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砗没嵬ê樱�造福千秋万代！”
　　“我还没有说完。”面对朝廷重臣，久居乡间的白英老人一脸的耿直憨厚。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会通河段的水源主要依赖自然降雨和汶水，汛期时还好一点，哪怕再苦再累漕船也能拖着走，如遇干旱、水缺河浅就没法治了。这要靠置闸来调节水位。而这里的‘闸’不是普通、一般的闸，应该建成复闸。”
　　“复闸？”
　　“是。”
　　“愿闻其详。”
　　“漕船到了闸口前，先打开第一道闸门放进船来，然后关闸，放水，将船只升高到一二十米，再放进第二道闸，再放水，再升高，以此类推，重复操作，直到与水坝出口的水位持平。通过复闸，可使漕船航行的阻力减少到最低程度，河道畅通无虞。”
　　“本官再谢！”听到这里，宋礼不仅是激动，简直感激涕零！望着眼前的白英老人，他深深感到了潜藏民间无尽的智慧和伟力！
　　这次邂逅相遇，白英接受了宋礼的真诚邀请，走上了治运一线。
　　永乐九年（1411）夏，宋礼调发青州、兖州、济宁及直隶、徐州民工20余万人，按“白英策”展开施工。
　　引汶济运的主体工程是戴村坝，戴村坝调节汶河水，依靠的是不同坝段的不同高程和长度。戴村坝自南向北分为三段。三坝中间高，北端次之，南端最低，各段间有衔接段。筑坝导汶，简单地讲，就是筑坝拦住下泄的汶河，再开一个小口引水接济大运河。即使根据现代流体动力学等水利科学来设计戴村坝的不同坝段，也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白英是如何“算”出来的？我没有找到更多的史料，令人惊叹！
　　白英虽年逾半百，但他亲自选坝址——让我感到十分惊奇的是，郭守敬没有测出运河上的制高点，一个并没有饱读诗书的“老人”却准确地找到了运河的“水脊”！——划河线，参加勘测设计，指导施工。
　　戴村坝所用的建材主要是万斤方石和三合土。民工们从附近的山上采来方石，一块一块加以垒筑，构成坝体。起初，民工们用石灰粘接石与石之间的缝隙。白英以为这不行。他找到工程“总指挥”宋礼，建议说：
　　“用石灰勾缝是不行的。石灰经不住水的浸泡，用不了多久就会渗漏。一渗漏，坝体就回坍塌。”
　　“老人家，那你说该用什么来勾缝才好呢？”
　　“当用‘勾缝剂’。”
　　“勾缝剂？”
　　“是。就是用糯米浆调和石灰，兑成‘勾缝剂’。用它勾缝坝体才结实，才牢固。”白英回答说。
　　“好！就这么办！”
　　工部尚书宋礼对白英老人的话深信不疑。他下令从附近数省调集数十万斤糯米来济宁。
　　运载糯米的漕船到达济宁运河码头时，宋礼带着白英老人登船查验，看是不是真的糯米，有没有将其它品种的米充着糯米，影响工程质量。在没有水泥的明代，“勾缝剂”是富有中国特色的。从现代坝工技术看，这就是“灌浆防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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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漕神”（4）
在每分钟流量上千立方米的大汶河主河道上，修筑高于河槽4米、全长米的戴村坝，是一项巨大的工程。由于工部尚书宋礼督民工修筑有力，历“二十旬而工成”（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戴村坝成：“水高于坝，漫而西出，漕无溢也；水卑于坝，顺流而南，漕无涸也”（戴村坝碑文）。
　　宋礼征发来的数十万民工，一部奋力修筑戴村坝，一部按白英划定的河线疏浚东平境内沙河，“筑堰障之，合马场泊之流，入会通济运。”“又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并湖地设水柜陡门”，“以蓄泉”，“以泄涨”。“复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水至塌场口会汶经徐、吕入淮”（光绪《山东通志·运河考》）。
　　至永乐十三年（1415），整个会通河工程全面竣工。结果河道加深，“深则能蓄水，而其深三丈”，漕运畅通。
　　明政府此时彻底地停止海运，专行河运。会通河上再也见不到元代费尽心机构筑的“隘闸”和“石则”了，“八百斛之舟迅流无滞”。南北大畅的运河上除漕船之外，商船、民船来往于南北各地，经年累月，“千樯万艘”。开通的第一年，通过运河输送到北京的粮食就有646万2990石。这意味着需要漕船6419只来运送，再算上往返，漕船次数一年在12000只以上穿行于运河之上。杭州与苏州的锦缎等丝织品，也沿运河而来；从江苏、浙江两省每年运载绸缎、天鹅绒、衣服的船舶即在三百艘以上。运河的漕运能力10倍于元王朝，迎来了京杭大运河有史以来的鼎盛时期。
　　之后，会通河历经明清两代450余年的考验，始终不废。迄今数百年过去了，它仍然在发挥着无法估量的经济、社会会、科学、文化效益。这不能不说是白英这位“汶上老人”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治水奇迹。
　　

会通河畅通！
喜讯传到紫禁城，明成祖龙颜大悦：“传旨，着工部尚书宋礼携汶上老人白英即刻晋京复命，朕要重重地赏他们。”
　　宋礼携白英踏上了赴京复命、觐见皇上的路途。
　　不料，宋礼一行走到德州桑园时，白英老人突然感到胸口疼痛，接着满脸虚汗淋漓。
　　工部尚书宋礼一见，十分焦急，急切地招呼随从：“快！快！快扶白英老人躺下！”
　　在宋礼随从的帮助下，白英老人躺在了船舱里。不一会，老人双目紧闭，呕血数斗。
　　泪，立时溢出了宋礼的眼眶。他想到了白英在会通河工地上没白没黑忙碌的身影，他想到了白英监督熬制数十万斤米汁的日一夜夜，他想到白英为他贡献出的84个字的治水之策……没有眼前的老人，怎么会有会通河的大畅？没有眼前的老人，且无郭守敬之才的我宋礼又怎么可能立下这不世丰功呢？
　　想到这些，宋礼用心呼唤：“白英！你醒醒！”
　　“白英！你醒醒！”宋礼摇着白英老人的胳膊，大声呼喊着为会通河鞠躬尽瘁的老人。
　　白英睁开了眼睛。然而，身边的人全是模糊的影子。他再使劲睁，这才终于看清宋礼的面孔。他用微弱的声音对宋礼说：“尚书，我得感谢你。是遇到了你，才能实现我这辈子治水的念想，才使我这一生没有遗憾。”
　　说着，又吐出几口血来。
　　“我不行了。我们是在彩山见的面吧？我喜欢那地方。我死后，请求你把我葬在彩山之阳，以便我视汶水，看戴坝，望三湖……”
　　“放心吧，放心吧，本官一定照办！还要告诉你，本官早就想好啦，本官百年后要葬在南旺，葬在你的身边，和你做伴。你不寂寞，本官也不寂寞，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再……”
　　说到这里，宋礼停住了。他开见白英泛着紫色嘴唇合起了，握在自己手心里的手变冷了……
　　由于为会通河操劳过度，时年56岁、正值壮年的白英老人合上了他的双眼，永远地走了。
　　突然，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没有任何预告地遮天盖地的卷来。雷在低低的云层间轰响着，震得人的耳朵嗡嗡作响。闪电，不时用它耀眼的蓝光，划破黑沉沉的天幕，照出在暴风雨中狂乱地摇摆的田河。一刹那间，电光消失了，天地又合成了一起，只有哗哗的豪雨在肆意倾泻……
　　得知白英仙逝晋京途中，永乐皇帝很是哀伤，他降旨工部尚书宋礼：朕封白英为“功漕神”。延迟回京复命，即刻扶柩南下，遂老人之遗愿，葬白英于彩山之阳。
　　宋礼换去官服，着素衣扶白英灵柩沿运河返回。
　　载着白英灵榇的官船缓行在运河上。得知消息的沿岸百姓、十里百里外的百姓，扶老携幼，披麻戴孝，自发地站在运河两岸，从德州桑园一直站到济宁，绵延400里，目送着灵船通过，送他们的亲人、大运河的儿子——白英老人的英灵归去。
　　灵船驶入会通河。每过白英生前设计修筑的坝闸，守坝官员和送灵百姓便燃起数千响的长鞭，告慰这位虽没有显赫身世，但却功勋卓著的普通老人……
　　没有鸿篇巨著传世，所见者只有明清文献记载的83个字的“白英策”，但白英老人以自己的智慧和实践为中国水利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的名字与会通河工程一起永留在青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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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1）
永乐年间明王朝自迁都北京，并完成会通河等河段的改造和疏浚后，京杭运河成为明王朝赖以维持统治的南北交通大动脉。也从此开始，明王朝倾尽心力，维护着京杭大运河的畅通无阻。
　　运河穿黄河南行，受黄河的影响最大。
　　在颤抖的悠悠岁月里，黄河赋予中华民族的一半是血泪，一半是黄金。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过大自然是“双面像”，这在黄河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表现得无以复加。翻开尘封的典籍，搜寻关于黄河的书页，每一页的正反面上写满的都是“水患”二字！更有甚者，黄河，稍有不快便更辙易道，随意夺口，时儿北走天津，时儿南下江淮，沿黄百姓痛苦不堪。
　　此时，有着三百万年河龄的黄河下游却十分紊乱，主流迁屣不定，或者北冲张秋（今属山东阳谷，明代会通河与大清河交汇处）运道，或者南夺淮、泗入海。到了嘉靖前期，黄河下游走的主要是“南道”，即自今河南开封而东，到江苏徐州注入泗水，南流到淮安汇淮河，流入黄海。而京杭大运河呈南北流向，在淮安一带黄、淮、运十字交会。这有有利的一面：徐州以南运河水量不足时，可以得到黄河水的补济；但不利的一面更大：黄河泛滥时，会立即造成运河淤塞，漕运中断。
　　一匹快马，奔驰在潼关至洛阳的驿道上，马背上的骑手不住地大声呐喊：“汛情——汛情——”
　　快马以一昼夜行500里的速度（快于洪水的推进速度），向下游接力传递水情。
　　快马越过洛阳，向开封、徐州、淮安、宿迁奔驰！
　　快马过处，响起一片报警的锣声：“黄河涨水啦！黄河涨水啦！”
　　仿照奏报边防军情的做法，自明朝开始，“凡患害急缓，堤防善败，声息消长，总督必先知之，而后血脉贯通”。（《明史·河渠志》）
　　此时的黄河、淮河与运河在黄河下游像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要保运河畅通，必须治住不停摆尾、不时泛滥、桀骜不驯的黄河。
　　长期以来，明朝廷一直把保证大运河畅通作为治黄的主导方针。后来，又出现了“护陵”任务，即保护凤阳、泗州的祖陵不被侵灌。——祖陵高于运道，高于民生，这就是封建王朝“皇上”的心胸，就是“官”与“民”的关系。——提出了“首虑祖陵，次虑运道，再虑民生”的治黄方针，采取“北堵南疏”和传统的“分流杀势”治黄方略。
　　“北堵南疏”，就是修筑和加固皇家的朱氏祖坟所在一岸的大堤，而任凭黄水来时向另一岸泛滥。
　　“分流杀势”，就是将泛滥的黄河水向多处分流，以减轻洪水对运河的威胁。
　　无论是“北堵南疏”，还是“分流杀势”，都是消极的，种下了更大的祸根：嘉靖晚期，黄河在徐州以上河段一度分岔13股南下，河患十分严重。在黄患最严重的6年中，明朝政府因负责治河官员不力，接连换了6人，可是，只要治黄指导思想没有改变，换人又有什么用？灾害依然如故。
　　嘉靖四十四年（1565）7月，黄河在江苏沛县决口，沛县南北的大运河被泥沙淤塞达200余里，徐州以上纵横数百里间的中原大地成了一片泽国，灾情空前严重。
　　这一年的11月，朝廷第一次任命佥都御史潘季驯总理河道，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畅通运道。
　　潘季驯，字时良，号印川，乌程（今浙江湖州）人。29岁中进士，入仕途，授九江推官，宦海沉浮，累官至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
　　44岁的佥都御史潘季驯走马上任。
　　他深感责任重大，国家的安危在他心中，百姓的生死在他心中，自己上任之前一年换一人的教训也在他心中，他不想使自己成为被朝廷换掉的第7人！
　　生长在东海之滨，根本不了解黄河、淮河的潘季驯上任之后，立即带人到河患最严重的地方慰问百姓，实地查勘，沿河而上，访问有经验的当地乡官、老农和老河工，详细了解水情，征询治理意见。
　　

三落四起战黄河（2）
这天，潘季驯坐着一位老船工驾着的小船，再次深入灾区勘察。潘季驯坐在中舱，左右鼓棹，向中流进发。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黄河叠浪千层，一望无际，潘季驯乘坐的小船如一片飘在浪涛之上的树叶，被埋在浪里颠簸。突然，巨浪打来，小船被卷入旋涡，潘季驯和老船工都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潘季驯慢慢醒来。睁开眼一看，不幸中的万幸，自己和老船工都被挂在树梢上，幸免于难。
　　经过实地考察，潘季驯提出“开导上源，疏浚下流”的治河方案。
　　很快，上报朝廷的方案批了回来，同意“疏浚下流”，而“开导上源”不在批准之列。
　　为什么？
　　没人告诉他。
　　潘季驯无力追问不予批准另一半的原因，治河要紧，他配合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指挥9万余民工，全力投入已批准的一半工程施工中。
　　此役开新河140里，修复旧河52里，建筑大堤3万多丈，石堤30里。
　　当治河大功快要告成时，黄河又来了一次大水，冲开了新修的大堤，河水漫入沛县。
　　消息传到京城，是为了证明朝廷一年换一年不是被换的人的无能，而是黄河实在难治，朱、潘也不例外，还是因为朝廷本身就阴暗，就诡诈？总之，一些朝臣闻讯幸灾乐祸，纷纷上折弹劾朱、潘，要求重惩二人。
　　老皇帝明世宗朱厚熜闻讯很是焦急。
　　就在世宗为要不要接受朝臣的要求，惩处朱、潘左右难夺时，灾区的喜讯传到了：在潘季驯的督导下，决口很快被堵塞，治河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闻讯，明世宗非常高兴，立即嘉奖这两位河总，并晋升潘季驯为右副都御史。
　　世宗皇帝的嘉奖令和擢升旨传来，潘季驯松了一口气，不为自己的擢升，而是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11月，正在治黄一线的潘季驯接到了乌程老家传来的噩耗：母亲病逝。
　　泪湿衣襟的潘季驯马上放下手上的工作，按照朝制回籍丁忧，为老母亲守陵去了。
　　话说到了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7月，黄河在沛县决口，次年7月又决邳州（今江苏睢宁县古邳镇），运河100多里淤为平陆。
　　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将灾情奏报朝廷，登位第三年的穆宗朱载垕惊慌失措。
　　惊慌失措中想到了先皇重用过的潘季驯。8月，第二次任命潘季驯总理河道兼提督军务，速速赶往灾区，再次协助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抢险救灾。
　　接到皇命，带着丧母的哀痛，丁忧尚未期满的潘季驯赶回赴任。
　　离任三年的潘季驯到任后，仔细地研究现状认为，根本之计在于“筑近堤以束水流，筑遥堤以防潰决，”提出“加堤修岸”和“塞决开渠”两种办法。工部尚书兼总理河漕朱衡觉得此方案可行，决定着手实施。
　　潘季驯亲自督率民工5万余人，堵塞决口11处，解除了河患，徐州至邳州西岸修筑缕堤3万余丈，疏浚匙头湾（在古邳镇附近）以下淤河，并恢复旧堤，河水受束，急行正河，冲刷淤沙，使河道深广如前，漕运大为畅通。
　　像上次堵塞决口一样，就在工程快要完成时，突然，河水暴涨，堤防潰决，险恶万分。此时，潘季驯正患背疮，趴在床难以动弹。闻得险讯，潘季驯拨开劝阻他的人，披衣而起，忍着剧痛，直奔险地。
　　洪水滔滔不绝，肆意漫过堤顶。
　　“潘总，撤吧！危险！”
　　潘季驯沉着冷静：身为朝廷大员，怎可临危而惧，张慌退缩，置运河于不顾，置百姓的生命财产于不顾！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决不下堤！
　　在潘季驯无惧无畏精神的感召下，一些已逃离大堤的民工又返了回来。他们按照潘季驯的指挥，将一筐筐装满石块的篾织条笼推下决口处……
　　经过几昼夜的奋战，终于度过了险情。
　　分流与筑堤，历来是治河争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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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四起战黄河（3）
黄河是条地上悬河，加之古有大禹治水的成功经验，因此，自古以来“分流杀势”之议就十分盛行。后来主张“分流”的人，虽然大都不排斥筑堤，但仅是用堤坝来约拦水势而已。在潘季驯治河之前，这种论点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的地位。他们认为，黄河源远流长，洪水期间，波涛汹涌，下游河道过洪能力小，常常漫溢为患，“利不当与水争，智不当与水斗”，只有采取分流的办法，才能杀水势，除水患。这些分流论者，只知“分则势小，合则势大”，却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