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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朝廷的大逃亡-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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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题记：南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永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最为飘泊不定的帝王。有关他的行踪，散见于一些历史文献、方志资料和少量文学作品中，但皆记述简略，多为片断，且互有出入，难得窥其全貌。然而，在翻阅着这些零散的历史片断时，就像是在拼凑从桑田泥土中掘起的碎片，慢慢地我却进入了时间的燧道，穿越时空，回到三百多年前，沿着永历帝进入云南的足迹，历览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的演变——
1644年（明崇祯17年）3月，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4月，在陪都南京的史可法等一批大明遗臣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继承大统，建元弘光。历史上称为南明。在此之前，清军已入关大败李自成，占据北京，逐鹿中原。清军集中力量追歼李自成大顺军后，便调转兵锋直指南明。南明政权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弘光帝即位一年就被清军俘获，押解到北京处死。接着，福建巡抚张肯堂等拥立唐王朱隶键即位，建元隆武。鲁王朱以海也被浙东势力拥立监国，建元庚寅，但除浙东外，南明其他势力则不奉其为正朔，而拥戴隆武。隆武帝虽有振作之心，却无振作之力，也只坐了一年皇帝便在败退中死于乱军。随之，其弟朱隶粤被广州遗臣拥立监国，建元绍武，但即位不过一个多月，就当了清军的俘虏，他忧愤至极绝食而死。
1646年（清顺治3年）11月，桂王朱由榔在两广总督丁魁楚、广东巡府瞿式耜、湖广总督何腾蛟等的拥戴下于肇庆即位，改次年为永历元年。
这时的南明，只剩下广东一部、广西、贵州、云南、湖广（约今湖南湖北两省），沿海起兵的郑成功也派人奉表，尊永历帝为正统。未几，拥戴永历的瞿式耜、何腾蛟等干臣先后战死或败逃，损折殆尽。永历帝逃出肇庆。此后便在广西、广东、云南之间来回奔逃。
1651年（清顺治8年，南明永历5年）永历帝被张献忠大西军残部孙可望挟持，安置于安隆长官司治所，改称安龙府（在今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境）。
1656年（清顺治13年，南明永历10年）李定国与孙可望决裂，护送永历帝入云南。
永历王朝在不断的败退与逃亡中苦苦支撑着，成为一个飘泊不定的王朝，永历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四处流浪的帝王。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永历帝进入云南之前，云南已在大西军残部孙可望等的控制下近十年之久。
云南原为黔国公沐天波镇守，沐天波为黔宁王沐英后代，世袭爵位，富冠滇中。明末之乱，土官沙定洲乘机攻掠沐府，沐天波出逃，沙定洲占据省城。1647年（清顺治4年，南明永历1年）清兵入川大败大西军，张献忠被杀，他的养子孙可望等率残部十数万人流窜贵州，攻取云南，灭掉沙定洲，控制滇中。
这些来自张献忠残部的流寇，大都嗜杀成性，极其凶残，到了云南仍然像在四川一样大开杀界，对无辜民众进行大屠杀。他们一路打来一路屠杀，打到一地屠一地，攻下一城屠一城，先屠武定，再屠临安，而后晋宁、昆阳、呈贡等地。和他们作战进行抵抗的要杀，无力和他们作战不抵抗的也要杀，所到之处，尸骨盈野，几无人烟。孙可望在滇中的大屠杀，不仅与张献忠屠四川“十室九空”一脉相承，也与多尔衮的“扬州十日”大屠杀，降清明将李成栋的“嘉定三屠”血光相映，使明末清初的改朝换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野蛮和血腥的一页。数千年来，在神州大地上出现过多次的江山易主，改朝换代，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王朝。而任何一次的江山易主，任何一个新王朝在旧王朝母体内的降生，都无例外地要掀起无边的腥风血雨，民众要遭受一次空前的大灭杀，就像披着戎装的螃蟹的“临盆”。
后来，孙可望杀向迤西，驻楚雄的大明朝金沧道副使杨畏知率兵抵抗，但终因兵力悬殊过大，战败被俘。孙可望早就听说杨畏知在迤西名望很高，颇得民心，是个有影响的人物，于是劝他投降。
杨畏知沉思了好一会，回答说：“要我投降你得答应我三件事，否则休想。”
孙可望问：“你说出来听听，是哪三件？”
杨畏知说：“第一，你必须放弃使用张献忠的“大西”国号。这是一个伪名号，一个惨绝人寰的名号，我绝不向尊奉这种天地不容的杀人恶魔和继续使用恶魔名号的人投降。第二，你不得屠杀百姓。你们到哪里就杀哪里，百姓几乎被你们杀光。百姓何罪？与你何仇？杀光老百姓谁来养活你？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上天有好生之德，你如此肆无忌惮的烂杀无辜荼毒生灵，与豺狼虎豹有什么区别，谈何为人？第三，不得虏掠妇女。你们杀烧淫掳，强夺妇女，无恶不作。你们所到之处，百姓闻风而逃，有来不及出逃的妇女，大都上吊、投井、服毒、跳河，自杀以保操守，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人皆有父母妻儿，人心同然，你于心何忍？答应这三件事，我可以降，不答应，我宁可死。”
孙可望当即答应了他，并对天发誓，折箭为凭。
至此，迤西各族民众才得以免遭这些流寇的大屠杀。孙可望等在其它地方的掠杀也有所收敛，其它地方的民众也仰赖杨畏知之力而少遭杀戮。
孙可望等占据滇中以后，把其控制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各族民众都看作是他们的战利品，任意掠夺，动辄屠杀，不断加强统治和*。他们统治的手段极其严酷，简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诸如，禁止民间*结社，全面取缔夜市，甚至禁止百姓夜晚点灯，不准百姓互相在一起议论等等，如有违犯则一律格杀。
为了具体实施对百姓的控制，他们设置了一个叫“四城督捕”的机构。一听这名字便知道它的职责就是专门对民众进行监督、监视、抓捕、虐杀的专业机构。它放出大量的便衣、密探潜入民间，散布到各个角落，昼夜进行监视。凡发现有人在一起相互议论，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也不管在说些什么，都被认为是在对他们进行污蔑诽谤，恶毒攻击、造谣煽动，阴谋造反，便抓去砍头；发现夜晚有点灯的人家，则被认为是在公开对抗，有所密谋，密探便用石灰涂下标记，然后按标记进行捕杀。如此一来，他们统治的触角便伸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户人家，甚至每一个人，形成一张无孔不入的统治网络。滇中民众简直到了动辄得咎，朝夕难保的地步，不知什么时候横祸飞来？一人罹难，全家遭殃！只能在极度的紧张、恐怖中偷生，提心吊胆过日子。
由于无法忍受孙可望等的非人统治，昆明举人席上珍、金世鼎等人联络姚安知府何恩，守备杜朝明举义兵进行反抗。义兵从姚安一带出发，到得半路便遭到孙可望的阻击，义军全部战死，他们的家属以及和他们关系较近的人也被斩杀殆尽，无一幸免。
据说，昆明城中有一刚直的乡约，叫缪福基，他不时的在街上走动，只要远远的看见“四城督捕”的人前来抓人，便沿街呼唤，奔走相告，叫老百姓赶快逃避躲藏，使他抓不到人无法屠杀。还有一保正叫谢天祯，他身上随时带着毛巾，只要看见民宅上涂有石灰标记，便用湿毛巾抹去，叫他无法辨认无从捕人杀人。后来二人的行踪被“四城督捕”的密探发觉，将他们抓去严刑拷打，打得半死，然后对缪福基说：“你能到处叫唤，是因为你有这可恶的舌头，割下你的舌头看你还怎么叫？”于是凶残地割下他的舌头。对谢天祯说：“你能到处擦掉标记，是因为你有这可恶的双手，砍下你的双手看你还怎么擦？”于是凶残地砍下他的双手。
他二人的这一义举，不知保护了多少家庭，挽救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他们被害以后，当地民众便将二人的牌位供奉在城隍庙和土地祠中，永为感念。自此以后，昆明的城隍庙和土地祠中便多了这样两位让后人敬仰的先贤。
孙可望等的残暴统治，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在大西军残部里，也并非都是铁板一块，他们中也不乏颇具人性且能幡然悔悟投身报国的人。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的就是李定国。
李定国出生在陕西延安府，荒年离乱，投奔了张献忠大西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自幼就跟随张献忠征战杀伐。由于聪明好学，骁勇善战，多次立有战功，很受张献忠赏识，被封为“将军”，统领着大西军的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他的军中有一个赴京赶考的落第举子，叫金公趾，很有学识，被他俘虏后用为“师爷”。他很敬重他，跟他读书写字，学习文化，喜欢听他讲一些历史典故，有时也会自己跑到茶肆酒楼听人说书。到了贵州云南后，金公趾看他性格刚烈，正义感强，与孙可望不同，便讲《三国演义》给他听，在讲的当中免不了要作一些诠释和讲解，于是便乘机借古喻今，对他进行启发引导，说：“孙可望大奸大恶，就像董卓、曹操这两个家伙，早晚会有人来除掉他！”然后感叹良久，又说，“可惜目下还没有一个像诸葛亮这样能匡扶社稷力挽狂澜的人……不过我听人说过，你李将军的才能和威望，很像诸葛武侯。我想你定能担当此大任，对付此贼，惩恶除奸，救民于水火，成为当今乱世的诸葛亮！”
李定国沉思良久说：“诸葛武侯我不敢比，但我一定尽力奉武侯为师，以武侯的言行来勉励自己，做一个于国于民有用而不是有害的人吧。”
其实，李定国在大西军中的地位并不比孙可望低。他和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同为张献忠的养子，都被封为将军。孙可望为“平东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刘文秀为“抚南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都有自己的军队，成为大西军中的骨干力量。张献忠死后，大家推举养子中的长子孙可望为众首，统领全军。李定国不服，看不起他，说他人品低劣，贪婪狠毒，难以服众，不时的和他公开顶撞，甚至争执不休，常常弄得孙可望下不了台。
一天，在贵阳大营，孙可望召集将领们开会，商议重大事宜，最后说：“自从大王升天以后，我们到这地方已经有好些时日了。当前的情况是，满人长驱直入，势不可挡，占领了大明的绝大部分江山，现在大清朝也已经建立起来了。反观大明朝，它早已成了残明，只能在我们的扶持下艰难度日，苟且偷生，否则它早就完蛋了。而我们的力量又十分单薄，抵不住清人的进攻，无法与之抗衡，我的意思是不如趁早派人去向清人求降，归顺大清，化干戈为玉帛，不再作无益的牺牲了。这样，你我大小还能摸到个什么官干干，封妻荫子，坐享荣华，这是今后的长久之计。我们要是再死死抱着残明这条腐烂的大腿，继续和清人相抗，弄不好连身家性命都难保，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识时务者方为俊杰！看，大家意下如何？”
李定国还不等他说完，便已怒不可遏，按着腰间的宝刀，怒视着上座的孙可望，厉声责问：“你忘记了父王的临终遗嘱吗？我再说给你听，父王临终时遗嘱说：过去大明王朝是我们的敌人，自从清人入侵以后我们的敌人就是清人，我们要扶明抗清，共谋复国——这就是父王的临终遗嘱，你忘了？投降清人是卖国求荣的卑劣行为，我们怎能如此？什么识时务者为俊杰？一派胡言。眼下虽说清人势盛，占据了大片国土，但大明朝还有永历帝在，还有四川、湖广、贵州、云南等疆土，还没有到了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只要我们上下齐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还是大有希望的。我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生要顶天立地，死要成仁取义，宁可站着死，不求跪着生。你身为三军统帅，怎么能张口说出这样无耻的话来呢？”
孙可望一听，气得口张舌结，无言以对，恨不得当即将李定国拉下去“斩首示众”，但转念一想，却感到有些心虚。这其中的原因是，孙可望自当上众首，成为统帅以后，更加目空一切，专横跋扈，暴戾恣睢，闹得*人怨，连大西军中也有不少人对他心怀怨尤，早已和他同床异梦，貌合神离了，真正愿意和他沆瀣一气作恶到底的其实并不多。这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底气不足。反观李宝国，在他们这些“义子”中数他城府最深，武功最好。那年，张献忠的大西军和李自成的大顺军在川北激战，鏖战多日，互有胜负，最后还是李定国奇兵出击，大败大顺军，把李自成的势力赶出川北，逃回汉中，才稳固了大西军在四川的霸权。从那以后大家对他更加心悦诚服，更加敬重，他的威望也越来越高，而他也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深得部下的爱戴。再环视四座，众将官一言不发，似有倾向李定国的样子。如果就此下手，李定国决不会束手就擒，他腰间那把大刀十分了得，无人能敌。还有那个刘文选，还有李定国带来的两个部将，早已在斜睨着他，似有准备，他们不会坐视不动。要是闹起来，后果难测啊！再则，还有李定国手下的那些兵，被他调教得像他一样，都是如狼似虎的亡命之徒，一旦杀了他们的主将，他们会哗变，会倒戈，会闹翻天，最后闹到什么地步更难说！
基于以上考量，孙可望知道时机不利，只好强忍下来，不敢有大的动作，但还是怒气冲冲坐在上面，一拍桌子，大声喝斥道：“老子才一开腔，你就骂起来了，你个鸟人，眼睛里还有我这个统帅么？还有我这个兄长么？姑念你同为兄弟多年，看在父王的份上饶你一次。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来人！拉下去重打五十军棍。”
这五十军棍便成了李定国和孙可望最后决裂分道扬镳的导火索。从此以后，他二人更加不和，李定国恨透了孙可望，孙可望也在寻找机会除掉李定国。
李定国看准了这一点，也在作着自己的准备。他和师爷金公趾商议说：“这奸贼不仅越来越独断专横，现在竟然要投敌卖国了！我打算除掉他，免得让他拉着弟兄们去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加祸我国人。”
金公趾说：“孙贼固当杀之以谢天下！但依目前情况看，他南面称尊，手握大权，军队大部分都被他控制，现在和他摊牌尚无把握，得想个万全之策。”
李定国说：“但是他也想杀我呀！情况紧急，一日多变，不能久拖。”
金公趾问：“将军准备如何做？”
李定国说：“我也想过，硬拚只会两败俱伤，还不一定杀得了他。而等待机会又恐怕他乘我不备先下毒手，我打虎不成反被伤。我慎重考虑过，不如干脆把我的部队拉出去辅佐桂王永历！”
金公趾连连点头说：“对了！这才是正道。将军把部队拉出去辅佐桂王永历，一则可以避开此贼，免除互相攻杀，两败俱伤，保存自己的力量扶明抗清。二则此举可以动摇他的军心，涣散他的队伍，鼓励那些正在犹豫、观望、等待的人尽早离开此贼，使其分化瓦解，不攻自破，不打自垮。”
李定国说：“好！就这么着。”
他把军队调集起来在教场点兵，当众宣布说：“现在清人入侵，国难当头，我们应当迷途知返，改恶从善，弃恶如焚，再不可继续当流寇屠杀无辜民众，犯下天地不容的极恶大罪了！从今天起，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自己的恶名，行忠恕之道，做忠义之人，投入抗清复明的伟大行列，鞠躬尽瘁，为国效忠！弟兄们愿不愿意？”
他的声音洪亮，情绪激昂，如平地春雷，唤醒了士兵们心中的良知和正气，大家齐声响应，纷纷表示愿意跟着李将军洗心革面，改弦更张，一定用自己的行动来洗刷自己的罪恶，投入抗清复明战斗中，做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他把自己的部队拉起，向广西永历帝的驻地安隆而去。
孙可望得知，便派出心腹干将追击，试图一举灭掉李定国。李定国料到他有这一手，早已提前做好准备。他把老弱病残和眷属辎重先拉出去，调集精锐杀个回马枪，击败孙可望的部队，俘获大批人马物资，得胜而去。
孙可望不再派兵来追杀，而是改变策略，派出饶将白文选率轻骑星夜兼程到安隆劫驾，抢在李定国之前把永历帝拿到贵州，置于他的身边进行控制。其实，他早就想当皇帝，早就谋划建国，并定好国号为“后明”，以干支纪年，只是时机尚不成熟，还不曾举行登基大典，公开称孤道寡而已。现在，李定国出走，他生怕永历帝被李定国抢去，便迫不及待的要把永历劫来，以便更好地利用这个小皇帝的影响，“挟天子以令诸侯”，号令云贵等地的残明旧部，扩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取而代之，南面称王。
实际上，永历君臣自到安隆的一天起就在孙可望的淫威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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