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六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认真地聆听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积极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跟着造反团上街游行，刻钢板，印小报……至今家里还保存着两大本那个时期的小报呢。

这期间，我干了一件最愚蠢、最对不住父亲的事……

有一天，我得知跟我同时分配来的四名运动员早都转干了，有的还加入了共青团，唯独剩我自己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转干，一直是工人编制。我很生气，回家就责问父亲：“爸，你去当兵干啥？害得人家连干都转不了！”

父亲一声没吭，只是微微抖着下巴，瞪大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母亲急忙把我拽出去，悄声嗔怪我：“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你爸刚被批斗回来，脖子上挂牌子的印还没消呢！”接着，母亲第一次对我讲起父亲被抓去当兵的经过……

母亲说：“为了那点破事，你爸一辈子都直不起腰来……”

听到父亲的遭遇，我觉得不该这样对待父亲，急忙进屋向他道歉：“爸，对不起，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爸，别生气了，噢……”可是，无论我怎么哄他父亲始终没说一句话。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越来越迷茫、越来越糊涂了。

先是贺玉在体委第一个被打成了“反革命”、“小邓拓”，批判他的大字报贴满了体工队的墙壁，也贴满了我迷惘的心。对贺玉揭发最多的，正是教过我和贺玉的那位教练……

接下来，世界变得越来越荒唐，越来越不可思议了。

再后来，我和贺玉参加的“8·25”派被定为反革命组织，头头被抓，司令部被摧垮。我所在的佳东办事处，所有参加“8·25”派的全部退出，最后只剩下我自己……

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我们感到越来越困惑、越来越迷茫了。于是，我们在困惑、迷茫、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决定结婚吧。当时贺玉已经在体校当教练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七节

1967年9月9日，星期六。

下班后，我回家吃了一碗母亲做的荷包面，告别了父母，踏着刚刚下过小雨有些湿漉漉的马路，骑着自行车一个人向新房走去……

此刻，我并不知道三姐在北京正经历着人生最痛苦的时刻……

几天前，北京石景山钢铁厂打来电报，让三姐立刻去北京。三姐以为姐夫病了，带着两个女儿匆匆赶往北京，可是到了北京，三姐却被搀进了太平间……而我得知这一切，已经是数十天之后了。

出来迎接我的，只有刚清扫完屋子、两手沾满灰尘的贺玉……

贺玉向体委借了一间闲置多年的旧体育馆耳房，自己间隔出一间小屋，就成了我们的新房。

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一个祝福，没有添加一件新衣，只有我和他，在幽幽的灯光下，坐在哥嫂送给我们的唯一一张小桌前，举起了两杯红葡萄酒……

对我们来说，这就足够了。

爱情本来就是两个人的世界，任何附加条件都是皮毛的，唯有感情才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没有爱情，即使住进金屋，天天吃山珍海味，又有什么意思？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相恋了五个春秋，终于等来了这一天。

但是，当贺玉把我抱到木板搭成的新婚床上，我却像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似的，“哇”一声哭起来……

“你怎么了你？”贺玉吓坏了，急忙问我。

我却说：“我、我再也不是姑娘了……呜呜……”

那个时代的女人道德观念很陈旧，把贞操看得很重。

贺玉捧着我的脸，说了一句令我大为感动的话：“别难过，我发誓一辈子爱你，呵护你……”

他果真没有失言，一生都在信守着这份承诺。

虽然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但我们的小屋里，却像世外桃源一般，充满了温馨与甜蜜。

晚间下班回来，贺玉学着干木匠活，打茶几、打桌子。我也跟着他忙活。他给我父母打了一只小饭桌，我说我来锯桌腿，锯完一看，四条桌腿一个比一个长，笑得我俩肚子都快抽筋了。

不久，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贺玉高兴得像孩子似的：“噢，太好了！太好了！我们要有小宝宝喽，快来让我看看！”他趴在我瘪瘪的肚子上，认真地听着，轻轻地抚摸着我的肚皮，很怕手重了会伤着孩子。其实刚怀孕什么都摸不到。

我妊娠反应很厉害，吃不下东西，一个劲儿地呕吐。贺玉对我更加关怀备至。我想吃冰棍，他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我想吃冻梨，他跑遍了佳木斯……

我俩躺在床上，猜想着孩子的长相，猜测着是男是女……

我说：“一想到生孩子，我就觉得可怕……”

他说：“别怕，有我呢！”

“有你有什么用？你又不能替我生！”我笑着嗔怪他。

他却“嘿嘿”一笑：“可我在你身边给你壮胆，给你煮鸡蛋，好好侍候你，你还怕什么！”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遇到事情从没有畏难情绪。有一次，他带我划小船去江北，回来时划到江心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小船在风浪中颠簸得很厉害。虽然我俩都会游泳但也很危险。他问我害不害怕，我说有点怕。

他说：“别怕，有我呢！不怕浪大，就怕浆不齐！来，听我口令，一二！一二……”过了江他告诉我，“我要说害怕，你不更害怕了吗？”

此刻，我俩完全沉浸在新婚的甜蜜及对未来的憧憬之中，丝毫没有料到一场灾难正向我们袭来……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八节

一个人的遭遇，往往不是他个人的。

1968年5月28日，林彪向全国体育界发布《5·28命令》，我们平静的蜜月生活也宣告结束了。林彪为了整倒贺龙，捏造贺龙企图外逃，宣布全国体育界实行军事管制，批判贺龙的修正主义体育路线。

于是，贺玉第二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修正体育路线黑爪牙”……

他被宣布隔离反省回来取行李的那天晚上，我抱着他放声大哭。他一再安慰我：“别哭，哭对孩子没好处。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坚强点。噢，听话！有机会我就回来看你……”

临出门，他又回过头来叮嘱我一句：“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那天晚上，面对空荡荡的新房，面对刚刚怀孕的身子，我呆呆地坐了一夜，哭了一夜，也苦苦思索了一夜……

这些年来，我一直相信领导，热爱学习，崇拜伟人。我一直是伟人和领导的思想奴隶，从没有过自己的思想。我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陶铸的《理想与情操》，当做人生的至理名言。可他们全被打倒了。而我爱看的许多书籍，爱唱的外国歌曲，爱看的电影《五朵金花》、《冰山上的来客》，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我自己也被贴了几张大字报，批判我读海涅诗选，想成名成家……

我发现我过去所追求所遵循的一切全都错了。可我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更不知道什么是对的。我不明白，这么大个中国为什么就几个人是正确的，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牛鬼蛇神”……我感到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迷茫。

后来才明白，不仅我感到迷茫，中国人都感到迷茫，乃至全世界对我们中国都感到迷茫……因为“文化大革命”最大的破坏力，就是颠倒了人们的价值取向，使人们失去了信仰，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所遵循的道德准则及行为规范，让人们灵魂中的丑恶与嫉妒、贪婪与私欲，得到最大限度的膨胀与暴露。而许多美好的事物却遭到无情地蹂躏、践踏，甚至毁灭。这种破坏给中华民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直到今天仍在延续着。

当然，我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贺玉了。

他这个人性格内向，从不张扬，为人忠厚、善良，是佳木斯的第一个运动健将，是佳木斯成绩最优秀的运动员，曾两次调到省队，市委曾号召全市青年向他学习……一次在公路自行车训练中，为了躲避从拐弯处突然出现的一个挖蚯蚓的孩子，他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采取紧急转弯，连人带车飞出去十几米远，一头摔进庄稼地里，至今肩膀上还留着一块大疤痕呢。一次全国比赛，他捡到一块英格手表立刻交给了大会。在他反省期间，他营救过投湖自杀的女教师及多名落水者……

这样一名优秀运动员，却成为佳木斯体委最早遭批判、最早被反省，挨整时间最长的唯一一名运动员。

后来得知，不仅是周贺玉，全国体育界好多优秀运动员都遭此厄运。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这个单纯、善良的青年开始冷眼看世界，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了，而不像过去那样一味地克己，一味地“改造”自己了。翻开过去的日记，篇篇都在自我检讨，都在“吾日三省吾身”。

尽管很迷惘，但翻开那时的日记，仍然充满了可笑的理想主义色彩。

我在1967年8月20日的日记中写到：“目前的不幸是暂时的，一切都会过去，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光明，现在只能用顽强的毅力去忍耐。”

贺玉被反省以后，我挺着越来越大的肚子每天骑着自行车去上班。

白天还算好过，忙忙活活一天也就过去了，可是晚间回到家里就更痛苦了。整个体育馆除了东头住着一位打更老人，就住着我一个人。

夜里，我孤零零地躺在空荡荡的床上，闻着贺玉身上残留的体香，无边的孤独和恐惧，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我，撕扯着我这无着无落的心……

屋里的老鼠特别多，个个都有半尺多长。一到晚上，它们就在纸糊的棚顶上像开运动会似的，吱哇乱叫着跑来跑去，吓得我一身身的冷汗。

一天夜里，我正看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巴斯克维尔猎犬》，思绪完全沉浸在小说所描写的恐怖之中，忽然“扑通”一声，两只毛茸茸的大老鼠突然从纸糊的棚顶掉了下来，正好掉到我的被子上，吓得我“妈呀”一声……

那一夜，我蒙着被子哭了半宿。

我天天盼望贺玉能回来看看我，因此常常产生错觉，总觉得有人敲门。

这天半夜，我终于盼来了敲窗声，声音不大，但很急迫。我急忙爬起来跑到窗前，急切地问道：“是贺玉吗？”

“嗯。快开门！”外面的回答声很小，好像是捏着鼻子。

我又惊又喜急忙跑去开门，一边拔门闩一边问他，“哎，他们今天怎么开恩让你回来了？”可是外面人却迟迟不肯回答，我突然觉得不对劲，急忙问道：“你到底是谁？”

只听外面的人压低了声音，催促道：“痛快开门！”

我忽然听出是山东口音，根本不是贺玉，急忙重新插好门闩，冲外面吼道：“你痛快滚开！”

可是，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响，敲完门又来敲窗子……

体育馆北面，距离我家不远处是航运局的单身宿舍，住着一群码头搬运工。这帮光棍汉经常三五成群地坐在窗台上，抽着呛人的蛤蟆烟，操着南腔北调的口音，讲一些不堪入耳的粗鲁笑话。有一次我下班回来，一个粗鲁的壮汉操着山东口音冲我喊：“哎，小娘儿们，一个人多寂寞呀！让老哥去陪陪你怎么样？”没想到，这家伙居然来敲门了。

此刻，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

那时家里没有电话，周围也没有邻居。我怕他破窗而入，操起一把菜刀，哆哆嗦嗦地守在窗台下……

敲了半天之后，那家伙终于走了。而我却像一摊泥似的瘫在地上……

我不知这种惊吓对胎儿会有什么影响，更不知这种鬼日子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唯一能使我排遣痛苦的办法就是看书。

说到看书，我要感谢我的同事杜桂芝。她家里藏有许多当时被列为禁书的世界名著《奥赛罗》、《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复活》、《安娜·卡列妮娜》、《福尔摩斯侦探集》……我每次向她借书都是偷偷摸摸的，就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用报纸把书包好，有时还夹着一本《毛选》做掩护。

于是，在我最痛苦、最难熬的岁月里，我有幸接触到莎士比亚、雨果、托尔斯泰、梅里美、屠格涅夫、莫泊桑等许多世界名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而且丰富了我的文学知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九节

夜里，我躺在床上抚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觉得小宝宝一天比一天大了，一天比一天动得更欢了。作为第一次做母亲的女人，我多么渴望丈夫能回来看看我，能来摸摸我们共同孕育的小生命啊！

可是，他一直没回来。

这天下班，我骑着自行车又跑到体校来找造反派头头，想见见贺玉。我已经来过几次了，他们一直不许见，这次也是一样。无奈，我只好躲在运动场的看台上，远远地望着体校的一排平房，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见贺玉被人押着从一间平房里走出来，向另一间屋里走去……

我等到天黑以后，绕到与体校只有一墙之隔的第一中学校园里，悄悄地来到关押贺玉房间的土墙外，挺着大肚子，费好大劲才爬上一人多高的土墙。这座土墙我当运动员时就存在了。

窗子开着，我却看到了极为痛心的一幕——

只见贺玉弯着腰站在屋地中间，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周贺玉”，“周贺玉”三个字是倒写的，打着叉。几个造反派正挥舞着拳头在批斗他，高喊着“打倒反革命分子周贺玉”的口号……一个造反派头头嫌他弯腰弯得不够，使劲摁着他的脑袋……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像囚犯似的被人押着，被人推来搡去地批斗，完全没有了人的尊严……瞬间，我这颗柔弱而疼痛的心一下子就变了。我本来是想偷偷地告诉贺玉，我们的小宝宝会动了，会踢我了，用不多久你就要当爸爸了。可现在，我只想冲着那间小屋，冲着这个疯狂的世界大喊一声：“他不是反革命！你们不要这样对待他！”

可我什么都不能喊，只能紧咬着嘴唇，把泪水和愤怒统统地咽进肚里，从胸膛里生出一颗种子——它就是坚强！

在这短短几分钟时间里，我突然明白了多少年来不曾明白的道理……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即使贺玉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刑，你也要挺直了腰杆好好地活着！你一定要让那些人看看……”

这种自强的心理从此成为我强大的生命支柱，让我挺过了无数难以承受的苦难。

就在我聚精会神地看着屋里，胡思乱想的当儿，有人突然照我屁股猛地打了一巴掌，我猝不及防，一下子从土墙上跌落下来，只见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腰扎皮带、胳膊上戴着红袖标的红卫兵，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你是哪的？”

“银行的……”

“你趴在这干什么？是不是想搞破坏？”

“不！我想看看我爱人……”

“你爱人是谁？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说，怕给贺玉带来灾难。

“老实交代！他叫什么名字？不说我们就把你带走！”

“周贺玉……”

“就是那个运动健将周贺玉吗？”红卫兵显然知道他。

“对。”

只见两个红卫兵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了一句：“告诉你，再不许来了！再来就以破坏革命抓起你来！”说完，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了。

而我却靠在土墙上，半天没爬起来。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十节

这天，我终于接到贺玉偷偷打来的电话，说他拉痢疾住院了。

下班后，我急忙骑自行车来到郊外的传染病医院。

贺玉避开医院的监视人员，带着我偷偷地来到院外一片刚割完的玉米地里，我俩一下子紧紧地抱在一起……

此刻，天阴阴的，飘着毛毛细雨，周围是一片灰蒙蒙的苍凉。贺玉抱来两捆干玉米秸，脱下他身上的病号服给我披上。我俩相拥着坐在潮湿的玉米秸上。

好几个月没见面了，借着从医院里射来的微弱灯光，贺玉一个劲儿地端详我，抚摸着我圆鼓鼓的肚子，问我去医院检查没有，胎儿正不正

常……我告诉他一切都好，问他怎么样，是不是天天挨批斗……

他说：“没斗几次……”

我说：“你别骗我，我都看见你挨斗了！”

“你怎么看见的？”他很吃惊。

“我去看你了。”

“什么时候？”

得知我趴着墙头去看他，他两眼噙满了泪水，把我紧紧地搂在怀里许久没有说话。

这天晚上，我们谈了好多，谈到我生孩子，谈到他会不会被判刑……

当时，公、检、法、司全部被砸乱了，法律已经变成了儿戏。这些“反革命分子”随时可能被关进监狱，甚至可能被判十年、二十年的。

说到这些，贺玉的心情越发显得沉重。

他说：“雅文，我一直在考虑，如果我真的被判刑，或者被下放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