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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人。根据地从战前只有1块，人口不足200万，面积不过13平方公里，发展到战争胜利时，解放区面积达956960平方公里，县以上城市285座，县市级政权590个，总人口超过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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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1）


　　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报告

　　夺取抗战的胜利离不开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的敌后抗战，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中央制定的正确的战略指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便在同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构想。决议指出，必须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猛烈扩大红军”，据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份去。”特别是这次会议中毛泽东明确指出：“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就是说，早在“七。七事变”前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就已经预见到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的战争，并且为着动员并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抗战，明确地提出抗战的军事战略方针。
　　“七。七事变”后，在1937年8月中旬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取攻势，即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华北战区须培养独立持久的能力，并由阵地战转为运动战，同时在敌人侧翼和后方发动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破坏敌人交通运输，牵制消灭日军。可是，国民党领导集团实际上没有听取这些意见。
　　事实上，不仅是国民党，即使是中共内部的许多高级将领当时对实行何种抗战战略在思想上有分歧，急需用新的战略方针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当时由于红军出兵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在此背景下，党中央继承1935年的瓦窑堡会议之后，于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会议。
　　8月20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参加洛川会议的既有在中央的领导人，又有前方将领，还有刚从南京谈判归来的中共代表。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了讨论，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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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瓦窑堡会议到洛川会议（2）
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的是张闻天。作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他会前已和毛泽东形成了共识。红军前敌总政委任弼时在发言中提出红军应当采用独立自主的山地运动、游击战。　　　　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说：“我基本上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一般说，运动战的可能减少了一些，但发动群众，麻痹敌人，调动敌人是可能的，游击战与运动战是密不可分的。”
　　周恩来也是主张运动游击战的。他说：“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团力量消灭敌人。”六年后，他在检查自己抗战初期的工作缺点时说：“（我）对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没有充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缺乏政权观念’，尚有一种由下而上，由地方向中央，由敌后到全国的政治改革观念：“毛泽东之外，连周恩来这时尚“缺乏政权观念”，何况他人！在八路军到达山西之后不久，朱德、彭德怀曾发出一个“以太原为堡垒”的华北军分会《指示》，这个指示中也并未把游击战争提到战略高度，证明他们的思想上也有疙瘩。
　　徐向前十分敬重毛泽东，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他在大会上虽然没有发言，但在别人发言时，他插了一些话。后来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毛泽东同志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他强调在国共合作抗战的新形势下，我党一方面要团结国民党、中央军及地方实力派，积极推动他们拥蒋抗日；另一方面，要提高警惕，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政治上、组织上保持我党的独立性，以免被蒋介石吃掉，重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覆辙。鉴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以及蒋介石企图驱使红军开赴前线充当炮灰的险恶用心，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因为没有独立自主，就会失去党对红军的领导权、指挥权，前途可想而知；不是着重于山地，红军便没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余地，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术特长，发展壮大自己；离开了游击战为主的作战形式，以几万红军去同几十万日军硬拼，那就等于送上门去被敌人消灭，这正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有人主张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红军兵力全部出动，开上去多打几个漂亮仗。毛泽东同志认为，根据现时的敌情我力，还不能那样于。他主张只出动三分之二的兵力，留下三分之一保卫陕甘宁根据地，防止国民党搞名堂。这些基本思想，表现出毛泽东的远大战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1937年9月9月中下旬，他接连5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9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惟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
　　平型关之战是个契机，使八路军的高级将领们才真正接受了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115师虽然取得了平型关大捷，但不少亲历过平型关之战的老战士认为，这一仗对敌人估计不足。这股敌人并不是很强的主力，而是后勤辎重部队，居然都这么难打，碰上真正的强敌怎么办？林彪也在反思。朱德亲自来第115师师部祝捷并总结战斗经验时，问起伤亡数字，聂荣臻直率地说：“我看不下千人。”林彪一心想创一个惊世之举，其实到头来只与板垣打了个平手。而且越想越感到后怕：要不是预先占据有利地形，出敌不意，攻其无备，以优势兵力迅猛攻击，那后果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曾针对林彪说过一段话：“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盲的。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起过去的味道，还要在目前照样再做。”的确是情况大大不同了。1937年10月，林彪撰写了《平型关战斗经验》一文，从12个方面总结了我军在战斗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谈到教训时，林彪指出：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和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退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看来，通过平型关这一仗，林彪的思想才真正转过弯儿来，好在为时不晚。
　　

《论持久战》（1）


　　洛川会议革命旧址

　　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来自正确的思想和理论。中国共产党敌后抗日的战略和策略，无不得益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略实践基础上对战略理论的理性思考。无论是1938年5月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还是1940年的《论政策》，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提供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实践无不闪耀着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伟大光辉。
　　到徐州失守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到处流传。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深湛的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时代特点、战略地位及其发展途程。从5月26日至6月3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以惊人的洞察力准确把握了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历史趋向，从而揭示了战争发展规律，精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两部历史巨著成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理论纲领。
　　在军事思想史上，大多军事家们都强调速决取胜原则。诚如毛泽东指出的：“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孙子日：“兵贵胜，不贵久。”克劳塞维茨指出：“速战速决是进攻的一个重要特点。”并认为，战略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丧失时间”。恩格斯也曾指出：“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应该说，上述思想从具体作战角度看，的确有其科学性的一面，但从战略指导的全局看，尚不全面。而惟有毛泽东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等论著中第一次从战略的高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速决与持久的相反相成关系，体现出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认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强调指出，我们是持久胜敌论者，不是速决胜论者。我们可以并必须充分地发动人民，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在广大的战场上同敌人作长期的斗争，不断消耗敌人，消磨敌人的意志，逐步转化知我力量对比，以争取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