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人们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坛“三连冠”得主，两届奥运会冠军。但没人知道，她因个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练判过“死刑”。唯有郑州市队教练从她眼睛里看到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才收留了她。从此，“卧薪尝胆”四个字，在小小邓亚萍心灵深处生了根、发了芽，长成了比她高出几十倍、几百倍的参天大树。可她打得再好，却迟迟进不了国家队，进了国家队也没有教练要她，最后只好由几次力荐她的张燮林教练亲自带她。然而，她却开创了世界乒坛邓亚萍时代……

在邓亚萍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1988年，邓亚萍第一次参加亚锦赛，最后决赛与李惠芬争夺冠亚军。李惠芬最后一个球是擦边，裁判没看清，问邓亚萍看没看见，她说没看清。邓亚萍获得了冠军。赛后，张燮林问邓亚萍：“最后一个球到底是不是擦边？”

邓亚萍低下了头。

张燮林冲她发火了：“你为什么不承认擦边？”

邓亚萍说：“因为这个球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进国家队太难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无论邓亚萍的理由多么充分，张燮林都丝毫没有原谅，而是狠狠地批评了她，让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队里写检查，并严肃地告诫她：“你要记住，你不仅要赢球，还要赢对方的心，你要让对方心里服气！输赢只是技术问题，而你这种做法却是品德问题。它是任何金牌都换不来的！你要记住，你代表的不是你个人，而是一个国家。你个人的品德将代表着中国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张燮林教练，他不仅教练邓亚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练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术，而做人却是品德，任何一个行业都是如此。人们佩服在公平竞争中的胜利者，而鄙视那些靠“黑哨”、“黑裁判”获取奖牌的人……

特殊的职业，造就了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个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运动员出身，我渴望阳光下的竞争，从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电视剧《不共戴天》剧本时，我和北京电视台的制片人潘洪业先生争论得面红耳赤，可我们从此却成为要好的朋友。因为我们敬重对方的人格，敬重对方对文学艺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剧本改好，而不是为了其他……

邓亚萍是幸运的，因为她选择了体育。体育竞技场上的冠军是货真价实、真刀真枪拼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和伪劣。

但是，文艺作品却不同于体育，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所共知，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后却成为世界畅销书。凡·高的作品，在他活着的时候一幅没卖出去，后来却卖到了天价。中国的获奖小说也多有被编辑退稿的情况。曾轰动中国文坛并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遭到屡投不中的尴尬。影视作品就更难说了，人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点是最重要的——读者和观众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拨通了中国妇联秘书长的电话，问她编剧署名是怎么回事。

秘书长感到很吃惊，问我：“雅文，你怎么知道的？听谁说的？”见我没有回答，又安慰我说，“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告诉你吧。你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我们妇联肯定会坚持我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再另想办法……”

后来得知，A先生在中国妇联秘书长面前承认我是编剧，但在剧组上报《盖》剧主创人员名单时，却将赵女士署为“编剧”，而将我署为“原著”，但被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领导一眼发现了，她立刻以制片方（之一）的名义向潇湘电影制片厂厂长及央视领导打电话阐明了观点：“张雅文是编剧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变了！”

这事之后，我的失眠更严重了，而且出现了心慌、心悸、心绞痛，脉搏忽高忽低。我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像个幽灵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天深夜，我的心憋得像要爆炸似的，打开窗子想透透空气。先生被我惊醒了，跳下床来抱住我，苦苦地哀求我：“雅文，你快把那些破事看淡点吧！要不你就完蛋了。咱还是先要命吧。有命才有一切呀！”

我趴在他肩头呜呜大哭，问他：“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左一次右一次地欺骗我？你说我到底有什么错？”

“雅文，你没有错，是他们欺人太甚了！我求你千万想开点吧，要不咱这个家就完蛋了！”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更气人的事……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六节

那个冬天，实在太可怕了。

我的身心坏到了极点，每天只能靠安眠药睡觉，随时都发生心绞痛。而且，牙床溃烂，牙龈出血，口腔没有一点唾液，鼻子上一个接一个地长疖子，一连长了五个，吃药、上药全不管用，弄得鼻子又红又肿，出门只好戴口罩。而且天天感冒，在屋里穿着毛衣毛裤披着棉大衣还冷，清鼻涕一把接一把的……

更可怕的是，我越来越自闭，不愿见任何人。在北京小区里住着，只跟在国家体育部门工作的李振如和张巨芳夫妇接触，一见到人家就没完没了地唠叨我那点破事，像祥林嫂似的。这对善良的夫妇给了我很大安慰，从此成了要好的朋友。

即使这样，我每天仍然按照人民文学出版社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的要求，玩儿命地修改着《盖》剧本和小说，把两部四十五万字的作品分别压到三十五万字，就连参加全国作代会期间都在改稿。

2002年除夕，午夜时分，全家都在电视机前兴致勃勃地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节目，活泼可爱的外孙女满屋追赶着姥爷给买的一只红色心形气球，追着追着，只听“砰”的一声，小家伙立刻喊起来：“哎呀！我的心碎了！我的心碎了！”

没想到，孩子的这句戏言却说中了我……

电话响，我端着饺子来接电话，一位朋友来电话拜年，末了他说了一句：“哎，雅文，我看到中国电视报上打出的《盖》剧广告，编剧署名好像不是你……”

“是谁？”我急忙问了一句。

“好像是……”

我撂下电话，急忙问先生：“贺玉，我让你买的电视报呢？”我知道《盖》剧播出前肯定会打广告，今天下午让他去买电视报，他回来却说电视报卖光了。

见我问他，先生只好说了实话：“雅文，我本想让你过个好年……”他走进卧室拿出一沓《中国电视报》递给我，心情沉重地说，“雅文，我希望你千万看淡点吧，咱不要那个编剧署名算了……”

他的话音没等落地，我手中的盘子和饺子却一下子掉到了地上……

女儿急忙劝我：“妈，他们不就是要那个编剧名吗？咱不要了，给她算了！”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连四期《中国电视报》，半版篇幅都打着《盖》剧广告，编剧位置上醒目地打着一个人的名字：赵女士。根本没有张雅文的事！

而且，《盖》剧广告已经登出四期了，全家人早都看到了，就是不敢告诉我。

此刻，我的心就像地板上那几片皱皱巴巴的气球碎片一样，不是碎了，而是爆炸了。我相信，一个人的心要被挤压到一定程度也会爆炸的。不过，心要爆炸不会像气球那样变成几块残破的碎片，而是要淌出鲜血。因为人毕竟是有血有肉、有良知的动物。可我找不到人的良知，脑海里只有四个字：欺人太甚！

我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绝望——一种对人性的绝望！

我先生急忙取来几粒救心丸塞到我嘴里……

小外孙女愣愣地盯着我，忙端过来一盘饺子，说：“姥姥，吃我的吧。”不谙世事的孩子以为我为饺子掉到地上而难过呢。

我哆哆嗦嗦地抓起电话，想让A先生给我一个解释，可我按到最后一个号码还是把电话放下了。我想还是让他过一个愉快的除夕吧。

此刻，我想到了那位编剧同行以及那些决策者，一定过得很愉快、很开心吧！而我在这个除夕之夜，却体会到人为什么会崩溃，为什么会发疯，为什么会自杀或杀人……我相信任何人的承受力都是有限的。

我不求得到他人的青睐，我既不年轻，又不漂亮，既没钱，又没背景，只求他人能公平待我，可连这点要求都达不到。我不知这到底是我的错，还是别人的错。此刻我不由地想起小C说的那句话，“雅文姐，这真像要强奸你还得要你同意一样！”

不，强奸只是被人强暴一次身体，而现在强暴的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视文学为生命、并投入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的作家或艺术家来说，其作品就是她的生命。

我知道，多少人为咽不下一口窝囊气而走上绝路，甚至走向叛逆，走向仇视社会……

我不知我这个花甲之躯到底有多大的承受力，我的思想会不会也走向极端……

不，不会的！我有疼我、爱我、全力支持我的丈夫，有懂事孝顺、事业有成的两个儿女，有那么多关心支持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正处在高峰的事业……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夜未合眼的我，等到上午十点，拨通了A先生的电话，问他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不是我搞的，更不是我的责任。我已经向广告部提出抗议了，他们下一期就改过来！”

我不知又是谁搞的，更不知由谁来承担这份责任，但我却知道我承受着一次次心碎的后果……

大年初一，我揣着这颗破碎的心，又改了一天稿子。晚间六点一刻，两部书稿终于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之后，我给《中国电视报》广告部发出一封抗议信……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七节（1）

海明威说：“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

也许，我就像海明威笔下那位老渔夫桑提亚哥一样，宁肯拖回一副大马林鱼的骨架，也要与鲨鱼搏斗下去……

之后，我把除夕夜带来的气愤、不平、痛苦，统统地嚼碎了，咽进肚里上路了——第二次飞往布鲁塞尔。

全家人没一个赞成我去，怕我把小命丢在欧洲。可我必须要去。因为他们弄丢了五张钱秀玲老人的照片底片，再说我出书要使用老人的照片，必须取得老人的授权。

我先生见我去意坚决，只好给我带上心脏药，买了“一路平安”、“万事如意”的条幅让我带着……

2002年2月14日大年初三下午一点，我就要登机了，先生双手搭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叮嘱我：“雅文，到了布鲁塞尔，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挺住。记住，不管能不能成功，我和孩子都盼望着你能早日归

来……”

我冲先生意味深长地点点头，转身向海关走去。

过了海关，我回头瞅一眼站在远处向我招手的先生和孩子，心头掠过一丝苍凉，甚至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两眼顿时模糊了。

昨天晚上，我背着家人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胡玉萍打电话说：“玉萍，如果我真的飞不回来，这本书就是我的绝笔，你一定要出好……”

“雅文，你胡说什么呀你？别胡说八道！”胡玉萍嗔怪我。

我的身体和精神都坏到了极点。我不知能否经得住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更不知钱秀玲老人的监护人能不能同意授权。我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飞回来……

但是，个性决定我的行为，也决定着我的命运。

十个小时后，飞机到达法兰克福机场。这次的换乘时间很长，又遇到飞机晚点，我在法兰克福机场待了六个多小时。

坐在空旷的候机大厅里，不由得想起上次在法兰克福“撵”飞机的情景，想起见到钱秀玲老人的激动心情……那时，我怀着那么美好、那么宏大的愿望，什么苦啊、难啊，全不放在眼里。可今天，我却变得身心憔悴，伤痕累累，连署不署自己编剧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知剧本到底改成了什么样子。

记得我小有名气之后，一天晚间，母亲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烟袋，一边对我说：“人这辈子，名啊，利啊，福啊，寿啊，都是有天数的。你要记住，是你的你要，不是你的，金山摆在那儿都不能要，那是老天爷给别人的。老天爷早就看着你哪。”

母亲说的虽然有些宿命观点，但却道出一个简单而朴素的人生哲理，那就是，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可母亲哪里知道，女儿生性善良，一辈子没有根基，从来都是被人欺负，哪还敢抢占别人的呢？

七个小时之后，我乘坐的4226次航班在当地时间零点一刻，到达了布鲁塞尔机场。我推着旅行包走出游人寥寥的海关，一位年轻人向我奔过来，问我：“请问您是张雅文女士吧？我是大使馆文化处的白光明。”

在这深更半夜的异国机场，听到这声亲切的问候，我心里感到特别温暖。我急忙说：“白先生您好！让您久等了。”

这次来比利时，余美和参赞及比利时使馆工作人员黄其光先生给了我很大帮助。黄先生给艾克兴市长发去传真，请市长给我发来邀请信。余参赞给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现任参赞张文民先生打来电话，请他关照。张参赞派白光明先生开车陪了我五天，给我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凌晨两点，白先生把我送到我事先联系好的沈阳驻布鲁塞尔高建武夫妇开的招待所。可我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今天中午要宴请钱秀玲老人及米加夫妇，成败在此一举。我不禁有些担心……

这天中午，很少见到阳光的布鲁塞尔破天荒地出了太阳，这给我灰暗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白光明先生陪我来到陆嘉兴先生的餐馆，看到钱秀玲老人比两年前老多了，但仍然一副笑容可掬的慈祥模样。

“钱妈妈，您还认识我吗？”我问她。

“认识。”

“记得我是谁吗？”

老人却摇了摇头，显然已经不记得了。我拿出为他们每人准备的礼物，送给老人一条花格羊绒大披肩，送给米加夫妇一套中国工艺品及一块丝绸……

《生命的呐喊》　第二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十七节（2）

落座之后，米加夫妇开口就质问我，我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从表情上看出他们好像很生气。

白先生翻译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后来换成了另一名编剧，而不是你？他们剧组到来之后，为什么一点不尊重他们，连声招呼都不打，就向媒体大肆宣传他们的母亲？”白先生低声对我说了一句，“我们必须化解他们的不满情绪……”

我这才得知，剧组与钱家人搞僵了，双方都动用了律师。米加夫妇提出，不许剧组在《盖》剧中使用钱秀玲老人的肖像，不许在宣传中提到钱秀玲的名字。后来，钱秀玲老人的孙女来中国拍摄她祖母的纪录片，给我打的电话，是我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给她发的邀请函。

面对这种情况，我越发担心授权问题，只好赔着笑脸向他们道歉：“对不起，剧组换成另一名编剧，是为了充实编剧的力量。剧组没有向您打招呼，是他们年轻考虑事情不周……我向您道歉，请您原谅，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影响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白先生悄声说了一句：“张大姐，该道歉的不应该是你……”

白先生翻译完，米加医生连连摆手：“NO！NO！请你放心，这些事情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时，我小声跟白先生商量，现在提出授权问题行不行？白先生说可以。我这才客气地提出了肖像授权问题……

白先生翻译时，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像擂鼓似的。我知道，成败在此一举。如果不同意，我将白跑了一趟……

只见米加医生冲我点了点头，拿出纸和笔，在餐桌上匆匆地写起授权书……

悬了多少天的心，一下子落地了。我起身去拥抱米加夫妇……

接下来的五天，白先生开车陪着我，马不停蹄地跑了好多地方，再次来到艾克兴市，市长杜特里约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重新翻拍了弄丢的九十多名人质的照片，还带我到二战展览馆拍了好多照片。我给市长也带去了珍贵礼品——陪他游览长城时给他拍的六个胶卷的影集。之后，白先生又带我来到纳粹在比利时的军政总督府塞纳弗城堡；又驱车跑到一百六十多公里外的海尔伯蒙小镇，找到钱秀玲老人的旧居；又带我跑到兵器资料馆，找到二十多幅纳粹将军法根豪森的照片。看到这些珍贵的照片，我高兴极了。不过，资料馆对出版使用的照片要价很高。

白先生问我：“张大姐，他们要五十美金一张，你能买吗？”

“买！多少钱都买！如果我带的美金不够，就从你们大使馆借。”

白先生跟他们讲了半天价，二十多幅照片全部被我买下来。

这天下午，白先生有事，我请高建武夫妇开车带我找到关押法根豪森将军的圣·极乐监狱以及钱秀玲就读的鲁汶大学，拍了许多照片……

回国前一天晚上，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关呈远大使及张文民参赞，在一家欧式餐厅为我举行小型招待会。关呈远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