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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幼儿教育之父:陈鹤琴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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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挚友，陶行知先生对陈鹤琴当时的工作和鼓楼幼稚园给予高度评价，他在向世界教育会议的报告《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称，自1923年秋起的鼓楼幼稚园中国化的实验“是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的”。他写道：国立东南大学陈鹤琴教授所指导的幼稚园教育实验，也是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的。他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有感于目前在幼稚园教育中所使用的一些教材和教法都是照搬外国的，其中有一些不符合中国儿童的实际，所以在1923年秋季开始用自制的玩具，中国的儿歌、童话以及其他的教材在幼稚园里进行实验。他还打算使幼稚园不仅成为幼童教育的中心，而且成为培训母亲的中心。中华教育改进社和陈教授已同意通力合作，在他的计划中列入一项最经济实惠的幼教实验，以便尽可能多的各界民众能够照样举办。《陶行知全集》，第六卷，第28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1925年，由陈鹤琴、张宗麟、俞选清共同拟定《幼稚生应有的习惯和技能表》，在南京鼓楼幼稚园实验，继而在南京特别市全市幼稚园及燕子矶、晓庄等乡村幼稚园实验，以后又在上海实验。由陶行知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对鼓楼幼稚园的实验予以支持与配合。
陈鹤琴和张宗麟（位右）、园主任屠哲梅（位中）
1927年，由于国内时局动荡，陈鹤琴、张宗麟等在鼓楼幼稚园所进行的幼稚教育实验暂时中止。1932年秋天，刚在大夏大学完成学业的钟昭华受邀请担任园主任，幼稚园才重现活力，许多教学实验继续进行，直到1937年7月抗战爆发前方告一段落。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鼓楼幼稚园复园，周淑钟担任园主任。1952年，鼓楼幼稚园由人民政府接办，定名为南京市鼓楼幼儿园。
让我们记住鼓楼幼稚园吧！这是中国本土教育家创办最早的幼稚教育实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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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们的主张
1926年某日，陈鹤琴家中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陶行知，另一位是东大的教授王伯秋，他们都住在鼓楼附近。鼓楼幼稚园所在地有一段高坡，路面不平，人力车夫和行人经过时多有不便，他们在一起共商“平鼓楼”运动。在他们的倡议和带动下，许多人都来参加平整路面的劳动，他们与东大的其他教授及知名人士，脱下西装拿起工具干起活来，终于将路面整平。几十年后，陈鹤琴回忆起当年干活的情景，脸上还流露出###和自豪的神情。
自1923年7月，陶行知辞去东南大学教育科主任之职，举家迁往北京专事中华教育改进社工作，经常往来于京、宁、沪之间，推进平民教育运动。1927年3月，陶行知创办的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晓庄师范学校正式开学，第一批学生13人，生活教育运动由此开端。
陈鹤琴是平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经过1925年1月间发生的因东大校长变更而引起的校园风波，原本勃勃生机的东大受到重创。陈鹤琴更大精力投入幼稚园实验和儿童教育方面。1926年夏天，他主持东南大学幼稚师范讲习所，其间，应邀前往由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暑期学校讲授幼稚教育。在这一年中，他还在《教育杂志》发表了《未达学龄的儿童之研究》、《一个儿童的人形画之研究》等文章。
1927年2月，陈鹤琴与陶行知、张宗麟等一同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团体会员有鼓楼幼稚园、晓庄师范学校和东南大学实验学校；同时，他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幼稚教育研究刊物《幼稚教育》，并担任主编。
为什么要进行幼稚教育？陈鹤琴从科学的角度作了解释：“依据生理心理的发展过程，幼稚时期的教育是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幼儿身心健康的增进，身体和行为方面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各项知能的发展，都是决定他将来人格和体格的重要因素。所以幼儿教育实在是一切教育的基础。”《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
幼稚教育的主体是什么？陈鹤琴认为，幼稚教育的主体是儿童，教师的作用是度量儿童的能力与个性，用种种最适宜的方法，把教材介绍给儿童。课程与方法则是达到教育目的的工具。
陈鹤琴指出幼稚教育有四大目标：●做怎样的人。包括合作的精神、同情心、服务的精神。
●应该有怎样的身体。包括健康的体格、卫生习惯、运动技能。
●应该怎样开发儿童的智力。应该培养儿童所具备智力上的能力，包括：有研究的态度、有充分的知识、有表意的能力。
●怎样培养情绪。陈鹤琴指出：“我们大家都感觉到我国国民之缺少欣赏能力，尤其是音乐，雅歌妙舞，几乎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品，普通人很难领略，这是一大缺点。我们应该极力设法改变的，首先应在幼稚园里大力提倡，这是不难办到的。”他又说：“我们的教育不能使儿童感到快乐，也是失败之一……我们希望儿童养成欢天喜地的快乐精神。”《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1927年2月，在《幼稚教育》第一卷第一期上，陈鹤琴发表了《我们的主张》一文，文中根据办鼓楼幼稚园的理论和实验总结，提出适合我国国情和幼儿特点的15条办幼稚园的主张。
他在开篇中写道：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种什么目标，怎样的办法。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好的教育来。《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110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1927年，陈鹤琴在《幼稚教育》第十九卷第二期发表《幼稚教育之新趋势》一文，详尽介绍了欧美各国在幼稚教育方面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做法。
他指出，幼稚教育的新趋势有：1 注重自由活动。
2 注重户外活动。
3 厘定课程。
4 规定标准。
5 研究幼稚生心理。
6 幼稚园与一年级之联络。
7 蒙养园的运动。在这篇文章中，陈鹤琴还对在当时就很盛极流行的福禄培尔、蒙台梭利教学法进行了具体分析。他说：福禄培尔原是一个教育革命家。他的思想原是超特的，他的教法原是合乎儿童心理的……但是到了后来，一般幼稚园教师竟忘了福氏提倡幼稚园的用意，把福氏的教法弄得非常呆板，把活泼的幼稚园变成无生气的小囹圄。小孩子的一举一动差不多都要受教师的指挥，唱什么歌，玩什么游戏，讲什么故事，做什么手工，都是教师的意思……所以意大利的蒙台梭利出来，极力提倡工作自由，以矫正幼稚园这种弊病。
……
蒙氏根据伊塔德和西格英两人的低能儿童教授法的原则，制造了几十种玩具，让小孩子自己去选择，自由去玩弄。但细考她的教具教法，我们不得不质疑者有两点：
（一） 教具非常呆板……蒙氏的这些教具为低能儿则可，普通的小孩子就要厌其呆板、缺少变化了。
（二） 蒙氏的自由教法，每每使小孩子随意乱弄，其结果小孩子学不到什么东西。小孩子固然要自己学的，但是必须要教师指导的；不然，尝试错误，不知要耗费多少光阴、多少精力呢！
从以上两点看来，蒙氏的儿童院并不怎么高明；她所主张的是自由，而她的教具实在是太呆板，实在是束缚儿童的自由。《陈鹤琴全集》，第二卷，第135—1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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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乡村幼稚教育（1）
陈鹤琴清楚地记得，1927年3月15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神策门（后改称和平门）外小庄（后改为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时的情形。据东大教授许养秋的子女回忆，“晓庄”的名字是他们的父亲向陶行知建议的，其意为朝气蓬勃、充满希望。在晓庄师范招生广告中的最末一行，具有明显陶氏风格的广告词格外引人注意：“学费免，膳宿杂费详见简章，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是陶先生所提出的主张和办学宗旨。共有13名青年参加考试，学校的入学考试别具一格。第一天考试的内容是国文课，试题为《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话对吗？》，考场设在燕子矶的一间茅草房内，由陶行知亲自监考；演说题有20个，考生从中抽选，进行三分钟演讲，然后由指导员当场评分。第二天的内容是劳动——垦荒、施肥、修路。在晓庄当地的一块山坡荒地上，用白粉线画好一方方区域，考生各持一把锄头，随着哨声劳动开始，陶行知脚穿草鞋、手持锄头，在场地中走动，不停指点。当时，由于北伐军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褚玉璞的军队正在打仗，南京城中各学校都闭门不能开课。因此，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格外引人注目。学校的开学典礼是在劳山下的一块坟地上举行的，场地上搭起四座帐篷，供来宾休息。主席台是用旧木头和木板搭建而成。应陶行知之邀，陈鹤琴、江问渔、姚文采、徐作人等到会祝贺。陶行知的学生戴伯韬记述：……那时革命的火焰弥漫全国，而南京犹在军阀盘踞中，但青年们抱着一颗改造中国的雄心，从燕、鲁、湘、鄂、川、浙等省来会者，凡十三人。在炮火震天，革命军围攻南京，奉鲁军阀溃退那天，终于开学了。
我很清楚地记得那是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接连几天的绵绵春雨之后，晓日突然冲出云围，发出万道金光，普照大地，大家第一次穿上草鞋，从燕子矶小学出发，有的扛着帐篷，拿着绳索，到了布满小丘陵的晓庄山麓，搭起四座帐幕作来宾休息所，又向农家借了张八仙桌和几张条凳，排在荒坟旁，算是会场，连国旗、校旗也未能挂起。因为战事关系，来宾到者寥寥，只有几个乡下老头儿和孩子女人们，在投着惊奇的目光，好像看把戏似的注视着我们这一群异乡人。我们的陶校长穿着长袍马褂，带着皮帽儿站起来演讲了。大意是“本校和别校特异的地方有两点：一无校舍；二无教员……只在空旷的山麓行开学典礼，要知道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着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要充溢于天地之间。所要造的草屋，不过是避风躲雨之所。本校只有指导员，而无教师，我们深信没有专能教的教师，只有经验较深或学习较好的指导员，所以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以做我们的指导员。”戴伯韬：《生活教育发展史纲》，载《战时教育》第五卷第十期。在开学典礼上，大家一起高唱《尽力中华》。歌中唱道：荆棘布满了旅途，
黑暗占领了长空，
许多人在流泪、啜泣、惨呼、悲号——转徙在狂风暴雨之中。
努力吧！振起精神，牺牲心力，去救那人群。
从这年这月这日起，
前进！奋勇！台下的陈鹤琴被这番景象深深感染了。陶行知坚苦卓绝的精神和创造力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陶先生以独特的文风和雄辩的口才传播自己的思想，他的讲演有声有色。他热爱儿童，热爱人民，热爱一切弱者。为了追求真理，他从来没有放弃也没有休息过。他对晓庄师范充满深厚感情，他在《晓庄三周年敬告同志书》中写道：“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就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是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农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 乡村幼稚教育（2）
陈鹤琴确信，陶行知先生是近百年来一个伟大的教育家。《陈鹤琴全集》，第六卷，第371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1月。
陶行知曾对中国当时的师范教育提出尖锐批评：“我们的师范教育或是从主观头脑里空想出来的，或是间接从外国运输进来的，不是从自己的亲切经验里长上来的。这种师范教育倘不根本改造，直接可以造成不死不活的教师，间接可以造就不死不活的国民。”《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6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据陶行知的学生戴伯韬回忆，在晓庄时，陶行知曾用一块大白布画了一幅乡村师范建设图。图中央是一个圆圈，上边写着“活师范”，周围连接若干圆圈，上边写着“活中心学校”，每个中心学校又伸出许多触角，上边写着“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9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说过，本校的办法，是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本校全部生活，是“教学做”。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我们的实际生活，就是我们的实际课程；我们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实际生活。《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教学做合一”是晓庄的校训。对此，陶行知的解释是：“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小孩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124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口号，以生活为中心，运用生活的力量来改造生活，运用有目的有计划的生活来改造无目的无计划的生活。这一口号的提出，被公认为是对杜威所提出“教育即生活”主张的一次革命。晓庄师范开学标志着由陶行知先生发展和领导的生活教育运动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时，国内的乡村教育运动兴起，在陶行知倡导生活教育运动、号召“到乡下去”的同时，各地纷纷设立教育实验区，一批知名教育家走向广大乡村，在农民中间开展教育普及，试图以此实现教育救国、改变乡村现状和农民生活的理想。1925年8月，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先后在山西和江苏的昆山、镇江等地建立农村职业教育实验区；1926年10月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将河北定县选定为农村平民教育实验区；1929年和1931年，梁漱溟先后在河南办村治学院，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发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场乡村教育运动是平民教育思想的一次实现，也是平民教育运动的延续和扩展。陶行知写道：“中国是著名的农业国。据最普通的估计，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这就是说，全国有三万万四千万的人民住在乡村里，所以乡村教育是远东一种伟大之现象。凡关心世界问题的人们，决不至忽略这种大问题——无论办得好不好，中国的乡村教育关系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民。”《陶行知全集》，第二卷，第35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陶行知又说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我们要向着农民‘烧心香’，我们的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第87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7月。从陶行知的这一番话中，感受得到这些从事乡村教育运动家们人格和追求的高尚所在。
二 乡村幼稚教育（3）
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开学后，陶行知邀请赵叔愚担任第一院（小学师范院）院长，不久，陈鹤琴受邀担任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指导员兼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在陈鹤琴的参与、支持和指导下，由张宗麟具体负责，徐世壁等协助，中国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中心幼稚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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