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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睹如此现实，我一直想把侯氏突然病逝之后发生的事情编一段相声，从人们对他遗产数目的猜测（包括两个女儿的分配），到豪宅的出售（包括说是还欠着款项又说是凶宅而难出手），到纪念专场演出的票价设置与分成、以及演出的梁山伯排座次，再加上最近发生的侯耀文的两个女儿告侯耀华的遗产案……一段段，实在够热闹的了。虽然都和相声无关，却都和人们眼下最关心的世风民风有关。它确实含可以写出一段别开生面的相声，而且非常符合后相声时代的荒诞特点。那特点便是让我们觉得越来越好笑，却离前辈开创的相声天地与境界越来越远。
　　从某种角度而言，脚上的泡自己走出来的，这也是相声走到今天另一个颇具相声特点的注脚。
　　

老舍先生不是一块“肥肉”
老舍先生不是一块“肥肉”
　　今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10周年，他的作品一下子流行起来，电视里，新版《四世同堂》刚播完，紧接着《龙须沟》又粉墨登场。
　　老舍先生自己说：“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最大的冒险。”同时，他又说《龙须沟》“须是本短剧，至多三幕，因为越长越难写。”如今，李成儒执导并主演的电视剧《龙须沟》铺排成了30集，肯定是对老舍先生怀有感情，并且是知难而上。
　　只是，李成儒执着并标榜的北京味儿，并不能支撑起这样庞大的铺排；更重要的，所谓地道的北京味儿，并非老舍先生的唯一和精髓。
　　在创作《龙须沟》的时候，对其中的人物，老舍先生曾经明确的说过：“刘巡长大致就是《我这一辈子》中的人物。”丁四就是《骆驼祥子》里的祥子，“丁四可比祥子复杂，他可好可坏，一阵明白，一阵糊涂……事不顺心就往下坡溜。”老舍先生没有说程疯子来源于谁，但应该是他在1948年至194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鼓书艺人》里的方宝庆，如今电视剧里的程疯子也叫宝庆，看来也是顺着那一脉繁衍而下的。
　　问题是，电视剧里的这几位重要人物都与老舍先生的作品相去甚远，肆意的编排，远离了老舍先生对时代的认知和对艺术的把握。以程疯子为例，如果说他的前史确实来自方宝庆，如今却已经找不到一点儿《鼓书艺人》里的方宝庆的影子了。电视剧《龙须沟》和电视剧《四世同堂》一样，过多的加重了人物抗争和革命的色彩，这当然没什么不好，却有些置老舍先生的文本于不顾，说不客气点儿，有些把老舍先生当成一件光鲜的衣裳披在自己自以为是的身上，但这已经不是老舍先生本人了。
　　小说里写到的方宝庆，其性格老舍先生说是“世故圆滑，爱奉承人，抽不冷子还耍耍手腕。”当然，这是社会使然，为生存所迫，他是属于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他也抗争，也和革命者孟良接触并受其影响，但写得都很有分寸，没有离开作为艺人说书生涯和作为父亲和养女秀莲关系的范畴，他最大的愿望是建书场，办艺校，就是卖艺不卖身，“‘你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能看轻你。’这句话可以编进大鼓词儿里去。”他的抗争和革命，便和他和秀莲的残酷命运，和自己的愿望的无情破灭，这样两条线息息相关，体现了老舍先生现实主义的非凡笔力。
　　如果电视剧能沿着这样脉络和根系铺排发展和改编，进而一步步把这样一个艺人逼疯，在新社会重新焕发艺术的青春，实现了他苦求的愿望，也可能会是一部不错的作品。可惜，电视剧里的程疯子基本上偏离了这两条线，外加上为抓写报道的进步学生孙新而将程疯子抓进牢房，程疯子为找地下党而给丁四下跪等情节，和走得更远的丁四袭击美国大兵、偷拉孙新出城等情节一样，背离了人物的性格，而且，使得对立面黑旋风等反派人物完全脸谱化，漫画化，将蕴含着深刻而丰富的社会和人性内涵的老舍先生的作品简化和矮化了。
　　至于增添的周旅长的太太和京剧演员杨喜奎的戏份，走的则是张恨水先生《啼笑姻缘》的路子，更是和老舍先生大相径庭。
　　这就牵扯到对于老舍先生的理解，老舍先生的作品延续着他一以贯之的对下层百姓的世事人情的真实描摹中，揭示世道与人心两方面：既有对于不合理的世道的抗争和未来新生活的企盼，同时也有对人心即国民精神自身的批判和期待。无论程疯子和方宝庆，丁四和祥子，并完全同属一人，前后所处的时代也不完全一样，但他们的性格是前后一致的，老舍先生对他们的认知是一致的，可以编排演绎出新的情节和主题变化来，但不该太离谱去随心所欲，或为迎合今日的需求而李代桃僵。
　　对老舍先生的尊重，首先应该对其作品的尊重，改变其作品尤其要体现这种尊重。老舍先生不是一块肥肉，可以任我们由着性子为我所需的随意切割，然后猛添加辅料和佐料，烹炒出我们自己口味的一道杂合菜，还非得报出菜名说是老舍先生的。
　　

《金　瓶梅》：还有多少文化可以糟蹋
《*》：还有多少文化可以糟蹋
　　在漫长历史中一直讳莫如深的《*》，如今被人们发现了它新的价值而成了香饽饽。继安徽今年五一节开张的《*》遗址公园后，山东又有两地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发与《*》相关的旅游项目，诸如潘金莲与西门庆相会的旧址、武大郎烧饼铺、武松杀嫂旧址，或血溅鸳鸯楼旧址等等，还伴有“武大捉奸”、“西门初会潘金莲”等娱乐节目，真是闹哄哄得不一而足，却都冠以文化旅游之名。
　　作为一种商业行为，选择《*》为切入点，为的就是利用《*》的道德含混性与内容的神秘感，打一个“擦边球”，将其古典名着本来丰富复杂而又敏感的内涵，删繁就简并改头换面演变成大众文化的文本，来吸引大众的眼球，掏取大众的钱包，要说也是无可厚非的。尽管我们可以指责这样的商业行为鄙俗而浅薄，但对于开发者和商家而言，这也许是一个还不错的创意而有些自鸣得意呢。
　　美国学者约翰·菲斯克在解释大众文化的开发时候曾经说：过度性和浅白性是其两种特征，“这两种特征提供了创造大众文化的丰富和肥沃的资源。”而其中的过度性，所遭受的负面指责，无外乎就是鄙俗和浅薄。因此，当我们的开发者和商人大约20年前开发了古典名着《西游记》，在全国许多地方建造了许多处《西游记》宫的旅游项目之后，这一次瞄准上了尚在沉睡中的《*》，其开发的过度性特点如同矿产的开采一般，自然是非常的明显，试问开发完《*》之后还要从哪儿下笊篱呢？我国古典名着还剩下什么没有被我们现代的商业所染指呢？因此，所遭受到的指责，是精明商家早已经料到的，不足为奇。可以这样说，这种效果，正是商家的预期。所有对他们的讨论和批评，无疑正中他们的下怀。这样的项目还没有破土动工，不过只是刚刚出台，便受到如此覆盖面的广泛关注，这不是不用花钱的最好的广告吗？以此而吸引眼球的经济不正指日可待了吗？
　　所以，我们不必担心，《*》的旅游项目开发，会重蹈20　年前《西游记》宫昙花一现的覆辙，那些《西游记》宫早已经成为了一堆堆拙劣的赝品废墟而无人问津。因为，他们自然知道这不过同《西游记》宫的开发一样的泡沫而已。但是，只要眼前能够名利双收，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从一开始就并不指望潘金莲、西门庆或武松能够长生不老，陪伴他们走得更长远。而文化更是他们惯常打出一张牌，是为了遮掩一些什么而涂抹在他们脸上的一抹腮红而已。要不怎么能够叫作过度性开发呢？
　　因此，开发者和商家的这种商业行为，他们对《*》的借尸还魂，哗众取宠，都是从商业目的出发的，虽然是踩在了道德的边线，算不上什么高超的商业行为，虽然并不违法，却不过只是小聪明而有些心理鄙俗目光浅薄而已。他们走的不过是时下开发名人故居和宋城唐城来开辟旅游资源的老路中派生出来的一支岔路而已。他们以为会柳暗花明曲径通幽，不知道可能会是把路越走越窄。
　　应该反省的应该不止是商家，还有我们的大众文化和我们大众自己，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对此如此关注？其实，说穿了，除了猎奇心之外，不少人关注的并不是《*》真正的内涵，而是全书80万字中被洁本所删除的那涉及性描写的2万字而已。无论开发者、商家，还是大众，目光都容易聚集在这2万字上而达到了共识与默契，于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开发出来的所有旅游项目，便也都有了特殊的色彩。无论反对者，还是开发者，还是一般大众，在这样的运作和二度创作中，都已经将《*》本来所具有的意义消解了，而一致向这2万字看齐。大家便一起成为开发者和商家的共谋，不约而同、明目张胆地改变了旅游和《*》的意义，不是借助《*》回到历史，而是回到我们的身体。
　　我以为，这多少有集体意淫一些意思，存在于《*》旅游开发与消费过程之中。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旅游消费过程，其实就是意义生产或消解的过程，《*》旅游消费过程，其潜在的低俗暗流消解并改写了表面上那些所谓文化的堂而皇之的意义。生理感官上的意义，回应着景点本身的隐喻色彩，威胁着《*》原本所具有的意义的能指。我们应该看到，《*》在以通俗的旅游方式为传播的中介，从一开始就已经在向世俗变形，并迷失了自己原本的方向。
　　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本《*》为什么能够抖擞出如此大的力量？应该清醒并严肃地指出：眼下，无论是文化的状况（如对肚脐眼以下的低俗文学描写的热衷），还是生活的现实（如卖淫现象的越演越烈以及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心理），价值观的失衡，荣辱观的颠倒，多重道德性导致社会规范的瓦解，有些地方，或者有些心理，正与《*》那2万字暗合，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其存在着的内在联系的轨迹。于是，我们便很容易自觉不自觉一起参与了《*》旅游项目的开发和消费。应该反思的，不仅仅属于开发者和商家，更应该是我们的大众文化和我们大众自己，除了《*》，还有多少文化可以供我们这样糟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拿孔子乱炖的心鸡汤好不好
拿孔子乱炖的心灵鸡汤好不好
　　教授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孔子的《论语》，在大受欢迎的同时也倍受非议，有批评说她是将学术庸俗化，糟蹋典籍，拿孔子的《论语》，乱炖成了一锅通俗现代版的心灵鸡汤。
　　问题是，这样的心灵鸡汤不在于它是否玷污了经典和老祖宗，而在于它的味道好不好呢？现代的人们需不需要呢？如果味道确实还不错，而且现代人在面临着从政治时代到商业时代的巨大的变革之中所经受的信仰道德情感等各方面的震荡而有些无所适从，用于丹的话说是“我们在不可测的社会上遇到的苍凉太多，所以要能力自己去化解它”，也就是说化解它，非常需要这样的一锅心灵鸡汤的温补和慰藉，那么，用孔子的《论语》来炖，有什么不好呢？用圣贤炖出通俗的味道，就好像用一棵老参炖汤，让经典的营养更为丰富，也更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和吸收，又有什么不好呢？
　　况且，在我们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中，无论在朝在野，孔子的《论语》从来都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和道德心魂的结晶和支柱。从某种程度上讲，它是我们民族的泛宗教或准宗教，西方社会的人们遇到疑惑的时候，可以手捧一本圣经，寻找心灵的解脱；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对生活和生命进行追问的时候让《论语》也可以温暖在手中呢？
　　于丹说：“孔子和《论语》是我们的文化基因，人人心中有。”我觉得她说的对，以《论语》来炖一锅心灵的鸡汤，也许不可能是十全大补，也不可能解决现实中人们心中所有的困惑和问题，但是它因为是我们的文化基因，曾经通过历史在我们民族的血脉的延续中，渗透在我们的心里。那么，这样的心灵鸡汤，起码针对当下慰藉人们焦灼干渴的心灵，不是正逢其时吗？还有什么比孔子这一我们民族所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更合适的呢？
　　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于丹教授讲《论语》，欢迎者大多为大众（所以《论语心得》才会一下子销售近百万册），而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者，一般为所谓知识精英。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是这样的精英的一种思维态势。似乎学者就应该是关在书斋里青灯黄卷本份钻研，读者就应该读他深奥的书而不必见他的人，尤其不要见于丹这样的教授在电视这样只能是超女亮相的媒体上神采飞扬的出现。普通百姓天生就应该和学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没必要让喝惯了自来水和杂碎汤的胃，去饮一杯加了冰块的鸡尾酒。
　　如此精英和大众对立的心态和思维，和把孔子的《论语》的经典与通俗的心灵鸡汤的对立起来，是一样的，是对称在公共心态和精神天地的两极。于是，才会在出现了对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的非议之后，重蹈覆辙，接着非议于丹讲《论语》。这已经构成了近日最有意思的一种文化现象。
　　其实，文化的多元化才能够维护社会的和谐，满足人们心理多方位的需求。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待于丹，应该有越来越多的于丹出现才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教授调整姿态，把握机会，将原本在象牙塔里青灯黄卷搞的传统的学术研究，与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相结合，普及大众，惠及大众。经典的深入和深刻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需要的，但经典的束之高阁保持完整性是没有意义的，经典被利用才有其终极的意义。因此，像于丹教授在紧张的大学教书之余，利用休息时间，进行通俗或于丹教授自己戏言的对经典“庸俗”的解读，以孔子的《论语》为原料，为大众炖出的心灵鸡汤越来越多，大众选择也就越来越多，营养的来源也就越来越丰富，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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