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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将领葛先才抗战回忆录-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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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补给，为战力之泉源。有则保持战力于不衰，无则战力逐渐消耗衰退，甚至于枯竭而败，衡阳之战可为例证。任何国家，其作战计划中补给列为主要策划之一。传闻，有些国家，虽预定好作战计划，但后勤参谋，认为不能按作战计划顺利实施补给时，而将原案推翻者不足为奇。我国古时用兵亦注重补给，兵尚未发粮草先行，“补给品行动慢故须先行”。
军在大陆作战，可以说谈不上补给计划与实施。战场补给制度，应由上级向下级源源追送；负伤官兵，应由后勤部队向军野战医院接连。如此，始能经常保持部队战力及其机动性。至于战场兵额补充，以往则绝无其事。高级司令部只指挥部队作战，对于补给事宜从不闻问，故我以打部队番号名之，战斗间之消耗，有如工厂中之锅炉，要求它产生高度热量，必须不断加添燃料，在大陆因部队战力衰退而无补充，士兵体力疲劳过度致败者，不胜枚举。
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
战场瞬息万变，令人莫测。各级战斗部队长应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沉着应付；亦即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把握战机予敌重创。战略之拟定，乃战争开端或某地区战斗实施的一个用兵构想。战场变化多端，所拟定之作战计划不一定皆能一一达到战略之构想，因之，战略之运用必须灵活，随战场的变化而改变，不宜呆板，墨守原定策略。为应变迅速确实计，还应授权战斗部队长，遇到非常变故时从权达变，以免遗患战局。如下战例：在同一战略策划部署之下，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则胜，用于衡阳会战则败。因第三次长沙会战，敌主力用于攻城，我长沙外围友军亦能用命，适时形成反包围形势，敌处于不利地位迅即撤走，完全如我战略构想。
衡阳会战，敌有第三次长沙会战失败的前车之鉴，战略改变。用两个师团攻打衡阳，主力攻击我衡阳周边各点友军，最后才调集三个师团兵力加入衡阳攻城战。而我战略，仍墨守成规一丝不变，坐待一点一点先后之惨败，倘若不是第十军能在衡阳奋战，歼敌五万，这一仗才丢人呢！
略谈大陆军事补给概况：除战场无现场补给外，部队战斗损耗后，以往有三个补充途径：一为统帅部命令后勤及人事各承办单位，指定某部队补充之。二为统帅部各承办单位，依据部队损耗状况，签呈补充之。三为部队长神通广大，用人事关系或条件，由各承办单位向上签办之。补充既然如此艰难，人微言轻之部队长，则更难以得到补充，只好避免损耗保存实力，“避免损耗者，不力战也”。
以第十军而言，自北伐以来，乃蒋公口袋中军事王牌之一，无役不参。常德之役损失过半，竟半年余得不到丝毫补充，足见统帅部那些大小幕僚们蒙蔽欺骗其上，操纵把持其下，宵小弄权。或者，第十军乃无人照顾之孤儿给忘了？衡阳会战爆发，委员长蒋得悉第十军常德之役后未曾补充，他老人家可能大发雷霆。因此，俞飞鹏部长亲莅衡阳，处理第十军补给事宜，临时抱佛脚，只能在粮弹器材方面补救。武器在重庆，远水救不了近火；兵额则毫无帮助。补充兵须经训练后才能发挥战力，何况临时也抓不到兵。俞部长能办的就办了，不能办的就算了。这不是有计划的作战，而是敷衍塞责忽视其战。
曾有外国高级将领评论我军事制度云：“我很奇怪，中国国军有血气能战肯拼的部队，有如在太阳之下滚冰球，愈滚愈小；投机取巧的部队，反而有似雪地上滚雪球，愈滚愈大。”其意指我军事当局，无是非无功过。
因私而误国
北伐时期，我官兵正气凛然，人人奋战，绝少不尽职者，故战无不胜。因俘获敌之武器装备及敌兵，自己补充尚有余，上级司令部的指挥与补给方面皆显示不出错误之处。江西剿共，部队长失职者开始萌芽。抗战军兴，至中期以后，部队长欺骗、谎报、虚伪、避战，逐渐加深。这类恶习之养成，乃有其因素在焉，如我前面所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各级司令部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用兵，在无有效策略应战之情形下，只好用权力以上压下，一再勒令战斗部队长，限期达成任务。战斗部队长不能如期完成使命时，则谎报军情以卸责。上下不能坦诚合作，战略与战斗不能密切配合，往往行成与战略目的相反之后果。
与强敌作战，不是有如去杂货店买酱油一去就得，战斗之胜负，必须经一番惨烈搏斗而后定，若敌我势均力敌时，战斗时间势必拖延下去。如衡阳之战，敌人预计于一日之间攻克，事实拖延至四十七天之久。战场上，上级对下级只能用有弹性方式指导部队作战，不可硬性限期强令战斗部队完成任务。不能如期达成任务时，以军纪而言，战斗部队长是要负责任的，亦可能因此受到惩罚。在强人所难之情形下，战斗部队长该是何种心情！不但对上级失去信心且产生怨恨心理，战斗不能达成上级要求时，只好违心谎报以伤亡惨重粮弹告罄，不能续战，藉以搪塞其责。高级司令部真伪莫辨，不了了之。
并非无能战之师，一言以蔽之，战斗部队有了保障，任何部队皆能奋战；没有保障，任何部队都不能战。虽能战之师，若无上级精神与物质源源支援，也会失败。
奋战不一定能记上一功，不战只要一纸谎报就可交差，也不一定会有过。日久养成卑劣恶习，因私而误国，莫此为甚，在那无是非无功过之制度下，也只好你欺我骗苟安一时。大陆军事失败，毋可讳言，乃各级司令部及战斗部队长尽职者寡、失职者众之后果。
国军指挥系统紊乱，军长在先后时间中可以接到几个来自各级司令部，不同任务之命令，军长则挑选一个最轻松者执行。越级指挥，不但破坏了指挥体制，而且造成战斗部队长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之机，纲纪废弛，制度破坏，致败主因之一。
前面写了不少，军事上看不见的那一面致败之因，也不过是略为举例而已。我非藉以逞能，更不是蓄意诽谤，而是提醒军事当局及每一个军人，有所警惕。看不见之兵力运用、制度、责任、是非、功过，较之看得见的武器、装备、训练等尤为重要。精良之武器须由人来使用，使用之人无斗志，也发挥不出武器的威力，甚至弃械而逃。
培育官兵旺盛斗志（1）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德法之战，两国军备相较，法国多年来之全力备战，无论武器装备及训练皆优于德国，且有“马其诺”防线之固，法国堂而皇之备战。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受凡尔赛条约之约束，只能偷偷练兵。两相比较优劣悬殊，而德军一举于六周亡法。德以气胜，亦即以看不见的那一面而胜法。闪击战运用之妙，官兵斗志高昂，将法军斗志击溃，德之攻心战成攻。而不是在武器装备上分出来的胜负，足见斗志之重要性。
斗志之培育，若是仅在那些空洞理论上去勉励官兵，收效甚微，必须要建立在各阶层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以及是非功过分明的制度上，诱导官兵向正确目标去奋斗，而无不合理之困扰。还要在官兵本身利害方面着眼。使其感觉自己有前途似锦的希望，任何人只要有前途有了希望，才肯冒险奋斗，旺盛的冒险奋斗精神，乃斗志的原动力。另一要素，培养官兵荣誉心和羞耻心，“知耻近乎勇”。
甄选可造之才，加以培养磨练，而后担任各级司令部的幕僚，健全参谋业务，或充任战斗部队长，达成战争胜利之目的。
在大陆期间，我曾与美国军事顾问闲聊，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全国军官上尉级中，有五个最优秀军事人才。军事当局，将这五人列为可造之才，全力去培植磨练。”彼时，美国上尉级军官应该有成千上万人之多。职掌人事业务者能在这许多上尉中，发掘出五个最优秀人才，足见其对考核之尽职、认真、公正之处。由此类推，其他各部门想必亦属如此，无怪乎人家的国家强盛。我国人事制度不健全，不知埋没了多少军事人才，却培养了不少投机分子。
我国固有最高战术思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上策，攻心为上，攻城次之”，攻城战者，我认为系消耗战。我国目前处境，人力、物力、财力皆不适于消耗战，应看重攻心战之发展，以寡击众。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其主要条件，培育旺盛战志。另外，事无大小，必须有正确制度明文规定，权责分明，各自遵循。上级对敌对己，应有缜密计算策划，下级有坚强斗志，两相配合，奇正兼施，以歼敌为首要，以击溃敌人斗志为主旨。一城一地之得失，应列为次要。敌人被歼，这一城一地，自然仍为我所有。
在大陆时期，军人在战场上，计有五种敌人：
第一种敌人，乃真正之敌。我战斗部队拼命想达成任务，而敌人偏要阻挠，不让我达到目的，还要想尽方法来杀我。
第二种敌人为长官。他不但未能尽到自己职责支援部队作战，解决战斗部队种种难题，还要滥施压力，做不合乎情理之勒令要求，造成战斗部队长，前面有狼“敌”、后面有虎“长官”之恐怖心情。甚至于有不怕敌人而怕长官之心理，各级部队长也只好一级一级向下施以压力，促使各级部队长惴惴不安，人人自危，心情浮躁而不稳定，方寸大乱。无冷静头脑，何能周密策划以配合运用而控制战局？战场非出毛病不可。身为长官者，在战场上首要解决战斗部队诸难题，其次须以种种方法稳定部队长情绪。虽随便几句温和勉励词，也可以收到激励斗志之效果，勇气之有无在一念之间，为长官者适时培育鼓励之，各级部队长对其长官产生了信心，无后顾之忧，则可一心一意对敌作战，尽量发挥其才能。滥施压力，有万弊无一利，滥施压力者，证明其本身无能塞责。在此用前面所述数战役来作证，西凉山之役，本团尚未与敌接触，我为稳定官兵情绪，提高斗志计，让第二、三两营长表演双簧，官兵大笑，数日中攻无不克，将强敌压迫后退三十华里，不敢蠢动。战场上，官兵情绪与胜负有极大之关联。易言之，情绪即斗志也。
衡阳之战，方军长除全力支援下级作战外，绝不干预我师长用兵。纵然有意见，也只是旁敲侧击，极为温和提出，给我做参考。战场一切措施，仍由师长决定，从不施以压力，强制执行，乃指挥之美德也。衡阳之战末期，本师第二十八团于农民银行仓库背后阵地，遭受敌集中火炮轰击，我阵地防守官兵全部殉职，致被敌占领。曾团长迅即上报，我在电话中，不但未责难于他，以极温和语气问曾团长如何善其后？彼答称：“手中无预备队，拟亲率团部及第二营营部仅存官兵二十九人逆袭。”为嘉奖其所做之决定，我手中亦无预备队但仍率领副官卫士四人，至团长位置亲往增援。师长做团长的预备队，团长该是为何感动，而且曾团长定会向下宣布，师长要亲来做我们的预备队，官兵听了，又该如何激动，一时斗志如虹，有似二十余只猛虎，一涌收复失地，亦即激励斗志，最有效方法。
培育官兵旺盛斗志（2）
第三种敌人为友军。在同一战场上，友军不与我合作，危急时更不会支援。待我一败，彼向上一通谎报电文，因我之败，危及其本身。为安全计转移阵地，脱离战场一走了之。其实，他这一动，反而是弄巧成拙，部队必陷入不战自乱中。敌人只要稍一袭击，则因乱而溃。我主张，战场上应制定横的责任制度，见友军临入危境，或友军请求支援，而不自动驰援者，以避战论。
第四种敌人乃部属。阳奉阴违，逃避责任，想尽方法不择手段欺骗、谎报、避战，只求苟安一时。
第五种敌人系自己。违背良心，不尽职责，投机取巧未能以身作则，诱导部属与敌做殊死战，完成我军人保国卫民之天职。
国军致败之一绝症，乃未能奋战，而且极易自乱。其因起源于战场上所发生的一点小变故，下级未能适时善于处理，又不敢上报请求支援，自己又稳不住阵脚，乱象逐渐扩大而溃，以致星火燎原。国军无数次战役中，小部队作战小乱，大兵团作战大乱，甚至于有部队未战先乱者。战乱期间徐蚌会战，我百万大军乱成一团糟不可收拾。此后，全国无战事，国军遇敌则逃，弃甲曳兵而走。正为古人所形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兵败状况。兵败如山倒，以致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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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无顾忌、战无束缚（1）
衡阳之战，我第十军以极端劣势兵力火力应战，其所以能与强敌血战四十七昼夜者，乃本身绝无以上诸弊端。上下和谐，无压无诈，将士用命。而最难能可贵者，战况在任何惨烈演变中，官兵各守岗位与敌以死相拼，绝无自乱者，故全期之激战中，我阵地曾被敌突破六十次以上之多，官兵绝不混乱，稳如山岳，上下坦诚合作，且能迅速收复失地，皆化险为夷。最后三天，敌虽由一九○师阵地突破一角，冲入城内，我第三师、预十师、一九○师、一部阵地皆腹背受敌之攻击，我官兵不为所动，仍奋战不懈。至方军长停战令下为止，我全军阵地皆屹立无恙。
如前面敌团战史记载云：敌人之第十军，毕竟是善战之师，并未为其他战区之守军，一角之溃而全盘动摇，且抗拒益形激烈。
以往，各级司令部之指挥作战，战斗部队各级部队长之战斗实施，多数全凭个人之好恶，一己之观念，胡乱施为。无分层负责之可言。譬如说，长官之对部属，可不经军法审判而杀之。自以为立威，实为暴行，影响战力至巨而不自知。为部下者，随时随地都有被长官所杀之可能！以致部属惧怕长官尤过于敌。在这种心情下之各级战斗部队长，势力终日忡忡不安，心不安则意不坚，意不坚则气不盛。“胜以气为主”，士气消沉，这仗还能打下去吗？（李注：葛先才对国军奉为金科玉律的“连坐法”是不以为然的。）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心”字包罗万象，只看吾人看不看得准，用不用得当。如果战略与战斗配合得天衣无缝，则稳立于不败之地。军事学实莫测高深，谁也不敢自认为是军事专家，谁也不能有信心稳操胜算，因它变化多端，战况各异难以捉摸，无一定之规格，全凭决策者与执行者，依据战场实际战况演变，把握战机而运用。昔三国时代，西城之役“空城计”，以诸葛亮之能，尚有“街亭”之失，而诸葛武侯紧急应变，以其统帅之尊，冒险设空城一计拒敌，而将司马懿大军吓退，挽救了西城厄运。
建军以培育战士优良技能、旺盛斗志为主，军人在战场以能奋战为先，军人只要能战肯拼，则奠定制胜基础，欲能使军人奋战肯拼，在战场上务使其“心无顾忌、战无束缚”，尽量发挥其英勇才智，不偏重于胜负得失。未战而先束缚其心身，能奋战之师必然获胜，倘若因其遭受处境不利之影响而致败，也能打出一个名堂，“敌我皆亡同归于尽”，而达成战略歼敌目的，故虽败犹荣，前面数战役为证，毋庸赘述。
胜负乃兵家之常，上级不可向下级过分要求，束缚下级心身，发挥不出其战力，反而求胜不达。原则上但求权责分明，职守严正，勿压勿诈，勿骄勿馁。昔曾国藩在其奏折中称：“臣累战累败，累败累战”，充分表现了他及其部属奋战精神，终于得到最后胜利。战斗的观点，应建立在部队能否奋战，不以成败论功过。这样能减轻各级主战斗部队长的责任负荷感，而使其集中精力于战斗。
一、《日本战史写衡阳战役》（译者赵庆升），全文请参阅国防部《军事杂志》，一九六八年二、三、四、五等月，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等期连载。
二、敌对衡阳战役之记载，大致而言，尚不失公正，非身历其境者，则不易领会其微妙之处。敌国战史，不但记述他皇军官兵，有强盛之责任感、荣誉心，以及勇猛善战之表现，而且连我第十军在战场上各方面之成就及英勇奋战精神，均备加赞扬。如非敌我两军，势虽不均力却相敌，又何来华南第二旅顺要塞之战的战绩？敌之所伤亡惨重者，乃连续强攻而又屡攻屡败所致，我之所失守衡阳者，乃战力只有损耗，而无丝毫补充所致。
三、敌在其战史中，也有不少保留之处。攻城之始，一再受阻顿挫，将其责推卸于炮弹之不足，无空军支援。其实，战斗开始，敌炮火之炽烈为我所罕见，仅以第一至第五日之战，敌所发射之毒气炮弹而言，就不在少数。以后炮火之烈日炽一日。致于敌机，曾有一段时间，白天很少临空确属实情，但衡阳夜夜大火，皆敌机所投之烧夷弹所致。其记载中，最大保留部分，乃伤亡数位。敌六十八及一一六两个师团，自战斗之始，即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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