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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做个大鸭梨-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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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跟我什么态度说话？”老爸也急了。
“我这态度怎么了？”
为这件事我们争吵了一上午，到中午时，我依然热火朝天地胡闹，老爸老妈一边控制自己的情绪，一边还要说服我别生气。回国以后，这种事情更是成为了家常便饭。
在国内的中学，早晨到校的时间要比新西兰早些。回国后不久的一天，我起床晚了十几分钟，一看表，还有十分钟就要上早自习。我穿好衣服、洗了把脸，正慌慌张张准备出门时，老爸却硬要求我吃完早饭再走。在我眼里，迟到的罪过远远大于少吃一顿饭。我顶着老爸强硬的口气，依然我行我素，骑车去上学了。那个胖胖的大叔形象在不断变化，并越来越像小说中的严父形象了。
谁知第一节下课后，我看到老爸站在班门口走廊的对面，一副无奈的表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家庭中“新添”的一员 —— 父亲（2）
我顿时涌上一股气愤和害羞的心情：都初中了，还有哪个家长到学校找孩子，多没面子！
看到我从班里出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没有人的角落，带给我一包点心，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无论如何要吃完早饭再上学。”
我的母亲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老妈是老大，而我老爸既无兄妹、又无姐弟，是最老的一批独生子女，赶上我们这一代独生子女，
我们家两代独子。小的时候，老妈对我疼爱有加，不能说百依百顺，也大有说一不二的气势。回国后，这才发现，原来这老独子不仅什么都不让着我，还经常要和我比比高下。
就拿骑自行车说吧，妈妈给我买了辆山地车，他也要买一辆还约定要跟我进行一场比赛。比赛当天，我们用专用的车载自行车架，把自行车运到山脚下，带上头盔，护具，沿着崎岖起伏的山路行进。开始时，山脚下的路比较平坦，他占了先机，骑在前面，我在后面紧紧跟随，我向左一点，他也左一点，我绕到右边一点，他也移到右边。为了避免撞车事件的发生，我告诉自己忍着点，让着他点，后面又不是没有机会。转过两个弯，开始进入上坡路段，我的优势一下显现出来，二十四英寸的山地车，驮着老爸发福的身躯，自重太大的老独子这下想不让我都不行了，我一个打晃，就超了过去。只见他在后面气喘嘘嘘，抬起整个身子，随着用力的方向，左晃一下，右晃一下，骑行路线也从直线变成了之字路线，遇到陡坡时，还不时下来推着车跑两步。我得意的独自前行，脑中不时浮现出龟兔赛跑的精彩场面。转眼走过了上坡之路，我率先从山顶向下骑行，满是石子的下坡之路，不时感受到车轮的侧滑，我不时地刹一下车，以减缓车速。在一个缓坡处，我回头向后瞥了一眼，只见老爸压低着身姿，前身紧贴车把，红色的头盔，红色的T恤，那积攒了巨大势能的发福身躯，像一块巨石，“翻滚”而下，我先前的悠然之心荡然无存，随着山脚的不断逼近，老爸与我的距离也不断逼近，转眼，老爸已经紧随我后了。我赶紧宣布，比赛结束，比赛结果以我胜利告终。停下来后，老爸一边擦着满脸的汗水，一边说：“你别看我又老又胖，但只要没追上你，我就一直要紧追不舍，决不放弃”。
老爸在我身上花费的心血太多太多。一次次地争吵，一次次的无奈，老爸脸上逐渐增多的一个个老人斑见证了这些事实，见证了老爸为了挽回在新西兰三年多，令我没有充分得到的父爱而做出的努力。也许在老爸无数次的炮轰下我改了睡懒觉、改了吃饭掉在桌子上饭粒的坏毛病，也许老爸最近对我不断的鼓励、说明我们经过多年“磨合”已经能完全相互适应，我和老爸一同成长了。但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训导背后，老爸所体现出的坚持是我还不能完全理解的。虽然很多同龄人已经深刻地体会到了家长的关怀，但我迟钝着。也许我却正是老爸所说的那样，只有自己成了家、有了孩子之后，才能体会到父母的良苦用心。
重拾母语
在新西兰的三年多时间里，虽然在家里听说中文，但我会写的汉字一共不超过一百个，当然自己名字除外。记得当年住院时，大夫要求记录每天活动的时间和内容，我拿着笔、盯着纸，冥思苦想了五分钟，还是没能回忆起“吃早饭”三个字怎么写。语言这东西，绝对是不怕没学，就怕不用。我在新西兰似乎每写一句英文的同时会忘记这句话的中文写法。
为了准备我回国后的生活，老爸2003年底来到新西兰和我共度从新西兰回国前几个月的生活时，没有忘记带上一本成语词典和两本初一语文教材。因此，在我回国前的一个多月内，每天几乎都要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抄写语文读本中的课文。由于对每一个汉字的构造，都必须进行详细的研究，我时常是抄完整篇文章，也不知道其内容为何。
回国后，我来到清华附中继续初中学业。由于King’s College的数学课用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的实验教材，所以在理科方面并没有觉得国内的课程很难，那时我所有的经历几乎全部用在语文上。语言这东西，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每天多背、多读、多写。但和婴儿学语言不同，我已经有一种能有效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自身的懒惰，再加上所有英语都比中文的表达方式简洁，使我情不自禁地要选用英文表达。
上语文课，老师用中文讲的内容，到了我的书上全部变成英文的笔记，无法翻译的词句就变成了汉语拼音。这样做，应付考试时的选择题还是绰绰有余的。虽然语言不同，但诸如判断文章的思想感情、文章中心的选择题，只要对我的笔记进行简单的翻译即可应付。但每每遇到解答题，我便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思考自己想说的句子中的每个字的写法。这还不是最令我头疼的。解答题每道不过十几字到几十字，而初中的一篇作文，可是要求一个半小时内写完至少六百字。
幸好上学的前几周，老师布置的所有作文都是家庭作业。无论质量好坏，电脑上提供的智能ABC，对于我这样的“文盲”，确实是一个巨大的解脱。纸上工整的楷体完全掩盖了我那艺术品般的手写汉字。然而有些事件终究不可避免，随堂作文便是这样。周二的下午是连堂语文，我们在前一天得知，需要写一篇名为“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的文章。虽然我疯狂地想向老师申请用英文写或拿回家完成，但内心里我深知，有些事情，躲过一时但躲不过一世，晚痛苦不如早痛苦。拿到稿纸，两页密密麻麻的方格布满了整张卷子。我深深地吸了一大口气，在第一行写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是”，哦不对，是一件“事”。抄都能抄错。我在“是”上涂了一个大黑疙瘩后，在旁边进行了修正。辨别同音字，是我学语文过程中遇到的最大的障碍。西方的语言同音字非常少，西班牙语甚至没有任何两个发音相同但意思不同的单词，因此学西方语系的人都是通过声音学习语言。但中文的同音字却随处可见，因此需要按字义和字形学习语言。当时我还处于中西转换的初期，每个字音只能容纳一两个不同的字形。
对着稿纸，我开始构思：印象最深的事，当然是King’s那次野营。对，就这么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也营”…不对。。。不是这个“也”，是野草的“野”、“野比（后来译为大雄）”的“野”（见到同音字我能区分，但自己写不出来）。。。怎么写呀。。。我开始在稿纸上无意识地进行了多次尝试，无奈越写越走样，以至于我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是“野营”还是“也营”了。低头再一看稿纸，两行原本空白的方格早已被我形态各异的“野”字所填满。无奈之下，自己只好再次拿出早已娴熟的、涂大黑疙瘩的本事，将那些“原创字”一一掩盖，并用“出去玩”代替了“野营”二字。两节课后，我成功地利用涂黑的方法和混乱的思维凑到稿纸上六百字的方格中。
回家的路上，我暗暗地庆幸自己混水摸鱼、过了随堂作文这一大难关。但大黑疙瘩凑字法再次奏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看来语言的学习没有什么捷径，只能一步一步慢慢地读、背、写。所以，我和父母商议决定找个家教。
于是我们找到了郑老师。当时还是一位清华大学法律系二年级学生的郑老师，曾经以所有报考学生中第二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
鉴于我当时不会写中文的情况，郑老师决定还是先从读书入手。除了复习小学和初一课本的内容外，郑老师还给我推荐了一本书，要求我闲时阅读：《平凡的世界》。刚开始阅读时，我记得我会刻意在书中，将一些有文采的词句和心理描写的段落划为重点，但看着看着，就被书里“少安的砖窑”和“少平与晓霞”的故事吸引了。也就是这本书把我的语文从“拼音”带向了“汉字”。
学习语文时，一直困扰着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文言文。记得回国后我学的第一篇文言文是“黔驴技穷”。处于回国后新鲜期的我，一切没学过、没见过的事件我都想搞个究竟。背诵文言文便是其中之一。经过一晚上废寝忘食的苦读，我成功地把《黔驴技穷》从书上移入自己的肚子里。但随着课内文言文数量的逐渐增多，和回国后新鲜感的逐渐消失，学习文言文逐渐变成了我的噩梦。拿起古诗词和文章，我总是不断问自己：学这东西有什么用？为什么能用简单明白的现代汉语表达的意思硬要用一段既难懂、又复杂的文言文替代呢？
虽然和很多语文老师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我的疑惑和偏执始终没有因讨论而改变过。
郑老师教人有方，与其回答我这个不容易的问题，不如变换一种策略，由我自行找到答案。郑老师建议我买一本带注释的《孙子兵法》，每周六晚上课时讲解一章。郑老师讲《孙子兵法》，如同是在讲《郑子兵法》。他不需要教材或原文，每条兵法和与之关联的事例全部来源于记忆。有了活生生的事例后，孙子兵法显得更像一本小说。通过几周的学习，《孙子兵法》里的语言也显得更通俗易懂了。我的问题也在不经意间得到了答案：没有兴趣的东西在学习时会找出一万个不想学的理由，有了兴趣就大不一样了。
我的双语家教
郑老师从未正式地专门的学过英语，却成为了我回国以后真正的英语老师。
首届中国国际青少年外语大赛，是我回国后参加的第一个英语演讲比赛。半决赛前，要求所有选手抽签，再按单双号分为两个组进行比赛，每组选出前五名进入决赛。我非常自信地从一把签中抽取了最上面的一张。一个闪亮的“二”出现在我面前，双号组第一个，多好的一个数字啊。我拿着纸条冲我爸灿烂地一笑，能第一个上场在我看来也是一种荣誉。我爸拍了下我的肩膀，“好好准备吧！”他略带讽刺地说。赛后我才明白，实际上我抽到了一个下下签，在这种比赛中，第一个上场的选手是不易得到裁判公正的评判的。这是后话。
第二天的半决赛结束了，本规定好的当天下午四点公布比赛成绩，以便尽早准备第二天在北大进行的决赛。可是，到了晚上八点钟，仍然没有任何比赛结果的消息。组委会的电话没有人接，其他选手也都在焦急地等待。于是我爸开车到组委会。一打听，原来单号组的最高分比双号组的分数高了近二十分，如果按照总分排名，十位晋级的将全部是单号组的选手。显然这样是不公平的。最终，晚上十一点，组委会通知我以双号组一号种子的身份进入九个小时以后开始的决赛，其间要准备一篇三百字的演讲稿。九个小时，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创作并背诵一篇比赛用的演讲稿。急中生智，当我在一个小时后依旧盯着空白的电脑屏幕，大脑因缺觉处于半瘫痪的状态时，我决定在零点给郑老师打电话寻求帮助。二十分钟后，他出现在了我家门前，手拎一本《美国总统就职演说精选》。语文老师摇身一变，成了“英语”老师。当然毕竟是我参加比赛，郑老师起得更多是军师的作用。十几分钟的讨论，几句话概括了每段的内容，一句经典的结尾顿时让我茅塞顿开。凌晨一点，在我写完演讲稿后，郑老师才放心地骑车回家。
比赛如期进行。得知自己获得冠军后，我和父母特别邀请了郑老师到TGI Friday共进晚餐。那是郑老师第一次去Friday。
还有一次，我参加外研社每年一度的英语读后感大赛。大赛要求参赛者阅读一本小说，并写一篇读后感。那年，我选择了《鲁宾逊漂流记》。本打算和郑老师讨论读后感的内容，只见郑老师拍着手说他有一个绝好的主意，不写鲁宾逊漂流记，写书里的黑人土著Friday，怎么样！把一个人和一个同名餐厅联系在一起，哇！写他们共同的特点：热心、友好。后来我们决定把那片文章命名为“I like Friday”。Thank God It’s Friday，正是TGI Friday餐厅的创办理念和名字，而这句话用来形容Robinson Crusoe认识Friday后的心情也再合适不过了。最终这篇文章获得了比赛的一等奖。
郑老师其人
一次和郑老师吃饭时，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郑老师出生于一个位于福州的偏僻小镇，家里几个兄弟姐妹中数他年龄最大。小时候为了养家糊口，他从四岁开始放鸭子。六岁左右的他，体重刚刚超过一只鹅时，便开始放鹅了，一放就是两年。直到八岁，郑老师才上小学。郑老师家的村子盛产荔枝，而且据说是中国最好吃的荔枝，属福建特产之列。每到收获季节，小郑老师会带着一帮兄弟们三下两下爬到荔枝树上吃个饱。十四岁之前，郑老师的生活基本是伴随着小动物们和荔枝度过的。经过中学几年的卧薪尝胆，郑老师成功考入福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一所中学教授语文，那段生活是人生中很值得回忆的时光。隔几周，郑老师就会和朋友们买上一箱啤酒，用一个晚上在教师宿舍里喝个精光，再相互一摸肚皮，个个手感如保龄球。那时宿舍之星级恐怕全国独一无二：无数星。有一天晚上，大伙睡觉时，只听震耳欲聋的哐当一声，万星的银河系尽现眼底：房顶塌了。还好没有人员伤亡。房顶不塌的时候，宿舍里会布满蚊子，无论“请安”、“拜佛”还是“击掌”，两手松开后必有一分尸的蚊子静卧于掌心。打蚊子和狂欢之余，郑老师就博览群书：文学、哲学、人物传记…无所不读。
为了躲避蚊虫，郑老师决定苦读法律，向蚊子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清华大学进攻。最终他在而立之前时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任何中文的写作和阅读都难不倒拥有雄厚语言功底的郑老师。唯独英语是个难题，法律系要求所有毕业生必须有能用英语交流，并能清晰表达自己观点的能力。毕业前，学校要求所有选手用英文进行一次一对一的辩论赛。表达对郑老师不是问题，一肚子的思想、观点和丰厚的词汇量足以让郑老师的英语表达的流利程度和中文媲美，暂且抛开Tsinglish的发音不谈，单在一个都是汉语交流的语言环境里，如何练听力和口语？难上加难。但郑老师自有妙招，“不就是辩论赛吗？我有办法！听不懂也不用听对手说的内容，只要每个发言都以‘No No No； you are wrong！’开头就高枕无忧了。这就叫以不变应万变！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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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老师的别样感受
郑老师比我年长十六岁，2004年开始做我的家教时，他刚刚念完一年的法学院研究生。两年后，郑老师顺利完成学业，在北京一家高科技公司谋了一个职位后，开始从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转变为一名白领。当然，我依然是他忠实的学生，只是我上课的时间从平时的一周两次，改为了周末一次。
郑老师平时一人在北京生活，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所以，经常在周末辅导课后，邀请郑老师与我们全家共度周末，大家也一起放松放松。渐渐地，也对他在北京的第一份白领工作的经历和感受有了一些了解。
郑老师的具体工作是在这家公司的法务部，与他所学专业对口，负责与公司相关的合同纠纷、法律文件、起诉、应诉以及公司内部的法律咨询等工作。刚开始时，郑老师像所有新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一样，满怀激情，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那段时间每次见到他，都能从他闪光的眼神、轻盈的步伐中，感受到他的快乐与追求。他会说：“啊，我们最近又赢了一个官司”，“啊，我们最近又组织了一次培训”等等。由于郑老师的文字功底极深，部门里大大小小的文字工作都落在了他的头上。为了搞好上下级的关系，他有求必应，就连经理的思想总结也被安排在了郑老师的头上去完成。渐渐地，三个月、半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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