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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三部曲-第5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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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2007年的估计，世界65亿人口中，每天收入不到一美元的接近10亿，每天收入不到2美元约26亿。换言之，目前世界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生活在极端贫困或相当贫困之中。如果说用美元来计算世界各国的贫困程度不一定准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今天这个世界上，约有l/6（近10亿）的人属于赤贫、常年挨饿、食不果腹；约有1/5（约13亿）人，没有安全饮水；超过l/3的人（26亿）没有基本卫生设施，总共有30多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
我在想为什么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提出自由、平等、私有财产权等人权的时候，没有把消除贫困这么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作为人权提出来。一个主要原因恐怕是对这些启蒙思想家来说，极端贫困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问题，他们代表的是新兴的有产阶级，而且在那个年代里，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奴隶贸易都是合法的，虽然欧洲当时的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但极端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殖民地，不在欧洲。当时欧洲白人中贫穷落魄的人，也有较多的补偿机会，比方说，他们可以去殖民地冒险发财，去非洲和美洲拥有自己的农场和牧场。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提倡人权著称的法国为例：在启蒙运动影响下产生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其中的“人”和“公民”在法文里指的就是欧洲男性白种人，不包括妇女，不包括有色人种，不包括华人，也不包括穷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不是以肤色深浅，而是以品格的优劣作为评判标准的国家。”他讲这些话的时候，是美国通过载有“人人生而平等”《独立宣言》的187年之后。
我们不忽视西方这些历史文献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要以“实事求是”的价值观来审视今天很多世界问题的历史与文化成因，探讨为什么西方主流价值体系和一些发达国家至今都对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缺乏热情。
美国从不认为消除贫困是人权问题。欧洲最多把消除贫困看做是消除享受人权的障碍。而对于中国，这不仅是一个人权问题，而且是一个核心人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这首先不是个理论和法律问题，而是个政治实践问题，中国在实践中已经这样做了，而且还将继续这样做。中国模式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效果明显好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认知上的差别就是主要原因。
今天已经是2l世纪了，但是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人还处于贫困状态，特别是当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和财富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世界还是让这种悲剧持续下去，这是违背人类的基本良知的，也是违反人权的。我们必须关注世界主流价值体系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并有必要把历史形成的这种偏差逐步纠正过来。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用自己消除贫困的伟大实践纠正了这个偏差。这也表明只要一个国家认真地把解决贫困问题当作一种核心人权来抓，它是可以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绩的。中国在扶贫领域的成功经验，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很好地总结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从中找出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思路和做法，世界范围内的扶贫需要中国的智慧。
如果世界贫困问题迟迟得不到缓解，世界未来的各种矛盾可能会进一步激化。2002年夏天我曾参加过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大会，专门去听了一些反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讨论，他们的观点往往很偏激，但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这个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中的严重不公。讨论中，一位激进的非洲学者就这样说：“富国不要得意忘形，现在世界的穷人也有三样武器来对付你们，这就是无穷无尽的难民潮、各种传染疾病和全球继续变暖。你们越不帮助我们，这三个武器的威力就会越来越大。”他的话赢来一片掌声。他的观点偏激了，但应该看到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已经与各种全球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贫穷导致疾病，导致难民潮，导致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都需要世界各国携手来解决，否则整个世界的前景不容乐观。
中国自己的扶贫事业还面临各种挑战，要走的路还相当长。我们应考虑在继续推进国内扶贫工作的同时，推动国际社会把消除贫困看作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新的普世价值，逐步纠正西方主流价值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有的偏差，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眼光和人类精神。我们甚至可以考虑推动在联合国人权体系内通过一个消除极端贫困的国际公约，最终使所有的国家都能把消除贫困当作一种核心人权，当作一种新的普世价值。如果这件事能够做成，这将是中国为占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做的一件大好事。因为一旦通过缔结国际公约而确立了这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这非轻而易举的事），支持扶贫就成了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不仅仅是施舍，更不只是一种口号。
现在西方减少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一般有两个理由，一是发展中国家腐败严重，所以无法提供援助。二是因为西方国家都是民主国家，他们国内的选民“同情心疲倦”，不愿意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政府也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西方把消除贫困看成是一种核心人权和普世价值的话，这些就不能称其为理由，他们应该找出新的、不易受腐败影响的援助方法来帮助别人，而且需要努力说服本国人民支持在世界范围内扶贫，就像他们支持公民政治权利、总是认为那些人权是核心人权，任何情况下都要支持一样。
当然，贫困国家自己一定要承担起消除贫困的首要责任，如果自己不争气，外来援助再多，也难发挥作用。我走访过的不少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政策往往游走于两个极端，要么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西方殖民主义，自己什么责任也没有，要么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的模式，一切按西方的建议去做，结果是邯郸学步，人家好的地方没有学会，自己好的东西都丢了。在很多贫穷落后的国家里，部族矛盾和宗教冲突剧烈、腐败程度令人发指、政府缺乏社会整合能力。但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来扶贫，应该超越这些制约因素。不能由于一个国家的政府无能，国际社会对其人民的极端贫困就可以不闻不问。今天国际社会在帮助第三世界扶贫的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务实有效的经验。我相信，只要整个国际社会同心协力，以今天全世界之智慧、财力和物力，国际社会完全有可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基本解决世界极端贫困的问题，从而大大减少因严重的贫困而引发的各种全球性的棘手问题。
四、政府是必要的善
西方历史上由于强政府曾带来过很多问题：宗教迫害、极权主义、民族主义引起的战争等等，所以西方很多人把政府看做是坏事的祸根，一种“必要的恶”（necessary evil），也就是说，最好不要政府，但这看来又行不通，所以要对它多多限制，防止其做坏事。西方今天也要求发展中国家与它一起削弱政府，但忘记了在发展中国家更大的问题是政府能力普遍太弱。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国内政令不通，甚至政令出不了自己的首都，税收不上来，军队警察也管不好。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是改善和加强政府能力。发展中国家如果是一个弱政府，往往连自来水、供电、社会治安、儿童免疫、初级教育等最基本的服务都提供不了，更不要说实现现代化，赶超西方国家了。
中国是另一种情况。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和西方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都和强势朝廷联系在一起。中国人传统中把政府看做是“必要的善”。我们的文化中，农民把县长，甚至村官叫做父母官，这个概念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中国政治文化传承的一部分。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一旦形成，一定有其产生的原由及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你可以不喜欢、不赞成，你可以尝试着对它进行改造，但其真正的改变一定是耗费时日的，甚至是难以改变的。有人说过去历史上，中国自然灾害多，为了防灾治灾，强势政府就应运而生了，强势政府的传统就逐步形成了。强势政府确实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旦形成了，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强势政府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弱点是容易导致专断。
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应该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邓小平比戈尔巴乔夫高明得多。他认为没有必要放弃强势政府的传统，而是要使之转型，从过去为实现一个乌托邦理想而奋斗的政府，转化为一个为实现现代化而工作的政府。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比另起炉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和管理体系要有效得多。一种新政治制度从创立到运作，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俄罗斯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普京上台，才开始理出一些头绪。中国通过政府转型，为改革开放服务，虽有不足，但总体上是一种利远远大于弊的选择。
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93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以来，政府的作用，除了极端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之外，已经很少再有人否定了。从保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到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到防止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都需要政府发挥作用。毕竟现代国家的功能已经非常全面了。即使在西方国家里，法国这样的国家也是以强政府著称的，其总统的权力明显大于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幸运。古今中外，有这么多强势政府，但真正致力于现代化、致力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不多。在非洲和拉美，很多强势政府没有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是大搞独裁，贪污腐败，老百姓怨声载道。换上了民选政府，往往又太弱，无法整合不同意见，无法形成全社会对实现现代化的共识，更无力推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改革。但是在东亚，“四小龙”在强势政府引导下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中国也在强势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地崛起。
纵观这个世界，没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发展中国家很难实现现代化，更不要说赶超发达国家了。邓小平对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清醒的估计。邓小平认为当代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非常不合理的，本质上很难让世界上的穷国富裕起来。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它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利用中国的强势政府，来组织和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参与国际竞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而不是发达国家的附庸。1989年，邓小平曾坦率地说：“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邓小平的高明之处还在于，他不是要中国和西方主导的秩序一味对抗，而是要我们参与进去，发挥自己的体制优势，利用这个不甚公正的秩序来发展自己，并力求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影响它、改变它。
在一个游戏规则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世界上，不通过强势政府来推动经济，参与国际竞争，要发展起来是很不容易的，恐怕最多也只能跟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实际上，西方国家在自己的历史上，也是国家开路的，英国的炮舰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商人扩张到哪里，英国的军舰就跟到哪里。18世纪时，英国还从印度进口棉布，政府采用了关税保护政策，待自己经历了工业革命，由进口纺织品转为大量出口纺织品的时候，他就要求别人开放市场，而背后是炮舰政策的支持。英国对整个印度的控制，很长时间内都是通过英国政府主导的东印度公司进行的。当前的世界面临着诸多严峻的挑战，如能源危机、粮食危机、美国引发的金融海啸、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等。这些危机的主要成因是西方制度深层次的问题以及西方所主导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但政府能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总是这些危机的更大的受害者。
当然，政府作用过大，也会产生副作用。政府权力过大导致“寻租”腐败增多，这是一个需要通过政治改革来解决的大问题。关键是要加强体制化的监督，包括媒体的监督、公民社会的监督和法治社会的建立。一位哲人说过，政府有两个功能：第一管好人民，第二管好自己。我们要通过政治改革，加强人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人民的监督机制，建立令所有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败机制，把强势政府的积极作用继续发扬光大，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降到尽可能低的水平。
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强势政府指的不仅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而且还包括利用自己的力量，来转变、弱化、减少甚至放弃政府的一些职能。我们今天说转变政府职能，第一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企有各自的分工，政府从一些只有市场主体才能进入的领域中退出。第二是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建立一种既是强势的，又是公共服务型的责任政府等，让社会力量逐步壮大，逐步实现更多的社会自我管理。我们试点的“小政府、大社会”就是这种思路的有益尝试。这种改革是一个强势政府通过“革自己的命”来实现的，这也是中国国情下政府“必要的善”之一部分。
总之，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还有很多的关系要理顺，还有很多的矛盾要解决，我们政府的职能，有些要加强，有些要削弱，有些要调整，但中国在很长时间内仍需要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比较强势的政府，这一原则不能动摇，这对于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走自己独立自主的道路，至关重要。对于很多笫三世界国家来说，他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不一样，他们很多国家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强势政府，但大都是非现代化导向的腐败政府，结果国家没有搞好。现在这些国家中有不少又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效果也不好，政府往往没有整合能力，贪腐问题也没有减少，甚至更为严重。这些国家还在探索自己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从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来看，不管通过什么方法，普选也好，多党制也好，一党制也好，无党制也好，一党独大也好，君主制也好，如果不能形成一个致力于现代化事业的比较强势的政府，那么实现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永远只能是纸上谈兵。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模式感兴趣，说明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最终会通过实践和比较认识到“政府是必要的善”，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的今天更是一条真理。
五、拿来主义，非送来主义
一个民族向其他民族进行大规模的文化借鉴，一般都有一个对外来文化的筛选和内化的过程。这种筛选可以是主动进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引进佛教和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西方文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日本过去引进中国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这样进行的。欧洲情况也类似。18世纪启蒙运动的时候，伏尔泰等法国启蒙思想家，就有选择地引进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说：中国可以对神无知，但不能对道德无知。他引用孔子的话，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认为基督教禁人行恶，而孔子劝人为善，这是更高层次的。
当时欧洲社会处于转型期，由封建专制转向资本主义，人们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当时的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和儒家人伦道德，远远好于欧洲的贵族世袭，对他们来说，这就是理性。儒家学说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内在的自由，被用来反对基督教中的神性统治。中国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则，这个观点被用来反对欧洲的专制。应该说，在欧洲启蒙运动的初期，中国文化起了一种推动作用。但欧洲奉行的是拿来主义，从反对世袭到赞赏中国的德治，最后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进一步说，欧洲自己价值观的演变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筛选的过程，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过去都曾是欧洲的主流价值，但今天欧洲重新界定欧洲价值观的时候，就把这些内容从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欧洲也在与时俱进。虽然不少欧洲人骨子里还是秉持这些价值，但公开主张这些价值的人确实很少了。
拿来主义与过去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一个概念。晚清时候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学已经穷尽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国官员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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