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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边病好以后，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延安处于兴奋之中，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红色区。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报名到前线去。董边给蔡畅大姐写了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决心。第二天，蔡大姐就复信同意。于是，董边告别了田家英，融入了那支浩浩荡荡开赴前线的队伍。
　　不料，这一别，竟三年未见面。
　　董边来到冀东，活跃于京、津、唐三角地区。她在那里参加“清匪反霸”、“复查土改”工作，担任党的区委书记。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5）
田家英仍留在延安工作。夫妻间，远山阻隔，消息杳无。冀东和延安之间，隔着一大片国民党统治区，邮路阻断。偶尔，有人前往延安开会，才能捎上一封信。三年之中，只通过两三回信。
　　一天，田家英正在给理发员们上课，忽听得窗外喊：“田老师，信！”
　　田家英一看信封上是董边的笔迹，真是“家书抵万金”，顿时泪水模糊了眼眶。他是一个感情容易冲动的人，喜怒哀乐马上“显影”。可是，学生们傻眼啦，怎么老师连信都没拆，光看到个信封，就如此激动？
　　“今天不上课了！我没办法上课啦！”田家英对学生们说道：“明天，我一定给大家补上。好，下课！”
　　这件事在延安传为笑谈。就连董边对我重忆此事，也笑得前仰后合。
　　三年别离，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论田家英还是董边，都恪守“约法三章”中的第三章：“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而感情破裂。”
　　在那些日子里，田家英曾到晋绥解放区静乐县参加土改工作团。他在汾河流域一个很偏僻的村子里，住了半年。后来，他又到了晋察冀解放区。每到夜晚，土改中那些火热的场面在他的脑海中不断翻腾着。他居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反映土改运动的长诗《不吞儿》。如他在《〈不吞儿〉校后记》中所言：
　　“每天夜里在煤油灯下，写四五十行，二十来天的时间，居然写成了这‘上部’和‘下部’的三节……”
　　他的这首长诗，带有浓烈的陕北民歌信天游色彩和乡土气息，受到了诗人萧三的赞许。他爱诗——这后来又成了他和毛泽东的共同点。
　　1948年，已处于全国胜利的前夜。5月，中共中央移至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田家英也随中央到了那里。
　　1948年12月，有一批在东北工作的干部要前往西柏坡，路过冀东。组织上考虑到董边和田家英已三年未见，让她搭上大卡车，和那批干部一起前往西柏坡。
　　她兴冲冲来到了平山县西柏坡，以为能够见到久别的丈夫。可是，田家英竟不在那里——他到东北去了！
　　董边被安排在东柏坡住下来。她的住处离陈伯达住处很近。她听说，陈伯达已“换”了“两任”夫人，正在物色“第三任”夫人：他和诸有仁离异之后，与余文菲结合。此时，又与余文菲离异了……董边和诸有仁、余文菲都认识，对于陈伯达喜新厌旧的生活作风很看不惯。
　　到了东柏坡之后，邓颖超大姐把董边安排到中央妇委工作。当时，正忙于筹备召开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边参加了编书小组编了十二本书。从此，董边一直做妇女工作。
　　大约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天，两个二十几岁的男青年一起走入董边所住的院子里。前边的一个见到董边，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喊了一声：“师娘好！”
　　董边从未有过“师娘”的称呼，顿时涨红了脸，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见到后面那位在哈哈大笑，才明白了几分——后面那位正是田家英！
　　经田家英解释原委，董边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原来，田家英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是担任毛泽东长子毛岸英的教师，后来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刚才向董边鞠躬的，便是毛岸英。
　　毛岸英是在1936年经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安排，送到苏联学习的，直到1946年才回国。由于在苏联多年，他连汉语都讲不好。毛泽东请一位教师来教毛岸英，教语文、教历史。他选中了田家英。从此，田家英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田家英最初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1月8日。那天，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可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
　　侯方域是明末的“四公子”之一，入清后参加河南乡试，中副榜，曾向清总督出谋献策。田家英对于这个“生长在离乱年间的书生”，作了精辟的剖析。他写道：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6）
“两年前读过侯方域文集，留下的印象是：太悲凉了。至今未忘的句子‘烟雨南陵独回首，愁绝烽火搔二毛’，就是清晰地刻画出书生遭变，恣睢辛苦，那种愤懑抑郁，对故国哀思的心情。
　　“一个人，身经巨变，感慨自然会多的，不过也要这人还有血性、热情、不作‘摇身一变’才行，不然，便会三翻四覆，前后矛盾。比如侯方域吧，‘烟雨南陵独回首’，真有点‘侧身回顾不忘故国者能有几人’的口气。然而曾几何时，这位复社台柱，前明公子，已经出来应大清的顺天乡试，投身新朝廷了。这里自然我们不能苛责他的，‘普天之下’此时已是‘莫非’大清的‘王土’，这种人也就不能指为汉奸。况且过去的奴才已经成为奴隶，向上爬去原系此辈常性，也就不免会企望龙门一跳，跃为新主子的奴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近几年来我们不是看得很多：写过斗争，颂过光明，而现也正在领饷做事，倒置是非的作家们的嘴脸。”
　　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只有二十岁！当毛泽东听说作者田家英的大概情况之后，在他的大脑的记忆仓库里，也就留下“田家英”三个字了。
　　此后，毛泽东注意起这个“少壮派”来。当需要一位教师教毛岸英时，毛泽东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又与毛岸英相仿，请他教语文、历史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就这样，毛岸英的同龄人——田家英，成了毛岸英的老师。田家英兢兢业业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他选用鲁迅的著作作为毛岸英的语文课本。至于历史常识，则是他凭借自己“肚皮”里的学问讲给毛岸英听。他很认真地备课，很认真地教——虽然只有一个学生。
　　毛岸英非常喜欢他的老师。这两“英”简直如影随形，平时一起出去，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甚至连上厕所也一起去！师生如同兄弟。正因为这样，当田家英从东北一回到西柏坡，听说董边在东柏坡，急急赶去，毛岸英也随他一起去看董边。
　　西柏坡和东柏坡相隔不过半里地。当天晚上，董边搬到西柏坡田家英那里住。阔别三个春秋，夫妻这才有时间互道别后情形。
　　田家英告诉董边，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跟毛泽东主席的接触也就日渐增多。那时候，正处于历史性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主席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也明显加重了。当时担任毛泽东的秘书的陈伯达、胡乔木忙不过来，需要增加新的秘书。胡乔木向毛泽东主席推荐了田家英，一则田家英工作认真细致，颇有才华，二则只有二十六岁，是“壮劳力”。
　　胡乔木过去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曾与田家英共事，对田家英相当了解。他俩曾合写过《东北问题的真相》等文章。
　　于是，田家英应召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口授一段意思，要田家英当场拟一电文。
　　显然，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田家英一挥而就，毛泽东看后表示满意。
　　组织上经过研究，决定调他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用六个字形容他最初的心态：“拘束”、“害怕”、“紧张”。他生怕自己难以胜任这一重要的工作。
　　他向胡乔木请教，向萧三请教。他们告诉田家英，要做好毛泽东的秘书，最根本的一条，是学好毛泽东著作，领会毛泽东思想。
　　田家英拿出一本本用土纸装订的本子给董边看，那上面分门别类抄录着毛泽东著作以及他的学习心得——他听从了胡乔木、萧三的意见，非常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后来，中国青年出版社曾把田家英的学习笔记以《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为题，作为内部读物印过）。
　　毛泽东还让田家英“实习”，派他前往东北调查工商业情况。田家英奉命经大连去东北。虽然他对经济问题并不在行，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他刚从东北归来，此行就是他作为毛泽东秘书的第一次“实习。”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7）
经过“面试”、经过“实习”，田家英从此正式担任毛泽东的秘书，达十八年之久。
　　就在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不久，田家英便接到一项重要任务：1949年1月31日，天未破晓，一架神秘的飞机降落在石家庄机场上。那是一架苏联军用飞机。从飞机上下来四位客人。在机场上等候的吉普车，载着客人直奔西柏坡。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一起会见了客人。这位来自远方的贵客，便是米高扬。担任工作翻译的是师哲，生活翻译是毛岸英，而担任会谈记录的则是田家英。
　　田家英飞快地记录着，然后又连夜誊清，整理成会谈纪要，送呈毛泽东。田家英高效率而准确无误的记录，使毛泽东对这位新秘书感到满意。
　　一个多月后——1949年3月23日，田家英随毛泽东离开西柏坡，朝北平进发。
　　北平那时刚刚解放，城里还不安定，毛泽东住在西郊香山的双清别墅。田家英也住那里，而董边在城里工作。
　　董边记得，那一阵子每个星期天她都赶往香山。
　　“来，董边，交给你任务。”每一回，田家英总是拿出一大堆信封，叫董边帮他写。
　　原来，群众给毛泽东写信，由田家英处理。每星期大约收到二三十封的样子（后来远远超过此数）。内中重要的群众来信，田家英挑选出来送给毛泽东批阅，其余的由他代拟回信。事务冗杂，他写好了回信，每星期天抓董边的“差”，要她用毛笔写信封上的地址、收信人姓名。
　　“阿，田家英，你的老婆成了你的秘书啦！”人们见了，都这么笑道。
　　董边还用两块白布缝了个信插，便于田家英把群众来信分门别类地插在上面。虽说已经进入大城市，他们还保持着当年延安窑洞里的办公风格。
　　那时，他和她只有一只手表——那是田家英的一位同学到香港做地下工作，回北京时送他的。考虑到田家英更需要表，手表由他戴着。
　　1950年，董边生了大女儿，田家英硬是把手表让给妻子，因为喂奶要定时，需要手表……
　　新中国呱呱坠地。新政府诞生伊始。毛泽东主席忙着颁发一张张委任状。
　　为毛泽东主席掌印的，是他的秘书田家英。田家英因此博得了一个雅号，曰“掌玺大臣”——他手中的毛泽东印章，仿佛成了当年的“御玺”一般。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颁发的委任状，是权威性、历史性的证件。田家英“掌玺”，一丝不苟：每一个印，都横平竖直，落在正中，绝无半点歪斜；印油均匀，印章上的一笔一画都盖得一清二楚；盖毕，要等印油完全干燥，这才算完工。
　　平日工作中很注意节俭的他，为毛泽东买印泥时，却不顾高价了。那天，他骑着自行车来到北京琉璃厂，对那里的印泥挑三剔四，直至寻到一盒货真价实的清朝皇宫用的八宝印泥，这才买下。这种印泥不仅色泽鲜红，有股麝香清香，而且可历经百年而不变色，配得上用于那一张张极为庄重的委任状。
　　毛泽东一见这盒高贵的印泥，果真非常喜欢。印泥保存在“掌玺大臣”手头，用了多年，从未加过印油，那印色依然鲜艳、纯红、均匀、细腻。
　　董边拿出一本亲手剪裁、装订的田家英印谱——这位“掌玺大臣”自己的印章。
　　我翻阅着印谱。这是田家英品格的缩影，是他的座右铭的汇集。
　　有十几个印章，都刻着“小莽苍苍斋”字样。我不解其意。经董边解释，我才明白：“家英崇拜谭嗣同。谭嗣同的书斋叫‘莽苍苍斋’。他步谭嗣同的‘后尘’，把自己的书斋叫做‘小莽苍苍斋’。谭嗣同的‘莽苍苍’的原意是博大宽宏。”
　　在田家英的藏书上，都盖着“小莽苍苍斋”印章。他买了字、画，也盖上“小莽苍苍斋”印章。难怪，他的“斋章”多达十几个。
　　“另一个受家英崇拜的人，是林则徐。谭嗣同和林则徐都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气贯长虹、刚正不阿的历史人物，家英敬佩他们。这是刻着林则徐诗句的印章。”董边指着另一页，向我说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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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8）
那一页印章，刻着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避趋之。
　　那是1850年，林则徐在病中奉诏南征。这位钦差大臣在广东潮州病危时，仍执意征战，哼出了这两句诗。田家英请人篆刻这两句诗，用以激励自己。
　　在印谱中，有用田家英自己拟的格言刻成的印章：
　　“理必归于马列，文必切于时弊”。
　　此外，还有：“实事求是”、“忘我”。
　　在“忘我”之侧，盖着“无我有为斋印”。那“无我有为斋”，是田家英的又一“斋名”。
　　我看了田家英的许许多多格言印章，对其中一句“向上应无快活人”不解。
　　“他的意思是说，干事业的人没有多少时间去‘快活’——玩儿，娱乐。”董边解释道。
　　“掌玺大臣”自己竟有那么多“玺”。透过这些印章上的一句句格言，可以窥见主人当年的内心世界，精神脊梁。哦，那是田家英的心声！
　　毛泽东不仅把大印交给田家英，而且把存折也交给田家英保管。毛泽东的稿费，由田家英存着。来了毛泽东的亲友，毛泽东就给田家英写条子，这个送二百元，那个送三百元，由田家英取出存折，勤务员王福瑞去银行取钱，然后交田家英送到毛泽东亲友手中。
　　解放初，田家英住在中南海静湖。董边在全国妇联工作，平常住在椿树胡同。那时，进出中南海很严格，要凭特殊的出入证方予放行。董边在星期六晚上才回中南海，在那里度过星期日。
　　田家英由于工作一丝不苟，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得到不断的提拔。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由于田家英熟知毛泽东的著作，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从选定文章，到写作注释，直至校对、印刷，不分巨细，他都一一去做，不差丝毫。他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九百八十七条注释的主编，他意识到，这不是一套普通的书，是一部影响亿万人民思想的著作，是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是一部传世之作。
　　在编辑委员会（田家英是其中一员）的努力之下，《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1951年10月12日出版，第二卷在1952年4月10日出版，第三卷在1953年4月10日出版，第四卷在1960年9月29日出版。
　　田家英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这本书虽然直至1977年4月15日才正式出版，但是实际上在1964年就已经编好，排出清样。
　　他作为毛泽东的助手，曾帮助编辑了那本在1955年曾轰动一时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他编辑了《毛主席诗词十九首》和《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步上主席台。毛泽东从衣袋里掏出开幕词，抑扬顿挫地念了起来：
　　“同志们：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
　　毛泽东的开幕词很短，不过两千多字。根据当时记录，毛泽东致开幕词时，曾被三十四次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其中有五次是“长时间的热烈鼓掌”，足见开幕词在代表心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开幕词中的“华彩段落”，被人们作为“毛泽东格言”，反复引用：
　　“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谁都以为，这篇充满“毛泽东风格”的开幕词，当然出自毛泽东手笔。
　　可是，当代表们赞许这篇开幕词时，毛泽东却坦诚地说道：“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少壮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书。”
　　如果不是毛泽东说出“底细”，那开幕词完全是“毛派”笔调，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