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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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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有力措施。十月革命前，在莫斯科有数万娼妓，苏维埃政府下令取缔妓院并为###设立福利院，进行教育、安排工作和恢复其正常生活。到30年代中期，只剩下3家领有执照的妓院。在会上陈鹤琴代表中国与暹罗等国代表一起倡议，大会应通过一项决议，取缔领有执照的妓院，禁止贩卖妇孺。为此，建议在尚存在妓院的国家和地方，由国联发起开展一场教育运动。此外，陈鹤琴还补充说，此决议草案不仅强调要废除娼妓必须从教育着手，也应提出对娼妓性病治疗问题和使她们恢复正常生活的问题。
关于加强警方与其他有关当局及私人团体在禁贩妇孺方面合作的问题，陈鹤琴代表中国慈幼协会、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北京香山慈幼院发言。他介绍了中国的民间机构与政府合作的情况，还专门介绍了中华慈幼协会。该会的工作范围很广，其中包括三个主要部门，分别负责开展儿童工作、儿童福利和保护儿童工作，其主要对象是16岁以下的儿童；为男、女孩分别各设一所，入所的许多女孩都是从贩卖者手中抢救出来的奴婢。陈鹤琴还提出民间救济团体应坚持的两项原则：（1）对它要拯救的妇孺抱有仁慈之心，并热心于所从事的社会工作；（2）应认识到要救出被贩卖的受害者并非易事，应求助于各种专家的协助。这些原则恰恰是政府所最缺乏的。一些###被救出后仍无法维持生活，结果又重新跌入危险境地。最后，陈鹤琴向大会介绍了世界红十字会中国总会的情况。该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的国际性组织，专门从事慈善工作，由德高望重的熊希龄先生领导。该组织会员部分信仰宗教，以仁爱为原则，以服务为宗旨。自1922年成立以来，已在中国各省建立317个分会，在水灾、火灾和战争中进行了大量救灾工作，建立了5所孤儿院、14所产妇之家和175所施药所等。
在讨论在远东设立国际妇孺禁贩局的议案时，新加坡代表提出将该局设在新国，而陈鹤琴则极力主张设在中国上海，理由是上海是远东妇孺被贩卖数目最多的城市，是杜绝此患的惟一门径，设在他处与此问题的解决无大补益。香港之成为妇孺被贩卖的要港，即可为例。在中国代表团的力争下，最终，大会通过决议，将禁贩局设在上海。据与会的关瑞悟回忆，在陈鹤琴等人的力争下，本次凡与中国有关的议案，“全没有使我国失去应有的权利及保障”。《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6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在爪哇期间，代表团一行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作了多场演讲。听演讲的对象包括商人、教员和小学生等。与其他人所介绍一些唤起对祖国认识的事实不同，陈鹤琴的演讲更为诚恳、动情，详尽地将祖国的可爱之处展现出来，使台下渴望了解祖国情况的华侨十分激动，不少华侨纷纷表示要将子女送回国内读书，将来能为祖国出一份力。在巴达维亚城举行的演讲会前，陈鹤琴胃病发作，疼痛难挨，但他仍然坚持着下床，托人将自己已准备好的演讲稿带到会上念。他对同行的人说：“得到在华侨中宣传的机会太不易了，做教育及社会福利的人，应该尽量去利用它。”
回到上海后，陈鹤琴四处奔走、多方努力，与其他社会知名人士共同成立了禁贩妇孺问题的研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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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战争与儿童（1）
1932年淞沪战争打响，日军炮火危及上海大夏大学校舍，幼教科即将停办，陈鹤琴找到在该校幼教科担任教师的钟昭华，希望她前往南京担任鼓楼幼稚园主任，这使面临失业的钟昭华喜出望外，同时，她又感到有些忐忑不安。早在1923年鼓楼幼稚园初办期间，钟昭华曾来园短期任教，陈鹤琴对她有所了解。鼓楼幼稚园在国内享有盛名，又是陈鹤琴从事教育研究和实验的基地，而陈鹤琴自己在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任上，无法分身，只能定期去宁指导工作，因此需要一个全面负责和主持园务的主任。陈鹤琴直截了当地对钟昭华说：“这次我决定请你到鼓园去全面负责，担任园主任工作，是因为鼓楼幼稚园需要整顿。我认为你是最适当的人选，而且我也相信你可以把工作做好，并且一定可以做成功的。”
钟昭华曾回忆：当我最初重返鼓园时，我的最深印象是园舍如旧，大班幼儿已经升入小学，只剩下小班的幼儿……《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钟昭华到任后，立即着手扩建园舍，扩充招生名额，增聘教师，充实设备，布置室内外教育环境，搞好一切基本建设。过去，出于实验研究的需要，鼓楼幼稚园在园幼儿的数量一向不超过30名。钟昭华与陈鹤琴商量后，决定破例扩招，分大、小两班。据记载，当时要求入园者众，在园幼儿数量从起初时30名，陆续增加，最多时达到120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4名，她们都曾受过幼教专业教育，分别来自杭州弘道幼师、南京女中幼师和南京晓庄师范。
钟昭华写道：由于幼儿数的增加，相应增加幼儿午睡的地方和两个班级活动室，从1933年起，先扩建假三楼以解决午睡的问题，1935年扩建了大礼堂，平时用活动木板隔成两间活动室，开大会时，就拆去木板，作为集体开会的场所。《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1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为了园舍的扩建，陈鹤琴几次来宁，并召开家长会，与家长们共商扩园工作。家长们自动组织起来，广募资金，就连盖房的建筑设计工作，也是由家长承担的。幼稚园的许多教学设备，如唱机、收音机、摄影机、钢琴和海氏大积木等也都是来自家长们的赠予。幼稚园与家长的这种联系，不仅满足了教学上的需要，也使家长们对幼稚园的发展更加关心。
按照陈鹤琴的办园宗旨和主张，要让幼儿的大部分时间在户外活动，吸取新鲜空气，在日光下游戏活动，以保证幼儿的健康。由于园舍的容量有限，幼稚园经常组织各班幼儿轮流在户外进行教学活动，并利用户外一切空隙，划分区域进行游戏活动。园内的游戏设施都是按照陈鹤琴多年的研究成果设计、制作并逐年增加的。游戏器具包括六面平台、摇马、秋千椅和各种供幼儿推、拉、跑的玩具小车，以及练习滑跑的滑冰车等。陈鹤琴在设计了六面平台后，又在平台下面设计了沙坑，以保证幼儿的安全。游戏场是一块大草坪，四周种植了四季常青的花木。草坪上，幼儿们在教师指导下进行各种游戏，非常尽兴和快乐。
园内的房屋周围种植四季不同的花卉，另为幼儿们开辟了一块小花园，设置了花坛、小亭，种植樱桃、桃子、枣子等果树。此外，还开辟了一块小菜园，种植豆类、蔬菜、瓜类，并备有各种种植用的小工具。在花园和菜园旁边，设有小动物园，饲养鸡、鹅、兔、山鸡等，其目的在于培养儿童认识自然，观察事物的能力，学会自己动手。
三 战争与儿童（2）
此外，室内设备如各班幼儿所用桌、椅、摇椅等也都是按照陈鹤琴亲自设计的图纸制作的。陈鹤琴还亲自指导并设计制作了数套大、小积木，供幼儿游戏。
幼稚园必须编制课程。按照陈鹤琴所提出编制课程原则，一是凡在幼儿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和可以获取经验的；二是凡是幼儿能学的而且应当学的；三是以自然、社会为中心的课程计划，既要能体现课程计划性，也要考虑偶然发生有兴趣的事而体现灵活性，将教师的计划安排与幼儿的兴趣及其自发的活动结合起来。
陈鹤琴主张，将教材组成一个整体，各科围绕中心取材，体现出教材内在联系的整体性。由于幼儿年龄不同，在选材上要有难易、简繁之别，随着年龄的增长，教材也就由浅到深的顺序前进而体现出课程内容的系统性与连贯性。教师选定自然或社会中心后，各科教学围绕中心主题选取教材，强调各科之间相互联系，同时在教材选用方面，考虑各班年龄不同而选取不同程度的教材。陈鹤琴不赞成对幼儿进行教育只限制在几堂课内，他认为对幼儿的教学不能像对大学生那样，一科一科地教，并且各教各的，这不符合幼儿年龄的特点。
有一次，在以“秋天的收割”为中心内容集中教学时，重点放在了教育幼儿了解秋收的意义、秋收什么、怎样秋收等，很自然地就结合到幼稚园的秋收，因为这是幼儿亲身体验的，由他们自己种植的豆、菜、瓜等也要收割了。
幼稚园将一天里的大部分时间留给幼儿，以使他们能够按自己的兴趣与爱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做游戏、图画、唱歌、讲故事、搭积木、阅读或喂养小动物。幼稚园通常不干涉幼儿的活动，但教师必须了解幼儿自己想做、想玩的动机，有针对性地随时进行引导教育，而不能放任幼儿漫无边际、自由散漫地活动。这就要求所有教师对幼儿的活动爱好、心理特点、生活习惯和兴趣所在都能了如指掌，同时自身也须具有广泛的知识和真挚的爱心。
钟昭华回忆道：各班的教学活动时间、次数按年龄不同有区别。上午各班至多两次集中教学。下午中、大班幼儿有读本，采用陈鹤琴先生编的《幼稚园课本》。小班下午只有午睡与自由活动。各班教学时间从小班的十至二十分钟到中、大班的二十至三十分钟。这样，幼儿有更多的时间，参加自由活动、户外或室内游戏等。这是幼儿一天在园生活占用最多的时间。《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第123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886年7月。教师们经常带领孩子们参观火车和轮船，或到栖霞山、玄武湖、中山陵、植物园等处远足、旅行，或登上紫金山天文台，通过天文望远镜了解苍穹的奥秘，还到金陵大学农科的种植园、饲养场、养蚕室和附近的池塘、鼓楼公园，学习植物和动物方面的知识。有一堂课讲到了火车，教师就将幼儿们带到下关火车站看火车，并到机车厂登上火车的司机台进行观察。在组织这些活动时，通常会邀请家长同往，较好地保证了幼儿们的安全。
每当幼儿们外出参观或远足归来，往往都会通过游戏或图画表达他们对新鲜事物的理解与认识。例如幼儿在长江上坐过轮船，就主动用积木搭起“大船”，请小班幼儿扮成“乘客”，还学着大人的样子叮嘱：“小心不要跌进江里去！”幼儿去植物园参观回来后，对园内种花和布置花坛极为热心、积极。到了秋收时，幼儿们自动收集花种，教师问采集花种有什么用？幼儿们抢着回答：“明年可以种下去，又会开花结籽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三 战争与儿童（3）
在陈鹤琴的指导和参与下，鼓楼幼稚园整理并出版了《一年中幼稚园教学单元》、《儿童生活###》、《儿童歌曲》和《世界儿童节奏集》（上、下册）等教学书籍，受到幼教界广泛欢迎。陈鹤琴在为由屠哲梅、陈尧圣编译的《四季故事唱歌集》所作的序言中写道：在故事里面穿插很生动的歌曲，做教师的或是做父母的，可以把故事讲一段，唱一唱，再讲一段，再唱一唱。同时小孩子听了故事，也可以跟着唱唱。这种教学是活的，是有声有色的，是适合儿童心理的。《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46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当时，鼓楼幼稚园根据三年来积累的对各班幼儿所掌握知识、技能和已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的测定结果，编制了一套幼儿应达到最低限度的标准，供给公立、私立幼稚园和教师作为衡量、检定教育结果的参考。
十多年后，当学生向陈鹤琴提出疑问：“这种花园式的幼稚园能在我们全国，特别是广大农村行得通吗？”陈鹤琴回答道：“我们办幼儿教育就是要大田种麦，让全国城乡幼儿都能受到科学的启蒙教育。但你知道大田种麦需要麦种，这麦种从哪里来呢？当然也可以向外国去买，但从外国买来的麦种能适应中国的土壤和气候吗？我办鼓楼幼稚园就是要为大田提供中国麦种这个目的……”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鼓楼幼稚园被洗劫一空，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方复园。
陈鹤琴认识到，儿童教育的前提首先是儿童的生存状态，以及政府和社会对儿童问题的重视程度，儿童工作者应是儿童权利和福祉的保护者。1935年8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实施“儿童年”，过去国内也曾实施过“国货年”、“妇女国货年”、“学生国货年”等，但往往不了了之。当时，儿童节有两句歌词流传很广：“从前世界属大人，以后世界属儿童。”但在中国是不是真能如此，谁都不知道。当时上海街头到处可见沿街乞讨的流浪儿，农村里儿童的生活状况更不堪目睹。即便是在“儿童年”里，当局搞一些青少年和童子军参加的庆祝活动，也遮掩不住中国儿童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严峻现实。
随着前方消息不断传来，战事在不断吃紧，上海等地的报纸上时常刊登被占领的东北和日军在绥远、华北调动的消息。此时的陈鹤琴全然没有作为知名儿童教育家为“儿童年”而感到###，反而忧心忡忡。1936年8月1日，《新闻报》发表了陈鹤琴为庆祝“儿童年”所作的《儿童年实施后的几点宏愿》。（一） 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不论贫富，不论智愚，一律享受相当教育，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
（二） 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尽量地发展他天赋的才能，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
（三） 愿政府及慈幼机关为儿童福利着想，尽力设计，多予儿童以安全的保障。
（四） 愿全国各处从今以后，所有奴婢童工等不良制度，完全绝迹。
（五） 愿全国的父母、导师以及全国的###们，随时随地本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训，各就自己能力所及之处，保育儿童，救济儿童，感化儿童。
（六） 愿今后全国的父母们，都具有教育常识，切实了解儿童心理和儿童期的价值。
（七） 愿全国的妇女们，都自觉着母性的伟大，注意胎教和妊娠期的卫生，造就优良和健全的国民。
（八） 愿全国教师们，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去教导儿童、训练儿童，使他们成为健全的公民。
（九） 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们，对于凡百救济事业，先从儿童做起，遇到危险，先救儿童。《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43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这篇文章是1935年《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的中国化宣示，表达了陈鹤琴“一切为儿童”的理想，呼吁、动员全民族、全社会一齐爱护、救济、教育儿童。
四 北平见证（1）
有一段经历，使陈鹤琴亲历了抗战的爆发，见证了一段历史，永远难忘。
1937年7月7日，中华儿童教育社第七届年会暨中国教育学会会员大会联合开幕式在位于北平西郊的清华大学礼堂举行。这时，华北局势已经十分紧张，中日军队对峙，战争一触即发。陈鹤琴和张宗麟作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的主要领导人参加大会。这次，陈鹤琴的儿子一鸣、女儿秀霞也随行北上。日后参会人员的记述，还原了大会进行时的情形。
当日上午9点，来自各地的代表、有关部门代表和北平地方政府官员等共七百余人坐满了礼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和北平市长秦德纯到会，北平市政府由社会局局长雷嗣尚代表，###及相关部门也派员参加。大会开始时，宋哲元、秦德纯、雷嗣尚相继发表讲话。在陈鹤琴自己的记述中，宋哲元、秦德纯等军政大员们的誓言犹在耳畔：（1）坚决维护主权完整；（2）决不签订任何辱国条约；（3）敌人以弹来，决以弹偿还，决不退让寸土尺地；（4）不畏权、不辱国；（5）有事绝不怕事；（6）多一份准备多一个战胜把握；（7）决与城共存亡。台下的听众对他们的抗战决心很感钦佩，备受鼓舞。他们讲话后，北大校长胡适和清华教授潘光旦分别演讲。在演讲中，胡适主要谈到关于教育救国问题。他谈了两点：第一，要恢复教育救国的信仰。他举了德之所以胜法、日之所以胜俄，都是靠教育；武训也能兴学，教育却是救国的惟一工具。他进而说道，中国有一个时期实行反动教育，轻视教育，打倒知识革命，只要有勇气，不必要教育，没有学教育的人依然可以做大事，结果汉奸遍地。第二，胡适提出希望中国有一个教育哲学。他说，没有一个哲学家同时不是一个教育家，也没有一个教育家同时不是哲学家。“人之初，性本善”是中国教育哲学者编的。中国的孔子、孟子、朱子、王阳明，西洋的亚里士多德、卢梭、罗素既是哲学家也是教育家。现在是主义庞杂、思想混乱的时候，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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