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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中国江湖的末日:红与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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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俄罗斯与清王朝的冲突一触即发，康熙帝决意要打赢这场战争。面对俄罗斯军队精良的火器与犀利的骑兵，他必须找出致胜的良方。此时他召见了郑成功的降将林兴珠，林兴珠告诉他，在枪林弹雨当中还可以冲锋杀敌的就是福建藤牌兵。康熙下令在御前试演，“命善射者数人，以雹头射之，数发皆不能中。矢未发已滚至面前，疾于飞鸟。”康熙大喜，当即下令林兴珠组建一支藤牌兵。
天地会的台湾传承（2）
此时，台湾的明郑王朝已经覆灭两年了。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降清后被软禁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一条胡同里，他的部将也多被迁到华北，散居在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地。林兴珠到这些地方召集了当年同僚，组建了一支五百人的军队，开赴雅克萨前线。
雅克萨之战清军全胜，进而让康熙帝主导《尼布楚条约》，奠定中俄边境两百年的安宁。这支仅五百人的福建军队功不可没。他们不惧子弹，可攻击骑兵。
事隔四百多年，哪里还能找得到藤牌兵的英姿飒影？事实上，台湾南部乡间常见的宋江阵就是其化身。在庙会庆典当中，时时可见拿着藤牌短刀的表演者，彼此捉对厮杀；此外，如月牙铲、棍、钩、斩马刀等等，都是宋江阵必备的武艺。人们一般认为，宋江阵的来源可以追溯自明朝戚继光在《纪效新书》当中所记载的各种武器与战阵操练，而郑成功沿袭了戚继光的兵法来练兵。1661年郑成功打下台湾之后，军队驻屯于台南周边的乡间，平时在务农之余，来自福建与江浙一带的士兵们继续演练各种兵器与战阵。明郑覆灭后，这个传统依然在民间保存了下来，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宋江阵。
宋江阵仅仅是明郑军人带给台湾社会的一部分武艺传统。今天遍布台湾中南部乡间的武馆，除了演练宋江阵之外，也传授拳术特别是鹤拳以及舞狮，这些都跟明郑军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这条武馆文化的线索，恰恰是我们今天探讨天地会在台湾的遗存，所不可忽略的。
■ “汉留”精神
刘康毅从王老师父那儿知道了到这段秘而不宣的历史。他总结说：“金台山是反清复明的组织，勤习堂是传教拳头、弄狮的武馆堂号，金台山勤习堂是藉传教拳头、弄狮活动，作为反清复明组织原动力量的天地会会党组织。”
对于清代秘密会党略有涉猎的人都知道，“金台山”这样的名称，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天地会或是洪门山堂。明郑灭亡之后，天地会组织依托着台湾乡间常见的武馆生存了下来，其中一个关键的核心概念，就是“汉留”。
刘康毅说：“我们一般都说汉留，而不说天地会或是洪门。”汉留的意思是，在明末清初的混乱局面当中，保留汉家文化的传承生机。“汉失中土为洪”，他认为，“汉留”二字比起天地会或是洪门来说，更具原真性、更为古典，虽然三者其实同出一源。
刘康毅说，汉留的来源可追溯到明末黄宗羲。这位力主心学的大儒与傅青主、顾炎武、王夫之、殷洪盛共同被尊为洪门的五位始祖。然而台北的洪门五圣山堂口收藏的1949年流传到台湾的洪门文献里，并未如此抬举黄宗羲。这部手抄稿里头是这么说的：“殷洪盛携诸门生南赴扬州投史阁部可法，奉命赴燕京，窥探夷胡虚实，沿途顺访顾炎武、傅青主、王夫之、黄梨洲（合称汉留五始祖）诸人，议创汉留组织。”
随着国民党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洪门，所看重的是殷洪盛，并不特别强调黄宗羲。相形之下，刘康毅对黄宗羲的重视，再加上他对“汉留”这个概念的坚持，似乎意味着另一条探询天地会发展的思考路径。
■ 洪门仪式
洪门多半给人一种神秘的印象，特别是它的切口与暗号，以及开香堂时各种繁复的诗句与手势。以前述五圣山的手稿当中所载为例，单单“开隆重大香”一项，就有多达七十二种令诗：“天开黄道日，大开忠义堂；奉了大哥令，金兰结义祥。”另外，当中记载开香堂时的各种仪轨法式、誓词戒律、旗帜器具、会场陈设，写了满满一本书。无怪乎洪门给外人的印象还不仅仅是神秘，更是难以窥其堂奥，因为这些复杂而难懂的形式，就已经构筑了高高的门坎，足以把一般人挡在门外。
天地会的台湾传承（3）
但刘康毅认为，在当初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复杂。
想想在当时，反清复明可是要杀头的大罪，这些组织的兄弟聚在一起，怎么可能如此大张旗鼓、摆弄各种道具仪式？那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并且，当时加入秘密组织的，有许多是不识字的下层民众，太过复杂的暗语切口以及诗句，必定会让他们退避三舍，找不到进入的门道。因此，不管是汉留、天地会还是洪门，作为组织成员之间彼此相互认证与传递讯息的暗语切口手势等等，是有必要的，一如今天的无线电密码；但他们绝对不会一开始就要求入会的帮众要去记诵那些长篇大论的诗句以及开香堂时的繁复规矩。
刘康毅以武馆的例子，来说明台湾的汉留组织如何教导帮众熟悉组织内部的沟通密码。
如前所述，台湾乡间自来有开设武馆的传统。过去一般对武馆的认知，是如同乡勇团练一般，民间自发地组织习武，一来强身，二来抵御盗匪。在主流的台湾史论述当中，台湾这个移民社会男女比例不均衡、贫富悬殊，同时又有闽客、漳泉乃至汉人与原住民之间的族群冲突，民间组织自卫武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对刘康毅来说，这样的说法完全忽略了汉留组织的秘密影响。
王进发老师父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指出台湾武馆活动当中常见的舞狮阵头，其实暗藏玄机。以他所熟悉的勤习堂为例：狮阵一般称“金狮”，舞狮所踏脚步，整个结合起来看，就是一个“春”字；再加上舞狮过程中用脚聚拢砂土成山，三者合起来，就是“金春山”。这个山堂是郑成功所创立的“金台山”在郑克塽降清、明郑覆灭之际，往地下发展的一个转化；而主导此一转化的，正是陈永华。被后世洪门弟子尊奉为“五宗”之一的陈永华组织了郑氏的文臣为“明伦堂”、武将为“明远堂”，各地屯驻士兵为“勤习堂”，历经四百年至今。王进发老师父正是“勤习堂”的传承人。
至于明远堂的金狮所踏脚步则为三横一竖成“王”字，盖明远堂乃不愿投降的郑氏部将所组成，仍以“王者之师”自居。
勤习堂、明远堂以武馆为掩护，暗地里发展反清复明的汉留组织。但是在招收学徒时，已经在组织内的师父并不会明目张胆地告诉徒弟，他所学的舞狮究竟暗藏什么玄机，而只是让徒弟有样学样、依样画葫芦。直到师父认为徒弟是个可造之材，有助于反清复明的大业，才会进一步点破。尤有甚者，学习舞狮需要繁复的手势技巧，而当舞者经由开香堂加入组织之后，师父会让他不拿狮头，徒手比划一下手势，然后告诉他，这正是组织内部彼此认证或是传递讯息的手语暗号！
在五伦堂的手抄文献里头，金台山被列为洪门最早的山堂。而台湾归清之后，陆续爆发民变，所谓“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包括被乾隆列入“十大武功”的林爽文事变，其实都是汉留组织与天地会兄弟的义举。从这个观点来看，所谓“台人难治”这样的说法，并非如主流台湾史论述所说的是因为台湾社会性质特殊，而在于反清复明的汉留组织与天地会，已经透过包括武馆与舞狮在内的种种形式与手段，有效地在台湾社会内部深深扎了根。
■ 现代转型
金春山的堂口至今仍在，位于台湾嘉义县民雄乡的村子里头。
这一带正是当年郑成功军队屯田的区域，离陈永华最初的埋骨地点大约半小时车程。而此地也是乾隆年间林爽文起事抗清的重要据点之一。1896年，这里的义军跟征台的日本军队发生激烈战斗，传说日军统帅北白川宫能久亲王就是在此被义军以竹篙捅死的。20年后，1915年发生在这一带的“西来庵”事件，当地民众蜂起抗日，当时义军被捕近两千人，遭日军疯狂屠戮的男丁成千上万，鲜血染红了涓涓溪流与稻田。有着这样的昭昭忠烈与义无反顾，我们方知，这里的农民不仅仅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葛天无怀。在历史大变局当中，他们会多次挺身而出捍卫自身民族的血脉与气节，至死不渝。这样的无怨无悔、舍小我就大我，是否传承自陈永华跟他的官兵们在此地所播下的汉留种子？ 。。
天地会的台湾传承（4）
但到今天，这些历史往事已经难以找到蛛丝马迹。金春山堂口杂草丛生，残破不堪，只剩“金春山”的匾额，摇摇坠坠地挂在横梁上。2009年春天，王进发老师父检查出罹患癌症，在病榻前将金春山香火传承给刘康毅，不久之后就与世长辞了。
刘康毅在接下金春山的传承责任之后，开始着力于将这一汉留组织的传统跟现代武术文化的发展结合起来。他预备成立一个文化协会，透过举办展览、研讨与武术交流等活动，让金春山勤习堂的武术文化得以发扬光大。但是，当初王师父在病榻前传承给他的金春山核心心法，依然是秘而不宣的。
正是有这样的心法传承的内在元素，我们才可以理解，刘康毅为何把黄宗羲抬得这么高。他认为，中国武术的发展到了明末有一个重要的转折，那就是出现了内家与外家的分野。明末清初反清势力蓬勃之际，自然而然地就走向武艺技击，但是到头来，却只留下皮，而丢弃了骨、髓，更不知原传的“内家”为何物了。
如今一般人对天地会或洪门的认识仅止于繁复的暗语、手势、排场，乃至各种轶闻传说，似乎正是停留在只重形式皮相、不问内在精髓的“外家”层次上；那么，汉留精神与汉留组织在当前社会被忽略、被遗忘，乃至荡然无存，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进一步言，今天我们对于福建藤牌兵的认识、对于武馆文化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战阵、宋江阵等武艺技击的层次上，事实上，恰恰是忽略了支撑这一门武艺得以源远流长的内在核心精神与组织力量。
刘康毅选择以武术文化的传承，作为汉留组织金春山勤习堂在当代继续生存的一条路径。与此同时，同为汉留组织的青帮与洪门，也在努力寻找他们的出路。与刘康毅类似，洪门举办了两岸中华武术论坛，以武会友，让洪门兄弟可以找到一条脱离秘密会党乃至黑帮组织色彩的门道。在会场上，各家各派的武术高手身穿不同服饰，直如一场现代版的“华山论剑”。
而在青帮所成立的“安清协会”会长交接典礼上，在拜过达摩祖师神像、接过印信之后，第二十四代“学”字辈的新任会长选择以关怀弱势、推展社会公益作为新一代青帮人安身立命的目标。他邀请了残障团体以及爱滋关怀团体前来献艺表演，并且呼吁底下近千的安清家门、老老少少，一起支持这样一个与时俱进的共同愿景。
当这些原本以为是小说与历史中的团体组织如今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时，不禁令人产生恍惚之感。但是不管今天的科技如何发达、资讯如何畅通、媒体如何开放，不管各种传言、故事如何夸大与渲染，那些自历史的幽暗处一路走来的秘密社会，似乎自有其不为外人所熟知的生存之道，并没有因时代的变迁而丧失其内在的生命力。
对于汉留、天地会与洪门等等，这些源自明末东南沿海与江南地区的会党组织，我们似乎可以有了全新的认识。是否有某种今天我们所不清楚的社会基因与文化密码，四百年前就已种下，一直衍生至今？那是什么样的基因密码？什么样的核心精神？这些又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底下产生的？作为郑成功的后人，这该是下一阶段该致力探索的。 ■
本文来自《看历史》2010年6月刊
江湖消失之后（1）
《看历史》特约撰稿┃十年砍柴
1951年5月某天的清晨。东亚最繁华的都市——上海的一条街道上，一位步履蹒跚、身穿长衫的老头正在扫马路，他的身后，是编号为3514的垃圾车。对新政权怀着无限希望的市民来来往往，没几个人能想到这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在两、三年前还是上海滩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1949年前十里洋场三位流氓大亨之一、青帮头子黄金荣。两年后，这位“大亨”在上海寂寞地死去，他和他的江湖一起成为历史。
黄金荣的死，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大陆来说，或许可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不但是一位作恶多端、名声极大的黑道老大走完他的一生，也标志着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长期存在于官府与家族、村落之间的江湖，彻底地消失了。
从此，真正的江湖一统。从都市到乡村，从机关、学校、厂矿到一个个家庭，从来没有如此全面地处在一个新政权的控制下。
■ 有限的控制
今日回顾新政建立之初的那段岁月，一些人津津乐道于当时雷霆万钧的打黑扫黄行动以及其成效，来证明新政权的执政能力。
确实，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建立后，没有像新中国成立后对黑社会组织、江湖帮会扫除得那样彻底。其原因除了新政权无与伦比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行动实施能力外，必须要注意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历史上无论是“千年犹行秦政制”的皇权时代，还是在大陆存续不到40年的民国，无论执政者是施仁政还是*，是明主还是昏君当政，官府对整个社会的控制程度与1949年以后相比，都是相当的有限，在庙堂和宗族之间，总是有一个江湖存在，在这个江湖中间，龙蛇混杂，枭雄栖居。
江湖中主要由哪些人构成呢？简而言之，就是离开家族且没有进入庙堂的人。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有“皇权不下县”，并非说朝廷不能对县以下的地区施行通知，而是不必派官就能让其以宗族或村落自治的形式运行，其骨干力量是乡绅。
在宗族、村落这个熟人社会里，以孝道为核心的家庭宗族伦理是维持社会秩序最重要的意识形态资源；一部分精英离开乡土，进入官场，他们进入以忠君为核心意识形态的庙堂。孝与忠，乡土中国与庙堂中国，基本上可以包容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然而，无论是清平盛世还是纷乱末世，总有一部分人并不处在这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之中，这部分人可能是生意人，可能是工场里的工人，也可能是没工作的流民，那么，有这样的土壤，江湖一定会因之而出现；江湖中国也需要一种不同于维系乡土秩序和庙堂秩序的孝、忠的意识形态和运行规则，这就是“义”。
在离开乡土、宗族以后的人群中，显然不可能以血缘、姻亲为主要参照来调整彼此关系，同样，没有进入庙堂，亦没有差序格局明晰的官场伦理来调整关系。在没有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核心的人际关系规则出现以前，“义”是传统文化中惟一可选择用来调整陌生人之间关系的精神资源。所以，关公这位失败的英雄成为江湖中国的第一尊神，因为他一直信守着桃园结义时对两位异姓兄弟的承诺。
从清朝中叶到民国初年的近两百年中，中国的江湖非常庞大，那是因为清朝中后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离开乡土谋生却又不能进入官场的人增多，他们在前期，主要集中在漕运工人、小商贩、下层军士、无业流民中。
江湖消失之后（2）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人的坚船利炮敲开中华帝国的大门，上海等一批沿海城市被迫对外开放，新的产业出现了，新的城市也出现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出现了，更多的人得以离开乡土进入城市。
而中国正处在从古老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的工商社会艰难的大转型中，即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变局”中，无论是满清沿袭千年的帝国管治方式，还是民国建立后，引进的那些没来得及适应这方水土的西方现代社会治理模式，都不可能对以前的“江湖”、后来的“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控制。
如政府的统治手法和执政成本无法承担这一重任，那么对江湖，只能默认其运行规则，对维持江湖秩序的非官方大佬，也只能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控制方式，只要不从根本上危及其政权，官府并不去刻意褫夺江湖大佬的权势，甚至会羁縻、利用之。这也是国民党统治上海初期，不得不仰仗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些流氓大亨的原因。
而在完成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内，广阔无边的“社会”代替了“江湖”，城市化的规模空前，尽管通过现代的*制度、法治体系建立了一个公民社会，无需要用“忠孝”为主要意识形态来维系社会秩序。但现代政治制度对自治理念、结社权利的尊重，又会使传统的江湖帮会得以华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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