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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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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转身，在现代工商业社会中有相当的生存土壤，这就是无论美国、日本、韩国还是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黑道”不但能生存下去而且能活得不错的原因。在公权、私权畛域分明的现代社会，“黑道”能在法律框架下和官方和平共处，官方亦默认这种现实。
■ 江湖的消失
然而，无论是帝制时代的朝廷，还是资本主义时代的民选政府，对“江湖团体”的存在不得不接受的无奈处境，对1949年成立的新政权来说，根本不算个问题，因为新政权对全社会无远弗届、无所不及的全能管理方式，使独立的社会空间几乎不存在。
在农村，政府通过“人民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的组织，使人数最为庞大的农民变成真正的“编户齐民”，牢牢地被控制在土地上。而在城镇，政府通过“单位体制”以及粮票、布票等票证制度，将几乎所有的城镇居民控制在公权力之下。
无论是农村和城镇，几乎没有了“流民”、“游民”的生存空间，游离于国家公权力之外的社会空间被挤压乃至消灭。正常的民间组织（即现代社会所言的“非官方组织”，NGO）都难以生存或者以公权力的附庸形式存在，那么那些江湖帮会、会道门更加不可能生存了。连“社会”都没有了，哪还有“黑社会”？
这一看上去纯净无比的状况，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才发生改观。改革开放不仅是生产力的解放，也促使了社会结构的巨大改变。人民公社不存在了，土地承包到户，尽管还有户口制度，农民只能暂住在城市，但人数众多的农民毕竟可以进城打工；城镇中的“单位体制”也式微了，公有制单位不可能包揽所有人的饭碗，流动人口增多，人们择业的自主权增加。
如此，中国被冷冻三十年的“社会”又解冻了，并获得了重新发育的机会。公权力对社会无所不包的全面控制已不可能，在对社会的管理上，必然是“国退民进”。如此，中国大地又有了“江湖”存在的土壤，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增多，便是这种变化的必然现象。对这一变化，不可简单地视为“残渣泛起”，而应看成和自然界生物多样性一样的社会多样性，也应该相信在现代法治框架下，能将其负面作用控制在最低。“水至清则无鱼”，一泓湖水如果没有品种多样的鱼鳖生存，这湖水一定是像死海那样，看起来不管多么清澈，但含盐量过高，甚至是有毒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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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永远的最高点
《看历史》特约撰稿┃骆姗
1924年6月8日，经验丰富的英国登山家乔治·玛洛里和来自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的安德鲁·欧文试图登上珠穆朗玛峰（以下简称“珠峰”）顶时丧命，人类首次冲击峰顶以两条生命的消逝告终。这是玛洛里的第3次珠峰之旅，也是英国登山队的第3次。
在此之前，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哈瓦德巴里的带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有越过北坳顶部，宣称只到达6985米的高度，这次行动被称为“侦察登山活动”。时隔一年后，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带上氧气罐，沿着哈瓦德巴里的老路线，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的高度，最终有七人因雪崩死亡，登顶行动告败。
玛洛里丧生的这一次，他们距离峰顶只有米，跨越这段高度，人类用了29年。1953年5月29日，34岁的新西兰登山家艾德蒙·希拉里作为英国登山队队员，和39岁的尼泊尔向导丹增·诺盖一起沿东南山脊路线登上珠峰，这个只有两人的登山队被载入历史，成为第一个成功登顶珠峰的登山队。
人类在1909年和1911年先后征服北极和南极之后，登顶世界“第三极”珠峰便成为了宿愿。这座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无论对生活在山麓两端的我国藏族同胞还是尼泊尔人来说，都是神圣之地，被称为“圣女峰”、“萨迦玛塔（Samarghata，尼泊尔词义为天空之神）”
尽管千百年来珠峰一直静静地矗立在喜马拉雅山麓，但它首次明确出现在地图册中却是仅仅300来年的事情。18世纪初，清朝进入康熙盛世，康熙皇帝眼见国力渐长，决定绘制全国地图，于1714年和1717年先后两次派出理藩院主事胜住、喇嘛楚尔沁藏布和兰本占巴三人对西藏地区进行勘测，在后来完成的《皇舆全览图》中珠峰以“朱母朗马阿林”（阿林，满文“山”）的名字现身，这一名称被法国地理学家昂维尔以“Chomolangma”为引用，记入了自己1733年在巴黎出版的一份地图中。
正如英国人前后花费32年才登上珠峰山顶一样曲折，珠峰的名字和它究竟有多高，在历史上也不是一帆风顺就确定的。在西方文献中，珠峰亦被称作额尔菲士峰（Everest），这个名字被周恩来总理1962年访问尼泊尔时点名不喜欢，直言是英国人强加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19世纪之前，安第斯山脉一直被西方认为是地球上最高的山脉，绝大多数欧洲人都不知道喜马拉雅山脉的存在。1808年，英国基本征服印度后开始对印度平原做测绘，以确定自己统辖的范围，顺便试探未知的兴都喀什、帕米尔乃至中国西藏地区。英属印度测量局人员从印度南部一路缓慢出发，到1830年代才到达喜马拉雅山麓，彼时尼泊尔担心被英国占为殖民地而拒绝他们入境，但这种拒绝并没有毁灭英国测量这片广袤大地的野心。
1847年11月，英属印度测量局局长安德鲁沃通过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端的Sawajpore观测站发现了一座极高的泛射白光的冰山。作为一名极富野心又勇于挑战的测绘人员，安德鲁沃1849年派手下尼科尔森勘测这座冰山的高度。由于没有考虑到光线折射而扭曲的高度，尼科尔森测算珠峰的高度为9200米，这让珠峰超过当时所有的山峰，晋升世界第一峰。
这个发现让整个测量局感到兴奋，在尼科尔森患上疟疾后，安德鲁沃带人又继续测算，1852年宣布山峰的高度是米，这是珠峰首次被确定为世界第一峰。在他的提议下，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于1865年将珠峰命名为“Everest”，以纪念他的前任、首次测量喜马拉雅山脉的英国人乔治·额尔菲士（George Everest）。
当哈瓦德巴里的登山队到达珠峰脚下时，他们已经知道了珠峰的真名，但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拒绝根据当地居民的习惯而改名，“额尔菲士峰是例外，必须维持我们熟知的欧洲名称。”在国力雄厚的英国面前，无论是当时的尼泊尔还是中国政府都难有发言权，所以“额尔菲士峰”一直出现在地图文字记录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我国内务部和出版总署发出通报，指出“额尔菲士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
除了给珠峰正名，我国政府自建国起还将“精确测量珠峰高度、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列入国家最有科学价值的科考项目之一。1954年，印度测量局再次来到珠峰，在1852年的基础上测定珠峰为米。1960年5月25日凌晨，我国珠峰登山队在突击组长王富洲的率领下，首次从北坡国境内登上了峰顶。15年后的1975年5月27日，我国登山队携带测量觇标到达顶峰，两个月后的7月23日，政府向全球发布消息，精确测得珠峰的海拔高程为米。
此后，尽管包括尼泊尔等部分国家认为珠峰海拔8850米，但米的高度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2005年，国家测绘局再次组织开展珠峰测量工作，最终认定它的新高度为米。尽管高度减少了米，珠峰仍然是世界第一高峰，等着人类的一次又一次征服。■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何家村窖藏文物展 开放时代的遗宝（1）
《看历史》特约撰稿┃小六
从2010年4月6日起，陕西历史博物馆将常年展出《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这是“何家村遗宝”自1970年发现以来首次大规模集中对外展出，其中包括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鹦鹉纹提梁银罐、鎏金舞马衔杯纹皮囊银壶和鸳鸯莲瓣纹金碗四件国宝。齐东方说：“这批文物代表了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
进入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展厅，正中间的位置，陈设着两只不起眼的灰色陶质大瓮和一只提梁银罐。很难想象，上千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就是放在这里，埋藏了上千年，直至1970年的一次意外发现。
■ 四十年前的意外挖掘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1970年10月5日，陕西省革委会打电话给陕西省文化组，相当于现在的文化厅，说是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陕西省公安厅下属的一个收容所，在盖房挖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陶瓮，估计是文物，让派人过去处理。”韩伟是原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何家村窖藏的主要发掘人之一，其他四位主要发掘者都已过世。他向记者回忆着当年的情景，“我们当时所在的单位是陕西博物馆·陕西文馆会里的文馆部，*后改名为考古所。我们的部长杭德洲接完文化组的电话，便带了我、雒忠如、王玉清、杜葆仁去看现场。我们去的时候，陶瓮里的东西已经取出来，在会议室摆了一桌子，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非常重要的文物。”
杭德州他们大致清点了一下桌上的文物后，发现陶瓮是埋藏在活土中，出土的有些器物不能成套等现象，根据这些情况推测，附近可能还有文物埋藏。同时，为了弄清楚出土文物的遗址范围，杭德洲等人决定从10月7日开始进行钻探。“一般唐代埋藏距离现在的地面是米，秦代地面距离现在就是米，不会太深，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往回收着探。10号那天，距离发掘地比较近的时候，有情况了。有一片区域陶片很多，我们不停把陶片打穿往下探，唯独有一个地方打不穿，探杆一上去就不停地颤动。实际上，是杭德洲的探杆插到了第二个陶瓮的肩部。你在展览中，看到有一个陶瓮肩上有一缺口，就是这么来的。”
当年的这片发掘地，现在是陕西省国家安全厅的所在地。在唐朝的时候，这一片位于长安城兴化坊内，该坊处在朱雀大街以西，往北过两坊是皇城，西北跨一坊是西市。盛唐时期，朱雀街两边四坊的范围内，居住着许多重要的人物，街东兴道坊有殿中监左散骑常侍知尚食事李令问宅，安仁坊有玄宗第二十五女万春公主宅，崇义坊有秘书监马怀素宅，刑部尚书韦坚宅，兴化坊有邠王李守礼、京兆尹孟温礼、晋国公裴度、租庸使刘震等曾在此居住。环视兴化坊的周边，就能看出这里是皇家贵族和高官显贵居住的黄金地段。
“当时向革委会主任汇报后，他还特意派了一个吉普车给我们用，这还是美国二战的吉普车，是解放战争的时候被缴获的。挖掘是在第二天早上，很快考古工作者们就挖出来一个大瓮和一个提梁银罐，这里面出的东西不亚于前一罐。”
■ 唐代金银器窖藏之大者
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韩伟回忆起来的时候，仍然难以抑制心中的激动，“展览中，有一件方形青玉，长11厘米，宽厘米，高厘米，这是第二个陶瓮里出来的第一件文物，在它的下面，摞着银碗、银盘等金银器物。”
何家村窖藏文物展 开放时代的遗宝（2）
当将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从瓮中取出来的时候，腹部原镶嵌的宝石因老化酥解而纷纷掉落，更让人惊奇的是它物中藏物，打开鎏金鹦鹉纹提梁罐的盖子，里面有水，几团金箔漂在水面，12条小金龙井然有序地站立在上面，红、绿、蓝等宝石也全部在水中。
“挖掘结束后，我和王玉清两个人负责登记，称重。出土文物从种类看十分丰富，包括日常生活所用的饮食器、药材、玉带、银盘、银板、货币，种类很多，有一千多件，金银器成器皿的270件。银铤8件，银板60件，我记得金银铜钱币466枚，其他像金龙12个，玛瑙3件，水晶器1件等。”韩伟说，“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何家村遗宝出土地位与皇城附近，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发现唐代金银器窖藏大约20处，无论是数量、种类还是品级，没有一处能比得上何家村遗宝。”
■ 异域风格的唐代金银器
“我们这次共展出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300多件组。这是自1970年发掘以来，首次大规模、系统化的公开展出，其中有一多半为首次公开亮相。”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迄今考古发现唐代俏色玉雕的海内外孤品，被国家列为禁止出境的国宝级文物。俏色玛瑙由红、棕、白三色相杂，如同夹心饼干，层次分明，鲜嫩滋润。玛瑙杯整体形状像一只伏卧的小兽，竖立的一端为杯口，稍平直的一端雕成生动可爱的兽首。兽首圆瞪双眼，目视前方。兽头上下的肌肉，寥寥数刀，刻画得十分逼真，两个长角，粗壮有力，硕大的兽耳高高竖起，兽嘴上镶嵌的金塞，能够灵活地盖合。
“目前学术界对这件珍品的产地和时代仍存有争议，但对其造型为西方的‘来通’却是一致的认识。”陕西博物馆馆长成建正说，“‘来通’是希腊语音译，用于注酒。当时人们相信用它注酒能防止中毒。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的表示，所以也常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从唐代以前的图像资料看，用这种酒具饮酒的场面常出现在胡人的宴饮生活中。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何家村出土的这件或来自西方，或出自唐人工匠的仿制。
“这批东西非常独特，它代表唐代金银器工艺和美术发展的最高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说。
开放的唐代以追求新奇为时尚，穿胡服，食胡食，跳胡舞成为当时人们热衷的事情，而输入的外来物品担当了文化传播的角色，对唐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萨珊和粟特等地区输入的金银器成为唐代皇室贵族们追逐的对象。
展览中有一件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设计巧妙、实用。杯子的环形柄上焊有平鋬指垫，拿杯子的时候，拇指可以按在指垫上，既舒适，又能帮助其他手指加力持重，增加拿杯子时的稳定性。目前中国出土的资料中，只与李家营子素面罐形带把银杯相似，而与其他大量唐代银器风格迥异，这是粟特在7至8世纪盛行的器物形制。同时还有来自波斯萨珊王朝库思老二世时期制造的银币，日本奈良时代和铜元年（唐景龙二年，公元708年）铸造的合同开珥银币。
这批文物中除了有明确来自异域的物品外，还有惟妙惟肖的仿制品。至于唐人受外来影响下制作创新的产品则数量更多，许多器物前所未闻。比如人物忍冬纹八棱金杯、伎乐纹银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金杯，形制及长须下垂的胡人头像都是粟特银器的风格，但器物厚重，制作方式和构图模式又不是粟特风格，很有可能是由生活在长安的粟特工匠制作的。
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形制上虽然还保留着粟特带把杯的遗风，但褒衣薄带的侍女已经完全中国化了，可能是唐代工匠在粟特银器影响下改造、创新的作品。鎏金海兽水波纹银碗，鎏金双狮纹银碗，碗内底部突起的动物纹装饰是粟特银器的特点，做法就是单独用一块银片，捶打出所需的突起的动物形象，然后焊接到碗的内壁底部。这种装饰手法在中国传统的金银器中不见，唐代工匠仿造这种方法进行了巧妙的改良，直接在器物底部锤打出突起的纹饰，这样一来既有相同的立体效果，制作又变得简便。
何家村唐代窖藏金器总重达唐大两298两（唐大两，合今45克），银器总重3900多两。唐代银价不见记载，它与黄金的兑换率大约是五换一或六换一。也就是五、六两白银相当于一两黄金。何家村出土的这批金银器可折合黄金900…1000两。
根据赵璘《因话录》记载 “范阳卢仲元……持金鬻于扬州，时遇金贵，两获八千。”一千两黄金可折合唐钱八百三十万钱。根据温庭筠《乾馔子》中有一段商人买宅子的记载，“一副玉带銙值钱三千贯，每贯当值一千钱，十副玉带銙就值三千钱。”依此计算，仅黄金、白银的本身价值和玉带銙就值三千八百三十万钱。相当于当时15万男丁一年向政府交纳的租粟，这里还没有算上其他各类宝石的价值，以及金银器的手工费用，足见这批珍宝的主人是多么富有。
何家村遗宝是唐代贵族奢华生活的真实反映。发现的金开元通宝30枚，是目前考古发现中唯一的一次。唐代的金、银开元通宝不用于市场流通，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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