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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隋-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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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休整了一天，然后向东上了蒙山。
贼人出境了，而且谨小慎微，不愿招惹鲁郡强敌，直接逃进了茫茫大山，如此一来，剿杀的难度就大大增加，因为这不再是彭城一个郡的事情，还牵涉到了鲁郡和琅琊郡，牵扯到了两个地域的利益。
彭城郡属于徐州地区，鲁郡和琅琊郡属于齐鲁地区，在军事镇戍上隶属不同卫府，在行政上则都听命于中央，所以不论是执行军事行动还是实施政经政策，都需要中央下令。蒙山恰恰位于三郡交界之处，两大区域衔接之地，假若要围剿山上贼人，徐州的左骁卫府说了不算，齐州的右候卫府亦说了不算，唯有中央说了算，唯有东都下令，并在两大区域的众多军政官长之间进行协调，然后调集军队和粮草武器，方能实施围剿。然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其中牵扯到了众多的复杂利益，由上而下，纠缠不清，越是兴师动众，越是难有结果，甚至与初期愿望背道而驰。
“直娘贼，一群卑贱凶恶之徒，竟如此狡猾，岂有此理！”梁德重越想越是烦躁，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现在总算相信董纯的警告了，这群贼人的背后有“黑手”，这群贼人中有谋略出众者，这群贼人在东征发动之前突然举旗造反必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否则，一群乌合之众绝无可能逃脱众多鹰扬府的围追堵截，而且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千里迢迢逃进了蒙山。
这最后一招太高明了，逃进蒙山，利用两大地区的鹰扬府和三郡郡府之间根本无法进行协调统一以联合围剿的机会，给自己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待东都下令剿杀，并把两大地区的鹰扬府和三郡郡府的关系协调好之后，已经是冬天了。冬天大雪纷飞，山路艰险，根本没办法大举进攻。等到春暖花开，东征开始了，全国上下都要为保障东征而努力，而贯通中土南北的大运河更是东征将士的生命线，其安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运河沿线的所有军队和官府都将倾尽全力守护运河。也就是说，等到春暖花开之际，蒙山剿贼的事也就彻底搁置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股贼人发展壮大，甚至下山烧杀掳掠，直接威胁运河之安全。
如此推算，唯有当前才是剿贼的最佳时机，乘着贼人精疲力竭，又未能在蒙山立足之际，衔尾追杀，方是上上之策。
然而，国法如山，军纪如铁，本朝律法虽不算严酷，但法就是法，不论你主观愿望如何，只要你违法了，那就得接受惩罚。徐州地区的军队在未经东都许可的情况下，擅自进入齐鲁地区，则等同于谋反，梁德重就算有一百颗脑袋也不够砍。
就在梁德重彷徨无策之时，韦云越匆匆赶来，“明公，崔郡丞到了。”
崔德本？他来干什么？难道也要来剿贼？不至于吧？虽然贼人在卫府的眼皮底下，“大摇大摆”地绕彭城而过，让彭城军政官长栽了个大跟头，丢了个大脸，但此事大家都有责任，卫府固然颜面无存，郡府也羞耻难当，所以大家都有默契，把真相埋到泗水河里，烂在肚子里，绝口不提。奏报东都的时候，就说贼人势大，十万之众，铺天盖地，排山倒海，而彭城卫府诸鹰扬主力都不在，势单力薄，打不过贼人，结果让贼人冲过去了。董纯反正是“倒”了，救无可救了，完全没必要与大家过不去，现在给别人一个方便，将来就是给自己一条活路，所以他也想开了，主动揽过了责任。
崔德本做为彭城第二行政官长，在顶头上司把所有责任都揽下之后，肯定会留任彭城。不过，他的家世虽然显赫，但尚没有资历出任太守一职，还得在郡丞的位置上继续待着。崔德本当然想做太守，而彭城人口众多地理位置重要，是上郡，上郡太守的官秩是从三品。本朝尚书令是正二品，尚书左右仆射是从二品，六部尚书、九寺正卿、卫府大将军为正三品。以此类推，可知从三品的官秩在本朝地位之高，权力之重，人数之少。
崔德本出身山东第一豪门，崔氏在朝中更是权势倾天，若他能在徐州做出瞩目成绩，上位太守还是有几分希望。以目前徐州的形势来说，若能剿贼成功，就是瞩目成绩。试想以卫府名帅董纯都未能剿杀的贼人，他崔德本却剿杀成功，这样的成绩还不够瞩目？
崔德本还真的是来剿贼的，不过他是彭城行政官长，本朝行政官长曾拥有在特殊时期的统兵权，但今上登基后锐意改革实施了一系列新制度，其中就包括剥夺了地方行政官长的这一特权，除非得到皇帝和中枢的授权，否则地方行政官长不允许拥有统兵权。崔德本于是想了个折衷的办法，退而求其次，主动帮助梁德重剿贼。独揽大功不行，那么从中分一杯羹总可以吧？
梁德重是关中本土贵族，与沛城鹰扬府的鹰扬郎将韦云越同属于一个贵族集团，而崔德本则属于山东贵族集团，关陇人和山东人仇怨甚深，合作难度太大。但崔德本胸有成竹，施施然就来了，他算准贼人会出境逃亡蒙山，而梁德重绝无胆量越境追杀，不过梁德重和他一样也迫切想立功，这便有了合作的基础。
梁德重一眼便看穿了崔德本的无耻伎俩，当即嗤之以鼻，只是如今董纯还没有“走”，还是彭城的“老大”，他还得低调做人，还得寻找盟友，而崔德本就是他的盟友。另外，他若想在彭城发财，就必须与崔德本搞好关系，否则一旦让崔德本抓到他违法乱纪的证据，上奏弹劾，以崔氏在朝中的权势，一告一个准，他哭都找不到地方，所以梁德重即便看穿了崔德本的来意就是抢功，但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不得不“低头”。
与其让人家来抢，还不如主动“送”，好歹是个大人情，于是梁德重就乐呵呵地迎了出去。
上郡郡丞的官秩是正五品，卫府武贲郎将的官秩是正四品，整整差了两级，按道理梁德重应该坐等崔德本上门来见，但事实上两人之间的尊卑恰恰是颠倒的。
中土自魏晋门阀兴盛以来，官场上的很多礼仪不是依照官职的品秩来定大小，而是依照贵族的等级来定尊卑。比如崔氏既是山东第一豪门，亦是中土的超级大豪门，在贵族当中是等级最高的，即便是皇族也要与之联姻来巩固自己的声望，所以在官场上即便你贵为宰执，但如果你的姓氏在贵族等级中低于崔氏，那么在非正式场合中，你得以崔氏为尊，否则你就“失礼”了，会遭到贵族同僚的耻笑和排斥。
本朝自先帝开始便实施以中央集权制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对门阀士族进行遏制和打击，试图彻底摧毁自魏晋以来已延续了四百余年的门阀士族政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改革便是废除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实际上也就是废除传统的贵族等级排序，而这一制度正是门阀士族政治的基础，由此可知改革难度之大。本朝改革派们高调宣扬，要实施以“尚官”就是官职的高低为原则来代替“尚姓”也就是以姓氏尊卑为原则的新的贵族等级排序制度，这个愿望是好的，但现实是，门阀观念延续了四百余年，早已成为中土礼仪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又岂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只要门阀观念存在，只要贵族等级排序存在，那么所谓的“尚官”、“尚姓”原则，不过是以新门阀代替旧门阀而已，新瓶装旧酒，毫无意义。
梁德重这个高级武官，把崔德本这个中级文官，恭敬地迎进了大堂，并请之上座，然后陪于侧席，把当前剿贼之复杂局势详细告之，然后主动问计。你既然来了，总不至于老脸皮厚到坐等功劳上门，或多或少就算装装样子也要稍稍出点力吧？
“某有一计，可解将军燃眉之急。”崔德本手抚长须，漫不经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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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五章讨价还价（）
崔德本的计策是，征召地方宗团、乡团武装力量进入蒙山追剿叛贼。
宗团、乡团在中土分裂时期，属于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主要目的是保护私人财产，尤其在国与国的交界之地，比如江淮地区和荆襄地区，这种私人武装做为正规军的附属力量，在守疆卫国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土统一后，皇帝和中央曾想取缔各地的宗团和乡团，但这严重危及到了地方贵族豪望的利益，也严重危及到了地方稳定和统一大业。两害相权取其轻，统一大业和国祚的稳定乃是重中之重，所以皇帝和中央迫不得已，只好妥协，保留了大部分宗团和乡团，并将其纳入卫府系统，做为地方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承担守护地方之责。到了今日，宗团和乡团已经发展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里坊（乡镇）武装力量。
按道理，宗团和乡团是卫府鹰扬的下属组织，卫府鹰扬完全有权力调动指挥它们，但实际情况是，宗团和乡团做为地方贵族豪望的私人武装，始终控制在地方势力手中，卫府鹰扬根本指挥不动。所以当崔德本拿出这个计策的时候，梁德重先是眼前一亮，感觉这个计策非常高明。
宗团乡团不同于卫府鹰扬，它是准军事组织，军纪对它的约束力很小，只要在律法许可的范围内，它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自由度较大。驱使宗团乡团去蒙山剿贼，打赢了功劳属于卫府鹰扬，打输了则是它们自己的事，与卫府鹰扬没任何关系，可谓一箭多雕，但问题是，宗团乡团的那些团主佐史，个个都是成精的“土鳖”，你想利用它们，得拿出足以打动他们的丰厚诱饵才行，否则“土鳖”们根本不鸟你。
梁德重一想到那些“土鳖”，火气就噌噌往上冲。梁德重要在彭城敛财，理所当然要与彭城的地方贵族豪望争利，再加上双方一个是关陇人，一个是山东人，彼此之间的矛盾必然激烈，冲突是在所难免，所以梁德重马上就“头痛”了。计是好计，问题是卫府指挥不动宗团乡团，彭城的贵族豪望更不会遵从梁德重的命令。好在崔德本出自山东第一豪族，在彭城贵族豪望中那是德高望重，一言九鼎，非常有号召力。
此计若由崔德本出面实施，成功的可能性很大。现在梁德重急切想剿贼立功，而崔德本急人之所急，主动放出了“诱饵”，那么梁德重是吞下这个“诱饵”，还是拒绝？如果吞下了这个“诱饵”，双方肯定要保持合作，但崔德本占据了主动，梁德重可能会失去对彭城局势的掌控，后果难料。反之，梁德重如果拒绝合作，崔德本没什么损失，梁德重的损失却大了，双方必然会因为这件事产生更大的怨隙，董纯走后，两人必然争斗，这对梁德重来说无论是戡乱剿贼还是聚敛财富都十分不利。
梁德重毕竟是百战之将，杀伐果断，他仔细权衡了利弊之后，断然决定合作。
合则两利，斗则两伤。从未来国内局势来说，东征打高句丽那个蛮荒小国易如反掌，纯粹是杀鸡用牛刀。皇帝好大喜功，摆出这么大的排场，说白了就是因为胜券在握，故意造势，让天下的普罗大众都记住他的武功，牢记他的权威。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大了，改革派才能牢牢控制权柄，才能继续深化改革，加速改革，坚定不移地把改革事业进行下去。改革派的目标就是中央集权，说得直白一点，就是皇帝和中央要重新分配中土的权力和财富，要把本来控制在门阀世家手里的权力和财富夺走。
梁德重所在的关中本土贵族集团是既得利益者，是坚定的保守派，他们帮助皇帝和皇族夺取了天下，统一了中土，理所当然应该享受中土的权力和财富，但如今皇帝和皇族背信弃义，要剥夺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想像，东征胜利之后，朝堂上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厮杀”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而皇帝和改革派有东征胜利之优势，会对保守派贵族进行猛烈的打击。
很明显，皇帝和改革派一旦在政治斗争中占据上风，做为保守派成员之一的梁德重在卫府的日子当然很难过，如果运气好，或许还能捱几年，运气不好的话，估计东征之后他就要被“赶”回家了，所以他敛财的时间有限，他完全没有必要把有限的时间浪费在与山东人的“斗争”中。
梁德重也不避讳，开门见山，“此计若行，还需崔郡丞鼎力相助，不知崔郡丞有何要求？”
既然梁德重很爽快的表明了立场，崔德本也就不再装模作样了，他轻轻咳嗽了一下，语含双关地说道，“据说，齐州贼王薄、孟让被齐郡郡丞张须陀四面围剿，不得不逃离长白山，南下逃窜到了鲁郡。”
梁德重本来面含微笑，洗耳恭听，听到这话却霎时失态，不但笑容凝固，眼里更掠过一丝惊疑。崔德本，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借砀山贼祸乱徐州之际，向东都要统兵权，你目的何在？置卫府和某于何地？你到底是想独吞剿贼之功，还是另有图谋？
齐州贼王薄、孟让据长白山而叛已经数月之久，此事不但传遍齐鲁，亦传遍大河南北，且对河北产生了重大影响。
今年大河洪水泛滥，河南河北乃至齐鲁沿河郡县全部受灾，受灾人口众多，但因为举国上下都在为东征而准备，军队和战争物资都在向涿郡集中，各地的官仓都给搬运一空，再加上过去官僚们中饱私囊肆意侵占，此刻为了弥补亏空，于是把各地的义仓也给搬空了，由此导致各地官府无力赈灾或赈灾不力，而官僚们为了保住头上的官帽子，蓄意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灾情，结果便是天灾加人灾，饿殍遍野，惨不忍睹。
恰在此时，齐州的王薄、孟让反了，这给河北豪帅们指明了一条道路，很快，河北豪帅刘霸道、李德逸据豆子岗而反，高士达、孙安祖、窦建德据高鸡泊而反，张金称、王安据清河而反，郝孝德、刘黑闼据平原而反，各路反帅云集北运河两岸，频繁劫掠永济渠，对东征准备工作造成了巨大威胁。
为何大河南北一夜间叛乱迭起？贵族官僚是如何看待这些叛乱的？又是如何处置这些叛乱的？山东人异口同声指责关陇人，因为关陇贵族集团把持着王朝权柄，山东大部分郡县的主要官员都是关陇贵族，山东贵族仅仅占据一小部分，考虑到两大贵族集团之间的仇怨和矛盾，不难想像，正是这些关陇官僚的蓄意或者不作为，造成了大河南北的这场浩劫。而关陇人则指责山东人居心叵测，阴谋推翻国祚，大河南北叛乱的背后都有山东贵族的“黑手”，正是因为山东贵族的推波助澜，才造成了大河南北今日的混乱。
关陇贵族官僚是蓄意隐瞒真相，山东贵族官僚则是蓄意推波助澜，结果大家联手欺骗皇帝和中央，一边是东征的准备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着，一边是大河南北的叛乱此起彼伏，局势越来越恶劣。
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关陇贵族都漠视普罗大众的死活，都向皇帝和中央隐瞒真相。齐郡郡丞张须陀就是个例外。张须陀是个武将，却因为政治原因被赶出军队，到地方上做了个文官，或许是秉性使然，也或许是对皇帝和王国的忠诚，他不顾僚属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开仓赈济灾民，由此赢得了民心，也赢得了一部分地方贵族豪望的支持。接下来，他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公开违反律法，以郡府的名义征召地方宗团、乡团和壮丁，组建了一支上万人的地方军，向长白山反贼展开了围剿。他的理由很简单，若想确保东征，确保东莱水师能够顺利渡海作战，就必须确保齐鲁地区的稳定，而齐鲁的稳定取决于齐州的稳定，若想稳定齐州，就必须剿杀叛贼，求得一方平安。
张须陀做为地方行政官长，没有统兵权，以他在齐州的所作所为，等同于谋反，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皇帝和中枢竟然相信了他的奏章中的表述，不但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反而破例授予他统兵权，负责齐州及其周边地区的戡乱平叛之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人认为皇帝和中枢为了确保东征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行此下策，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派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以求得东征期间政局的稳定。张须陀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以前是老楚国公杨素的帐下悍将，是杨素一系的成员。现在杨素的政治遗传全部由小楚国公杨玄感继承了，杨玄感现为礼部尚书，位高权重，亦是东都保守势力的核心人物之一。皇帝和中枢破例授予地方行政官长张须陀以统兵权，委以重任，很明显就是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发出求和的信号。东征在即，内部就不要再闹了，要闹就等到东征之后。不管怎么说王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没有王国的利益，哪有贵族官僚们的利益？
皇帝和中枢却因此开了不好的头，剥夺地方行政官长统兵权是皇帝登基之后推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目的是借着军政分离的名义，削弱地方官府的权力，同时进一步集权于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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