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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自选集:我的心是一面镜子-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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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为胡适说几句话》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胡适是一个享大名而又颇有争议的人物。由于他政治上的偏见和错误,解放后更是屡遭挞伐,成为一个“反面教员”。人们谈胡色变,他几乎成为一个“不可接触者”。他那句有名的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本来是正确的,也受到了批判。又说他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把他看得比中统和军统还要危险,还要坏。我认为,这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我曾同他共事几年,他是校长,我是系主任,见面的机会非常多。他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可以说我对他既有理性认识,又有感性认识。他对人和蔼可亲,保护学生,不遗余力,爱好政治而实为一个书呆子。
  15《〈歌德与中国〉序》
  一个人和一个民族最难得的是有自知之明。中国民族也是这样。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高统治者懵懵懂懂,以“天子自命”,视所有的外国都为夷狄。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起了发聋振聩的作用,中国统治者们一变而成为贾桂,拜倒在洋大人脚下。鸦片战争前,德国的(其他西方国家也一样)哲人大都赞美中国文化,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就是其中之一。这情况在这本《歌德与中国》一书中有所阐述。中德两国人民读了以后,都会得到“启蒙”的作用。
  16《〈比较文学概论〉序》
  本文原是为陈悖、刘象愚所著《比较文学概论》所写的一篇序言,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今名。
  在本文中我指出了比较文学日益成为显学。原因何在呢?我借用了本书中的一句话: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起步,略晚于其他一些国家。近几年来,我们急起直追,总算是赶上了世界潮流,成绩是卓著的。不过,我现在——就是写这本书的现在——想加上几句话。一方面要努力学习,一方面要努力创新,最重要的是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扬弃那种“贾桂思想”,切勿甘居“无声的中国”这样屈辱的地位。
  一九八八年
  本年共写各种体裁的文章四十篇,其中可以归入学术研究一类的有二十三篇。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1《迦梨陀娑评传》
  这看起来像是一部书,实际上只是一长文。共有下列的内容:一,名字的解释。迦梨是女神名,陀娑是奴隶,合起来就是“迦梨女神的奴隶”。二,生卒时间。众说纷纭,一般的说法是他大概生活在约三三零年至四三二年的笈多王朝时期。三,时代特点。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城市繁荣,商业兴盛,国内外交通方便,贸易发达。四,作品。有真有伪。一般认为真者有长篇叙事诗两部、长篇抒情诗一部、抒情小诗集一部(也有人认为伪)、戏剧两部,另有一部,真伪难辨。五,语言工具。主要是梵文,另有少量俗语。六,艺术风格。他笔下的梵文,淳朴而不枯槁,流利而不油滑,雍容而不靡丽,谨严而不死板。七,在国外的影响。影响极大,特别是剧本《沙恭达罗》更受到德国伟大诗人歌德等的交口赞誉。歌德和席勒曾考虑把它搬上德国舞台。八,在印度国内的影响。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印度许多语言都有《沙恭达罗》的译本。一直到最近,还有人用梵文原文上演此剧,可见此剧为印度广大人民所喜爱。九,迦梨陀娑与中国。他的抒情诗《云使》在几百年前就有了藏文译本,此译本至今尚存。至于汉文翻译介绍则比较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从梵文译为汉文的著作,包括《沙恭达罗》、《云使》等等。本文的内容,上面已经谈到过。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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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序》
  本文原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的序言。收入《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一书时,改名为《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
  这一改名,实际上是画龙点睛。因为,有一些比较文学家有一个论点:比较文学的研究只限于国与国之间。我本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专家,没有读到过有这样论点的文章。但是,在深圳召开的一次比较文学研讨会上,有人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当时并没有过细地考虑问题的含义,率尔答曰:中国民族间文学的比较应该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后来,为《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一书写序时,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认为自己率尔而答还是正确的。欧洲与中国不同,几乎都是单民族的国家。中国则是一个多民族——民族多到五十六个,而且还有可能增加——的国家,几乎等于一个欧洲。在这样的情况下,严格遵守欧洲学者的教条,等于“食洋不化”,是绝对不应该的。文中我还大力提倡中国民族文学间应积极进行比较的研究。
  3《〈印度社会述论〉序》
  我先讲了世界上四个文化体系,可以归纳为两大体系。此时我还没有明确提出东西之分。对于这个问题,我在上面虽已多次讲过,但是此时还不像后来那样明晰,有点混乱。这是我对东西文化理解的一个过渡过程,值得注意。我把中印分列两大体系中,这是不准确的。对于中印文化的区别,我提了一些意见,也不见得很准确。比如说中国思想准确明了,印度则深邃混乱等等。我当时还没有明确的“天人合一”的想法。在这方面,中印是一致的。下面我讲到中印文化交流有极长的历史,到了近代,因受外来侵略者的压迫,交流几乎中断。新中国成立、印度独立以后,情况有了改变。文化交流又开始活跃。可惜我们两国对彼此的研究,又很不够。《印度社会述论》是一部应时的好书。
  4《从学习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
  在陈寅恪先生的遗物中,有二十多本笔记本,本不厚,是二三十年代德国常用的那种样式,我于一九三五年到德国时还使用过。这些是二十年代陈先生在德国柏林大学留学时所使用的。内容很庞杂,也颇乱,看样子像是先生上课时随手携带的。但是里面也并没有正式听课的记录,也不像是为积累写论文的资料而使用的。陈先生没有用德文写过任何论文。而且陈先生写论文积累资料的方式,不像一般学人常常使用的写卡片的办法,也不使用笔记本把有用的资料抄在里面,而是采用眉批的方式:读书时遇到有用的资料就写在书眉上,或者文前或文后的空白处,甚至在没有空白的时候,写在字里行间。比如《高僧传》、《新旧唐书》、元白诗、《世说新语》等等,都采用眉批的方式。从字迹上来看,有浓有淡,有正有歪,决不是出于一时。等到资料批够时,便从书上移到稿纸上,成为完整的论文。
  但是,在上述二十几册笔记本上还没有见到这种现象。我们从中所能见到的,只是先生治学范围之广。这同他后来回国后所写的那一些有名的论文和专著中所显示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
  5《对当前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一点想法》
  近几年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世界思想文化界有了一个新动向,注意的人还不够多,即:西方人对东方文化开始刮目相看了。西方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有识之士头脑开始清醒起来,他们认识到,只有东方文化能济西方文化之穷。我国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工作,研究重点之一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肩上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必须跟上这个伟大时代的步伐。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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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自序》
  这虽然不能算是一篇专门的学术论文,但是其中畅谈了我对学术和研究方法的看法,却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从自选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我偏爱考据。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多次谈到我对考据的重视,为考据辩护。在清代学者所划分的三门学问中,我最不喜欢义理。我认为,所谓“义理”跟作诗一样,各人谈各人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在考证中,我最服膺胡适之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两句话是一个整体,决不能分割开来。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研究学问都必须先有假设。没有假设,新意何来?没有新意,则必然会故步自封,陈陈相因,学问焉得而进步?我个人认为,假设越大胆越好,胡思乱想,想入非非,都是可以允许的。但是,假设还不就是事实,而求证尚缺。求证则是越小心越好,无论小心到什么程度,都是应该赞赏的。必须上下左右,面面俱到;牛溲马勃,败鼓之皮,都能为你所用。经过反复推敲,细致琢磨,然后才能下结论。如果在求证时发现假设有问题,不管你认为你的假设有多么美妙,多么舍不得,也必须毅然决然加以扬弃。古今中外学术都有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而伪造数据或实验结果者,这是道德品质问题,必须予以最彻底的揭发和最严厉的谴责。
  7《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词》
  我讲了三点意见:第一,大会是成功的。第二,对陈寅恪先生的学术和为人的看法大家基本一致。陈先生不标榜自己是*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朴素的辩证法,只能说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第三,我们能从寅恪先生那里学到些什么?研究学问好比接力赛,青年要接陈先生手中的棒。但讲到“超越”前人,却要慎重。年轻人不能在任何方面一下子就能超越老人。我还讲了要向陈先生学习的几点。
  8《再谈考证》
  这又是一篇谈考证的文章,目的在反对有人把考证学与清代文字狱联系起来的观点。我认为,考证学之兴是中国学术发展的规律促成的,是内因决定的,而不是由于文字狱等外因。我引证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观点。梁认为,考证学是中国几千年学术史上四大学术思潮之一,是由于学术思潮之盛衰兴替而形成的。
  9《论书院》
  这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主要讲中国古代书院这个教育组织形式,在今天还有借鉴意义。我列了六点:一,书院可以成为当前教育制度的补充;二,书院可以协助解决老年教育问题;三,书院可以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四,书院可以团结海内外的学者;五,书院可以宣扬中国文化于海外;六,书院可以保存历史资料。我感到,教育为立国之本。但是我国教育有极大困难,首先是经济困难。教育本来可以公私两条腿走路,我们却只有公家一条腿,如加上私人一条腿,允许私人办学院,则经济困难就可以缓解。办书院还可以比较充分地发挥已退休的老专家的潜力。
  10《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西域的含义“西域”这个名词,经常出现于中国古代典籍中;但是,含义并不是十分明确的。广义的“西域”包括中国以西,甚至以南的诸多国家和地区,连印度、尼泊尔等国都包括在里面。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可以为证。狭义的“西域”往往只指中国新疆一带。中国古代正史上,往往有“西域传”这样一章,从章中所列的地名中可以推测出“西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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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我是主张文化多源产生论的。在林林总总的世界大小国家中,几乎每一个国家,不管它的幅员是大是小,历史是长是短,几乎都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如果归纳一下的话,我认为,人类文化共有四个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回族*文化体系;(四)希腊、罗马西方文化体系。如果再进一步归纳的话,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为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全部历史创造出来的就是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没有一个第三文化体系。
  对于四个文化体系的详细介绍,我在这里一概省略。因为我在前面已多次谈到,在别的地方还会谈到。
  三、西域在四大文化体系交流中的地位谈到这个题目,我先讲一句有极大概括性的话:世界上四大文化体系交融汇流的地方在全世界只有一个,这就是狭义的“西域”,也就是中国的新疆。我在本文中分别介绍了各不同时代文化交融汇合的情况:(一)汉代;(二)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三)隋唐时代;(四)宋元时代;(五)明清时代。也由于上述的原因,详细的介绍一概从略。
  四、结束语我在其中讲了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我认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了出去,对世界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又善于吸收其他国家的文化,从而更丰富了自己的文化。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文化总是要交流的,文化又不能永远定于一尊,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1《新博本吐火罗文A(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第142张译释》
  这是一篇译释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剧本》的文章。前面已经谈过几次,后面还将会谈到。因此,本文用不着再介绍。它只说明,我对这一部吐火罗文残卷的译释工作没有放松。
  12《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
  这是一篇讲座报告所使用的稿子。文化交流是我一生中最爱谈的题目之一,研究的时间颇长。这一篇报告很长,讲的问题也多。一,文化交流的必然性。我首先给“文化”下了个定义。又区别了“文明”和“文化”的含义。我主张文化产生多元论。多元文化一旦产生,必然交流。二,文化交流的复杂性。讲了三个小问题:(一)研究的方法;我倾向于影响研究,认为平行研究难免玄乎。(二)传统文化与文化交流;传统文化表现文化的民族性,文化交流表现文化的时代性。外国汉学家撰写的《中国晚清史》中所谓“历史继承”指的就是传统文化,其所谓“现实创造”指的就是文化交流。这与“体用之争”与“本末之争”也有联系。(三)全盘西化;我们现在非西化不行,但决不能也不会全盘。下面我举了“糖”的交流,梵文s'arkarⅲ〉匚腸īnī,以及西方国家语言中的“糖”字,说明了交流的复杂。
  13《关于神韵》
  在中国文学史上,“神韵”是一个常常出现的词,论诗,论画,论书法,甚至月旦人物,都使用它。到了王渔洋笔下,他论诗主“神韵说”,与袁子才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还有其他一些学说,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著名的流派。
  但是,“神韵”二字确切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这有点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一位诗人或理论家都没能够完全说清楚。连主“神韵说”的王渔洋,也没有能完全说明白。他用来说明“神韵”的,仍然不出严沧浪那些老话,什么“镜中之像”,“水中之月”,“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此等等,仍然令人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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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援引印度古代文论的说法,来解释中国的“神韵”。
  印度古代文艺理论有长久的发展史,在世界文论中能自成体系,公元九世纪至十世纪是发展的全盛时期。九世纪出了一位文艺理论家欢增,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名曰《韵光》,把语法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分析方法运用到分析诗的形式和内容上来。十世纪又出了一位文艺理论家新护,他的名著是《韵光注》,继承和发展了欢增的理论。他从注重形式转到注重内容上来,创立了新的“诗的灵魂”的理论,也就是暗示的韵的理论,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开一新纪元。
  这个理论的轮廓大体是:词汇有三重功能,能表达三种意义:
  一、表示功能表示义(字面义,本义);
  二、指示功能指示义(引申义,转义);
  三、暗示功能暗示义(领会义)。
  以上三个系列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说出来的,包括“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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