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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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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界、妇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职业界，都要有党员去工作、去领导。在那种情况下，省委仍把难民工作作为重大的工作来抓，一开始就有30多名党员到难民收容所工作。还有一部分党员是从监狱里出来的‘###’，经省委审查也派到难民所工作，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②《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5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一些刚刚来到上海，或在上海开展工作的###地下党员在当时公开身份是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报童学校任职的教师或工作人员。根据后来的资料，一些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如曹荻秋、刘述周、陈国栋、韩念龙等都在难民收容所工作过。在此种情形下，由陈鹤琴出面主持难民教育，使难民收容所和难民学校、难童学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开展工作，从客观上为###地下党组织巩固基础、扩大队伍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并且由于他的奔走，使###地下党组织在租界上层统一战线方面取得了成功。实际上，这时的慈联会已成为###地下党组织的重要工作阵地，地下党用“群众路线”和“统一战线”两个法宝，“把难民工作开展起来，把难民所变成‘孤岛’的政治大学校，变成革命阵地，为开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贡献”②。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3）
1938年初的一天，公开身份为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组长、前上海《新闻夜报》战地记者的###地下党“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通过赵朴初介绍，前往拜访工部局华人教育处正、副处长陈鹤琴和陈选善，向他们请教有关难民教育问题，并且参加由他们在国际大厦主持召开的会议。在朱启銮的记忆里，陈鹤琴彬彬有礼、诚恳坦率、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乐于探讨问题，并无颐指气使、居高临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态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1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中，除陈鹤琴担任主任外，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担任副主任，赵朴初兼任总干事，委员有陈选善、赵朴初、姚惠泉、何清儒、韦悫（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陈望道、陆高谊（世界书局董事兼经理），干事为朱启銮、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杨昌镛（杨海纹）、吴宝龄。为开展工作方便，陈鹤琴主动提出聘请5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由于委员会系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组成，因而使难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当局和社会的认可，从而为###地下党在难民工作方面打开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当时陈鹤琴并不了解这5位干事的真实身份和肩负的任务，但这些年轻人刻苦耐劳、坚毅不拔、富有朝气的工作热情和发挥的骨干作用，使他深受感动。在他的周围，还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随者，其中有经###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以及陶行知、陈鹤琴过去的学生和助手，包括张宗麟、朱泽甫、方与严、邢舜田等。赵朴初曾有过一段文字：那时候，上海地下党处于秘密状态，我做难民工作的四年里，没有一个人###自己的党员身份，也没有人传达党的意思，要我办什么事。我始终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关系的。《抗战初期上海党的难民工作》，第28页，###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1993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史》中有以下记载：党的难民工作重点是加强难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难委党团书记朱启銮以慈联会收容股教育组长的身份，与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多次商讨难民教育工作，于1938年初成立了慈联会难民教育委员会，由陈鹤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权威人士任委员，赵朴初兼任总干事，朱启銮、杨昌镛、周克、吴宝龄、丁佩瑜5名党员任干事。陈鹤琴任命这5名干事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义务巡视员，全面负责和督促各难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难民教育委员会的成立，表明难民教育得到了租界当局的认可和上海教育界的关心、支持。
在宣传教育的内容上，难教工作人员结合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上海的政治环境，难胞的悲惨遭遇，自己动手编写教材，结合识字学文化，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持久抗战路线，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增强难胞抗战必胜的信心。此外，还进行了“谁养活谁”、“世界是工农造”、“人民是国家主人”等启蒙教育。在陈鹤琴的积极倡导下，各难民所的儿童识字班，都推广拉丁化新文字，统一使用难民教育委员会编写的教材，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上海史》，第1037—103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那时，上海的社会环境十分复杂。作为工部局华人教育处负责人和著名教育家的陈鹤琴，将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难民的救济和教育之中。尽管不清楚这些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但陈鹤琴从爱国救亡、救济和教育难民的需要出发，对他们予以高度信任，从而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大业发挥了特殊作用，也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贡献。几十年来，陈鹤琴的这些贡献一直都得到###的肯定和高度评价，称他为“爱国、进步的###人士”。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国内各种政治运动中，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受到排斥和贬损，但其在抗战初期所作贡献一直得到肯定。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1）
1937年底，由陈鹤琴发起成立上海儿童保育会，旨在救济与教养因战事孤苦无靠的儿童。陈鹤琴担任该会理事长，沪上慈善福利界知名人士黄定慧女士担任副理事长，王国秀、孟太太（美籍、宗教职业者、儿童保育工作者）、李瑞华、吴志骞（私立上海女子大学校长）等为理事。这个组织规模不大，但目标和宗旨却很明确：“以最有效、经济和持久的方法救济和教养因战争而失去父母、家庭的儿童，以养成健全的公民。”陈鹤琴为儿童保育会题词：保育民族幼苗！
儿童保育会的工作之一是为难童办学。在许多难童学校中，报童学校很具特色，是抗战教育中的一个亮点。陈鹤琴、刘湛恩、刘王立明等以儿童保育会名义向赵朴初提议，将慈联会所属各收容所的卖报儿童集中起来进行教育，慈联会遂将所收容的报童集中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实业银行大楼内的一个收容所中，这里地点适中，交通方便，与大慈收容所和其他难童收容所较近。在陈鹤琴的首肯下，曾是陶行知、陈鹤琴学生与助手的###地下党党员朱泽甫被聘为校长。1938年儿童节，报童学校开班。此后，借各区中小学校的教室，儿童保育会陆续办起了10所报童学校和2所报贩（###）学校，共有学生五百余人、教师三十多位，其中不少是由###地下党教委推荐的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报童学校的办公处设在圆明园路169号基督教青年协会大楼二楼。1938年9月，已到达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张宗麟的函中特别提到：陈、赵、黄（按：即陈鹤琴、赵朴初、黄定慧）诸先生发起难民教育协会，对难民进行战时教育，成立儿童保育会，举办报童学校，培养难童人才幼苗，均为善举，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愿，回国后尽力保育难童工作，培养人才幼苗，为抗战积蓄力量，为建国培养专门人才，请你和泽甫弟代我向陈、赵、黄诸先生致意。《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65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据朱泽甫回忆，报童学校的建立是受了陶行知倡导建立卖报儿童工学团的启发。上海最早的卖报儿童工学团是由方明、陈顺尧（后改名陈挺夫）在陶行知的指导下，于1935年创办的。当时陶行知要方明、陈顺尧到静安寺一带找报童联系，找到申广圣等10多个报童，在极司菲尔路荣庆里一个报童家里成立了卖报儿童工学团，课本是陶行知所编的《老少通千字课》。与此同时，方明又在威海卫路创办了流浪儿童工学团以及亭子间工学团等。
报童学校按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行小先生教学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小先生教学法以明确的实用意义在普及教育中广受好评，其主要原则与方法有三：即知即传，非班级常规，开门教人。在收容所里，报童们边卖报边学习，教学时间和卖报时间岔开来；教师以报纸为活教材，指导报童、报贩讨论报上的重要新闻和文章，使学生的政治觉悟有较快的提高。由于实行小先生教学法，通过这些在报童学校学习的报童，吸收更多的报童参加学习，鼓励孩子们交朋友，组织起来，按地区分成学习小组，推选负责人，自主进行学习；打破传统按程度分班的做法，混合编班，谁是谁的好朋友座位靠近；识字的教不识字的，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很快就能攻破识字的关口。由此，1938年后，更多难（报）童学校陆续建立起来，共有10所，另有2所报贩（###）班；从外滩到静安寺，从杨树浦到曹家渡，从公共租界到法租界，因地制宜，分点设校。在报童或报贩（###）班就读的学生共500人以上。学校中有教师三十余人，多为进步青年，每人每月生活费10元，校长也是10元，仅能维持本人的最低生活，有的教师经济条件较好则少拿或不拿钱。报校教师的朋友中有失业教师或失学青年追求进步，自愿尽义务工作，与报校教师一起组织学习小组，以至实际教师数达到50人左右。朱泽甫写道：“陈先生为人富于正义感，热爱难童，热爱青年教师，在上海孤岛上有威望，他一号召，就捐来经费；他提出的工作计划，理事会就通过。通过他的关系借小学教室给报童上课，没有借不到的。经地下党提名由我推荐的难民教师和报童学校教师，陈先生没有不同意的。”《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7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二 儿童保育会和报童学校（2）
每逢星期日或纪念日，陈鹤琴就出面邀请一些知名人士前来演讲，其中有黄定慧、吴志骞、韦悫、胡愈之、沈体兰、吴大琨、王任叔等人。陈鹤琴常借位于八仙桥的基督教青年会服务部的场地，请刘良模、陈歌辛等音乐家教救亡歌曲。此外，陈鹤琴还在难（报）童学校的基础上，主持举办数次教师进修学习班。难（报）童学校的创办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申报》报馆曾捐助报校一部分办学经费，还做了500套印有“申报”两字的草绿色马夹。在上海市区繁华地带常见身穿草绿色马夹、手持《申报》的报童身影。报童学校还曾义卖《译报》春节增刊。在报童学校举办的联欢会上，报童每人至少串联校外一位新朋友参加，人数达千人以上，看热闹的不计其数。在陈鹤琴致开幕词后，表演开始了，由报校教师与报童创作，表演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活报剧，真实再现了报童的生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等快报！一面跑，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台下观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议论：“这些‘小瘪三’真有两下子！”此外，陈鹤琴还邀请戏剧界朋友为儿童保育会义务公演，募集经费。1939年，在纪念“八一三”两周年暨报贩班成立一周年的演出中，报童们表演了活报剧《活捉日本鬼》。
1939年7月，有汪伪政权背景的《中华日报》出版，报童们在教师的宣传教育下，坚持一致抵制，不卖汉奸报，不当亡国奴，受到人们的赞扬。
曾担任过难童小学校长的李瑞华回忆：不久，两所规模较大的难童小学成立了。陈老（按：指陈鹤琴）分配我担任第二难童小学的校长，我立即赶到办学地点，原来是在昌平路的一个自给收容所里。这个所，情况非常复杂，只有供难民居住的芦棚，伙食由难民自理；芦棚拥挤、肮脏、杂乱，根本没有当教室上课的地方。孩子们要出去捡破烂卖钱，拣菜皮裹腹，都不肯来上学。工作一时展不开。我向陈老师汇报后，他要我克服困难，他说：“难民所有那么多孩子，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办好学校。”
他分配了几十位有教学经验的老师来这里工作，又亲自去找难民所的主管人员交涉，要他们腾出或另盖芦棚当教室，还为上学的儿童争取到了供给的口粮，让他们能安心学习。他老人家确实花了不少心血，学校终于开学了，十四个班级，六百多名学生，琅琅书声开始在芦棚丛中回响。全体教师身居芦棚，夏天像闷在蒸笼里，雨天在棚内撑着伞办公，然而谁也没有一句怨言。备好课，上好课，课后还到难民的芦棚中去“串门”，了解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陈老经常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校务会议，指导我们的工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0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孤岛形势恶化后，报童学校被工部局以“赤色学校”为由勒令停办，大部分进步教师和学生转移到慈联会难民所，一部分则前往苏北参加新四军部队。陈鹤琴遂将报童学校改为儿童教养院，秉承儿童保育方针，继续收养流浪儿童。1939年4月，陈鹤琴与工部局儿童保障科合作，在儿童保育会下创立儿童保育院，专门收留、教养流浪儿童和孤儿，请朱泽甫负责。儿童保育院实行“工读并进，手脑并用”的方针，进行教育和技术训练。10月，聘李瑞华担任院长。
三 拉丁化新文字（1）
拉丁化新文字是1931年由在苏联的###党员吴玉章、林伯渠、萧三和苏联的汉学家根据瞿秋白拟订的草案研究制定的，起初的目的是为了侨居苏联的10万中国文盲工人，此举措在伯力（今海参崴）的华工中最早推行。1934年，从事世界语研究的学者焦风在世界语杂志《世界》的副刊《言语科学》上撰文介绍了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这个方案被介绍到国内后，受到各地青年和学生的广泛重视，也得到鲁迅、陶行知等文化界、教育界人士的热情支持，许多研习、推广新文字的团体纷纷成立，介绍新文字的书籍陆续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与救亡运动相结合的文字改革运动。自五四以来，为了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新教育的提倡者们利用“注音字母”（30年代改为注音符号）解决在推行国语（普通话）过程中所出现的汉字读音困难。关于汉文字的改革问题，自清末就有人提出过，许多教育家、文字学家都曾为此做过尝试，提出不同的方案，但都没能得到社会和民众的普遍认同，更未得到推广与实施。然而，这些尝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促进了汉文字自身的改革与进步。早在1934年7月至1935年3月在欧洲考察教育期间，陈鹤琴就已经意识到汉字改革对于教育普及的重要性。他写道：英国儿童读英文，读到10岁可以看书看报纸，10岁以后是文学上的研究；中国儿童读书读到10岁恐怕还不能看报，至少要到12岁。总之，汉字比英文、法文都要难，汉字固然要保存，不过文字是一种工具，要使普通儿童和人民普遍受到教育，不要为文字所障碍，要想达到这一目的，第一，要简化，采用手头字、简体字；第二，名词简单化，如“明白”、“明了”、“了解”三个词词义相近，只要选择一个容易明白的就够了。我们要想普及教育非把文字简化不可。《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19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陈鹤琴在谈到文字改革进程时曾作阐述：本来一国文字的造成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和文化的背景，我国现行的楷书汉字有二千年历史。在我国闭关时代，一切社会生活简单，受教育的人大部可说是悠闲者，他们没有时间上的限制，穷年累月的在文字上用工夫，时间消耗得愈多，社会上对于这种人也愈看重。近年来，我国各种社会事业有长足的进步，大部分的人所需要的文字，不再是以前墨客骚人的文字，而是大众化的文字了。于是一般先觉的人就提倡文字上的革命，从事大众化的运动。因为汉字的难学难看难写，已为一般人所共认。近来有人设法把“汉字难”的难关打破，使它能得到大众化，因此注音符号、简体字、新文字等运动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运动惟一的目标，无非要想出一个法子来打破“汉字难”的关头，同时易于使教育普及，文盲扫除，使一般人不致因文字上的难关而阻塞知识的门径，更不使他们把一生的光阴大部分浪费在文字本身方面。因此这种运动一天扩大一天，而社会的需要也一天增加一天。《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174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在拉丁化新文字推广初期，新文字研究会的公开活动一直被政府当局的禁止，被视为赤色宣传工具，许多从事推广和宣传工作的青年遭到当局拘捕。该会举办所有的活动只能以地下传习的方式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该会作为文化界救亡协会的团体之一恢复活动，在很短时间内，面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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