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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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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小的中国妇女批评他，借着酒力，拔出手枪，朝天啪啪开枪，吓唬她。谁知刘英不怕他的恫吓，向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作了报告。王稼祥来了，批评了李德。这时，李德才不做声，不耍酒疯。从此，李德见到刘英，爱理不理的。刘英呢，只要你违反纪律，还是照样批评。
刘英还提及了邓发，当年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国家安全局的前身）。邓发跟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同机遇难。邓发是水手出身，会做一手好菜。在延安时，邓发常常“露一手”，比如他做的“白斩鸡”，确实又嫩又鲜。不过，他在肃反工作中过“左”，误伤了不少同志。这样，在中共“七大”时，他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虽然如此，他仍积极工作。毛泽东也给他许多鼓励。不料，他突然死于空难，才四十岁。
跟刘英结束了长谈，向她告别之际，我对这位“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的长辈，充满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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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1）
一个很好记的“双十二”之日——1942年12月12日，在延安的一个普通的窑洞里，入夜，一盆炭火旁围着三个人。炭火上架着个铁锅，正在冒着热气，喷溢着红枣的清香。
滚烫的红枣盛入三只搪瓷杯，三个人喜笑颜开，边吃边聊着，婚礼就这样进行着。
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简朴的婚礼：除了新郎、新娘之外，唯一的“来宾”便是证婚人——党支部组织委员彭达章。枣子汤是“婚宴”上唯一的一道“菜”。
新郎、新娘都是中###员、延安中央政治研究室政治组干部。新娘二十四岁，叫董边；新郎二十岁，叫曾正昌，常用笔名田家英，后来以笔名闻世。他们的结婚手续极其简单。结婚的当天，董边给党支部书记周太和写了个纸条：“我和家英今天结婚，请组织上批准。”周太和看罢，微笑地朝她点点头，就算是表示批准了。
新房还没着落，怎么办？党支部书记主动让房。周太和原本和党小组长一起住一个窑洞，两人分别搬到别的地方去，腾出那窑洞，成了田家英和董边的“洞”房。田家英和董边把自己的铺盖卷搬过来，那“洞”房的布置就算停当了。
到了傍晚，消息传进同事王惠德的耳朵里。他走进窑洞，见到田家英和董边正在看书，似乎毫无结婚的迹象，将信将疑问道：“听说你们要结婚？”
田家英没吭声。董边答道：“哪有这回事，我们在工作呢！”说罢，照旧看书。王惠德信以为真，走了。待王惠德走远，田家英和董边这才忍不住大笑起来……
这是田家英夫人董边向我讲述的故事。
我去北京采访田家英夫人董边，头一回是在1988年隆冬，我在北京给她家挂电话，不巧，她去南方休养了。
1989年9月我去北京，一打电话，耳机里传出来的正是她的声音：“欢迎你来！”
9月16日下午，我应约去她家。她住在一幢高层公寓里。客厅内一大排玻璃书橱，整整齐齐竖放着一本本书。
已经离休在家的她，患哮喘，但谈锋甚健，一口气谈四个来小时，常常朗朗大笑。
她向我详尽地回忆田家英。那天没有谈完，17日我又去作录音采访，她再度回忆往事……
我在采访董边时，顺口问了一句：“在家里，你喊他‘家英’吗？”
不料，这句话引出她与田家英奇特婚恋的话题。
“不，不，在家里我从来没有喊他家英。只有现在，跟别人谈起他，才说‘家英’、‘家英同志’。”董边说道。
“你在家里喊他什么呢？”我追问。
“喊他‘田鸡’！”她答。
“‘田鸡’？！”
她哈哈大笑，笑了好久好久，把话题拉向那远逝的岁月……
田家英并不姓田，本名曾正昌。在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翌年——1922年1月4日，他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曾国融开一家中药店。母亲姓周，生了三子一女，田家英是最小的一个。
田家英三岁丧父，十二岁丧母。随着父母的早逝，小康之家跌入了贫困的泥沼。才念了初中一年级的他，在母亲病逝之后，不得不离开课堂，在药铺里当学徒。
贫困是砥砺意志的磨刀石。失学的他，在帐子上挂起对联，表达自己的心愿：
走遍天下路，
读尽世上书。
1935年，只有十三岁的他，开始向报刊投稿。他取了好多个笔名，田家英是他最常用的笔名。他在报上发表散文，也写点诗、小说及书评，得到了一些稿费。他在十四岁考入成都县立中学，继续求学。一边读书，一边仍用田家英这笔名发表文章。十四岁的他，已经显露出才华，也显露出超人的意志。艰难人世，使他早熟。他的同龄人尚在一片混沌之中，他已能在迷雾中判明正确的航向。年仅十四岁，便加入了“海燕社”——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
十五岁那年，他加入了“成都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共的外围组织，简称“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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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2）
在加入“民先”不久，他便要求奔向那光明的所在——延安。中###员侯方岳为他办理了前往延安的手续。中共早期领袖人物赵世炎之姐赵世兰，亲笔为他写了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以及延安的介绍信。于是，十五岁的田家英便进入了红星照耀下的圣地……
到了延安，几乎没有人知道曾正昌其人——他改名田家英了。从此，田家英这笔名成了他的名字，而他的原名倒鲜为人知。后来，另一个也叫田家英的人进入延安。为了避免同名同姓带来的麻烦，那个田家英改名为陈野苹，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田家英进入陕北公学学习。陕北公学是延安大学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校长成仿吾。
在陕北公学学习才几个月，1938年2月，十六岁的田家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同年3月，田家英结束了学习，被组织上留在陕北公学工作。他最初的两项职务，便显示出他日后的特色：一是担任中共陕北公学总支秘书——他办事细致、认真，后来被毛泽东看中，毕生从事秘书工作；二是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喜欢文史后来成为毛泽东和他的共同兴趣。
一年之后，田家英进入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在那里学习了一年，留在那里的中国问题研究所工作。
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政治研究室。研究室主任由毛泽东兼任，副主任为陈伯达。下设几个组，政治组组长为邓力群，国际组组长为张仲实，等等。中央政治研究室成立伊始，从各处选拔研究工作人员，总共大约选了四十来人，其中有十九岁的田家英。田家英分配在经济组，后来调往政治组。在那里，田家英结识了董边——她在政治组。
其实，董边也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学习过，该算是田家英的同学，但是那时他们不认识。
董边，这个1918年出生在山西五台山附近的姑娘，有着一番传奇经历：
她的父亲是商人，“二掌柜”。她的母亲，一连生了两个女儿。她的父亲非要个儿子不可，讨了小老婆。这时，她的母亲又怀孕了。父母都盼望着这一回生一个儿子。母亲临盆了。当时山西农村的习俗，生孩子时蹲在尿盆上分娩。一看生下来的又是个丫头，母亲失望了，盖上尿盆的盖子，不要这女孩。幸亏给隔壁的崔大妈知道了，从尿盆里救起这女婴。崔大妈说：“丫头也是人呀！”这个女婴便是董边！
不过，由于在尿盆里受凉，被崔大妈救起后放在炕上也没人理会，女婴挨冻，从此落了个病根——哮喘。直至今日，哮喘仍折磨着董边。
就因为是丫头，董边从小就受气，母亲也受气。董边心中憋着这口气，发誓要为妇女争气。她的两个姐姐小学毕业后，就嫁人了。她在村里没念完小学，却一定要到城里上高小。父亲不答应，她就在家里绝食，非达目的不可。父亲无可奈何，只得送她到忻县县城里读高小、初中。后来，她还到太原女子中学念高中。
太原毕竟是山西省会，使她的眼界大开。她开始读胡愈之夫人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读《世界知识》、《东方》杂志，思想日趋进步。后来，她到山西临汾，投奔那里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担任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女生队长的，是###的夫人李伯钊。李伯钊收下了董边。这“学兵队”，是训练青年的学校，大约有六百多人。在那里，###给学兵队讲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彭雪枫（八路军作战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主任）讲游击战术，陈克寒讲现代史，等等。
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1938年1月，董边被分配到山西前线作战。她随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延安。邓颖超大姐把她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4月，她在陕北公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田家英比她早两个月在那里入党。
最初，分配她的工作是在油印室刻蜡纸。每天清早，为了做准备工作，她总是拿着钢板来到窑洞外边，用汽油刷洗得干干净净。不料，在寒风中吸着那汽油味，诱发了她的哮喘病，一下子病倒了，竟病到来年春暖这才好了些。她无法再去刻蜡纸。
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3）
于是，1939年3月，她被调到女子大学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在那里的干部处工作。跟她一起工作的有叶群、余文菲（后来成为陈伯达的第二个妻子）。
1941年7月，延安中央研究院建立（前身为马列学院）。董边和叶群、余文菲、夏鸣、诸有仁（陈伯达当时的妻子）等一起去报考。她们来到了考场——杨家岭大礼堂。
除了笔试之外，还有口试。董边在口试时，居然逗得考官都哈哈大笑。
那考官，乃马列学院教务长邓力群。
邓力群问：“你看过《红楼梦》吗？”
董边答：“看过。”
邓力群问：“你最喜欢《红楼梦》里哪一个人物？”
董边答：“我喜欢贾宝玉！”
考官一听，忍不住笑了——这是“严肃”的考场里从未有过的。
笑毕，邓力群又问：“你为什么喜欢贾宝玉，不喜欢林黛玉呢？”
董边答：“因为贾宝玉反对封建，林黛玉哭哭啼啼！”
董边这么一答，考官满意了。
不久，董边跟叶群、夏鸣、余文菲等一起考入中央研究院。整整三个月，她的任务就是一个——读《共产党宣言》。为了读懂这本薄薄的马列经典著作，她找了许多参考材料。
三个月后，她被调入刚刚成立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分配在政治组。这时，她认得了田家英——不过，大家都喊他外号“田鸡”，也有叫他“田儿”。她竟因此叫惯他“田鸡”，叫了一辈子！
至于她给他写信，则写成“田基”。
那时候，田家英已经结婚。
田家英最初的妻子叫刘成智，是他在成都读中学时的同学，一起搞抗日救亡运动，并奔赴延安。到了延安，当田家英在马列学院工作时，和刘成智结婚。婚后一年多，彼此的性格不融洽，感情产生了裂痕。刘成智主动提出与田家英离婚。
田家英陷入了苦闷之中。
研究室的同事们知道这事儿，想办法弥合。那时，刘成智和董边都喜欢跳舞。田家英是个从不入舞场的人。跳完舞，董边和研究室的女同事送刘成智到田家英住的窑洞里去。但是，刘成智还是走了。
组织上知道田家英思想极度痛苦，派人前去劝慰，做他的思想工作。派谁去呢？董边跟他在同一个组工作，就派董边去！
于是，董边奉组织之命，前去看望田家英。一进窑洞，田家英正在闷闷地抽烟。董边一闻到烟味儿，就像刷钢板时闻到汽油味似的，连连咳嗽起来，田家英赶紧掐灭了烟头。
“去跳跳舞吧！”董边见田家英如此孤独，想用跳舞使他驱除烦恼，说道：“好多人在那里跳舞呢，多热闹。我是个‘跳舞积极分子’。”
不料，田家英的嘴里，蹦出一句话：“跳啥子舞？顶肚皮罢了！”
董边一听田家英把跳舞说成“顶肚皮”，哈哈大笑。笑罢，又跟他争论起来。说他这是“侮辱跳舞！”
他和她都是爽直的人，如此“争论”一番，反而意外地发现——彼此挺谈得来！
这样，奉命做田家英思想工作的董边，无意之中跌入了爱河！虽然田家英结过婚，虽然董边比他大四岁，彼此都不在乎。
这真是奇缘！
天天同在一个组工作，朝夕相处，田家英和董边的感情日深。那时，董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教育工作，田家英研究中国近代史。
两颗心越挨越近。他俩决定结婚。
董边说，她与田家英的婚礼虽然那样的简朴，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然而有的是赤诚，是真正的爱情。婚前，董边曾郑重地向田家英提出三条“夫妻公约”：
第一，一切为了进步；
第二，两个人的事，女方做主；
第三，不能因日后分开工作（在战争岁月夫妻分在两地工作是常有的事）而感情破裂。
田家英一口答应了。后来，他俩果真都信守这三条——他俩的“夫妻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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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夫人董边忆田家英（4）
如此简单的婚礼，没有任何排场，没有金钱和美貌的交易，有的是赤诚、真正的爱情，这样的爱情不是“飞鸽牌”，而是“永久牌”。董边对刘成智也不介意，曾与田家英一起去看望她——她在枣园医务室工作。
结婚之后，董边头一回使用“夫妻公约”所“赋予”的权力，即第二条，“两个人的事，由女方做主”。
那是因为董边怀孕了，“由女方做主”，董边不要这个孩子。虽说对于他和她，都是第一个孩子，可是在战争年月，只有首长及烈士的孩子才可能由保育员带养。通常，女同志生孩子，组织上就让她不工作，在家带孩子。董边不愿意放弃工作，决计不要孩子。田家英虽然心中很想要个孩子，但还是服从“约法三章”。
1944年6月，临产的董边住进中央医院。跟她住在一起的一个产妇，是枣园乡西沟村村长的媳妇，叫吴桂花。吴桂花已经生了四个孩子，都没有成活。这一回生第五胎，生下来又死了，吴桂花正哭哭啼啼。
董边决定把小孩送给吴桂花，对她说：“不管我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给你！”
“给我了？！”吴桂花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一言为定！”董边用很坚决的口气说道。
没一会儿，吴桂花的丈夫来了。她的丈夫一听，自然喜出望外。不过，他还是有点顾虑，问董边道：“你真的不要孩子？孩子长大了，你也不要？”
“口说无凭，立字为据！”董边说道，“我可以写一张永远不要这个孩子的字据给你们。”
这下子，吴桂花和她的丈夫相信了这位女干部说的是真话。
董边分娩了，生下一个胖小子——她的母亲因为只生女孩、没生男孩，一辈子受气；她自己也因为是个女孩，一生下来差点被剥夺生的权利。然而，如今她生下了男孩，只看了一眼，连奶都未喂一口，就送人了！田家英来了，也只看了一眼孩子。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他们哪有一个安定的小窝？哪有精力照料孩子？
董边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她完全遵从她的诺言，没有再向那个老乡要回自己的孩子。不过，作为母亲，她总牵挂着儿子的命运。她自己去看儿子不方便。她曾托中央政治研究室同事褚太乙同志在下乡时去乡长家看望过，听说孩子长得很好，她也就放心了。
解放后，她从未去查找过那个孩子的下落。尽管要找的话，是不难找到的，因为孩子所在的那家有名有姓，地点也清清楚楚。但是她立过“永远不要”的字据，她说应当“取信于民”，永不反悔。
那些日子里，田家英从中央政治研究室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在胡乔木的领导下，他和曾彦修（笔名严秀）一起编写小学课本。
田家英成了延安的“秀才”。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许多杂文。他的杂文确实“杂”，古今中外，广征博引，反映出作者是一位道地的“杂家”，有着政治、历史、文学、哲学的广博知识。
他和董边在努力地工作着，“一切为了进步”！
自从和董边结婚之后，田家英便戒烟了。因为董边闻不得烟味儿，怕抽烟引发她的哮喘病，田家英“告别”了香烟。只是喝酒无碍于妻子的哮喘病，他仍喜欢喝两盅。
不过，在生了孩子之后，身体虚弱，董边的哮喘病还是发作了。延安缺医少药，董边一病就病了半年多。
董边病好以后，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
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延安处于兴奋之中，大批干部离开延安，去开辟新的红色区。
董边跟田家英商量，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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