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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

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

我冒昧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就更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

我先生劝我：“实在不给签证就算了吧。”

可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比利时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

子……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节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后来，余美和参赞跟我谈起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你当时太难了，没钱，没吃，没住，没翻译。我真佩服你对事业的那种执著精神……”

没钱，不会外语，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只能用面包和带去的方便面填饱肚子，兜里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去哪都得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字条给人家看……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并不算什么，因为从小在苦难中长大，又在滑冰场上拼搏了那么多年，再说与闯俄罗斯相比，这儿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最令我忧心的是来布鲁塞尔七八天了，却一直没见到钱秀玲老人，陆惟华先生认识的钱秀玲的外甥一直外出没回来。这期间，有人传说钱秀玲老人大病卧床已经糊涂了。有人还传说钱秀玲老人的儿子怕打扰老人休息，拒绝任何采访……

布鲁塞尔的气候跟北京差不多，11月正是秋色褪尽、寒气袭人、冷风瑟瑟的初冬时节。这里的海平面低，多雨，很少见到阳光，一连数天都是阴雨连绵，使我这个外乡人更有一种“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的凄凉感。

夜里，风声、雨声透过没有钉严的纸板缝隙钻进来，敲打着我蜷缩的身躯，也敲打着这颗长夜难眠的心，睡不着，索性爬起来看《傅雷家书》。

异国他乡，孤灯夜读，看到傅雷对儿子的叮嘱，不禁别有一番感慨，仿佛聆听着父亲对我的教诲：“你要学会等待，学会平静焦躁……”

是的，我必须学会按捺焦躁，平静心态。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抓紧时间去参观名胜古迹，感受欧洲风情，凭吊历史遗址，参观二战展览馆……

在张绍唐会长的陪同下，我来到布鲁塞尔郊外拿破仑著名的滑铁卢战场，看到当年金戈铁马的古战场，如今已是草木凄迷，万籁俱寂，给人一种亘古沧桑的宁静。只有一头用战争废铁铸成的狮子，迎着夕阳的余晖耸立在山顶上，向人类昭示着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悲壮。

在布鲁塞尔大广场附近的一条小街，我看到了被比利时人民称为“第一市民”的撒尿男孩儿于廉……

我独自去了卢森堡和荷兰，瞻仰了世界著名的卢森堡大教堂。在荷兰，在华侨画家吴晓科夫妇的陪同下，参观了《安妮日记》的安妮故居，去海牙看了审判二战战犯的国际法庭……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五节

1999年11月8日下午三点。

在陆惟华和陆嘉兴先生的带领下，终于按响了布鲁塞尔A大街三十号公寓的门铃……

真是难以形容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紧张、忧虑……不知钱秀玲老人到底是什么样子，是痴呆、木讷、神志不清，还是……

门开了，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笑眯眯地出现在我面前。

噢，我的上帝……

说真的，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如此可爱的耄耋老人，身着一套红色套裙，化着淡妆、笑容可掬的脸上洋溢着一种仁慈的宽厚与善良，言谈举止，无不流露出一种大家闺秀及受过西方教育的优雅。我感到奇怪，这样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居然在惨绝人寰的二战中，从纳粹枪口下救出过那么多条生命！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钱秀玲老人，不由得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她，激动地说了一句：“钱妈妈，见到您我太高兴了！”

老人的居所不大，一室一厅，摆有沙发、电视、地毯，墙上挂着她堂兄钱卓伦将军亲笔所书的条幅。桌子上摆着艾克兴市长赠给她的中国古董——铜质塔形香炉。窗台上摆着几幅混血儿童小照，显然是老人的几个儿女。

听说我从中国专程跑来采访她，钱秀玲老人像孩子般地笑起来，连连摇头：“NO！NO！我可没什么可写的，那些事情都是我应该做的！”


我的到来使钱氏家族大为震惊和感动。钱秀玲老人的大儿子米加医生，侄子钱宪人先生、钱为强先生，都跑来看望我。钱宪人先生还在陆嘉兴先生的餐馆里，为我举行了小型宴会。

餐桌上，大家兴致勃勃地谈论起《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这部作品的名字，钱妈妈还说了一句笑话：“盖世太保并没有拿枪逼着我，我不认识他们。”

米加医生问我：“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见到我母亲那么激动？可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可激动的。母亲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没什么可值得写的。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花很多钱专程跑来采访她？”米加是典型的欧洲人，不会讲一句中国话。我们的交谈由钱宪人先生当翻译。

我说：“钱妈妈是中国人，欧洲的战争跟她本人、跟中华民族都没有关系。但她却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了许多比利时人的生命。她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及国际主义精神，非常令人敬佩。”

米加先生却说：“二战期间，许多人都是这么做的。我母亲跟他们没什么区别。你为什么偏偏要写她，就因为她是你们中国人吗？”

“是的，她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的骄傲！”

叼着烟斗的米加先生，摇摇头，耸耸肩，还是不理解。

当然，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绝非几句话所能阐释清楚的。在中国，有人大老远地跑来采访，子孙三代都会觉得脸上有光。在这里却恰恰相反，儿子不理解，孙女说祖母的荣誉是祖母的，跟其他人没有关系。不过，米加先生对我的来访却很支持，他从他家里拿出比利时政府授予钱秀玲老人的英雄勋章，以及法根豪森将军1966年去世时将军妻子写给钱秀玲老人的信给我看……

当然，对我支持最大的是钱宪人夫妇。钱先生看我住的地方实在可怜，就让我搬到他家里去住，这给我的采访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钱先生夫人杜大姐负责照顾钱秀玲老人。早晨，我跟着杜大姐来到钱秀玲老人家里，跟老人聊天，陪老人散步，中午在她家共进午餐。老人像西方人一样，每天要化妆，戴胸罩，穿裙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有一次我帮她画眉毛，她嫌我画得不理想，自己擦去重画。画完，我俩冲着镜子哈哈大笑……

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健忘症，好多事情都忘了，靠我一点点启发，多方引导，她那沉睡半个多世纪的记忆才慢慢地苏醒过来，有的却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随着老人时断时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记忆，我跟随她走回遥远的过去，走进她鲜为人知的家庭及人生……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六节（1）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文化底蕴丰厚的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是恩泽四方的乡长。钱家出过钱卓伦、钱宪章两位国民党将军，出过钱秀玲、钱卓儒、钱宪人等八位博士。

1934年，蒋介石从德国请来一名高级军事顾问亚历山大·冯·法根豪森将军，钱秀玲堂兄钱卓伦将军负责顾问的联络工作。正因为有这段渊源所以才引出后来的故事。

在宜兴电视台徐风台长的陪同下，我曾去寻觅过钱家的旧居，但因时间久远，钱家只留下一处老屋的残破台阶，一块林木葱郁的老宅地，一张1988年钱秀玲最后一次回国时给村里姐妹们拍的照片……

徐台长告诉我，宜兴是紫砂之都。这里山清水秀，地杰人灵，自古就崇尚文化，盛行读书之风。宜兴曾出过十名状元，十名宰相，二十名院士，七千多名教授，两位清华、北大校长，两位大陆、台湾的教育部长。蒋南翔、周培源、徐悲鸿、吴冠中、潘汉年等许多名人都出自宜兴。

这个文化底蕴丰厚的环境对钱秀玲一生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钱家为人善良，自办学堂，全村几十个孩子都分文不取到钱家来读书。钱秀玲在六个子女中排行老四，从小聪慧过人，三岁会背诵《百家姓》、《木兰诗》，十一岁考入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附中，没等念完又跳到上海大同大学读预科，专攻化学，一心想当中国的“居里夫人”。

1929年春，她得知在大学读书的哥哥钱卓儒要去比利时留学，就回家央求父亲也要去留学。父亲不同意，她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不吃不喝，以绝食相胁。

1929年11月3日，十六岁的她怀着用抗争换来的喜悦，随同哥哥等三十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开始了她一生的欧洲之旅。

在船上，活泼可爱的她，经常在甲板上跑来跑去，深得乘客们的喜爱。同船的宋庆龄把她叫到头等舱里，问她多大了，会不会唱歌，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地说：“学化学，我要像居里夫人那样当化学家！”接着，她就唱起了当时知识女界流行的一首《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采访时，我把这首歌全部录了下来。

父亲之所以同意了她去比利时留学，还因为她的未婚夫正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读书呢。那是她三岁那年，父亲给她订下的一门“娃娃亲”。父亲想让她和未婚夫早点完婚。可是到了布鲁塞尔，她第一次见到未婚夫就提出了解除婚约。

老人对我讲：“我不能嫁给一个连面都没见过、根本不相爱的男人。”

我觉得她深受“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无论对学业，对爱情，都表现出一种先锋女性的独立人格以及对未来的把握与憧憬——

不久，她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欧洲著名的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性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六年后，她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

1935年10月27日，她与鲁汶大学医学系白俄罗斯青年白兰芝先生在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他们相濡以沫幸福地度过六十多个春秋，并生下五个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