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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样一位老人，还是林科所的所长，他竟然会擀面条！这顿午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不让她插手，自己亲自下厨房和的面，擀的面条。当刘汉香要去帮他的时候，老人说：“和面、擀面、切面都是很幸福的事情，你不要剥夺我的幸福好不好？”

听他这么一说，刘汉香不由得笑了。

老人的刀功很好，面切得很细。没用多少时间，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就端上来了，上边漂着一层油浸的葱花。也许是饿了，刘汉香吃得很香。吃饭的时候，老人告诉她说：“孩子，我看你是个善良的人。一个人善良不善良，从眼睛里是可以看出来的。可你心里有伤。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就留下吧，在这儿多住几天。况且，你跟我这个老头挺投缘的。咱们也可以说说话。”接着，老人又说：“话是有毒的。有时候，声音就是一把看不见的刀子，它会伤人。特别藏在心底里的话，熟人是不能说的。你给熟人说了，会惹很多麻烦；所以，只能给生人说。其实，所谓的陌生，只是一种距离，就像是一棵树与另一棵树，双方不在一个空间里存活，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就不会受到伤害。”

不知为什么，刘汉香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老头。这老头说话怪怪的，可他睿智、旷达。也许是长年跟植物打交道的原因，他的话语里含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飘逸！同时，她也看出来了，家里就他一个人，挺孤的。

在林科所的这些日子里，黑夜是长了眼睛的。那些黑夜是由话语组成的，从心底里流出来的话语成了夜的眼，一颗心看着另一颗心，一脉一脉地流动着，显得平和，达观，湿润。当往事进入回忆的时候，它又像是一把被生活磨秃了的刀子，已没有了伤人的杀气，是钝出来的宽厚。不知怎的，这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话是开心的锁，两个陌生人围坐在炭火前，开始了心与心的靠近。刘汉香自然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事情告诉了老人，就像是一个孩子面对陌生而又睿智的父亲；老人呢，更是敞开心扉，把能说的和不能说的，全都一股脑儿地端出来了……

老人说：“平心而论，早年，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说起来，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解放后才上的大学，那时候大学生还很少，物以稀为贵，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吧。我是学林业的，一九五七年大学毕业。一个学林业的，本是种树的料，可我毕业之后并没有去种树，你猜我干什么？砍树，一毕业就去砍树。我一九五七年毕业，一九五八年刚好赶上‘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的口号是‘千军万马齐上阵，一天等于二十年，赶英超美！’于是我就跟着去砍树了。我整整地砍了一年的树，那时候人就像蚂蚁一样黑压压地扑进林子里，砍光了一个山头！由于我表现好，还发明了一种叫做‘顺山倒砍树法’，一下子把自己‘砍’成了一个模范人物，入了党提了干，成了一个积极分子了。这些话，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说的。说它干什么？说出来挺丢人的。其实，说白了，人也是植物。每个地域都有它特殊的植物和草木，那是由气候和环境造成的。人的成长也是由气候来决定的。我所说的气候，是精神方面的，指的是时代的风尚。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产生什么样的精神气候，什么样的精神气候，造就什么样的人物。开初的时候，我也是想一心一意报效国家的，可没想到，我成了一个砍树的人……你要说发疯，也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只能说老老少少都疯了，为了炼钢，为了赶英超美，就我所在的那个地区，所有的树都砍光了，砍得一棵不剩，这能是哪一个人的问题吗？”

接着，老人说：“我这个人是办过一些坏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也是过后才看清的。当时并不那样想，当时认为是‘挽救’……就是砍树那年，我当过一阵子青年突击队长。记得是一天傍晚，收工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队员集合在一起，开始点名。那时候是军事化管理，上工下工都要点名，结果发现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张秋雁，一个是王心平。秋雁是女的，王心平是男的，他们都是我的大学同学。那时候我年轻气盛，也认为自己‘为人正直’，就下令全体队员去找……结果一找就找到了，两人正躲在一棵大树的后边抱着亲嘴呢。往下就不用说了，当晚就开了他们两人的批斗会，这个批斗会是我主持召开的，让他们两人站在会场的中央，整整批了他们大半夜……那晚批斗会的口号就是两个字：无耻。那时候，不光我一个人觉得他们无耻，可以说，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很无耻。大家把他们两人围在中间，那时候开斗争会叫做‘过箩’，就是一群人围着，你从这边把他推过来，我从那边把她搡过去……后来，天亮的时候，张秋雁就不见了，于是就再发动人去找，结果是她挂在了一棵树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棵歪脖树，她的眼瞪得很大，目光里一片惊恐……那个王心平，是个六百度的近视眼，后来补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下放到他老家去了。走的时候，他哭着说，我要早知道，就不亲那个嘴了，就那一口，这十六年学白上了，我是带‘帽儿’（右派帽子）归呀！现在想来，不就是谈个恋爱吗，值得这样？我要说的是，当一个民族都发烧的时候，泼上一盆两盆凉水是不起作用的。认识也是要有过程的。那是一个提倡斗争的年月，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参加斗争的，不是斗争者，就是被斗者，没有例外。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精神气候。在这样的气候里，你要进步，只有斗争。你想，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好不容易才上了大学，吃的是助学金，我是一定要进步的，我生怕自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就事事冲在前头，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气候里的活跃分子……”

老人说：“后来我一直都是积极分子。我是个不甘落后的人，事事都要抢在前边。所以，在那些年月里，有那么一段，我是很红的。我办的第二件坏事，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贴了一张大字报。那时候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字报的海洋，人人都贴大字报……不料，就是这张大字报惹出了事端。一个对我最赏识的老领导，在我贴了这张大字报之后，跳楼自杀了！当然，在那个时候，一个‘走资派’，死了也就死了，那时候叫做死有余辜，也没人说什么，可这件事一直是我的心病。其实，我那张大字报也没揭发什么，就写了一件小事，写他吃蒸馍剥皮……说实话，在我心里，也还有保护他的意思，因为别人写的问题比我写的严重得多，那时候写什么的都有，有写他是历史反革命的，有写他是国民党特务的，有写他乱搞男女关系的……多了。我也就写了他生活上的一些小问题。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有一次，我看他吃蒸馍剥皮，我真的非常吃惊。他是一个九级干部，资格很老，可他吃蒸馍剥皮，这也是事实。可就算是吃蒸馍剥皮，也罪不至死，是不是？可他就那么死了，当天晚上，他从被关的那栋楼房的窗户里跳了出去。那座楼是学院的标志性建筑，还是在他的主持下盖的，刚盖好，‘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那楼一共七层，他从最高处跳下来，就摔在楼前的水泥地上……我想，这是饿人与包子的故事。在吃前八个包子的时候，他都不饱，到了第九个包子，他饱了。也许，是我让他伤心了。别人贴大字报，贴就贴了，无论说什么他都还能挺住，可我是他一手培养的，连我也贴了他的大字报，他就彻底绝望了。‘文革’后期，他家里的人到处告状，说是我把他逼死了，我也因为这件事被审查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我一直不服。现在想来，我的确是有责任的。也许，就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老人说到这里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而后，他用火钳子拨了拨土盆里的炭火，接着说：“这件事，我一直不清不楚地背着。后来，我离开了原来的岗位，就下放到这个林科所来了。那时候，我已不愿再跟人打交道了，于是，我选择了树。我本来就是学林业的，可二十五年之后，我才找到了树。就在我找到树之后，我又犯下了第三个错误。”

老人说：“来到林科所之后，离开了原有生活轨道，我就像是一条鱼被人甩在了干岸上，有很长时间不适应。生活是有惯性的，在斗争的环境里泡得久了，猛一下来到这么一个清静之地，当我重新面对树的时候，真的不太适应。这并不等于说我没想清楚，我还留恋什么官位，不是的。那时候我已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人就像火车一样，你一直朝着一个方向开，而后突然刹车，那巨大的惯性仍然会带着你往前冲，它不管你怎么想，也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就是惯性。你已经看到院中的那些盆景了，那就是我犯下的又一个错误。那也是离开斗争之后，斗争的信号仍然在脑海里起作用的结果。不与人斗，就与树斗。要是说得更难听一点，不让你收拾人了，就收拾树。那时候，我利用当所长的便利条件，让人从山里挖了一些树根，搞了一院子盆景，当那些树长出枝条的时候，我就用铁丝把它们一道道地捆绑起来，压弯弄曲，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人为地搞成各种各样的造型……开初的时候，我还沾沾自喜，觉得这就是修身养性、陶冶情操。可是，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我看着这满院的‘扭曲’，那折、那弯、那捆、那绑，全、全都是病态呀！那不是植物的正常生长状态，那是一个一个的痛苦哇！树就是这样长的吗？……”

老人说：“后来，当我检索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身上是有‘穷气’的，那个‘穷’字一直伴随着我。人一穷，志必短。那所谓的‘进步’，只是一种藏在内心深处的图谋罢了。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气候决定导向的。在你面前，我并不是想为自己辩护什么。我要说的是，我一直是一个跟着潮流走的人。从大时间的概念说，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也就是这些年，一个民族都醒了，我也醒了。不经过一些反复，人是很难认识自己的。况且，还有思维的惯性，那惯性也是很可怕的……当年，在‘文革’中，我和我的女人斗了很多年，斗得很辛苦，也很虔诚。那时候，就在家里，我们俩对着主席像辩论，你一派，我一派，两种观点进行辩论，而后是互相揭发，老天，揭着揭着就觉得自己不是个人了……那会儿，我们两个还互相比着背语录，你背一条，我背一条，背着背着，一激动就背错了，错了就对着主席像请罪，一次次地鞠躬、请罪。在那些日子里，她几乎天天让我请罪……互相之间已没有了爱，只有恨。而后，我们就分手了。从此，我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现在想来，那所谓的‘家庭革命’是多么滑稽，又是多么的可怕！在那个年代里，人们都渴望纯粹，可纯粹的结果却走向了极端。真是不敢想啊！……”

老人说：“现在，时代的气候变了，人也会跟着变。我成了一个种树的人，我喜欢树，树就是我的亲人。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的理论，现在想来，吃饱饭，过上好日子，才是最好的理论。”接下去，老人竟用求告的语气说：“孩子，种树吧。树是人类的天然庇护。你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树，会是什么样子？树是氧之源，也是水之源，是人类呼吸的根基，是大地之上的唯一可以给人类带来好处，而无任何不利因素的植物……你要是想种树，就来找我，找我吧。”

刘汉香默默地望着老人，说：“树？”

老人肯定地说：“树。”

刘汉香像自言自语地说：“树能给人什么呢？”

不料，老梅一下就火了，说：“树能给人什么？我告诉你——一切！吃的、住的、用的，一切的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说，树是生命之源！”这时候，老人的眼亮得就像是两盏灯！他喃喃地说：“孩子，你要是有耐心，就听我给你讲讲树吧。你想听吗？你愿不愿听？你不怕我唠叨吧？树……”

刘汉香被打动了，她郑重地点了点头。可是，紧接着，她说：“老伯，我有一个条件，你能答应吗？”

老梅说：“你说，你说。”

刘汉香说：“我想当你的学生，在这里跟你学一年，就学植物，学种树。可以吗？”

老梅望着她，说：“一年？”

刘汉香说：“一年。我可以给你做饭，给你洗衣服，打扫卫生……这就算是我交的学费，成吗？”

老梅沉吟片刻，说：“还要加上一条。”

刘汉香望着老人，迟疑了一下，说：“你说吧，只要是我能做的！”

老梅说：“——听我唠叨。你还不能烦！”

刘汉香笑了，说：“成。”

老梅说：“那就一言为定？”

刘汉香说：“一言为定。”

一把笤帚的力量

冯家昌病了。

这么多年来，冯家昌从没请过一天假，也没敢害过一次病（农家子弟，正是“进步”的时候，害不起病啊），就是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可是，在如此关键的时刻，他觉得他应该“病”一下。

这病也不完全是装的，他确实是有些心力交瘁！近段日子以来，他几乎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常常是瞪着两眼直到天明。是啊，漏洞总算堵上了，还会出什么问题呢？他分析来分析去，为了那个职位……心焦啊！

他知道老侯还在活动，老侯一直没有停止活动！

这一次，老侯把他的看家本领都使出来了。他几乎天天晚上往一、二、三号首长家跑，不断地施展他那“打耳”的绝技。更为要紧的是，突然有一天，四号首长家来了一位小保姆，那小保姆是个四川姑娘，这姑娘长得很秀气，俩大眼忽灵灵的，很讨人喜欢，首长的夫人特别满意。不用说，这一定是老侯推荐的。还有消息说，那其实是老侯四川老家的一个表妹！据说，就在前天晚上，已退居二线的赵副政委去了五号首长的家，老头是拄着拐杖去的。在更早的一些年份里，五号首长曾是赵副政委的老部下。可以想象，老上级屈尊去看昔日的下属，那一定是游说什么去了。于是，就有风声传出来了，说政委说了，这么多年了，猴子也该动一动了……事情已到了这个地步，冯家昌能不急吗？！

冯家昌也不是没有行动，只不过，他行动的方式跟老侯不同罢了。他是把事情分做三步走的。首先，他跟远在京城的老首长写了一封信，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工作情况。这样的信，他原打算写三封，就是说先投石问路，继而是交“心”，接着再谈自己的问题，期望他能在最关紧的时刻打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打早了不行，打晚了也不行……可是，就在他刚要写第三封信的时候，老首长突然患病住进了医院。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事情就没法再提了。冯家昌心里清楚，一个重要的砝码，就这么失去了。他心里不由得暗暗地埋怨说，老首长啊，你病得可真不是时候！可是，有什么办法呢？

他采取的第二步行动，是主动凑上去给动员处帮忙。动员处的小马，马干事，人是很灵的，就是笔头子差了一点，他说他啥都不怕，就怕写材料。过去，每逢写“材料”的时候，小马总是让他帮忙看一下，提提意见什么的。可这一次，时逢年底，动员处要写总结的时候，他就凑上去了，很主动地去给小马帮忙。而且，还不辞劳苦地帮他跟各县的武装部打电话，统计数字……小马对此很感激，还专门要请他吃饭。可是，小马并不清楚，他这样做是另有用意的。趁着给小马帮忙的机会，他详细了解了动员处历年的工作情况。而后，他一连熬了几个晚上，呕心沥血，终于写出了一篇题为《动员工作的新思路》的文章。此文他一共打印了四份。一份直送军直系统的《内部通讯》，另外三份通过机要处的小郭送给了一、二、三号首长……为了不漏一点风声，他先是以李冬冬的名义，给打字员小黄送了一套进口的化妆品；接着，给机要员小郭塞了一条三五烟；而后，又托人给《内部通讯》的编辑老戴捎去了一幅名画。老戴这人不吸烟不喝酒，酷爱收藏字画（这幅名画是从李冬冬父亲那里要来的），条件是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近期刊登出来。在电话上，他对老戴说：“戴主任，那个那个那个，收到了吗？噢，那就好。真迹，绝对是真迹！……戴主任啊，托你那件事，十万火急！拜托了，拜托拜托……”待这篇文章登出之后，可以说墨汁未干，冯家昌就以航空邮件的方式，快速地寄给了李冬冬在大军区的一个叔叔，期望他能在最佳时机（既早不得，也不能太晚），以简报的形式批转下来——他知道，由上边批转下来的简报，首长们是都要看的！

冯家昌采取的第三步行动，就有些卑劣的成分了。他本来不想这样做，也曾经犹豫再三，可他实在是太想得到这个职位了！于是，他孤注一掷，背着李冬冬，硬着头皮去找了他的岳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