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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评传-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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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少功看来，“后现代哲学是属于幽室、荒原、月球的哲学，是独处者的哲学，不是社会哲学；是幻想者的哲学，不是行动者的哲学”。在中国，它会留下诗人，也会留下流氓。“对于有心使坏的人来说，‘怎样都行’当然是最合胃口的理论执照。这将大大鼓舞一些人，以直率来命名粗暴，以超脱来命名懒惰，以幽默来命名欺骗，以法无定法来命名无恶不作，或者干脆以小人自居，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说，在社会管制严密的情况下，人人慎行，后现代主义只能更多产生于学院，成为一种心智游戏；那么在管制松懈之地，这种主义便更多流行于市井，成为一种物身的操作。”他预言，很多后现代人可能会与环境妥协，回归成为社会主流人物，因为“最虚无的态度，总是特别容易与最实惠的态度联营”。
灵魂的声音（3）
《性而上的迷失》（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解剖的是性解放的潮流，他首先指出，性不算是人类的专利，而所谓性的解放是性禁忌和压抑的必然结果，“正是传统礼教的压抑，蓄聚了强大的纵欲势能”，正是礼教强加于性的种种罪恶意义，赋予了它日后神圣的光环，使纵欲成为一场盛大的凯旋。但是，当性的神话变成现实之后，并没有真正缓解人心灵的孤独和苦闷，而且还衍生出艾滋病、性变态、吸毒之类的苦果。实际上，由于男人和女人对异性的期待和追求并不对接，一般而言，“大多数男人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外表的姿色，尤其猎色过多时最害怕投入情感，对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缠绵只会使他们感到多余，琐屑，沉重，累人，吃不消。而大多数女人在寻找性对象时重在内质，重在心智，能力，气度和品德”。男性文化一直力图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妖媚化，他们想把性做成品种繁多的快餐食品；女性文化则一直力图把男性塑造得道德化、英雄化。但在工业化时代，愈来愈物质化的男人，已经很难充当女性心目中的德勇双全的英雄；被文明哺育出来的精神化的女人，也不愿意接受简单的泄欲，她们要把性做成抒情诗。这些文化上的歧异，注定了男女双方在性解放的运动中不能走到一起，其中一方的解放恰恰是另一方的桎梏。因此，他们最终全都会扑空，不能深深地投入对方的怀里。
于是，韩少功得出结论：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这样充满着相互的误会，它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解决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缓解性的危机，实现根本意义上的解放。
被工业原则接管的人文日益技术化，真实和自然被一丝丝抽去，让位于技术和功利的因素，从而透露出塑料的气味。就连被看做一切意识形态统制天敌的先锋独特、叛逆的姿态，也可能是出于市场营销策略而设计制作出来，成批量生产批发的。“先锋们内心的神圣一旦冷却和消失，就与奸商无异”，于是，“我们眼睁睁地看到，文本在繁荣的声势中高速空转，越来越与人们的心灵绝缘，无法与人们的情感经验接轨——越来越远离人”。而已经加入进来的电子传媒，以它无所遮拦的空间覆盖和不可抑制的复制能力，构成对人精神生活的干预和压迫；以强大的暗示力对人的意识进行规驯和造型，不断缩小人的个性空间，削减人性中的自然因素。“电视迷最容易习惯自己对于世界的观众身份，成为一个庞杂信息的垃圾桶，成为一具生命元气过多磨损和耗散的空壳，失去对潮流作出积极反应和抗争的勇气。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惫、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后面常常都有一块忘记关机的白花花的电视屏幕。”
韩少功对佛法的思省和体味，自1984年起一直延续下来，在1994年发表的《佛魔一念间》、《圣战与游戏》等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佛魔一念间》缘起于作家何士光写的《如是我闻》。90年代，伴随着几乎全民性的气功、易玄热潮愈演愈烈，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被视为封建迷信打入冷宫的佛法，也夹杂在所谓特异功能的神通道术之中为人们所讨论。也由于这种特殊的缘起，人们更多是从法相功能境界的方面来理解和追求佛法，而很少从直指心灵的意义上来接近释迦牟尼的本怀，增进自身的智慧和超迈，因此存在着许多误区和险象。贵州作家何士光因为特殊的因缘，涉入了这方面的实践求证，以自己由身体气脉到心性的修行，从追求神出鬼没的境界到最终依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金刚经》偈）的行履，写下了《如是我闻——走火入魔记》一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韩少功对此类现象也有所涉猎和思索，他企图借题发挥，厘清时下看起来与佛法相关的文化现象中存在的歧谬和偏颇。
在韩少功看来，“中国传统文化蕴积极深，生力未竭，将其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予以开掘和重造，以助推动社会进步，以助疗救全球性的现代精神困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已经开始了的一个现实过程”。佛法更是世界诸多宗教中哲学含量最高的一种。然而，时下流行的气功热、易经热、特异功能热、风水命相热等群众性风潮，“大多止于术的层面，还不具有一种人文精神的态势和伟力，能否走上正道，导向觉悟，前景还不大明朗”。放下道体究竟不问，而去追求神通术数，是舍本求末，势必落入旁门左道之中；而舍去功能作用求证道体却又无体可证，容易陷入对无念无我之孤寂境界的执著，形成新的心理禁闭和滞障，偏离佛法###见性、智慧解脱、济世度人的大义。在他看来，“禅是弃小我而得大我的过程。虚净决不是枯寂，随缘决不是退屈，‘无’本身不可执，本身也是念，当然也要破除。到了‘无无念’的境界，就是无不可为，反而积极进取，大雄无畏了”（《佛魔一念间》，见《性而上的迷失》，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承接近世以来“人间佛法”的精神，他认为佛法应当是世间法，大乘佛法的行者必须在宏立“菩提大愿”的前提下广开方便之门，直面世间的艰难困苦，甚至面对血淋淋的人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历劫修行”，在浓浓的人间烟火中证取清凉自在，在污泥浊水中种植高洁的莲花，将一切法变成佛法，而不是在世间法之外另立一个佛法，退避山林，执著一个佛的境界。
灵魂的声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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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慈悲遍及所有六道众生，而不仅限于某个家庭、种族、教派、国家，也不仅限于某个生命物种。佛的智慧直指超脱的心灵，扫荡一切现象境界，不留任何挂碍和遮蔽，包括对佛法本身也不能有丝毫的执著。在《金刚经》的叙述中，倘若有人说如来有所说法，及有众生如来度者，都是对佛的诽谤。因其慈悲喜舍，救苦救难，佛法是神圣庄严的；因其智慧超脱，不落窠臼，不立一法，佛法又是一种逍遥和嬉戏。在《圣战与游戏》这篇短文中，韩少功把佛法中悲智双运的内涵表述为：“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决不苟同惊慌与背叛，奔赴真理从不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圣战与游戏》，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大乘菩萨止于慈悲，却又游戏神通。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神圣的游戏者。
他这个时期的这些随笔作品也体现了一个作家的文化素质，对各种文化资源吸收和消化的能力。韩少功是一个勤奋的读者和耐心的倾听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宽大的学习胃口，对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表达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随笔的书写，为他日后从事的随笔体长篇小说的创作做好了铺垫。
一系列思想随笔的发表，被认为是一次思想的出击，给当时的文坛投下了炸弹。并不看好韩少功这一时期小说创作的评论家孟繁华，甚至称其卷起了一场“庸常时代的思想风暴”。他说，“韩少功站立在南海边地，以散论作为鞭子无情地抽打了那些垂死的灵魂，同张承志们一起不时刮起思想的风暴，洗涤文坛的空前污垢，从而使他们这类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一个作家是否一辈子都有好小说问世并不重要，那是可遇不可求的。重要的是，他能以站立的姿态，示谕着人类仍然有不灭的精神存在。”（《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有些论者把他和具有###文化背景的张承志和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张炜归入一列，称他们是文坛上理想主义的“三剑客”。
张承志激烈抨击文坛流行的“痞子”气，倡导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清洁的精神”，呼吁作家们要“以笔为旗”进行抵抗，拯救母亲一样的中华文明，他决绝的姿态显得高标绝俗，让人联想到一度燃遍全国的红色思潮。张炜宣示一种土地的情怀和“精神的魅力”，批评物质至上的社会时尚，并表示对种种媚俗乃至恶俗的现象“拒绝宽容”。他指出，“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而“一个思想家、艺术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永存”（张炜：《精神的魅力》）。与他们相比，韩少功显得温和一些，他是在肯定物质欲望和世俗追求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前提下，去批判将这种合理性和必要性无度夸大，从而取缔一切精神性价值的极端倾向。他同时也批判那种无视物质生活前提，取消世俗生活价值，一味夸大精神荣耀的另一种极端倾向。他在发出对“灵魂的声音”的呼唤的同时，也肯定王朔等作家对伪道德的“杀伤力”及精神意义。然而，在所谓理想主义“三剑客”的有失宽泛的归类之下，他们三人之间的差别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尽管都是反抗精神对物质利益和权力的依附和投降，出卖灵魂的尊严，但在不依附物质利益和权力的前提下，精神还可能依附于其他听起来冠冕堂皇的东西，接受另一种类型的屈辱和禁锢；利益也可能像病毒那样以其他变体的方式出现，来突破灵魂的免疫系统，进入其核心领地，这同样是韩少功不能接受的。倘若人的精神不能自足充盈，必然寻找依附体，依附的对象虽然不同，依附本身的性质却是同样的。以一种依附去反对另一种依附，或是在反对一种依附时走向另一种依附，会永远在趋附的过程之中，立不到超越依附的“从无住本，立一切法”的境地上来。佛学的智慧直截了当，反对的是一切心灵的依附性，而不是反对某种特殊的依附对象，即所谓“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贯穿于佛学典籍中的这种无依无傍的超越精神无疑对他产生了影响。
灵魂的声音（5）
90年代初期抵抗流俗文化的“单兵作战”，标志着20世纪80年代浑然一统的中国启蒙思想界开始分化和裂变，形成内在的紧张。正是这种紧张直接引发了1993—1994年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发表了王晓明与上海几位青年学者的对话，题为《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认为当前文学已出现危机，一是作家丧失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终极关怀，靠媚俗悦众来谋取生活；二是作家把文学视为打拳健身乃至搓麻将一样的玩法来自娱。王朔的“痞子文学”属于前一种，其特点是以硫酸般的“调侃”消解生存的神圣和庄严的意义。张艺谋改编导演的电影属于后一种，他“玩”出来的文学逃离真实的生命体验，在表现陈腐肮脏的东西时并没有多少批判意识。文学的危机“不仅标志着公众文化素养的下降，更标志着整整几代人文精神素质的持续恶化，文学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对话提出了作家自身“灵魂救赎”的问题，并呼唤新的人文精神的诞生。对话发表之后，吸引了上海、北京、南京等地很多学人加入讨论。围绕着如何估计中国的人文现状，如何重建中国的人文精神，如何评价中国的人文传统，如何实现中西人文精神的对接等问题，形成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以来的又一次理论大讨论。
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的出场语境和西方的“人文主义”恰好相反：西方人文主义是针对神权对人权的桎梏而提出的，它要伸张的是人的欲望，世俗化正是它的根本诉求。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人文主义思潮基本是沿袭这一取向，而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人文精神”针对的却是正在滥觞的世俗化，一种过度人性化的状况。虽然它不是要从人间回到天国，但却是要从身体欲望的追逐回到精神关怀，反抗物质利益对一切精神价值，包括道德情怀和审美趣味的收买。他们把市场意识形态视为危害中国人精神生活品质的祸水，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它。“人文精神”的提倡看起来像是对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启蒙的一种否定。
与身处江湖的人文精神倡导者不同，生活在北方、较为接近于庙堂的另一些作家、评论家，如王蒙、刘心武、李泽厚等，延续着20世纪80年代解放人性的启蒙使命，对“左”倾意识形态、一元文化专制和伪道学的流毒心存余悸，把之视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最大障碍。他们看到世俗化的潮流和娱乐性的倾向，对此具有相当强的解毒作用，可以作为武器或工具来使用，而对这种同样具有专制暴力的市场意识形态缺少应有的警惕。他们认为世俗精神和大众文化等都不是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是人文精神的应有之义。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计划经济及与之相适应的极“左”意识形态。他们先后撰文作出回应。北京大学的张颐武和南京的王干两位评论家还分别与刘心武、王蒙合作系列对话（通称“二武对话”、“二王对话”）。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将带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家和倡导人文精神的学者，与极“左”思潮捆绑在一起来一锅煮。张承志等作家被有的人冠以“文化恐怖主义”、“红卫兵”、“希特勒冲锋队”、“奥姆真理教”等耸听的名号。一些倡导重振人文精神的学者，也被称为对着风车开战的“堂？吉诃德”。与此同时，被称为“痞子作家”的王朔等受到了较高的评价。王蒙的《躲避崇高》一文认为：“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识地与那种‘高于生活’的文学、教师和志士的文学或者绅士与淑女的文学拉开距离，他们反感于那种随着风向改变、一忽儿这样一忽儿那样的咋咋呼呼，哭哭啼啼，装腔作势，危言耸听。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儿这样说一忽儿那样说的高调大话。他厌恶激｜情、狂热、执著、悲愤的装神弄鬼。是的，亵渎神圣是他们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讲什么‘玩文学’，正是要捅破文学的时时绷得紧紧的外皮。……但是我们必须公正地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王朔的文字“在悲壮的作家们的眼光里实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语言，与文学的崇高性实在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但他的作品“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他平民化的思想和叙述姿态，让“读他的作品你觉得轻松得如同吸一口香烟或者玩一圈麻将牌，没有营养，不十分符合卫生的原则与上级的号召，谈不上感动……但也多少地满足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兴趣，甚至多少尝到了一下触犯规范与调皮的快乐，不再活得那么傻，那么累”。
灵魂的声音（6）
虽然早在人文精神讨论之前，韩少功就发出“灵魂的声音”，但人们还不好把他简单归入两个对立面中的一面。他从来都警惕站在一个极端来批评另一个极端的做法。或者说，他对两种意识形态都保持警戒，他要批评的是所有极端化的倾向。他批评恶俗化倾向，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物质生活的意义和人的身体诉求合理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他倡导精神的无价，灵魂的高贵，同时也肯定世俗的必需，只是反对“有些人的‘世俗化’只有一己的‘世俗’，没有他人的‘世俗’；只有‘世俗’的肉体欲望，没有‘世俗’的精神需求”（《世俗化及其他》，见《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他批判虚无主义和痞子思潮对人类道义和社会责任的无度销蚀，但这种批判是在肯定它对极“左”意识形态和伪道学具有消解作用的条件下展开的。他反对灵魂的依附和堕落，同时也反对精神的洁癖。他反对伪君子，同时也反对真小人。他不像那些拒绝崇高、嘲笑神圣的作家那样，以市场意识形态来批判国家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也不像某些人文精神的倡导者那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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