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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药师说道：“心有所系人劳累，你要走我也不强留你。有钱人送钱，有德人赠言，我是个没钱人，就姑且算个有德之人吧，赠你一句话：‘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我啊！你好自为之，一路保重！”

　　　　龙药师和小童把我送到桃花源外，和我挥手告别，我依依不舍，不忍离去。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三节　为生存而刻印章的诗人闻一多

　　　　说起闻一多，许多人知道他是位民主爱国人士，最后被国民党暗杀，很少有人知道闻一多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为生存而刻印章的事情，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闻一多当时的生存状况。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不得不离开可以过着安逸生活的北京，从此生活一日不如一日，直到1940年生活明显困难，一家八口人过着十分清淡的生活，每天白菜加豆腐。为了生存爱读书的闻一多还不得已把自己心爱的几本古籍卖掉。他夫人也不得不为了谋生而做起摆地摊的生意，全家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穷则变，1941年闻一多的一个朋友提醒他可以利用刻图章的手艺谋生，因为闻一多早年留学美国芝加哥美术学院，他也喜欢雕刻，以前也刻过图章，朋友的话给处于困境的闻一多指明了一条出路。起初闻一多为了在象牙上刻字，把象牙泡在醋里，还是没用，他只好硬着头皮苦刻，右手食指磨破了，他几经失望绝望，最终刻成了。1943年起正式挂牌治印。1944年，还在刊物上做刻印的广告来招揽生意，到1946年闻一多在印谱上留下1400多方印。闻一多刻印十分专心致志，甚至废寝忘食。夫人高真怕他太累，常劝他休息。他却说：“劳工神圣啊！”继续刻下去。

　　　　治印虽是为了谋生，但闻一多是一个有操守有原则的人。1945年“一二•；一”惨案以后，迫害昆明学生运动的祸首李宗黄，表面上附庸风雅，居然送了一方玉石来，请闻一多刻印，限两天刻好，答应报酬优厚。对此，闻一多不屑一顾，将玉石原样退回。特务对闻一多恨之入骨，公然把大街上商店中的代闻一多收件的吊牌砸烂，想从经济上使得闻一多陷于绝境。昆明的人民社团需要公章，总是找闻一多。1945年10月，联大成立时代评论社，出版《时代评论》周刊，这是民主运动中很有名的刊物。闻一多是创始人之一。他在这个社成立的当天晚上刻了一方“时代评论社章”。印上刻的是隶书。闻一多治印，刻隶书的，就只留下这一方了。边款为：“评论社成立之夕吴晗捐石闻一多刻印卅四年（1945年）十月二日昆明。”

　　　　这就是闻一多当时的生存状况，尽管如此，闻一多不改志向，始终为了自由和民主而斗争到底，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生存的斗争是伟大的，有些人为了生存而失去了人格，有些人却不因生存而降低人格，反而更显他人格的魅力，闻一多就是属于后者的人。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文人的生存是艰难的，并且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不仅经济上的生存是困难的，而且生命的保存也是艰难的，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时年仅47岁。但是他们又是伟大的，即使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他们还完成了大量著述和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四节　　郁郁不得志而死的诗人朱湘

　　　　他临去时，又嗫嗫地说武大的事情假如不成，他要到安庆去索欠薪，但可恨途中又被小偷光顾……我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又拿了一笔钱给他。又请他到本校消费合作社吃了一碗面，替他买了一包白金龙的烟，一盒火柴，他以一种几乎近于抢的姿势，将烟望怀中一藏，吸的时候很郑重地取出一支来，仍旧将烟包藏入怀里，好象怕人从旁夺了去。我看了不禁暗暗好笑，可怜的诗人，一定长久没有嗅着烟的香味了。

　　　　也许大家会认为上面的一段话是出自一篇小说当中对一个人物的描写，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并且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朱湘，从上面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诗人穷困潦倒到什么程度。这是苏雪林一篇回忆朱湘的文章《我所见于诗人朱湘者》中的一个细节。朱湘是一个生世很苦的人，很小时就父母去世，在哥嫂的养育下长大，童年受到外国人的欺侮，所以他终生对外国人有种抵抗心理，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他曾在清华大学读书，但因受不了压抑的生活环境，所以他很反感学校的规章制度，最后因违反校纪而被校方开除。曾在上海和南京等地流浪，后来在大哥的安排下与刘霓君结婚。在朋友的帮助下，他重返学校，后又有幸留学美国，由于民族自尊心过强，无法很好地与异族融入，换了三所大学都没有成功，结果自学成才回国。回国后过了一段一生中比较快乐的日子，那就在是安徽大学教书的生活。后来学校欠薪使他陷入困境，夫妻失和，爱子也夭折，他的精神更怪异了。后来在上海和北京等地努力想找到一份工作，但都四处碰壁，绝望之余，他做出了一生当中大胆的决定，悲愤地投江自杀。

　　　　朱湘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由于自尊心过强，无法正常与人交往，没法很好地融入社会和异族，导致没有基本的生存能力，他郁郁不得志，最终选择了自杀。年仅29岁。

　　　　同时朱湘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时代的悲剧。朱湘1933年自尽，那个时代是诗人会饿死的时代，朱湘的诗集无法发表，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诗人又不肯委曲求全，只有以死谢天下啦。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五节　　被饥饿与病痛折磨而死的作家叶紫

　　　　文学是战斗的，这是鲁迅对叶紫小说的评价。叶紫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他永远也忘不了父亲和姐姐是怎么死的，八月居太严，以下不知为什么不能发表，故省去……23岁时与鲁迅认识，从此跟鲁迅一直保持联系。24岁不幸患上严重的肺病，病中他还坚持写作并出版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1937年“八一三”事件后，痨病缠身的叶紫与妻子汤咏兰和孩子，离开上海回到益阳兰溪老家，在贫病中度日。这时候生活异常艰苦，曾经一个月断粮三次，几乎饿坏，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恶化。1939年10月5日；年仅29岁的叶紫就被饥饿和病痛折磨而死。这就是作家叶紫在那个社会的生存状况。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有谁能对自己的父亲和姐姐被人惨杀而无动于衷呢？叶紫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用他的笔跟敌人斗争。在那个时代和社会，不反抗就是死路一条，正如《丰收》中的云谱叔，叶紫成为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是必然的。

　　　　如果我们了解了叶紫，就会理解文学的阶级性，正是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在那个时代谈文学的普遍的人性是苍白无力的，是软弱的表现。只有那些身处优裕的生活环境中的人才有资格在那个战争年代高谈文学的普遍的人性。最后笔者附加叶紫在病中的两则日记：

　　　　1939年5月20日旧历4月2日

　　　　晴和。

　　　　自入夏以来，我几无一日不在病中，不三五天，气候一变，忽又发热，饮食亦大为减少，又怕热，又恶寒，穿衣多则汗不止，穿衣少又受凉。喉痹也发了，声音经常是嘶嗄的。身体已如纸扎人，仅仅几根骨头了。

　　　　最近心理，特别病态，肝火极旺，容易暴怒，遇一毫不足道之小事，都大生其气。喜怒哀惧，都不能自制，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因为明知道不应该，而偏常犯此毛病，事后又懊悔，我真不知是什么缘故？自己寻死吗？……

　　　　本来，夏初的气候变化也太剧烈，天太坏了，但，自己应该用理智来抑制啊！

　　　　在病态的暴怒中，最容易露出我的先天的劣根性。这一点，我是非常不及咏兰的。咏兰的先天的性情之伟大，是那样的赤诚、热烈而纯洁。我觉得在人类中是最难得的。她的气量之宽洪正大，几乎超越古代之所谓“宰相”也者之上。而我，要不是后天的修养，要不是十多年来畸离苦难生活的磨折，还不知道要变成一个什么人呢？当然，我还没有太坏的先天劣根性，不过比起咏兰来差得一点吧了！但，已够痛苦了。

　　　　咏兰和我的先天劣根性斗争，给了我不少的益处，收了洪＇宏＇大的效果。正如我和她的后天劣根性斗争一样。我进步，她也在进步！

　　　　后天的劣根性，多半是外表的，只要先天纯洁，克服到＇倒＇容易。但先天的劣根性，却是内在的。即使后天纯洁，有理智，自己时刻留心，有时在不自觉中，仍不免要露出狐狸尾巴，这是一种不轻的痛苦。

　　　　由于这，使我想起人类最普遍，最悲惨的劣根性“报复欲”来。没有一个人不以“报复”为人生最大的快乐的。于是整个的人类，都陷于“互相报复”的不可拔的悲境里。这使我想起契诃夫的《坏孩子》，想起我的许多朋友和亲戚来。

　　　　防御和抵抗不是“报复”。“与＇予＇打击者以打击”，尤其不是“报复”。这是人类的真理！

　　　　基督教的“打了左脸还要送右脸给人家打”，是比“报复欲”还要坏的劣根性。因为他的目的在故意更进一步增加对方的罪恶，自己却得了无言的“报复”的胜利。其用心之险恶，卑劣，更甚于明显的报复者。

　　　　（以上摘入《太阳从西边出来》）

　　　　1939年6月21日旧历端午节

　　　　晴。

　　　　我自己觉得病是十分严重了。最近性情异常暴躁。夜晚因为要防备遗精，防备盗汗，防备着凉，防备受热，于是由于小心和惶恐过度，而变成严重的失眠症。刚刚欲睡着，一下就惊醒了。

　　　　病，完全是本病，防备仅仅是治标的方法。然而，本病无药可治，又不能不在标上想法子。等度过了（假如能度过的话）这一夏季，到秋凉了再设法在饮食上来培本吧。但，这样严重的形势，这夏季是否能度过呢？……

　　　　葛可元的十神药方上有几个培本的单方，我一定要弄几个吃吃的，虽然价钱是那样贵。

　　　　因为前一星期三大轰炸，年年照例的龙船和山歌，今年不要政府禁止，而自动取消了。这一积习的革除，不能不说是日本鬼的轰炸之功。也就是一班人所说的——在轰炸中进步了！！……

第二章　　中国现代作家的生存状况　第六节　　被日本人杀害的小说家郁达夫

　　　　郁达夫是一位非常真诚坦率的现代作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小说家，他大胆暴露自我的性苦闷，大胆地与一切黑暗势力作斗争，是一位富于正义感与人道主义的作家。但是他的坦率与大胆也让他一生饱尝酸痛，受过国民党的迫害，遭过日本人的残害，他的母亲在老家被日本人迫害而死，他的长兄也因一身正气而被日本人杀害，最终他也难逃日本人的魔爪，真是人间的一大悲剧。哀哉达夫！痛哉达夫！郁达夫生于1896年，比鲁迅小15岁，被日本人杀害时50岁还不刚。郁达夫的死因最终认证为日本宪兵所害。郁达夫与日本人的周旋本身就是一部浪漫的小说，显示了郁达夫的爱国与机智，也是郁达夫在那个特殊情境下的一种生存策略，但结果还是在最不该死亡的时候他被害了，在情理之中，但在意料之外。

　　　　1938年12月18日晚郁达夫偕同王映霞和儿子郁飞，离开福州，搭乘小渡轮驶往闽江口的川石岛，然后改乘英商和丰轮船公司的丰庆轮，经香港，前往新加坡。1938年12月28日早晨，郁达夫和王映霞以及孩子郁飞终于抵达新加坡。他们先是住在大坡二马路南天酒楼旅馆部8号房，一周后搬入中巴路22号3楼一套三房一厅的住房。12月29日《星洲日报》对郁达夫的到来作了报导，称“为努力宣传抗战，郁达夫将入本报工作”，并刊出了郁达夫和王映霞、郁飞的照片。从1939年1月9日起，郁达夫正式接编《星洲日报》的早报副刊《晨星》，以及晚报副刊《繁星》。从1月15日起，接编《星洲日报星期刊》副刊《文艺》。从2月5日起，承担槟榔屿的《星槟日报》副刊《文艺》的编辑工作。从5月15日起，《星洲日报半月刊》开辟《星期文艺》专栏，也由他编辑。他执编这些刊物的愿望是：“希望与祖国取得联络，在星洲建立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勇向前的。”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时日军又于12月8日凌晨开始在马来亚北部登陆和轰炸新加坡，新加坡成为危城。1941年12月下旬，郁达夫担任了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主席，并兼任隶属该团的“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1941年12月27日，陈嘉庚组织了新加坡华侨抗敌委员会（31），郁达夫被选为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股主任。1942年1月初，郁达夫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的主席。

　　　　1942年2月4日清晨郁达夫和胡愈之等抗委会的文化界朋友乘一艘破旧的小电船离开新加坡，向南洋小岛撤退。同行的，除郁达夫和胡愈之外，还有唐伯涛、邵宗汉、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等共28人。郁达夫只带了两个手提箱，家资已作处理，几千册的书籍也送给了朋友。当小电船刚刚驶出新加坡港口时，一大群日机已开始大肆轰炸新加坡。他们行船1小时后，仍听见了警报声和爆炸声，看见了新加坡上空浓烟滚滚。当日傍晚，小电船开到一个荷属小岛区美吉里汶。郁达夫等因为大多数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被荷兰官员扣留了两天。到2月6日的晚，他们才乘小电船来到另一小岛石叻班让。当晚，他们和早已到达的刘丹武、沈兹九等人商量此后的打算，决定将28人分为两组行动。郁达夫和胡愈之、沈兹九、王纪元、邵宗汉、唐伯涛、张绿漪7人为一组，准备去爪哇，并希望能在那里找到船回国。可是，岛上的荷兰官员对他们要求去爪哇却表示做不得主，于2月9日把他们7人送到另一海岛望嘉丽。当地商会吴会长，把他们安排在华商俱乐部住下。旋即，他们又向当地荷兰分州长提出去爪哇的要求。但巴城荷印政府只同意唐伯涛一人（因为他有荷兰驻新加坡领事签证）前往。于是，郁达夫等6人只好滞留岛上。2月15日，新加坡沦陷，日军随时可能在这小岛登陆。郁达夫等人又去向荷兰分州长提出去爪哇的要求。其时，那分州长正在紧张地整理行装，准备逃走，因而随口表示不限制他们了，由他们随便去哪里都可以。于是，所有的交通工具都被荷兰人扣留了，他们一时又无法到爪哇去。在走投无路之时，郁达夫等6人于2月16日乘电船来到望加丽对岸的保东村，找到热心的华侨陈仲培。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的经理，有一只电船来往于保东和望嘉丽之间，前几天曾邀他们到他家暂避。郁达夫等人到达后，受到陈仲培一家人的热诚接待。他们便在他家隔壁租屋住下来。保东村是一个未开辟的小村庄，有一条小河，林木茂盛，颇为幽静。他们在这里约住了一个半月。郁达夫开始蓄起短须，并学习印尼语，为长期隐蔽作必要的准备。

　　　　1942年3月9日，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从此断绝了郁达夫等人想到爪哇去搭船经印度洋加国的愿望。而且，这时保东村一带风声渐紧，盛传日军即将要来接管这些小岛。何去何从？他们商量了好几天，最后决定把六人分成两批，找两个偏僻地方隐蔽。郁达夫和王纪元两人为一批，到离保东村约十里远的一个海边小村彭古岭；过了几天，胡愈之等四人则到了巴唐岛沿海的一个“木廊”（即森林采伐场）里。郁达夫和王纪元到了彭古岭后，在华侨寇文成的帮助下，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作掩护。那里到处都是未开发的森林地带，村里只有数十家人家，是一个隐居的理想地方。郁达夫改名赵德清，充当老板，王纪元改名汪国材，做他的伙计。他们买好了一些大米收藏着，准备隐蔽下去。可是，不久后，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所在的小岛陆续从新加坡逃来约一二百难民。其中有侨领和富商，也有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因此，引起了昭南岛（新加坡被日军占领后，被改名为“昭南岛”）日军的注意，并于1942年4月间命令李玉荣、王铁汉前来“邀请”一些侨领回昭南岛去，而被“邀”回去的李振殿、刘武丹、周炳炎、颜世芳等4人，都被拘禁在警察署，遭刑审毒打，折磨了40天后才被保释出来。由此一来，郁达夫和胡愈之等人意识到应尽快离开，否则凶多吉少，并决意到苏门答腊大陆去。他们6个人仍是分两批，去苏门答腊西部的帕干巴鲁。郁达夫和王纪元是第一批，乘坐由陈仲培代雇的船前往，作开路先锋，约定到达后再通知胡愈之等4人前去。不料，王纪元在中途生病，暂留在一个小市镇上（两星期病愈后，才赶去），只好由郁达夫一个人跟着一位商人坐了小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