
  赵匡义即太宗位前,便提出他和兄长赵匡胤在军次有个秘密协定,第二任皇帝即由兄传位给弟,这个协定,命名为“金匮之盟”。这张白纸黑字就留在母亲身边,好用来出面作证。并说“金匮之盟”是奉太后母命作成的,言明宋朝皇帝的继位乃采“兄终弟及”之制,谁敢反对,便是违背朝规,弃市不赦。这样,就用无人作证的谎言,来佐证宋太宗登上帝位的合法性。
  但,假戏真做,也应该因假就假才算成功。想不到宋太宗赵匡义死后,并未把帝位传给其弟匡美,却是传给其子,成为“父死子传”。非但如此,太宗在位时,更把有皇权继承权的弟匡美、侄德昭和德芳统统灭口。这要教后人相信宋太宗的帝位是合法得来的,谁敢赞同?
  玄武门之变以后,唐太宗得一名臣魏徵辅政,蔚为“贞观之治”,成为一位名君。但,宋太宗因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得名的宰相)弄政,挟拥立之大功,大败名声。这样看,唐太宗前罪后功,功大掩盖了弒兄杀弟的罪过;宋太宗前功后罪,虽有“黄袍加身”的拥立之功,却因“烛影斧声”的弒兄之疑,更因用人非当,连诛弟侄,后罪掩盖了前功。
  唐太宗:后功掩前过
  魏徵的直言敢谏,唐太宗的兼听纳谏,常被后人引为美谈。魏徵本来是太子建成手下的一名直员,曾参加过李密和窦建德的起义军,失败后,又曾劝说建成杀害李世民。照说,唐太宗李世民召来杀之,何患无名?
  魏徵见了李世民,被问及何以在兄弟间挑拨离间?他直答:“可惜那时太子没听我的话,否则不会发生身死功灭的结果。”
  李世民听完,觉得魏徵这个人说话直爽,很有胆识。不但不责怪他,反而和颜悦色地说:“这已经是过去的事,就不用再提了。”并把他提拔为谏议大夫。此事却引来秦王府(李世民即帝位前为秦王)官员的不服气。魏徵像宰相房玄龄告诉唐太宗,太宗答说:“治理国家,应该选拔贤才,不能以老关系来作选人的标准,如果新来的人有才能,老的没有才能,就不能排斥新的,任用老的啊!”大家听了,才没有话说。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徵说:“历史上的人君,为何有明智昏庸之分?”
  魏徵答道:“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明智;只听单方面的话,就昏庸(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能上达,谁要想蒙蔽也蒙蔽不了。”
  再问以:“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是非,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魏徵接口说:“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还不行,还应该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恃才高,骄傲自信,嘴里说的是尧舜的话,干出来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唐太宗听了,感触良深,叹说:“过去的教训,就是今天的老师!”
  更有一次,魏徵上朝,跟唐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太宗实在听不下去,想要发作,又怕在大臣面前丢了自己肯听意见的好名声,只好暂时忍住。回内宫对皇后诉说:“总有一天,非杀此佬不可!”
  皇后听后,马上换上朝服,在太宗面前下拜说:“英明天子才会有正直的大臣,现在魏徵这样正直,不得不向陛下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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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袭位两太宗:唐太宗vs李建成(3)
这一番说词像一盆凉水浇熄了唐太宗的满腔怒火,反说:“人家都说魏徵举止粗鲁,现在看起来,这正是他娇媚可爱的地方!”
  魏徵病死,唐太宗很伤心,谓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徵一死,我就少了一面好镜子了。”
  唐太宗常念魏徵时时在他身边随事谏正,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此感叹说:“众人都对我说好话,不如有一人能对我说不中听的话(众人之唯唯,不如一人之谔谔)。”又每每想起魏徵常说的一段话:“敢直谏不惧的人,都是不求有报的人。因为懦弱的人,虽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的人,又怕不能取得信用,也不能言;恋栈官位的人,考虑到说了不便自身,也就更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后日,唐太宗更加注意忠谏之士。
  唐太宗重用人才,能接受大臣的直谏,政策比较开明;也注意减轻百姓的劳役,采取了一些有利发展生产的措施。在选用人才上,“唐初八贤”(魏徵之外,有房玄龄、杜如晦、王珪、李靖、虞世南、李勣、马周七人)得其用,政治修明,国治民安,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宋太宗:雄猜之主,错用妄人
  “烛影斧声”之后,宋太宗即位,赵普复又拜相。本来赵普在陈桥兵变后,以佐命元勋,太祖拜他为宰相。做了七八年宰相,赵普钱捞得不少,在开封和洛阳大起第宅,“外门皆紫荆,后苑亭榭制作雄丽”。为了盖新宅,公然走私,滥用权力,从吴越王钱俶处,收取贿赂,收了装满黄金的十只坛。事发以后,太祖大怒,“下制逐普”,贬在河阳。太祖死,太宗立,赵普重新得势。
  太宗曾以“皇位传弟还是传子”这大问题向赵普垂询,赵普答道:“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就在这句话中,注定了匡美——也就是太宗的弟弟——非死不可的命运。
  原来,赵普的政敌虞多逊,多年来全力阻抑他再起。赵普复相,便要为太宗“以察奸变”,果然查出虞多逊和开封尹秦王匡美有“交通”,要搞政变。太宗下令,组织特别法庭审问其事。虞多逊伏罪,配流崖州。至于太宗的弟弟匡美,“勒令归军”,形同软禁,并夺去其女“公主”的封号。宋太宗
  这一来,无异于布告天下,所谓“兄终弟及”的成例已经废止。大宋的皇位,从此父子相传。
  不仅如此,赵普对被贬西京的匡美寝食难安,因而指使开封知府李符出面诬告,说匡美“不悔过,有怨望”,又将匡美迁徙房州,“以防他变”。大概是移房州安置一年半,匡美便忧郁成疾病死,年方三十八岁。
  匡美既已病死,无弟可传。而在弟之前,即已逼死太祖之子德昭和德芳。德昭是引剑自刎,事出军中误传天子失踪,准备拥立德昭为皇帝。因伐辽之役,宋太宗首遭挫折,损兵折将,大伤天威。太宗又在混乱之中失去影踪,于是有人提议立德昭继位。太宗归来后就逼死德昭。
  照原来的传位顺序,太祖传太宗,太宗传匡美,匡美传德昭,德昭既死,自然是传德芳。但德芳又死,则大位必落匡美手中,匡美将来一定传子,太宗自然不甘心。所以德芳的死,把匡美推入一个异常危险的位置。这也就是说,他失去德芳此一屏障,成为太宗寝食不安的一个隐忧。配合赵普的阴谋,匡美之死,便是可以预料的结果。
  判若云泥的政变结果
  于此可见,唐太宗和宋太宗两位“太宗”,虽同是政变起家,又有戮杀兄弟的劣迹可寻,可是唐太宗知人善任,兼听纳谏,用对了人,特别是一代谏臣魏徵的被重用,初唐便出现一派新兴的气象。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史称“贞观之治”,大家也就把“玄武门之变”忘记了。
  相反地,宋太宗乃一雄猜之主,错用妄人,尤其是用了《论语》仅读半部的赵普为相,明知其有接受贿赂的前嫌,却复用他。最后又把应该继承帝位的匡美害死,使有宋一代,没有佳绩可颂,令后人不得不想起“烛影斧声”的可怕结果。得人否,关系这么重大,这是透过政变看政治的关键所在,不可忽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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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能北秀风波恶慧能vs神秀(1)
禅宗六祖明争暗斗的双胞案到第五代的五祖弘忍为止,禅宗是划一的,并未分家。问题出在衣钵的传承上,有了曲折,才闹出“南宗”和“北宗”来。
  日本禅学研究风气很盛。唐代禅宗在日本的寺庙中保存得最完整,也许研究中国禅宗的原始资料,非“礼失求诸野”不可。
  日本人大部分都信佛,信徒既多,宗派分歧也就五花八门,莫衷一是。日本的佛教有“新宗”和“旧宗”之分,新宗的最大宗首推日莲正宗的“创价学会”,虽然“立正佼正会”也是日莲正宗,但比起创价学会的声势则望尘莫及,因为创价学会不但在日本国内的信仰者多,更传布到许多国家,而且在政治上也略具地位,有日本第二大势力的在野党——公明党。旧宗的派别虽有“净土真宗”和“净土宗”之分,大体上皆属于“念佛”的佛教,也就是中国佛教的东渐,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南顿北渐的证禅说
  日本的禅宗,来自中土,从其宗名皆沿袭中国禅宗“南顿北渐”即可见一斑。所谓“南顿”,即指南宗曹溪“六祖”慧能的禅宗而言,也就是通常所称的“顿宗”。所谓“北渐”,指的是北宋玉泉寺“六祖”神秀而言,也就是通常所称的“渐宗”。因此,“南顿北渐”便有“南能北秀”之称。
  至于为何有“南顿北渐”之称?是在两派参悟之异,有以致之。南宗主顿悟,其“证禅说”主张如按电钮,按对正着,铃声即响,不亦悦乎!此之谓“顿悟”。北宗主渐悟,其“证禅说”主张如上发条,时钟发条上得过紧,忽然一松,衷心大悦!此之谓“渐宗”。
  禅门中人,把“禅悦”看作精神上的最高境界,但在“参悟”上却有不同的主张。由于有顿悟和渐悟的各衷其是,因此才有顿宗和渐宗的泾渭分明。
  中国禅宗的研究,考据成癖的胡适先生曾深加考证,在他《中国禅学的发展》演讲稿中,有独到的见解,并为吾人解答了“六祖公案”的疑难问题。
  印度禅第二十八代的菩提达摩,在梁武帝时(520或526)来到广东,传布释迦的《正眼法藏》。因为不得武帝的赏识,达摩渡江而去,于是有“一苇渡江”的传说。慧能像渡江后,至北魏,住河南嵩山面壁九年,为东土的第一代“禅祖”。一代传一代,慧可为第二代,僧璨为第三代,再传道信为第四代,至第五代为弘忍。“五祖”弘忍再传第六代就闹出双胞案来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达摩初到中国,是落脚在南方,其后,才渡江北上,在北方传道。因此,到第五代的五祖弘忍为止,禅宗是划一的,并未分家。问题出在衣钵的传承上,有了曲折,才闹出“南宗”和“北宗”来。
  禅门六祖闹双胞
  胡适根据传说,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趣的“六祖故事”。五祖弘忍在湖北黄梅县修行,门下有两大弟子:一个有学问,北方人,叫做神秀;一个没学问,广东人,叫做慧能。当时一般门徒的看法,继承五祖衣钵的,一定是有学问的神秀,对于广东的没有学问的慧能,很瞧不起,只叫他做劈柴挑水的日常工作。
  到了弘忍欲传法的一天,召集门徒,令各作一偈,谁作得好,便把衣钵传给他。从学问上的建树来看,毫无疑问地非神秀莫属;从他作的一偈也可看出修行很到家,五祖当然赞赏不止: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这一偈,道出了禅宗的“正宗”禅理。因为自从达摩东来,传的就是“渐宗禅”,“时时勤拂拭”便是“担水砍柴,无非妙道”的渐宗主张。依照传统,神秀大弟子的参禅得道,并未离经叛道,洵乃道地道地的正统思想,五祖弘忍不把衣钵传给神秀,这才出人意料之外。
  神秀作的一偈,被慧能改为: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慧能这一偈,却教五祖弘忍顿惊。他发现慧能的一偈,把本来的“渐悟”来一个革命的提升,打破传统,把禅理赋以更加高超的生命,达到更高的境界;“本来无一物”道出了“四大皆空”的思想。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脱禅理,也就是俟后顿宗所提倡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精神支柱。慧能因这一偈,得弘忍五祖的青目,弘忍便下定决心将法传与慧能,并命他即速逃走,躲个几年才可出来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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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能北秀风波恶慧能vs神秀(2)
为什么五祖弘忍会把衣钵传给慧能,并叫他赶快逃走?这里说明了禅门和世俗并无二致的勾心斗角,明争暗斗。他怕神秀不满,会把慧能杀了。果然不出所料,慧能出走后,神秀俟五祖入定,便自称“六祖”,在北方传道。正式继承衣钵的广东人慧能,当然称为“六祖”,回到广东老家,躲了许多年,才公然出来传道。
  慧能后有二大弟子;一为怀让,一为行思。怀让后又传马祖,行思后又传石头。马祖、石头以后,宗派更多,南派五宗的说法,便是这样演成的。一方,神秀自称为菩提达摩的嫡派,号称“两京法王,三帝国师”,享誉于长安和洛阳之间,备受则天武后尊崇,他死于公元706年,死后谥“大道禅师”。神秀的二大弟子普寂和义福,也被朝廷尊为“国师”,气焰熏天。从玄宗到开元的四十年中间,神秀一派,一枝独秀,惟我独尊。
  神会和尚大翻案
  据胡适的考证,神秀并未著书,临死时的遗嘱仅仅是“屈、曲、直”三个字。这可证明他的禅法是近乎正宗的印度禅。主张的是“趣定之前,万缘尽闭;发慧之后,一切皆如(张说所作的碑文上说)”、“禅灯默照,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出文记。”(《楞伽人法志》上说)这和他的大弟子普寂的说法“凝神入定,往往心净;起心外照,摄心内证”是一致的教义。
  正当神秀二大弟子普寂和义福的气焰方张,开元二十二年(734),河南滑台的大云寺来了一个神会和尚(这是胡适的《神会和尚考据》考证出来的),居然大声疾呼,要打倒伪法统,在大会上宣言,弘忍并不曾传法与神秀,真正的第六代祖师是他的老师岭南慧能。
  原来,弘忍死后,慧能住在韶州的曹溪山成为南宗的大师,故后人皆称为“曹溪派”,又因为他在最南方,就称为“南宗”。他是个不识字的人,提倡的教义就是“顿悟”。他死于713年(比神秀晚死7年),留下一部《坛经》(但神秀从未著书)。慧能的教义“直指人心,是性成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识心见性,自成佛道”、“自性自度,无上正法”、“永所不作,名为忏悔”、“一切时中,念之不忘”、“一行三昧,行住坐卧”。他讲得很清楚:“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神会和慧能是何关系?这仍然根据胡适的考证:神会和尚,襄阳人,约在慧能死后的21年才到河南滑台传道。在他到河南传道以前,也就是慧能死去前三年(710),曾到曹溪见过慧能。得悉弘忍传法与慧能时,以历代传代法言的信证,也就是一领袈裟,授给慧能。
  神秀在世时,因袈裟在韶州慧能处,所以不敢自认是第六代。但在前年(神会见慧能的前一年,神秀死后3年),普寂竟派人到韶州把这领法衣偷去。唐神秀偈语行草神会便根据慧能告诉他的这一番话,在大会上指斥普寂妄称自己为第七代,把神秀称为第六代,他要誓死反对!于是,普寂一派人只好利用政治势力来压迫神会。天宝十二年(753)遂有御史卢奕上奏,弹劾神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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