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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倾城小团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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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死到外面买了一个男婴回来，充作龙凤双胞胎。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7）
这事情，舅舅本人并不知道。
爱玲对这件事，听得非常有趣。母亲却叮嘱道：“你可不要去跟舅舅打官司，争家产。”
这句话，说得爱玲发怔：“我怎么会……去跟舅舅打官司？”
母亲还对爱玲提起，这次一离开上海，姑姑就有信来：“我一走，男朋友也有了！倒好像我挡住了她。真是——！”母亲嗤笑地说，语气却是愤愤的。
爱玲心里想：她们现在的感情坏到了这样，勉强还住在一起，不过是为了省钱。姑姑有了男友，母亲生气，大概是失落感所致吧。
这次与母亲之间的会面，好像有太多的不和谐。
这点点滴滴的不和谐积累在一起，爱玲看母亲越来越陌生了。
后来黄逸梵因为和一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来往密切，那军官竟然以为她是间谍，向香港警察局进行了举报。警局把她们一行人当间谍监视了起来，还偷偷搜查了她们的物品。
同行的几个人之间，也开始闹起一点小小的醋海风波。
母亲很生气，这才不得不走了，爱玲也没问她要去哪里。走的那天，爱玲到浅水湾饭店去送行，天下着大雨，租来的汽车里坐满了人，都在故作夸张地簇拥着黄逸梵说说笑笑。
母亲从人堆里探出身来，不耐烦地对爱玲说：“好了，你回去吧！”像是说她根本就无心来送似的。
这样的分别，太让人感到心冷。爱玲强作欢笑，站在门阶前，看着车子开了，水花溅上身来。
母亲这次是真的走远了，她不会太多过问爱玲的事了。
后来她的监护人李开第先生去了重庆，将爱玲转托给他的一个朋友。那位朋友，也是工程师，在港大教书，还兼任着一个男生宿舍的舍监。
舍监先生与太太就住在宿舍里，张爱玲曾经前去拜访。坐谈了片刻，他便打量了瘦高的爱玲一下，忽然笑道：“有一种鸟，叫什么……” 张爱玲略怔了怔，忽而领悟：“鹭鸶。”舍监先生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对了。”
在港大，还有一件事，在她的写作史上至关重要。
张爱玲在这时期，惟一一次用中文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她早期著名的短文《我的天才梦》。
这篇文章，是她写了参加《西风》杂志创刊30周年征文比赛的。这个《西风》杂志，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宗旨是“译述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读者涵盖面极广，甚至普及到舞女、囚犯与流浪者阶层。
大抵是爱玲初入学不久，在图书馆里偶然看到杂志上的启事，遂动了参赛的念头。
写这文章时，张爱玲才19岁。应该说，一个刚刚成年的女孩，写这文章的文笔与感觉，都堪称老辣。
此文前半部分写了自己幼时的各种才气，后边写了自己如何在现实中“不行”。结尾处，便是那句被当代“小资”们挂在嘴边的名言——
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张爱玲在这里想写的，也许是“虱子”，一个无伤大雅的笔误。在中国古代，先贤有“扪虱而谈”的高雅，读过古典的张爱玲，会熟悉这个意象。不过这“蚤子”一词，却成了她的独创，后来有的版本改为“虱子”，便索然无味。
当然，她在文章中无论怎样批判自己，也掩盖不住一种自信。她有足够的底气要去摘取桂冠，至于那桂冠有多么华贵，她暂时还想不到。
关于这篇文章，还有一段纷争了半个世纪的公案。
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张爱玲提到，这个《我的天才梦》当年获《西风》杂志征文第13名，为名誉奖。因为字数受限制，所以当初写的时候，只好极力压缩。可是获奖的第1名，字数要多出好几倍。她在36年后言及此，仍愤愤不平。
1994年，《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获第17届文学奖的特别成就奖，张爱玲应邀写了获奖感言《忆〈西风〉》，重提旧事。这一年，距离“西风事件”足有55年。
最后这次，她对这个“西风门”事件说得格外详细。她说，当年《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她受五百字限制，写好后，曾一遍遍数得头痛，务必删成四百九十几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西风》杂志通知她得了首奖，但收到全部获奖名单，才发现首奖题目是《我的妻》。而她的《天才梦》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我的妻》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的事，长达三千字。
杂志社没给她片纸只字的解释。张爱玲自嘲道：“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唯有一点可欣慰的，就是获奖文章结集出版时，书名用了张爱玲的题目《天才梦》。
待“张学”蜂起，这件事自然考证者众。专家陈子善钩沉辑佚，挖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37期的原件，“征文启事”赫然在目！
原来，字数限制并非五百字，而是“五千字以内”。首奖《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字数恰好为五千字，《西风》杂志并没有“不计字数，破格录取”。而且张爱玲自己的那篇《天才梦》，全文亦有一千多字——也超过了五百字。
还有首奖仅有五十元，而不是张爱玲记忆中的“五百元”。
在原定的10名获奖者确定后，因佳作甚多，编辑部不忍心遗珠，又临时加了三个“名誉奖”，张爱玲得到的是名誉奖中的第3名，也就是最末一名。
张爱玲对这件事的记忆，为何有这么多的不确之处？究竟是记忆漫漶，还是当年曾经道听途说？
这都无法考证了。
我倒是认为，有如下几种可能：
或是由于张爱玲少年时代的情结所致。来自父亲一边的压迫，使她的意识中埋进了“受虐倾向”，她总是在怀疑命运对她不公，导致对一件小小往事的扭曲记忆。
或是当初张爱玲应征投稿时，期望值过高。不料却排在末位，导致心理严重受挫，终于形成“误记”，以作为平衡。
《我的天才梦》让我们知道：张爱玲在向写作的天地冲刺之前，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牛刀小试。
——当她的下一篇中文作品变为铅字出现时，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就要横空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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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英文小试锋芒（1）
张爱玲回到了上海。这里算是她的福地吧，是她肉身的丰沃土壤，更是她文学抱负的“麦子地”。
她感觉到“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认为这智慧，乃是新旧文化种种畸形的交流所致。
是啊，上海，一如既往。
走时惨烈的疮痍隐去了，它现已成了沉闷的沦陷区。
母亲去了新加坡之后没有回来。
爱玲回来的落脚处，是在姑姑租住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
张爱玲还是挺喜欢公寓生活的，因为“公寓是最理想的逃世的地方”。
余温尚在，姑姑的家，虽然从当年的5楼51室，搬到了6楼65室，格局较先前为小，但在爱玲心里，仍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阳台上看见毛毛的黄月亮。古代的夜里有更鼓，现在有卖馄饨的梆子，千年来无数人的梦的拍板：‘托，托，托，托’……”见《私语》。
这房子很大，住着很舒服。在阳台上可以鸟瞰全城，对面就是哈同花园，隔壁是起士林咖啡馆；再远，还有“百乐门”舞厅。
客厅里有壁炉，家具和地毯的样式，都是姑姑自己设计的。沙发低矮，坐着等于半躺着。落地灯也很摩登，灯罩像个扁的方盒子。半躺在沙发上看书，可以连眼下的年代都忘掉。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这已经很可满足了，已经是乐土。
张爱玲在经历了香港的惶然后，在姑姑这里，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
通过《小团圆》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姑姑这时的情况已大不如前，日军开进租界后，她就不在洋行做事了，过得很俭省。
爱玲刚回到上海那天，姑姑备下一桌饭菜接风。第二天姑姑就不好意思地解释：“我现在就吃葱油饼，省事。”
爱玲心里明白，忙说：“我喜欢吃葱油饼。”
从此一日三餐都是葱油饼，倒也吃不厌。爱玲从小听母亲在午餐时讲营养学，习惯了，一天不吃蔬果鱼肉就有犯罪感，而现在则有了一种逃学的感觉。
姑姑雇了一个女佣，天天来洗衣服、打扫，此外就是在煤气灶上煎葱油饼。
原来住的一整套公寓，母亲走后，姑姑把其中两间分租给了两个德国籍单身汉，姑姑自己只留了一间。租给单身汉，是觉得他们好打发，而女人的是非要多些。
爱玲来了以后，要出一半的膳宿费。姑姑知道爱玲手头拮据，就托亲戚给爱玲介绍了两个女中学生补课。
爱玲心下歉然：姑姑才享受了几天幽静的生活，自己又跑来投奔，真是不应该！
母亲的那班朋友，有时候来找姑姑聊天。姑姑告诉爱玲：开战后，母亲的男友死在了新加坡的海滩上。爱玲完全不知道这个消息，只知道母亲乘坐难民船去了印度。
姑姑还告诉爱玲，母亲当初闹离婚，是为了一个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人——那还是在留学时认识的朋友。可是那位却害怕娶个离过婚的女人会妨碍事业，就在南京娶了当地一个女大学生。
这年轻人后来还来看过母亲，“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见《小团圆》。
母亲留学时代的朋友，爱玲唯独没见过这个人，不知道他来看母亲是什么时候。她还真没想到，母亲有过这么一段“悲剧性的恋史”。
想想也是，母亲一开始要离婚，就搬出去了，跟姑姑一块儿住公寓。可是，母亲是回国四年后才办的离婚手续，如果是为了嫁那年轻人，怕不会拖这么久。想必是那年轻人回国不久就已另娶。
母亲在这之后拖延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离婚。
她用英文小试锋芒（2）
爱玲没有问姑姑详情，只是自己在心里琢磨了一下。她知道姑姑最忌讳好奇心。
她其实不大愿意回忆往事，因为“回忆不管是愉快还是不愉快的，都有一种悲哀，虽然淡，她怕那滋味”。见《小团圆》。
好朋友炎樱的运气总是非常好，回上海后，就进了一所英国人的学校任prefect，即校方指派的“学生长”。这个职位，要求品学兼优，外带还要人缘好、能服众；估计相当于今日的辅导员。后来她又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一直读到毕业。
爱玲的命运则要曲折得多。
她一回来，弟弟就兴冲冲地来看她。
弟弟张子静在前一年，考进了复旦大学中文系，可惜太平洋战争一起，租界也落入日军之手，复旦停课内迁。父亲不同意他去内地，就领了转学证在家里自学。过去几年父母不相往来，他亦无机会见到姐姐。香港沦陷后，他原本以为姐姐可能回不来了。
在弟弟眼里，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许多——长发垂肩，身穿从香港带回的时髦衣服，更显得高挑瘦削，有种飘逸之美。
爱玲跟他谈起港战的零碎事，愤然道：“只差半年就要毕业了呀！”她还说，眼下想转入圣约翰大学，把学业续完，“至少拿张文凭”。
弟弟很高兴，说自己也想报考圣约翰。
可是钱从何出？张爱玲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
但姑姑却有个好主意，说是入圣约翰大学的学费，应由爱玲的爸爸出。
因为当初张廷重夫妻的离婚协议上，是写明了张廷重须承担女儿的教育费用的。可是港大三年，父亲没拿一个铜子儿。现在，只有半年的学费，由父亲出也是理所应当。
张爱玲却颇感踌躇。自从出逃后，父女间不通音信，形同路人，要钱的事如何张得了口？
弟弟很赞同姑姑的意见，回家后，避开后母，就径自去跟父亲谈了。
张廷重不能原谅女儿的背叛，但是仍然欣赏爱玲的才华，对这个不晓事的女儿爱恨交加。他沉吟了一下，对张子静说：“你叫她来吧。”
四年睽违，他也很想见见成年后的女儿，于是做了一个让步的姿态。
这时的父亲，经济情况已大不如前。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他不愿意被人误认是汉奸，就离开了日本人开的住友银行，和两个同事一起开钱庄。后来因为挥霍把股本都透支光了，现在已住不起“走马楼”的老宅了，换了一座小得多的洋房。
会面的那天，后母孙用蕃事先知道消息，躲在楼上没有露面。
见面是淡淡的。爱玲“神色冷漠，一无笑容”，简明扼要地谈了自己的问题。
父亲也没计较她的态度，只叫她先去报名考试，告诉她：“学费我叫你弟弟送去。”
整个过程不足10分钟，决无旁枝斜蔓。
两人的这次见面，在凝重的底下，实际是很有戏剧性的。互相再见一面，张廷重显然有“招安”的意思，但张爱玲却决无此念！
张子静说：“那是姊姊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父亲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秋日里，爱玲转入圣约翰大学文学系四年级，弟弟张子静也考入该校经济系，两人成了校友。不过有一件事令人大跌眼镜：在转学考试时，张爱玲的国文居然不及格！
校方要求她在入学后，去参加学校的一个国文补习班。
她倒并不在意，当笑话说给了弟弟听。
是一时大意了么？现在的研究者，一般都认为是她久不用国文写作，荒疏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她用英文小试锋芒（3）
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听说之后，“颇为愤愤”。因为他知道，圣约翰近年招生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可是入学考试为何还如此苛刻？
可是转念一想，这恐怕还是张爱玲“我忘啦”的老毛病又犯了，考试过于敷衍，所以也就懒得去为她打抱不平了。
不过，马失前蹄毕竟属偶然，张爱玲很快就从国文初级班跳到了高级班。
姐弟俩这一时期，有时候会在一起谈起写作。这是爱玲很愿意谈的话题，在弟弟听来，她在这方面已经足够老到。
张子静记忆中，姐姐有一段话足可以证明，她早已做好了写小说的一切准备：
“积累优美的词汇和生动语言的最佳方法就是随时随地留心人们的谈话；不管是在路上，车上，家里，学校里，办公室里，一听到就设法记住，写在本子里，以后就成为你写作时最好的原始材料。”
圣约翰的校园里，此时又见港大的那一对“姊妹花”——子静常看见姐姐和炎樱在一起，“是个强烈的对比”。
炎樱矮而黑，爱玲高而白；炎樱开朗，爱玲沉郁。
有这样一个朋友还是好。她们仍是一起逛街、买零食，有时在姑姑家里聚谈。
两人醉心于服装，甚至在一家杂志上打出了广告，说：“炎樱姊妹与张爱玲合办时装设计：大衣、旗袍、背心、袄裤、西式衣裙。电约时间：电话三八一三五，下午三时至八时。”不过这桩业务究竟开展过没有，就弄不清了。
张爱玲的服饰打扮，从香港回来后就有惊人变化，开始喜欢突兀风格。此后很长时间都如此，这成了她的“招牌”之一。
她从香港回来，弟弟去看她，见她穿着几乎没有领子的布旗袍，大红颜色的底子，上面印着一朵一朵蓝的、白的大花，两边都没有纽扣，是跟外国衣裳一样钻进去穿的。
弟弟觉得稀奇，问她是不是最新的旗袍款式，她淡然一笑：“你真是少见多怪，在香港这种衣裳太普通了，我正嫌这样不够特别呢！”
她在圣约翰校园里，常穿一件鹅黄旗袍，下摆上缀了长四五寸的流苏，走起来，摇摇曳曳！
这种打扮，怕是只在戏台上才有，即使大学里周六开舞会，也不会有人这么穿；但张爱玲就这样昂然于校园，惹得女生们惊问：“她是谁？是新来的插班生么？”
张爱玲有奇思，在香港买的广东土布，是玫瑰红的底、淡红大花、嫩黄绿叶，这花色即使在乡下也只有婴儿才穿，她后来却做了衣服，“仿佛穿了博物馆的名画到处走”，完全不顾别人的感观。
还有一次，她穿着前清样式的绣花袄裤，大摇大摆，去参加同学之兄的喜宴，满座皆为之惊倒！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好。在港大被富家同学压制了三年，她现在需要有自信！
她在圣约翰只念了两个月，就决意辍学了。弟弟从炎樱那里得到消息，特地到姑姑家去问她。
爱玲一开始只是说，圣约翰没有几个好教授，引不起她的上学兴趣，想读的课目又都没有开，“还不如到图书馆借几本书回家自己读”。
谈到后来，她还是兜出了问题的实质——缺钱！
张爱玲想自己去赚钱。
弟弟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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