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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呐喊-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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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文化基础。如果我放弃学习，那么我的人生完全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所以，我曾对年轻人讲：“不要完全相信父辈，尽管我们的父母非常爱我们，但他们受到文化、见识等诸多因素的局限，好多观点都是错误的，甚至是毁人的。年轻人要勇敢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然，这种选择应该是理性而现实的，而不是盲目的好高骛远。”
我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的事，是秘密进行的，绝不能让单位知道。否则，我就成为不安心本职工作的典型，就该挨批判了。所以，我从不敢在单位看书。
那时候可不像现在，你可以炒单位的鱿鱼，可以随便选择自己的职业，谁也管不着你。那时候不许讲个人奋斗，只讲“螺丝钉”和“砖头”精神，组织把你拧到哪你就得在哪“闪闪发光”，把你搬到哪你就得在哪“坚定不移”，否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就是个人主义……
无奈，我只好让母亲给我带两顿饭，中午一顿，晚上一顿。下班后，我骑着自行车直接去工人文化宫图书馆，一直呆到十点闭馆。
一天晚间，从文化宫图书馆出来，我被一个家伙给盯上了。他一直跟我到家门口。到了门口，我推开院门没有马上进屋，而是回过头来，虎着眼睛狠狠地盯着那家伙，心里叫号：“来吧！就你那小样儿，我才不怕你呢！”
当过运动员的人，都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劲儿。再说，我刚从运动队下来，好多男同志掰腕子都掰不过我。这招果然把那家伙给镇住了，他掉头骑上自行车就跑了。可我的两条腿却像转筋似的，半天都动弹不得。
这事之后，父母再也不让我去图书馆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四节（1）
这天下班回来，我忽然愣住了。
只见父亲跟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面对面地坐在炕桌旁，饭桌上摆着几盘菜。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见我进来急忙想站起来，却被父亲用手势制止了。
我冲年轻人点点头，转身要走，却被父亲叫住了，“瞧你这孩子，连点礼貌都不懂？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市委……”
不记得他是市委干什么的，连姓名都没记住，只记得跟他握了握手，说了一句：“你慢慢吃，我还有事！”不顾父母的喊声，逃也似的离开了家门。
我早就听父母偷偷议论过，说要给我找个对象，好能拴住我的心，我就不会瞎折腾考什么大学了。父母并不知道我已经有了男朋友。即便没有，我也不会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对爱情很早就有自己的一套理论，认为别人介绍是别人的眼光，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我必须自己选择心爱的人。
必须向父母摊牌了。
晚上回到家里，客人已经走了。父亲头朝下气呼呼地躺在炕上，没等他发火，我先开口了。
“爸，妈，我告诉你们，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父亲瞪大眼睛看着我，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干什么的？”
“运动员。”
我所以迟迟不肯告诉父母，就因为父亲最瞧不起干体育的。他认为国家培养运动员纯属是浪费钱财，所以一直叫我“白吃饱”。那个年代，人们对运动员的看法不像现在，那时大家都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大脑平滑”，没出息的才干体育。
只见父亲“腾”地坐了起来，骂我：“你这个败家的孩子，到底找了个‘白吃饱’！你说一个大男人整天蹦蹦跳跳的，能有啥出息？”
“爸，工作是可以改变的……”我认为职业、地位、金钱都不重要，爱情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唯爱主义者”。
“改变啥？就你们那帮‘白吃饱’，除了跑跑跳跳还有啥本事？不能跑跳那天，喝西北风啊？我告诉你，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父亲一口一个“白吃饱”地叫着。
后来，那个年轻人又来过我家两次，我都没在。
一天傍晚，我正在河堤上看书，一个文静的声音从背后传过来：“看什么书呢？”
我一看是他，就将手中的课本举起来……
“为什么看历史课本？”他疑惑地问了一句。
我本不想告诉他我的打算，但忽然觉得应该告诉他，他或许就不来找我了。
“我准备考大学。”
“噢，那太好了！我是学中文的，以后我可以帮你复习功课。”
我愣住了，坦率地讲，无论从外表还是言谈举止，他都是一个不错的人。可现在，必须向他摊牌了。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他似乎很吃惊，好一会儿才问了一句：“他一定是个很不错的人吧？”
我点点头。
“啊，那我只好祝你们幸福了。”他向我伸出一只手来……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找我，只是在篮球比赛时，我经常看到一个戴眼镜的青年坐在灯光球场的看台上……
在对待婚姻问题上，我总是想到我的几个姐姐，尤其想到我的三姐……
三姐不止一次地哭着对我说：“雅文，你找对象可要自己拿主意呀！可别像我……”
在我撰写这部书稿期间，三姐得了重病。我回去看望她，只见她像母亲临终前一样，像一片熬到生命尽头的枯叶扁扁地贴在床上，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硬朗。可是母亲活到八十九岁，而三姐才六十多岁。
我叫了一声“三姐”，不知她还能不能认识我……
只见三姐瞪着呆痴的眼睛愣愣地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叫了一声“雅文！”便像孩子般地咧开大嘴哇哇地大哭起来。这充满委屈与宣泄的哭声，撕扯着我这颗骨血相连的姊妹之心，也撕开了三姐可怜的一生……
三姐是一名普通工人。而三姐夫却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是石景山钢铁厂的工程师。两人的文化差异太大，没有共同语言，又一直是两地分居。三姐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北方小城艰难地生活。更加不幸的是，姐夫在“文革”期间得了急性脑炎英年早逝。后来，三姐又找过两个男人也都分手了。有一次，三姐趴在窗台上自言自语：“看到人家都是成双成对的，天底下为啥就没有我一个可心的男人？”说这话时，我看到她满眼是泪。
我握着三姐粗糙的大手哄了她半天，她才渐渐停止了哭声。可她不让关门，冲门外大声喊着：“刘广来，进来！给我端尿盆，把水递给我……”可怜的三姐出现了幻听幻觉。
外甥女告诉我，三姐得病以后天天喊这个姓刘的，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我也奇怪，三姐为什么不喊姐夫，喊这个陌生人的名字？
我问三姐，刘广来是谁？
三姐一本正经地说：“沈阳军区的，大高个儿，大眼睛……”她突然又问我，“你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我说：“三姐，我非常同意。我祝你们幸福！”
听我这么一说，三姐满意地点点头：“你同意就好，他就在门口等我呢，让他进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老刘，快进来！我妹妹同意了！”
门外根本没人，只有一股冷飕飕的风……
三姐却指着空荡荡的屋子，一本正经地说：“雅文，他就是我的对象刘广来，你看他长得挺帅吧？”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五十年代，我家刚搬到佳木斯不久，一名从朝鲜战场下来的伤兵员，住在我家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小伙子长得很帅气，经常来我家……但是，父亲坚决不同意，硬给搅黄了。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姐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可她还深深地怀念着她的初恋情人。这太令人揪心了。
看到我流泪，三姐怔怔地看着我，问我：“你咋哭了？是不是不同意我跟刘广来好？”
“三姐……”我抱住三姐不禁失声痛哭。
不久，三姐就去世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四节（2）
三姐和二姐一样，一辈子都在渴望爱情，可到死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
我目睹了几个姐姐的婚姻悲剧，所以，绝不会听从父亲的安排。我觉得父亲给女儿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终生的遗憾。
我对父亲说：“爸，将来跟贺玉过日子的不是别人，而是我……”
听我这么一说，父亲更火了：“败家的孩子，你还反天了你！我告诉你，我绝不认这个‘白吃饱’做女婿！”
“爸，我非常爱他，除了他我谁也不嫁！”
“你、你……”父亲瞪着眼睛盯着我，半天没说出话来。
这天晚上，父亲的翻身声、叹气声，母亲抽烟袋的吧嗒声，不停地敲击着我的耳鼓。而我捧着书，什么都没看进去。
到了这步，本以为父亲不会再干涉我的婚姻了，可是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
这年夏天，我代表佳木斯银行去鹤岗参加银行系统的乒乓球比赛。我不会打乒乓球，纯属跟着瞎混。男女混合双打时，我们遇到鹤岗队。对方的男选手是一个长相帅气、刚从省乒乓球队下来的国家二级运动员，球打得很棒。我连他发球都接不住。他一发球全场就哄堂大笑，弄得我十分狼狈。
比赛结束后，一个女同志悄悄问我：“雅文，你看鹤岗队的那个小伙子怎么样？
我随口说了一句“挺好”。
“人家看上你了，没看发球都不给你发转球吗？”
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大家笑的是这个，不发转球我都接不住，要发转球我更接不住了。我告诉她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后来，小伙子给我写来一封信，我委婉地回了一封信。
没想到，父亲不知从哪得知了这一消息，竟然跑到鹤岗银行悄悄地打听小伙子，还偷偷地看了人家，回来对我说：“我看那小伙子不错，又在银行工作，比你那个‘白吃饱’强多了。”
父亲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
从此以后，我跟那小伙子再没有了任何联系，直到1995年夏天，我忽然收到一封字迹漂亮的来信，一看落款是他。他告诉我，他在书店看到我的小说《趟过男人河的女人》就买了一本。他问我生活得怎样，说他还是孤身一人，至今未婚，信中流露出明显的伤感情绪，远不是当年那个生龙活虎的小伙子了。
我回信告诉他我的境况，并鼓励他找个女人成个家，好好生活。他没有回信。我不知他为什么不结婚，他条件很好，好多女孩子追求他。听说他曾经爱上一个女孩子，但女孩子不爱他，所以就一直没结婚。我知道那女孩子不是我，我与他只是一面之识，谈不上那么刻骨铭心。但他至今孤身一人，我心里不禁生出一丝隐隐的歉意，因为他毕竟两次向我示爱。
我对父亲说：“爸，你不要再为我费心了，除了贺玉，我不会看上任何人……”
一天晚上，我开会回来挺晚，发现屋门插着，进门看到桌子上放着小米和锣、筷……
父亲开口就说：“我告诉你，你绝不能跟那个’白吃饱‘！”
“爸，都什么年代了，你还在搞这套？”我忍不住嗔怪父亲。
父亲说：“都是为了你好！”
我说：“要真是为了我好，你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父亲压低声音说：“我告诉你，狐老太太对你俩的事，连连打杠子……”
“狐老太太还说我二姐的病能好呢。她好了吗？”我忍不住抢白父亲。
父亲猛一拍桌子，怒斥道：“不管怎么说，我绝不让你跟那个‘白吃饱’搞对象！”
父亲的倔强我是知道的。
事到如今，我必须向父亲彻底摊牌了。
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干了一件看似挺“英雄”，但却极为伤害父亲、使我后悔莫及的事……
“爸，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告诉你，我爱贺玉，那是任何人都不可取代的。如果你实在不同意，我只好离开这个家！”
我的声音不高，却震撼着两位老人的心……
只见母亲急忙瞅瞅父亲，我以为父亲会大发雷霆，甚至会操起鞋底子，但他一句话没说，只是瞪大眼睛惊讶地看着我……
从这以后，父亲对我彻底失望了，再也不理我了。
不知为什么，我好像总是在跟父亲“作对”。小时候，我不敢吱声，只能无声地反抗。长大了，虽然不敢跟父亲顶嘴，但心里却不听他的。无论对事业还是爱情，我跟父亲的观点总是格格不入。我渴望追求一种自由而有价值的人生，但父亲却抱着传统的观念不放。我不想放弃自己的追求，因此，我跟父亲之间经常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也许，我们父女的性格太相像了，所以谁都说服不了谁。
其实在五个子女中，父亲最疼爱我了。到银行以后，父亲用他卖苦力的钱，给我买的上海牌手表、孔雀牌自行车。我爱吃海带根，他专门给我买海带根……我觉得很对不住父亲，很想跟父亲和解，也很渴望寻回那份难得的父爱，想跟他恢复顶脑门儿的游戏，甚至想听他骂我“败家的孩子”。可是，被我伤透了心的父亲，再也没有那份热情了，偶尔瞅我一眼，也是悻悻的。
母亲劝我别记恨父亲，说父亲都是为了我好，并让我把贺玉领回家来看看。
来家之前，尽管我对贺玉一再说，让他对我家的简陋及父亲的冷淡做好思想准备，可是当他看到我家矮趴趴的、跟狗窝似的草屋时，还是迟迟不敢进屋，更令他感到尴尬的是，他一进来，父亲连瞅都没瞅他就起身走了出去。
母亲倒是很热情，用一只眼睛一个劲儿地打量他，给他沏茶倒水……
临走，母亲笑着说了一句：“瞧这孩子的大腰板子，摆八碟八碗不成问题！”
父亲对贺玉的冷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贺玉到法院干得很出色，父亲这才对母亲说：“雅文这孩子挺有眼力……”
就这样，我执著的个性再次决定了我的命运。后来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假如我听从父亲的安排，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人，那么我这一生会过得怎样？能像今天这样幸福吗？不，我会遗憾一辈子的。我觉得再不会遇到像贺玉这样疼我、爱我、用心捧我一辈子的男人了。而且，我也很难燃起那种如火如荼的激情了。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五节
但在考学的问题上，我跟贺玉却发生了矛盾。
1966年4月初的一天傍晚，我跟贺玉正式谈到报考大学的问题。经过三年多的努力，我已经自学完了初一到高三的全部文科课程，准备今年报考。
贺玉却问我：“雅文，你不觉得我们非常相爱吗？”
的确，我们非常相爱，一直处在热恋之中。每当分离，我们就用书信来倾诉彼此的思念，把每封信都编上号，两人在接到这封信的同时总会有一封信在空中飞着，以免让对方期待得太久。他这人长得憨厚，却很浪漫，很有情调。我苦闷时，他来信安慰我：“亲爱的，不要苦闷，春天的泥泞，冬天的雪，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我们期待着重逢那一天，让鲜花和音乐打扮我们的生活吧！”
但我知道，爱情弥补不了事业的缺失。
他问我：“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吗？”
我点点头，说：“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永远爱你……”
他却摇了摇头：“能不能不考？”
“不能。”
“既然这样，那你自己决定吧。”
我们谈得很不愉快。分手时，他送我到家门口，双手把着我的肩膀，语气沉重地说：“雅文，希望你能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爱情……”
是的，为了爱情，我得罪了父亲，他得罪了体委主任……
这是我们恋爱以来，第一次产生这么大的分歧。但是，就像要读书，要当运动员一样，任何人也阻挡不了我要考学的决心了，包括我最心爱的人。我知道考大学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
可是，当我一切准备就绪，准备报考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后来贺玉问我：“我不明白，你在银行工作挺好的，我们又那么相爱，你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呢？”
我却说了一句：“爱情代替不了事业。”
直到今天我仍然这么认为，爱情是生命之根，事业是生命之土壤。没有土壤根就会枯萎和死亡。一个人绝不能因为有了爱情就放弃一切。爱情只是一个炽热的短暂，不管双方爱得多么热烈，多么如火如荼，最终它总会走向平静。如果因为爱情而失去自我，那最后失去的不仅仅是爱情……爱情是一个平衡学，它是一种内在和外在的综合平衡，如果一方打破了平衡，那么距离分手已经不远了。我觉得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事业，只有这样才能活得充实。
我本以为“文化大革命”很快就会结束的，第二年可以再考，没想到“第二年”却变得遥遥无期。
就这样，我的大学梦永远留在了那个矮小、破旧的茅草屋里，留在了杏林河边的几棵白杨树下……
死神在女儿的哭声中放过了我无情的岁月，新房变成了地狱。在冰窖般的小屋里，地狱之门一次次向我和刚出世的女儿敞开。面对冰冷的世界，我发出“为了他和孩子，我一定要活下去”的呐喊！
《生命的呐喊》 第四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十六节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我像许多人一样，怀着对党、对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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