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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串联-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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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归元寺，司机叫我们赶紧把传单撒出去。
你把车停一停，要不我们站不稳，怎么撒？我对司机说。
停下，就得被对立面包围，难以脱身了，司机说。
卡车不但没减速，反而越开越快，司机拼命地按汽车喇叭。
我们也不敢怠慢，尽力地将传单撒出去，等过了长江大桥时，我们已经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下来，就在前边召开誓师大会，司机停下车，我们跳下来。我估计开会人会很多，也很拥挤，就让杜亦照顾着尤反修，在道边的长椅上躺一会儿。我们瞧瞧究竟是开什么会，马上就出来跟你们汇合，我说。
临走，我又瞅了一眼尤反修微微凸起的嘴唇，现在已经有了血色。这里的人起码上万，群情激奋，我小声问身边的人，这是哪个组织的，他们说百万雄师。人头攒动，我得拼命支撑着才能勉强站住。这时候，有人在台上敲打麦克风，看来誓师大会要开始了。我使劲儿踮着脚尖往台上瞅，想瞅瞅主持会议的人长的什么样。这时候，主持会议的人说，首先叫我们祝毛主席他老人家万寿无疆。我赶紧从军挎包里掏红宝书，可是，人挨人，几乎连一点儿缝隙都没有，我掏了半天也没把红宝书掏出来，我只好蹲下去，用身子掩护着挎包，终于把红宝书掏了出来。
我刚举过头顶挥动了两下，红宝书就被挤掉了，我赶紧猫腰去捡，但是早被踩破了，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豁出命去推开一条条腿，躲开，我的语录掉了，别踩坏了，我声嘶力竭地喊道。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的褂子都撕破了，扣子也挤掉了好几个，才把红宝书捡回来。
这时候，我的这本红宝书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语录的塑料皮，心里怪疼得慌的。我是好说歹说才从爸爸手里要来的。突然，我旁边有人揪住我的脖领子，你小子，胆大包天——
立刻，我被人们包围起来，他们都说我是小反革命，我想，我要不是因为小，可能早就没命了。
我使劲儿跟他们解释，也是瞎子点灯，被一群人押出会场来，我的鞋也踩丢了，光着一只脚，不过，我已经顾不上了，浑身都是白毛汗，都吓傻了。我不知道他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就拼命地挣扎，就跟疯了一样。
就在他们连拉带拽我的时候，我迎面遇见了江晓彤，我心里松弛了一下，江晓彤可以给我做证明，证明我不是个反革命。
你给我老实点儿，一个疤瘌眼儿过来左右开弓给我俩嘴巴。
血立马顺着我的嘴角淌下来，血是齁咸齁咸的。
你们凭什么动手打人？我的抗议只能招致一顿更凶狠的拳打脚踢，我觉得我的一只胳膊针扎似的疼，准是断了。
几次跌倒，我又几次爬起来，百忙中我还不忘在人群中寻找江晓彤，这时候，江晓彤已经不见了。
把他先关起来，会议结束再跟他算账，我听见有人说。于是，我被拉上一辆卡车，我想往下跳，两人把我掖进车座子底下，拿脚踩着，叫我动弹不了。车一开，我从车座子这头骨碌到车座子那头，又从那头骨碌回来，跟扳不倒儿似的。突然，我听到一阵撕心裂肺的呼喊，石磊，石磊——我听出这是杜寿林的声音。
我却爬不起来，所以也看不到他。想想刚才江晓彤的表情，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见死不救，算什么汉子，我心想。这时候，一个急刹车，车停了，两人一人撅着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架到一座空旷的仓库里，一脚给我踢地下，在这反省反省，他们说。
铁门哐当一下又关上了。仓库立刻黑了下来，借着两扇两人高的窗户的缝隙，我趴在地上偷偷打量着这个关押我的地方，当间停着一辆废弃的铲车，左边墙角堆着一些已经生锈的铁锚，右边墙角蹲着七八个人，我估计他们跟我一样，也是等待发落的倒霉蛋，我挣扎着爬起来，冲他们作了个半截子揖。你犯什么歹了？他们当中有人问我。我说，我的语录被他们踩破了，他们非说是我故意。我听见一声叹息，不知是其中的哪一位。过来靠墙歇歇吧，一会儿他们就要来折腾咱们了，一个四十来岁留着小胡子的爷们儿说。我就坐到他旁边。挨揍了吧？他问。旁边一个锛拉头的半大小子说，到这还有不挨揍的，嘁！我加着十二分的小心问他，你是为什么被抓的呀？因为怕，我嘴上直拌蒜。半大小子说，他们污蔑我盗窃钢缆。留小胡子的爷们儿说，你就是盗窃钢缆了，还有脸狡辩。半大小子说，那也比你强，我这总归是人民内部矛盾，可你他妈的是历史反革命。留小胡子的爷们儿对我说，你叫这位老弟瞧瞧，咱们俩谁长得更像个贼眉鼠眼的坏分子。我初来乍到，不敢多嘴，只是耷拉着脑袋不言声。一个老头转过身去面朝着墙说，都少说两句吧，现在咱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老头编过一出赣剧，演过两场，就被打成了大毒草。至于这个留小胡子的爷们儿，从外表上还真看不出来，不过，听半大小子的口风，他解放前不是个特务，也是个在国民党市党部干事的。可能是老头的话起了作用，大伙儿都沉默下来，各自托着腮帮子想心事。不知道尤反修听说了我的不幸遭遇，会不会为我哭一场？我想起尤反修水汪汪的两眼和天鹅一样修长的双腿，心情舒展了些，起码比想江晓彤的背信弃义要开心。突然，我鼻子一酸，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怕人瞧见，我赶紧假装擤鼻涕。我开始想我们一起从北京出来的那些人了……
那些人是黄昏时回来的，他们把我们几个带到一个夕照非常厉害的街口，一人糊一顶高帽子戴上。我看见半大小子的帽子上写的是盗窃犯，留胡子的爷们儿的帽子上写的是历史反革命，老头的帽子上写着反动文人墨客，而我的帽子写的什么我却看不到。他们还发我们一面小锣，一边敲一边自报家门，他们告诉我，我的台词是——我该死，我是现行反革命。我申辩了两句，他们踢了我两脚，以此算是做了回答。更叫我觉得屈辱的是，他们逼着我们每个人都跪着，路过的人都往我们头上吐痰，或是扔烂西红柿，弄得我们身上污秽不堪，一股羞耻感不由得油然而生，浸透了我的整个身心。
^文^以往都是我斗人家。
^人^现在好了，历史颠倒过来了，挨斗的轮到我了。
^书^我想郑重地告诉他们，我是无辜的。
^屋^惊慌不已的留胡子的爷们儿拽了我一把，给我递个眼神，叫我老实跪着，别给自己找不自在。
此时此刻，我大脑里一片空白。
假如我的同学们瞧见我现在的狼狈相，还指不定怎么戳我的脊梁骨，我死的心都有了。
这时候，我旁边那个老头的锣声突然停了，他低垂着头一动不动，造反派想薅着他脖领子把他薅起来，他就是没反应。
你给我站起来，不然有你的好看，造反派警告他。
同志，他几天几夜没吃没睡，可能身体顶不住了，你们就饶他一条狗命吧，留胡子的爷们儿替他求饶说。
谁他妈的跟你是同志，造反派给他个嘴巴。
老头任凭人们怎么摇晃他，他都不挪窝。
我叫你耍赖，造反派一脚把老头从台上踹到台下头去了。
台下看热闹的人，这个踢一脚，那个捣一拳，老头一点儿都不反抗。
别打了，你们难道没看出他已经死了吗？留胡子的爷们儿喊了一嗓子，声音都变调了，简直是声嘶力竭。大伙儿愣了一下，有人摸摸他的脉搏，坏了，老头咽气了。造反派啐了一口，很扫兴地说，真是个废物，只斗这么一下就完蛋了。
我把脖子退在领口里，想哭，又不敢。
造反派撇了撇薄片子嘴，算了，今天的批斗会就先到这吧。然后，招呼几个人将老头的遗体搭走，拖到江夏火葬场烧了。台下看热闹的人拼命吹口哨起哄，觉得这个批斗会时间太短，不过瘾。
我们又被关回到仓库里去，只是缺了一个人——那个老头。
晚饭是一锅白菜汤，一人一个窝头，不够吃，可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跟造反派交涉，不活活饿死你就不错了，算是宽大你了，你还不知足，纯粹是欠揍！
什么时候他们才能放我们走啊？我一边啃着窝头一边压低声音偷着问留胡子的爷们儿。
这时候，送饭来的造反派给我一个大脖溜，怒冲冲地说，你他妈的不请罪，就敢吃饭！
我赶紧撂下窝头，模仿着其他人，低下脑袋，嘴唇咕噜咕噜，念念有词像是说着什么。吃完饭，送饭的造反派对我说，新来的，你把锅碗瓢盆都拿着，跟我走。我没敢迟疑，端着家伙跟在他屁股后面到一间食堂里。他坐好，叫我站着，你是怎么回事被逮到这来的，给我说说。
我把情况一五一十地讲述了一遍，反复地跟他强调我是北京来串联的红卫兵，是被冤枉的。
你说你是北京来的，那么好，把介绍信拿来，他说。我装模作样地摸摸兜，其实，介绍信一直都放在江晓彤那。摸了半天，我跟他说，道上丢了。
你说你也是红卫兵，袖标呢？
袖标在你们的人打我的时候给拽掉了。
少他妈的跟我瞒天过海，他又揪着我的脖领子把我关回去。
被抓来的这些人，十之八九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们的去向，只能干着急，每个人都忧心忡忡，这么被折腾下去，早晚是个死，而且死无葬身之地，跟老头一样，到最后，只能把我们当失踪人员来处理。只有那个半大小子视死如归，他是个孤儿，整天就是靠小偷小摸过活，一人填饱肚子，一家子都不饿了，死就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留胡子的爷们儿告诉我，你不能轻易把家庭住址告诉给造反派，免得连累了家人，这群王八蛋心狠手辣，像老剧作家这样折磨致死的冤魂，我见过多了。我没回答他，但是他的话我记住了，就是我死，也不能叫我爸我妈和我奶奶跟着倒霉。
造反派叫我们把帽子自己保存，保存好还则罢了，保存不好或是丢了，后果自负，吓得我们都把帽子撂在高处，省得半夜让老鼠叼走。也只有在批斗会之后，我才发现我的帽子上写的是什么，居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急先锋。光看这么个罪名，我就顺着后脊梁沟冒凉气，不寒而栗。看管我们的人有三位，不是瘸子，就是瞎了一只眼，估计都是武斗时的伤号，他们一早晨起来，饿着肚子就叫我们念一遍《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然后就参加劳动，所谓的劳动就是把一个大桶里的硫酸，装进一个个葡萄糖瓶子里，拧紧，我偷着问半大小子，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这是土制手榴弹，扔出去，能把人烧个半死。我又问，装硫酸也不发个塑料手套？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离水龙头近一点儿，一洒在手上，就赶紧用水冲，这样才不至于伤手。我只好照着他的办法，干活时加着十二分的小心。我们这些人当中，有两个去打扫厕所，脏是脏了点儿，却没有危险。我说我想去打扫厕所，半大小子说，你想得倒美，那是个肥缺，得会溜须会拍马才行。打扫厕所的这二位，打我们跟前过的时候，都扬着脸，高高在上，对我们不屑一顾的样子。半大小子就故意捂着鼻子说，哎呀，哪来的臭味，熏死人了。那二位赶紧走开了。我干上两个钟头，就直不起腰来了，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你怎么缺心眼啊，每一瓶就装一半硫酸，出力少，又显得干得多。我一想也对，满满一瓶子的硫酸真要泼在一个人身上，绝对得要了对方的命，我现在所做的一切其实就是助纣为虐，要少缺德的话，只得能偷工就偷工，能减料就减料。到吃晌午饭时，干活多的，多给半拉窝头，少干的就少给，病了，没出工的，就饿一顿。我干得不多不少，便仍然给我一个窝头。造反派说，这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半大小子说，这里比劳改队还他妈的凶，劳改队起码不饿你，这里饿死你活该，那个编剧本的老头就是四天没管他饭！
我想，我要是死在这，我爸我妈都找不着我的骨灰。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别琢磨死，要活下去，要这么死，也是轻于鸿毛，死得没价值。开头，这里的窝头我吃不惯，里边都是炉灰，半大小子说，这是造反派成心撒在里边的。为了活下去，我嚼也不嚼，就往嗓子眼里掖，省得硌掉牙。留胡子的爷们儿还告诉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也别发牢骚，这里有人爱打小报告。我问，都落魄成这样了，还打小报告能有他什么好处。有好处啊，留胡子的爷们儿说，可以多给他半勺白菜汤和半拉窝头。他这么一说，从此在大庭广众之下，我都不敢说话了，只能装聋作哑，到处都是奸臣，一不小心，就会掉陷阱里头。到下午，我们可以不干活了，出去挨斗，我突然发现，比较起来，挨斗要比干活轻松得多了，不就是敲个小锣，自己骂自己吗？只要谨记一条，挨斗的时候，千万不能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往天安门扔原子弹，你也点头说是，否则拳打脚踢都是轻的，我们当中有一个中年汉子，造反派说他偷窥女澡堂，他说没有，结果叫围观的群众一顿臭揍，把耳朵给打聋了，还天天闹耳朵底子，流脓。最好的办法是，他们往你脑袋上扣屎盆子，你就接着，要不干脆你就自己替他们扣，准保你能平安无事。
一天到晚，你怎么总也不洗脸，都快叫人认不出你了，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
我就是要叫人认不出我来，留胡子的爷们儿对我说。
为什么呀？我转动着干涩的舌头问他。我能看出，这个人以前一定是个风光过的人，不应该这么邋遢。
为什么？还能为什么？我就是怕丢人，不光丢我一个人的人，还给我祖宗三代的脸上都抹黑！留胡子的爷们儿突然喊起来，我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巴。
天都凉了，你怎么还光个脚丫子？一天，留胡子的爷们儿问我。
我说，鞋被踩丢了，我的挎包跟帽子也不知叫谁拿走了。
仓库门要关上之前，要晚点名，一点还就是三次。
他们为什么要点这么多次呀？我问。留胡子的爷们儿说，他们不识数呗。半大小子警告我，你可不能跑，你要跑，我们都得连坐，挨个跟你受罚。我问，有人跑过吗？半大小子说，没有，要是逮回来非得砸折你的腿不可。点完名，看守嘭地撞上了门，哗啦啦地用铁链子拴上，拴好几遭。
到晚上，我凄然地倚在墙角，走心思，留胡子的爷们儿问了问我的遭遇，我也没瞒他，这时候，半大小子警告我们，你们不许交流案情，攻守同盟。留胡子的爷们儿啐他一口，滚一边去，他又拍了怕我的肩膀，睡一会儿吧，养精蓄锐。我也实在太累了，嗯了一声，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老鼠爬到我脚面我都不知道。
起来起来，半夜有人把我叫醒，跟我一起走。
叫醒我的是那个留胡子的爷们儿。往哪儿去？我问他。
赶紧脱离虎口，不然我们非得叫他们折磨死，他说。
走得了吗？我问他。他竖起一只手指嘘了一声，爬到铲车的驾驶室的上头，一纵身，攀到天窗上。
我尾随其后，也爬到仓库的房顶上。
这头是江边，我们去那头，他弯着腰一个劲儿疯跑，我也不敢多嘴，只得跟着他，我知道，现在要是被造反派抓住，会有什么可怕的结果，所以两条腿不住地哆嗦。
现在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不知跑了多远，他突然停住脚步说。
这是一条背静的胡同。见他如释重负，我知道是脱险了，也松了一口气。我问他，下边我们怎么办？他说，武汉是待不下去了，只能往北走。我问他，为什么非得往北走？他说，我在信阳有个朋友，是在美国留学时的患难之交。
你还留过学？我很新奇。他的年纪，我推算也就三十多岁，可是看上去要大许多，属于未老先衰。
这些鸡毛蒜皮以后再说，我们趁天不亮赶路要紧，他说。
我怎么称呼你？我问他。我不能稀里糊涂地跟他亡命天涯，起码得知道他姓甚名谁、何方神圣吧。
我姓曹，你就叫我曹大哥吧，留胡子的爷们儿笑一笑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就漂洋过海了。
你在美国学的是什么，我问他。
政治经济学，曹大哥冲我挤咕挤咕眼睛，没想到吧？他说，正是抗战期间，烽火硝烟，谁会想去读什么政治经济呀，我偏偏犯神经，大老远的去学那些没用的东西。
我听说政治经济学也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我说。这时候，我已经跟随他穿过汉关码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不等天亮，我们就能出江岸站，那就万无一失了。但是这中间要经过两所大学，现在大学区是最危险的区域，数他们闹得欢。
我之所以回国，是以为我能报效祖国，他说。
那结果呢？我问。他说，结果我闲了十几年，不是让我到船厂下放劳动，就是让我在渡口体验生活，我的专业就这样荒废了。我们俩一边说一边匆匆地贴着道边走，昏黄的路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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