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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风云人物典藏集-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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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何使用快速兵团发展胜利，以及结合正面进攻组织实施侧翼突击等问题，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瓦杜丁因此而获得一级苏沃洛夫勋章，1943年2月12日升为大将，这时他年仅42岁。瓦杜丁深受汉尼拔的战略思想、苏沃洛夫的指挥天才、伏龙芝的英勇果断的影响，凭借聪颖的智慧和顽强的毅力，掌握了一整套战略学、战役法、战术学、工程学等知识，具备了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并在战争中获得丰富的指挥经验，从而使自己成为苏军中最年轻最有才干的高级将领之一。
第九部分瓦杜丁 大将（2）
1943年7月，苏联坦克在库尔斯克地区与德军交战
斯大林格勒战役后，德军为夺回战略主动权，在库尔斯克一带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 ，企图利用占据库尔斯克突出部的有利态势，歼灭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1943年3月，瓦杜丁再次担任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奉命防守库尔斯克突出部的南翼，消耗敌人的战斗力，再协同草原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右翼进行反攻。瓦杜丁深知要进行有准备的防御，消耗敌军的斗志，就必须了解敌军的作战企图和计划，充分了解德军的部署情况，才能使自己居于主动地位，立于不败之地。瓦杜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情况来分析了解自己的对手。因此，当7月4日下午德军炮轰苏军前线部队警戒线，并向北推进时，他准确地判断出这是德军有限的攻击，是为真正的总攻占据有利地形做准备的。他果断地命令警戒部队后撤，并从俘虏口中探明敌军将于5日凌晨3时发动总攻。这使他再一次获得了先机制敌的机会，断然决定抢在德军总攻之前先行攻击。5日凌晨2时20分，正当德军行将发起总攻的时候，密集的苏军炮火暴雨般从天而降，瓦杜丁指挥航空兵和炮兵对德军曼斯坦因部队进行了突然袭击。德军损失惨重，但仍仗着兵多器精，拼命向前推进。瓦杜丁率部顽强地抵挡着德军强大的攻势，迫使德军每天只能前进两三公里，且每前进一步就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德军原打算发动总攻后的第四天便可占领库尔斯克，岂知到了7月8日傍晚才抵达奥博扬城下。7月10日，苏联最高统帅部为了加强库尔斯克苏军的战斗实力，决定增派大本营预备队的第5近卫集团军、第5近卫坦克集团军和两个坦克军等装备优良的精锐部队增援库尔斯克战场，由瓦杜丁统一指挥。7月12日，双方在普罗霍罗夫卡地区遭遇，展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坦克遭遇战，双方1200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瓦杜丁率领苏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在这场战役中，指挥坦克部队成功地突破了德军的纵深梯次防御。他第一次指挥这样庞大的集团军群，便显示了他在运用坦克作为集团军快速集群和运用坦克集团军作为方面军快速集群方面高超的军事艺术和非凡的指挥才能。这次战役还显示出瓦杜丁极强的组织能力，他善于精确地协调诸兵种的行动，形成强大的突击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摧毁敌军的作战能力。他的这些经验已成了现代战争指挥员的重要素养，他自己也获得了“闪电将军”的美称。 库尔斯克会战迫使德军放弃夺回战略主动权的企图，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1943年10月20日，瓦杜丁率领由沃罗涅日方面军改编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乘胜攻击，展开了第聂伯河会战。他率部强渡第聂伯河，11月6日占领基辅。1944年1月至2月，他率部协同第2乌克兰方面军，在科尔松—舍甫琴科夫斯基合围了德军重兵集团，再一次表现出他在指挥方面军快速集群等方面的能力，使苏军获得了第聂伯河会战的胜利。 苏军乘胜前进，德军一败涂地。正当全部国土行将解放，卫国战争行将最后胜利之际，1944年2月29日下午，瓦杜丁率警卫人员离开罗夫诺前往第60集团军检查工作。19时40分，在达米利亚蒂村附近遇见一伙匪徒骚扰村庄。当他停车查看时，不幸被匪徒击中腿部造成重伤。因流血过多，1944年4月15日在基辅医院失去了他宝贵的生命，年仅43岁。 瓦杜丁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苏联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指挥方面军快速集群、实施果敢的机动等方面的成就为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根据斯大林的命令，4月17日在基辅举行了瓦杜丁大将的葬礼，12万基辅居民向这位民族传奇英雄致哀。他生前曾获得列宁勋章、红旗勋章、一级苏沃洛夫勋章、一级库图佐夫勋章和捷克斯洛伐克勋章各一枚，1965年5月6日被追授苏联英雄称号。 （谢文革）
第九部分汪精卫（1）
1938年4月30日，汪精卫在湖南发表《抗战建国同时进行》之演讲，称：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华制华”，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只有不成材料几个最无赖的人，才肯做傀儡。”然而时隔短短八个月，亦即1938年12月，恰恰就是这个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而后历经昆明、河内、上海到达南京，成立傀儡政府，公开叛国投敌，当了第一号大汉奸，成了“不成材料最无赖的人”。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汪精卫（wɑnɡ jinɡwei，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中国广东番禺人。其父为清朝小吏。汪精卫幼读私塾，以图功名。然13岁丧母，翌年丧父，随其长兄客居粤北乐昌。1904年期间，他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倾向于以反满为核心的民族观念和民权思想，并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深得孙中山先生赏识，担任同盟会三大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 1910年初，汪精卫与黄树中、罗世勋等入京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清朝统治者的攻心软化，使汪精卫意志消磨，豪气扫尽。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迫于形势，于11月6日释放汪精卫。这时的汪精卫在国人心目中几成革命先驱。此后，汪曾一度为袁世凯所利用，在南北议和中主张革命派让权。袁世凯窃国以后，汪精卫携新婚妻子陈璧君去法国。对国内之事，表示“不欲问鼎”。1920年10月，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从欧洲回国，又开始活跃在国内政治舞台。1923年，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年底，跟随孙中山北上。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他随侍在侧，并为孙中山草拟遗嘱。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不择手段地揽权夺位，成为国民党的重要领袖。由于他能言善辩，善于伪装，平时极力表示左倾，一时被奉为国民党“左派”领袖。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改组，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旋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进攻，以“左派”自居的汪精卫的权力受到削弱。5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决定，汪精卫被迫辞职流亡法国。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抛弃孙中山三大政策。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汪精卫假“左派”面目缺乏认识，武汉国民政府吁请汪精卫回国。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先与蒋介石晤谈，后与陈独秀商谈国共关系问题，并于4月5日发表《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为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辩解，麻痹革命群众。4月10日汪精卫抵达武汉，出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他极力把自己的反革命面目伪装起来，暗地里却策划着反共阴谋。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实行“分共”，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血腥大屠杀事件。 然而，在国民党内部激烈的倾轧中，蒋介石集团控制了南京中央政权，汪精卫集团一无所获。醉心权位的汪精卫不甘罢休，一度充当反蒋主角。九一八事变以后，在“共纾国难”的幌子下，蒋、汪杯酒言欢，再次“合作”。1932年1月，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内政部部长，并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后又兼任外交部部长，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此后，汪精卫对内赞成蒋介石“全力剿共”，对外推行媚日外交。一•；二八上海抗战爆发后，汪精卫批准签订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1933年5月，汪精卫支持签订《塘沽协定》，1935年又和蒋介石批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汪精卫的媚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1935年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出席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时遇刺。
第九部分汪精卫（2）
汪精卫和侵略者东条英机
1936年2月，汪精卫赴欧“治病”。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被扣。汪精卫在海外闻讯，认为这是自己再度上台的大好时机，遂急忙自欧洲回国，企图取蒋而代之。然当他于1937年1月14日到达上海时，国内形势已经发生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已经获释，并开始转向联共抗日。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作为战时统帅，权力进一步增长。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被选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然而汪精卫的亲信的政治地位却纷纷下降。此时，汪精卫不但攫取国民党大权的希望落空，而且其昔日革命斗士的威信也因推行投降外交而一落千丈。抗战初期，汪精卫身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高位，面对汹涌澎拜的怒潮，不能不唱几句合乎潮流、鼓舞人心的“抗战高调”，但实际上自抗战一开始，就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对抗战结局不抱信心，力主与日妥协谋和。汪精卫以表面上的慷慨激昂，为其妥协谋和活动作掩饰，“巧妙”地散布“亡国论”的低调。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汪精卫更是对抗战悲观失望，并渐萌降敌叛国之心，授意周佛海、高宗武等在上海、香港等地寻找途径与日本秘密接洽。11月24日，汪精卫电告在香港的高宗武、梅思平全盘接受日方条件，达成反共卖国的《日华协议记录》和《谅解事项》，并商定了汪精卫出走降日的安排。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突然逃离重庆。次日，又从昆明转赴越南河内。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宣言，鼓吹中日满合作，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近卫宣言”为重庆方面所拒绝，却博得身在河内之汪精卫的响应。29日，汪精卫发表致国民党总裁和中央执监委员会的艳电，为日本侵略者辩护，劝说蒋介石停止抗日，对日妥协以“谋求和平”。1939年3月3日，重庆方面派人携款至河内劝其赴欧游历，未果。随后，军统派人潜至河内刺汪，又未果，误杀了曾仲鸣。4月25日，汪精卫在越南海防登轮北上，于5月6日抵达上 ＃督等毡荆傥杭槁艄簟？ 汪精卫抵达上海以后，旋赴日本“访问”，商谈组织卖国傀儡政府问题。8月，汪精卫在上海主持召开全部由投敌国民党参加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订汪记“国民党党纲”，成立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同年12月，与日本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将中国国家利益出卖给日本。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院长。遥尊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以示其正统地位。此外还担任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最高国防会议主席，兼任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员长、时局策进委员会委员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总揽沦陷区党政军大权。汪伪政权一面配合日本帝国主义改编国民党军降兵降将，组织各路伪军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为虎作伥，一面对沦陷区人民大力搜刮，以从经济上支持日本侵略军的“大东亚圣战”。1941年3月，汪精卫亲自出马担任所谓“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以确保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统治秩序的“建立”，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叛国投敌，有一套“曲线救国”的汉奸理论：即从“和平建国”到“东亚联盟”，到“东亚解放”再到“黄色人种革命”。他利用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口号，大售其奸。1944年汪精卫垂死之际，口授《最后的心情》一文，以革命元老自居，谓其“自毁人格”、“出此险局危策（指当汉奸），为的是延国脉于一线”，声称其离渝外逃，乃不得已之举：“蒋（介石）为军人，守土有责，无高唱议和之理，……非深入陷区，无以保存其因战争失陷之大部土地。”为自己叛国投敌辩护，理由何等堂而皇之。 从1943年起，汪精卫以前遇刺时留在体内的子弹开始导致后遗症发作。1944年3月汪精卫不得不赴日治疗。同年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医院，结束了他的汉奸卖国贼的可耻生涯。11月12日，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在演出一场“安葬大典”的丑剧后，将其埋葬于南京梅花山。其妻陈璧君手书“魂兮归来”四字置于汪精卫上衣口袋，企求汪精卫汉奸阴魂不散。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迁回南京。1946年1月蒋介石还都前夕，国民党当局指令工兵某部炸毁了汪精卫的坟墓。 （彭玉龙）
第九部分王稼祥（1）
1943年8月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重要文章，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指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首次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文章的作者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 王稼祥（wɑnɡ jiɑxiɑnɡ，1906—1974），原名嘉祥，别名稼穑。1906年8月15日出生于安徽省泾县厚岸村的小商人家庭。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南陵县乐育学校和芜湖圣雅阁中学高中部上学。这是教会学校，注重英语教学，中学时代的王稼祥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25年，进入上海大学附中学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2月，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考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 1930年3月，王稼祥返抵上海，被分配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并担任《实话报》、《红旗报》主编。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党内开始形成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稼祥卷入左倾错误之中。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向往江西中央苏区的斗争，主动请求赴苏区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收到苏区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报告，特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苏区，全权处理富田事变问题。中共中央还任命王稼祥为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1年3月，中央代表团到达江西中央苏区。在中央苏区工作时，王稼祥执行中共中央的某些决定和指示，犯过左倾错误。如在处理富田事变时造成的肃反扩大化。11月，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组织的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富农路线”等，王稼祥作为中央代表团成员，也是有责任有过错的。王稼祥重视调查研究，因而在工作中减少或避免了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提出过不少正确的意见和主张。1931年11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王稼祥被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11月25日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还兼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2月14日，驻扎在江西宁都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举行起义获得成功，王稼祥是精心的指导者之一。 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支持者强行撤销毛泽东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排斥了他对党和红军的领导。王稼祥主张毛泽东继续留在前线指挥作战，在会上处于极少数地位。会后，王稼祥协助周恩来、朱德抵制苏区中央局确定的左倾军事方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3年2月，王稼祥和周恩来、朱德一起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1933年4月，王稼祥遇敌机轰炸，腹部受重伤。1934年1月，王稼祥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月，继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外交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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