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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天下的中国女孩刘芳艳-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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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有妈妈好”
上小学三年级时，台湾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在内地热播，学校便决定组织学生去看。当时刘芳艳的班主任是女教师刘玉琴。刘老师的家在县城。她决定早点带一部分女孩子们进城，顺便带到自己家里吃一顿饱饭。
刘老师平常是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面对一群女生，她选择刘芳艳搭她的车上县城，其他同学步行。她为何偏偏选择了刘芳艳？原来，刘芳艳从出生40多天起肚脐眼就长了血管瘤，如有剧烈运动，肚脐眼就会流血。以致体育课也不能上。看着小朋友们踢毽子，她也是只能动口不能动脚。基于这个原因，刘老师就让刘芳艳坐上了自己的“座骑”。
到了刘老师家，老师亲自下厨，为这群孩子做了白面条和馒头。馒头是用玉米面做的，是粗粮，贫困人家常吃它，白面条呢，当时在当地就属于高档消费了。刘老师先给刘芳艳盛了一大碗白面条，因为她知道这个孩子家里特穷，吃白面的机会太少了。其他同学就以吃馒头为主。
自懂事以后，小芳艳还真是没有吃过几餐白面条哩，这天，她不仅吃得好，吃得饱，而且体会到刘老师慈母一般的爱，她心里既高兴，同时也泛起了一丝隐隐的自卑自怜的伤心。
晚上看《世上只有妈妈好》的电影时，荧幕上的情景让她想到了自己贫困的家庭、盲眼的母亲和多病的父亲，眼泪像断线的珠子，刷刷地流个不停。
“世上只有妈妈好”成为了她心中时常泛起的一句感叹，以致后来只要一听到这首歌，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母亲而潸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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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红辣椒”
刘芳艳在小学中学阶段不仅学习刻苦用功，成绩好，也乐意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只是因肚脐上长了血管瘤，一动就容易流血，有些剧烈活动她是可望而不可及。读四年级时，他的父亲好不容易凑齐了25元钱，带她到医院做了血管瘤切除手术，她的病才彻底得以根治，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天真烂漫地蹦蹦跳跳了。
也许是压抑太久了的原故，一旦得以解脱，她所迸发出来的热情，释放出来的能量，是超乎寻常的，她成了学校里的活跃分子。
1997年的“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文艺演出，刘芳艳组织班里女同学排演了舞蹈《辣妹子》，自己担任领舞。节目演完后，老师和同学们都夸她们演得不错。
现实生活中的刘芳艳就像舞蹈里的辣妹子一样活泼中透射着泼辣，坚毅中表现出果敢，自尊自信，永不服输。
家里贫困，母亲双目失明，常常受到同学们的取笑和欺负，但是在她那瘦小的身躯里，积聚着一种力量，磨炼出了一种个性——坚强！
苦难常常是一笔财富，在苦难中学会面对，学会坚强，学会感恩，更是不可多得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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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本子的窍门
几毛钱的练习本，对于许多同学来说确实不值一提，但是在刘芳艳看来确是一件大事。
读小学时，课本和作业本还不算多，小芳艳家还能承受。上初中、尤其是上高中后，课本、作业本用得越来越多，父亲去世后，家里更没有了经济来源，刘芳艳就不得不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她告诉我们：课本没什么窍门可找，就是早早地找上一年级的同学借旧书，事先就告诉老师，下学期的课本和作业本就不要给我定了。买作业本是有窍门的，因为下沟村离县城只有八里多路，我知道县城里有不少个体小型印刷厂，于是我就直接到印刷厂去批发作业本。
说起来是批发，其实，一种规格的不过是要一二本、二三本。可是，印刷厂老板见刘芳艳为买这几十个本子，专程跑印刷厂来搞个“一级批发”，知道这一定是穷人家的孩子，常常被这小女孩的行为所感动，生意不嫌小，照样乐意做，甚至是半卖半送，比给文具批发商的价还低，当作对她的资助。有时工人师傅还送一些白纸给她，她就拿回去装订了做日记本。
读中学的几年，刘芳艳一直是这样批发本子来用，一两毛钱、两三毛钱一本，比学校统一发的本子价格低了许多，一学期可省下十几元钱，连同借来的课本，省下的费用也就有几十元。
别小看了几十元钱，每学期如此，对一个赤贫的家庭来说，就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不是从嘴里抠、课本费上省，她是怎么也读不完高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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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到生轶事
大西北的冬天总是来得很早。“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这里所指的八月是农历，也就是公历9月份。“胡天”确切地说不是指宁夏，但是，隆德的气候也差不离。
从读小学开始，刘芳艳就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每天早晨6点钟就起床，从来不要父母叫。洗漱完毕，她就背着书包独自上学去。刘芳艳总是提前来到学校，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第一个到校。尽管时间已过去很久了，说起这个早到生，教过她的老师们依然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日。
不用别人吩咐，也不用轮班，冬天，每天早晨到校后，刘芳艳就去撮煤，生火，同学们来后，教室里已经是暖烘烘的了。由于她年纪小，力气小，煤一旦被冰雪覆盖就很难撮动，有时竟撮得她满头大汗，本来就是“高原红”的小脸蛋，被汗水和寒风一夹攻，像是被火烫一样的难受。所以，她后来想了个办法：每当下雪结冰，头天下午放学前，她总是会撮一篓煤放在教室的后面。老师见了，奇怪地问她：“已经放学了，你还撮这么多煤干什么？”“明天用呀，早晨结了冰，撮不动。”老师由衷地为这个懂事而又有心计的孩子而骄傲，而感动。
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刘芳艳的行为感动了班里的一些男生，只要一遇到坏天气，不等刘芳艳干，他们就先抢着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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尴尬的学费
读中小学时，令刘芳艳印象最深的、最难以忘怀的事要数开班会了。
每周星期一大都要开班会，这时老师总要公布交学杂费和书本费的情况。每当老师点到她名字的时候，她的头总是低垂到桌子下面去，不敢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的目光。因为她总是欠费，而且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说“没钱”这两个字。每当此时，她的脸总是通红通红，低垂着头等待着老师向下一个学生问话。
是啊，穷人家的孩子，缺的是钱，却并不缺乏自尊心。“我怕穷，也怕展示穷”。这是带着捡来的妹妹上大学的洪战辉与上海的大学生交流时吐出的肺腑之言。用这句话来诠释穷人家孩子的内心世界，恐怕是既准确又精当的！
老师也往往能体谅学生的苦衷，尤其是女生爱面子，老师心中有数，例行公事催促一下也就过去了。刘芳艳在接受我们采访时，非常诚恳地说：“我不怪老师，也不怪学校。如果其他同学都像我一样交不起学杂费和书本费，那学校可能就办不下去了。”
贫不移志
在黄土高坡上，读书不受重视是习以为常的，何况，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农村也很普遍，男孩一般读完初中高中也就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外出打工能写家信，不少人就感到满足了。何况是女孩？何况是贫困人家的女孩？
刘芳艳也曾想过，家里穷成这个样子，要吃的没吃的，要穿的没穿的，除了四间破烂土坯房，一个像样的东西也没有，如果我早点辍学，去打工挣点现钱，不仅自己的日子会好过一些，父母和哥哥的日子也会好过些。尤其是在父亲过世后，这种思想支配了她很长一段时间。
她小学和初中最要好的同学杜小霞读到初一就辍学，到北京打工去了。那时她真想同她一道一走了之。但她回来探母亲的口气，母亲却很肯定地说：“读，苦点也要读下去，读了书你才有出息呀！”
“是啊，不为别的，就为了能让苦命的妈妈今后能过上好日子，我也要继续努力读下去！”
杜小霞去北京打工以后，常给她写信，回家时也总是到她家来看望她们母女俩，并且鼓励她一定要克服任何困难读完高中，还要上大学。
刘芳艳高中时的同桌薛银霞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她感觉得出芳艳所面临的困难，经常主动地从生活上关心她，从学习上帮助她，并对她说：“只有读好了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你受穷的命运。”
在逆境中，这些鼓励和期望，支撑着刘芳艳没有辍学，没有放弃读书，她始终相信：知识就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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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见县长
由于家境贫寒，长期吃玉米、土豆这类含酸性物质较多的食物，刘芳艳的父亲刘百义患了严重的胃病。1998年，刘百义在县医院被确诊为食道癌。真如晴天霹雳，把全家人炸蒙了，哪里去找钱来治病呢？不治，这顶梁柱倒了，今后日子该怎么过？
开始，两老还瞒着小芳艳，她毕竟还是个14岁的孩子呀，怎么能接受得了这个现实？
一天放学后，刘芳艳刚一走进家门就不经意地听到了父母的谈话，知道了父亲患的是不治之症。她没有哭，而是很冷静地走进父母的房间，平静地对他们说：“爸，妈，你们刚才的谈话我都听到了。爸得了绝症，不管我们家多穷，也要给您治，办法总是有的！”
刘芳艳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她一夜未眠，翻来覆去地想：咱们家穷，亲戚家也穷，钱是借不到了，但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等死呀！别无他法，只有靠政府。找谁呢？咱们镇也是个穷镇，已与镇长打过交道了，连解决我的几百元学费都难，这治病的钱他们又怎么解决得了？找县长！找县长或许还有一线希望！
第二天一早，刘芳艳没有去上学，而是跑到县政府大院去了。
一位14岁的女孩去找县长，这也真有点不可思议！
她在县政府大院外徘徊了好久，不敢进去。可她知道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豁出去了。
终于她鼓起勇气走向了县政府大院的门，可是却被门卫拦住。
“你找谁？”
“找县长。”
“找县长有什么事？”
“反映我家的困难。我爹得了癌症，没钱治。”
“患了癌症上医院就得了，我们县长又不会治病。”
门卫说什么也不放她进去，没办法，芳艳只好退到大门外，在那里不停地徘徊。她心想：我一定要找个机会趁你不备溜进去。
吃午饭的时候，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门卫去打饭了，也许是换班，门卫处出现了空岗。刘芳艳就趁机溜进了县政府大院。
经好心人指点，她终于知道了县长的办公室。
等到下午约两点多钟，好不容易看见一个人进了县长办公室。她估计这可能就是县长，真想随即跟着进去，但突然她又感到脚有点软——怯场了。我进去怎么跟县长说？昨晚想好的词儿一下子全忘了。再说，如果县长也是挡住门不让我进去，或是进去了，被轰出来，那又该怎么办呢？
她又在树丛间徘徊，寻思着昨晚想好的话，寻思着遭拒绝后怎么将县长一军。
直到下午约五点钟，刘芳艳知道，如果县长下了班，就完全没希望了。她鼓起勇气径直向县长办公室走去。
一进门，县长就抬起了头，看见一个小女孩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忙问：
“小姑娘，你找谁？”
“我找县长。”
“你找县长有什么事吗？”
“我想将我家特殊的困难向县长反映一下。”
她将“特殊”两个字有意说得很重。
县长连忙起身，拍着她的肩膀说：“你家有什么特殊困难，说给我听听吧！”
县长也把“特殊”两个字咬得特别重，并让她坐在沙发上。
刘芳艳感到这位县长很慈祥，心里就平静了许多，她一五一十地将父亲患病、母亲残疾、家里田少及自己上学困难等问题一古脑地向县长说了。
县长听得很认真，还详细地记下了她所在的镇名、村名以及她父亲的名字。
县长安慰她：父亲治病，大家一起来想办法。还叮嘱她，不要为此事过度分心、伤心，以免影响了学业。
最后，县长叫她趁天还没黑快点回去，并告诉她，他将与县民政局商量解决部分医疗费用。
从交谈中，刘芳艳才知道县长姓王。第二天，县民政局局长就送来了1000元医疗费。
可是由于是癌症晚期，这1000元医疗费没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没过多久，受了一辈子苦的父亲就撒手人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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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资葬父
好不容易刚刚向王县长“哭穷”（这可是真穷真哭），县长特事特办，为刘芳艳的父亲治病特批了1000元钱，可是未能挽留住父亲，1998年农历六月十六日，父亲丢下这个破烂不堪的家走了。
此时，家徒四壁，缸里没有米，箱子里没有钱，如何让这位苦了一辈子的慈父入土为安？这又成了刘家的一个大难题。
按风俗，死了人，亲戚朋友是要来送葬的，来客得吃饭。父亲总得有个棺木呀。小小年纪的刘芳艳急了：怎么也得想办法弄钱来为父亲办丧事呀！再去找王县长？不行不行，刚去找王县长给父亲弄过医疗费，又去找他弄钱来给父亲办丧事，开不了这个口。想来想去，她觉得只有找学校了。
第二天她找到校长，倾诉了苦衷。校长十分同情她家的遭遇，人死了，连丧事都没钱办，世上还有比这更凄惨的事吗？校长决定马上发动老师和学生们向刘家捐款，让刘家人把丧事办了。就这样，刘芳艳拿着大家捐的上千元钱，加上找几家亲戚借的一点钱，勉勉强强将父亲安葬了。
父亲的遗愿
被确诊患了食道癌后，刘百义知道这是绝症，他在世的时日不会太多了。尽管刘芳艳从王学宽县长那里哭求了1000元治疗费，但对一位癌症晚期患者而言已于事无补了。没过多久，1000元医疗费就花光了，家人还在想办法借钱来为他治病，刘百义知道后对他们说：“不要借钱了，俗话说‘医得了我的病，医不了我的命’，我们就认命了吧，不要搞得人财两空了。你们将来还要过日子啊！”刘百义的一席话，说得三人泣不成声。
就这样，他们不得不将父亲拖回了家！
回家后刘百义做的第一件事，是从箱子里翻出一张欠条，将刘仓叫到跟前，说：“存德（刘仓的曾用名），爸有话要向你作个交待：这是我们家欠下的亲戚和乡亲们的钱。我死了，你们还得借点钱来安葬我。连同我住院借的钱，你要一分不少地还给人家。记住：父债子还，天经地义。你一定要还清，啊……”
刘仓紧抿着嘴，泪水涟涟，不住地点头。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刘百义接着说：“儿呀，爸没本事，没有让你妈和你们过上好日子，还背了一屁股的债，爸对不起你们啦！”
刘仓哭得更伤心了：“爸，你不说这话好吗？”
“爸一走，就靠你就是撑起这个家的梁了，你要孝敬你妈，照顾好妹妹，你要学好，走正路，靠你的双手过日子……”
说着说着，他渐渐感到体力不支，无法继续说下去了。他就将那张欠账单交给了刘仓。
刘仓至今还好好地保留着那张欠条。当他把那张欠条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数了数，一共是17个债主，最大的金额是300元，最少的是10元，共有1607元。如今，欠条上有画上杠杠的，有打勾的，有在300元后面注明“已还100元”字样的，还有“父亲意（遗）言”等字样。刘仓告诉我们：画上杠杠和打勾的，是表示已还了的；那笔300元的欠款只还了100元；“父亲遗言”是他当时在字条上写下的，表示要了却父亲的遗愿。我们算了算，总共已还了820元。
兄妹打场
父亲去世后，农田里的劳作就只能依靠兄妹俩稚嫩的肩膀了。
1999年麦收季节到了。刘芳艳即将参加中考，哥哥刘仓知道这个时候妹妹复习备考很紧张，不愿意影响她的学习，所以，他一个人又割又挑，硬是像蚂蚁搬家一样搬回了一个三米多高的麦垛。
这些活，一个人还可以凑合着干，但打场，一个人就干不了啦。他们那里打场一般是请手扶拖拉机拖着石磙在禾场上碾轧，铺麦、翻麦、收场，都是几个人手才干得过来的事。人手太少就会窝工，拖拉机是按小时计费的！正值麦收高峰期，那真是季节不等人，谁都要忙自家的活计，黄灿灿的麦子不及时收割，掉在地里就是白浪费了。而且别人家的田还更多，谁家都忙得不亦乐乎，所以，请别人帮忙是难以启齿的。
刘仓只好跟妹妹商量：“哥也知道你正逢中考，学习很紧张，但打场我一人干不了，能不能利用周日帮哥一把，我们一起打场？”
“行啊！干一天活也没什么关系的。”
于是，利用一个周日，兄妹俩早早地就将麦子铺上，拖拉机来了后就开始碾轧。碾轧一遍后要翻场，这是一项有点技术性的活，而且，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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