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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说不清”的关系！
　　我第一次听说托派，是在我上中学的时候。温州是托派相当活跃的地方。我的一位表兄就因为托派嫌疑而被拘捕。经过“学习”、审查，他终于获得自由。他到我家来，反复向我父亲讲述审查结论：“确非托派！确非托派！”从此，在我年幼的心灵中，知道托派是很可怕的名声。
　　然而，我却又是一个没有太多顾忌、没有“势利眼”的人。三教九流，只要我以为是值得交往的人，值得采访的人，不论他是否受监控，即便是在狱中，我也会坦然前往。
　　我遵嘱向监管郑超麟的有关部门提出采访郑超麟的要求。想不到，竟然获得同意。
　　这样，我来到他鲜为人知的住所，与他作了第一次长谈。郑超麟一听到我的名字，就说知道知道。他当时显得很惊讶，我怎么会去采访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记得，他当即在我的采访本上，题写一首诗送我：
　　深巷家居鲜客尘，
　　闲吟词句学苏辛。
　　老来敢作孤芳赏，
　　一个南腔北调人。
　　确实，当时郑超麟“深巷家居鲜客尘”，几乎与世隔绝。
　　郑超麟如此特殊，原因便在于他是中国的托派领袖人物。过去，托派在中国几乎等同于“反革命”。人们像躲避瘟疫一样，对托派退避三舍。
　　当时，我虽然对郑超麟进行了录音采访，但是还不能为他专门发表报道。我在1985年初发表的关于上海监狱的上万字的报告文学中，用了一千多字写了郑超麟。这篇报告文学发表之后，香港报纸立即敏锐地注意到那一千多字，加上《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健在》醒目大字标题，　转载了那一千多字。
　　此后，我又多次访问了他。我为他写了报告文学《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很欣赏这个题目，认为很能反映他的特点——特殊。这篇报告文学却命运乖戾，在三四家刊物“旅行”了一番，谁都不敢发。后来，我在出一本我的报告文学集时，“塞”了进去。可是，在审稿时，别的稿子因为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用的是剪报，唯有这篇是手稿（那时我还没有用电脑写作）。这样，这篇手稿引起特别注意，仔仔细细地审看，被删去了！
　　接着，在出版我的另一本报告文学集时，我又“塞”了进去。责任编辑倒很“识货”，以为此文“挖掘”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人物，特地在新书预告的内容提要中标了出来。然而，也正因为这样，此文又引起注意，还是被出版社领导删去。我几乎要跟那家出版社领导“顶撞”起来，仍是不行！内中的原因是很明白的：托派一直没有一个说法，谁敢发表关于托派领袖的报道？！
　　终于，到了1991年，北京的《炎黄春秋》杂志向我约稿，我当时正忙于长篇，没有万把字的文章可供杂志发表。我忽地想起压在抽屉里的那篇《一个特殊的人物》，便对他们说：“我手头倒是有一篇现成的稿子，只是你们恐怕不敢发！”经我这么一说，他们倒是非要看看这篇文章不可。
　　《炎黄春秋》是一家有眼力、有魄力的杂志。他们不仅在1992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那篇文章，而且把标题改得非常鲜明：《郑超麟和中国托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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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4）
这样，终于把郑超麟先生从“冷冻室”中推到了广大读者面前……
　　此后，我仍采访他。在1996年8月8日，我还陪同香港作家李谷城先生去访问他。那时，他已经九十五岁，居然还每天自己走下楼梯去取报纸、信件！他跟我们谈起邓小平时，记忆很清楚。他送书给我，能够亲笔在书上题字……
　　郑超麟，当时健在的资历最深的中国托派，曾担任中国托派的中央委员兼托派中央宣传部长。托派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简称。过去，我只闻托派其名，不知其详。长时期以来，郑超麟先生一直在云里雾中，不为人知。自从采访了郑超麟先生之后，我开始对这位特殊人物的曲折经历有所了解，对托派也有所了解。
　　他住在上海偏远的居民新村一幢普通的楼房里。我在1984年第一次去拜访他时，叩门之后，开门者便是他。那时，我已身着春装了，他却穿着厚厚的浅棕色滑雪衫，头戴一顶藏青呢无檐帽，脚穿一双蚌壳式棉鞋，弯着腰，行动显得有点迟钝。
　　他患冠心病，双膝患关节炎。虽然看上去老态龙钟，然而，他思路敏捷，记忆力甚强，几十年前的事能记清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随口而谈，不用查阅资料。近年来白内障日重，视力差，看书时要摘去眼镜，鼻尖几乎挨着书本，但他每日读书、写作不已。床头柜上，放着他正在阅读的厚厚的《革命的良心——苏联党内反对派》一书，那是美国罗伯特·艾森·丹尼尔斯写的。床头，摊着几本新到的杂志——《党史通讯》、《化石》、《科学画报》，还有《文汇报》，他说他自费订阅了许多报刊。书柜里，整齐地放着马、恩、列、斯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选集。此外，还有《三中全会以来》、《苏共野史》、《布哈林选集》、《陈独秀年谱》、《新文学史料》、《卡德尔回忆录》、《权力学》、《龚自珍集》等。
　　由于视力差，伏案劳神，他采取了与众不同的写作方式：把稿纸夹在一块木板上，拿在手中写作。这几年，他写下几十万字的回忆文章，其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茅盾、尹宽等。手头正在写作回忆童年的文章，床头放着已写好的一叠厚厚的手稿，字迹清楚、工整。
　　他曾是上海市政协委员（1988年离任），每月有工资，生活是安定的。他的住房共两间，二十四平方米，在上海已算不错的了。本来他独自鳏居，考虑到他年迈体衰，1984年，政府同意把他的侄孙女郑小芳（后来改名郑晓方）的户口从福建迁入上海。那时，小芳一边照料他，一边在上海某大学念完中文系。后来，小芳成了上海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她甚至成了我的一本书的责任编辑。
　　他每天夜里一二点睡，上午八点多起床。天气晴朗的话，他吃过中饭就外出散步。市政协开会，他一般都出席，借机会见老朋友。平日在家，就是两件事——看书、写作。
　　他的客人不多。近年来，来访者慢慢多起来，大都是各地的党史研究者。他阅历丰富，早年与中共领袖人物有过许多交往，所以是难得的“活党史”。
　　他谈锋甚健，一口气跟我谈四个小时也无倦色。只是他福建口音较重，谈到一些我所陌生的人名时，往往要请他写在我的笔记本上。他确是“一个南腔北调人”。我请他回忆他漫长而跌宕多变的人生道路，他颇为感慨。除了长谈外，他还把一些回忆文章借我参阅，使我对他的身世逐渐了解……
　　1922年6月18日早晨，十八个中国青年陆续来到法国巴黎西北郊外的布洛宜森林，举行秘密会议——“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
　　二十一岁的郑超麟，当时在法国蒙达尔勤工俭学。蒙达尔离巴黎不算太远，坐火车三小时便可到达。蒙达尔有许多中国学生。郑超麟和李维汉、尹宽作为蒙达尔的代表，来到了布洛宜森林。在那里，郑超麟结识了一个穿黄色军大衣的人——周恩来。主持会议的是赵世炎。
　　出席会议的还有王若飞、陈延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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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5）
他们每人拿了一把铁折椅，在林中空地上围坐成一圈。会议十分热烈。郑超麟还记得，当时周恩来主张用“少年共产团”为名，不同意“少年共产党”，因为“一国不能有两个共产党”。但是许多人认为“少年共产党”有“少年”两字，即表明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周恩来提出入党要举行宣誓仪式，许多人不知宣誓是什么意思，也引起热烈的讨论。
　　后来，讨论党章、党纲时，“我曾发言说党章和党纲没有分别，何必分成两项来讨论呢？这话一出，好多人都笑我没有常识。以后我自己也明白党章和党纲是两回事，我确实没有常识。我在会上听别人发言，确实感到对于革命方面的知识，别人知道得比我多得多，我应该好好学习”。
　　郑超麟是在1919年12月初到达法国的。在赴法的轮船上，一位中国同学在看《新青年》杂志，他借来看后，对革命产生兴趣。到了法国以后，他读了法文版《共产党宣言》以及《人道报》、《光明》杂志，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这样，他出席了“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那时，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
　　他，1901年4月15日（即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平县城农村，郑家是世代大地主，但到他父亲手里家运已衰落。父亲是秀才，母亲也知书识字。兄弟四人，他为长兄。1914年小学毕业。1919年旧制中学毕业。正遇陈炯明（当时任援闽粤军总司令）来福建招考留法学生，每县两名，半官费（即每年费用六百大洋，官方给三百）。他考取了。先到广州学法语。几个月后，从香港坐船赴法。
　　他在蒙达尔郊区的于山孙橡胶厂勤工俭学。这家工厂在运河岸边，生产套鞋、胶鞋、自行车轮胎之类的橡胶制品。那里，有二十多个中国学生，一起住在一间木棚宿舍。后来，来了一位四川口音的学生，叫邓希贤，也住在那里。邓希贤即邓小平。
　　“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办起了油印的机关刊物《少年》，发表文章一律用笔名。李维汉用“罗迈”，王若飞用“雷音”，赵世炎用“乐生”，郑超麟用“丝连”等。郑超麟记得，周恩来的笔名为“伍豪”，此名源于周恩来在天津“觉悟社”的社员编号——五号，谐音为“伍豪”；刘清扬的编号为二十五，谐音为“念吾”。
　　1923年2月中旬，郑超麟在巴黎西郊出席了“少年共产党”的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开了四天，选举周恩来为书记。迄今，在郑超麟卧室墙上，还挂着这次代表大会闭幕时全体代表的合影。
　　这年3月18日，郑超麟和赵世炎、王若飞等十二人赴苏联学习。周恩来同行。郑超麟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
　　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加入中国共产党。旅莫（莫斯科）党支部举行郑超麟入党仪式时，李大钊出席了会议。这样，郑超麟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之一。
　　郑超麟于1924年7月下旬离开莫斯科，途经海参崴，坐船回国。9月下旬到达上海，担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委员。
　　1925年1月中旬，中共“四大”在沪召开，郑超麟担任大会记录。7月，中共上海地委改组为上海区委，郑超麟为中共上海区委的七个委员之一，负责宣传工作。他还担任了上海大学教授。
　　1926年4月，沈雁冰（茅盾）担任了中共上海区委委员，负责民校工作。他与沈雁冰有所交往。
　　1927年2月中旬，上海工人举行第二次暴动。指挥部设在辣菲德路的启迪中学。他回忆说：“瞿秋白坐镇那里，我也日夜在那里值班。举事那天夜里，周恩来也在楼下听取各方面的汇报。”“二次暴动失败后，中央和区委召集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准备第三次暴动。”郑超麟担任了“特别宣委”。特别委员会由中央局的陈延年、李立三、伍廷康和原在上海的赵世炎、周恩来组成。3月下旬，上海工人举行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城。郑超麟忙于“采访新闻，起草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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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入托派禁区（6）
4月12日，晴朗的上海突然乌云密布，蒋介石发动了政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郑超麟作为“发言权代表”出席了“五大”。会后，他出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
　　这年8月1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出席了会议。
　　会后，郑超麟复回中共中央工作，来到上海。他编辑过中共中央刊物《向导》和改刊的《布尔塞维克》。他还是《共产主义ABC》第一个中译本的译者。
　　1928年夏，郑超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前往福建整理党务。1929年3月18日下午，他在上海家中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四十多天后出狱。6月，他参加托派。年底，他被中国共产党开除党籍。从此，他由马克思主义者，转为托洛茨基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分道扬镳。
　　托洛茨基反对派，本是苏联共产党内的一个派别，始于1923年，首领为托洛茨基（1879—1940）。他曾为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在列宁病重、逝世后，托洛茨基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与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产生严重的分歧。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境。1932年被取消苏联国籍。
　　由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便对中国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大革命失败，关于中国革命的路线之争愈加激烈。托洛茨基指责共产国际当时让中###员加入国民党的路线是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928年6月和10月，托洛茨基写了《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就中国革命发表了一系列意见，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在他的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托派分子。
　　郑超麟这样谈及自己由中###员转为托派分子的思想过程：“我个人也是自始反对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在‘五大’期间，我同尹宽闲谈时批评了当时联合‘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尹宽把我的话写入他的文章发表于后来中央在上海出版的内部刊物；在上海，我在《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上写了文章，断言革命已经失败了……当时我完全不知道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发表了什么言论。我接受托洛茨基主义是有思想基础的。”
　　也就是说，后来他读了托洛茨基的文章，与其说一拍即合，倒不如说他原先就与千里之外的托洛茨基不谋而合。这里提及的尹宽，在20世纪20年代曾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上海区委书记、安徽临时省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后来与郑超麟一样成为中国托派骨干。
　　郑超麟忆及自己是怎样读到托洛茨基文章的。那是1929年他出狱不久，“一天，尹宽跑了来，拿出几篇油印的文章给我看，说是托洛茨基写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他说，有个青年同志名王平一，山东人，他在山东工作时认识的，不久之前从莫斯科回来，找到了他，拿这些文章给他看。他看了，现在拿给我们看……当时，陈独秀住在老靶子路（今名武进路），在北四川路西边，离我们很远，但他几乎每日来看我们。去彭汪家（即彭述之、汪泽楷家）时多，来我们家较少。托洛茨基文章，是尹宽拿到彭汪家去的，陈独秀也看到了。”
　　后来，他们把托洛茨基的文章，铅印一本集子，“名为《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拿出印刷费，由王平一等人送去排印的”。他们花了几个星期，讨论托洛茨基的文章。“这几个星期的思想斗争，是一件大事。对于我个人来说是大事，对于我们陈独秀派和陈独秀本人来说也是大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由于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撤销了他的总书记职务。他和他的支持者形成“陈独秀派”。
　　

闯入托派禁区（7）
郑超麟叙述了从陈独秀派到托洛茨基派的过程：“从‘八七会议’起，中国共产党内已经形成‘陈独秀派’了。我们有形地和无形地同‘八七会议’后的中央和‘六大’后的中央作斗争，但所争的都是一些琐碎的问题。我感觉到双方分歧不是这些琐碎问题，但我说不出系统的意见。我们斗争，但说不出究竟为什么而斗争。后来，看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以后，经过短时期的思考和讨论，我们恍然大悟了：原来我们陈独秀派是同苏联的托洛茨基派以及国际的托洛茨基派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我们陈独秀派，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思考和互相辩难之后，就毫不保留地接受托洛茨基的主张了——不仅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问题的主张，包含苏联问题在内。陈独秀本人最后也接受了托洛茨基的主张，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保留的。”
　　就在此时——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敏锐地觉察到托派在中国的活动，在决议中指出托派“近已侵入中###内”，“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