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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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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中有这样空灵唯美的诗意，有人生幻灭的虚无感，更重要的是，唐诗中的人间疾苦更能引起闻一多的感触。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地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令李凌记忆深刻。
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学生交了一篇关于李贺诗歌的阅读报告（汪曾祺代作）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一多激赏。
闻一多的课程之所以吸引人，一方面是其学识渊博，见解独到，分析精辟；另一方面则是他的人格魅力，疾恶如仇，诗人和斗士的双重身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学子。闻一多在思想转变之前，还有浓厚的名士派头。他在清华大学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闻一多家书中的柔情
1938年1月，闻一多接到时在汉口任国民党政府###次长的顾毓琇的邀请，邀请他到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这个机构是作为最高当局的咨询机构。闻一多拒绝，他不愿做官，也不愿离开清华。在这个问题上，闻一多夫人高孝贞和他不一致，她要求丈夫做官，在汉口并能照顾家。闻一多离开家时，心情不愉快。2月，当局已经决定将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2月15日，闻一多写了一封家书，信中写道：“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连以前打算离校，或已经离校的，现在也回来一起去了。”
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提到自己离开家时的情形，那种别妻离子的愁肠百转，今天读来仍令人动容：“那天动身的时候，他们（孩子）都睡着了，我想如果不叫醒他们，说我走了，恐怕他们第二天起来，不看见我，心里失望，所以我把他们一一叫醒，跟他说我走了，叫他再睡。但是叫到小弟，话没有说完，喉咙管硬了，说不出来，所以大妹没有叫，实在是不能叫……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四十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这封家书中，我们看到民主斗士闻一多的柔情。
1944年，昆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西南联大教授们的生活越来越差，简直到了饥饿线上，如何解决八口人的衣食，成了闻一多教授焦虑的问题。西南联大的一些教授发起卖文售字，闻一多成了其中一员。
昆明接近象牙产区，欣赏和收藏牙章当时颇为盛行。有几位老朋友知道闻一多擅长篆刻，出了个主意，鼓励他公开治印，既是自食其力的雅事，又可业余从事，不致影响教研工作，也可借此改善一下生活。浦江清教授特撰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文曰：
秦鉥汉印，攻金切玉之流长；殷契周铭，古文奇字之源远。是非博雅君子，难率尔以操觚；倘有稽古宏才，偶点画而成趣。
浠水闻一多教授，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原始，海内推崇。斲轮老手，积习未除，占毕余闲，游心佳冻。惟是温黁古泽，仅激赏于知交；何当琬琰名章，共榷扬于艺苑。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爰缀短言为引，公定薄润于后。
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蒋梦麟杨振声罗常培陈雪屏熊庆来姜寅清唐兰沈从文同启
闻一多治印的润资，明码标出，刚开始石章每字200元，牙章每字400元。他治印不直接收件，委托青云街、正义路几家笔店收转。《润例》贴出后，昆明城为之轰动，来求其刻印者络绎不绝。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清高的传统，向以谈钱财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闻一多在困境中不得不挂牌治印谋生活所需，其内心想必是痛苦的。曾有一次，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鹤不满父亲挂牌治印，怒气冲冲地责问闻一多这是不是发国难财，闻一多听了没有生气，沉思了好半晌，末了只说了一句：“立鹤，你这话我将一辈子记着。”淡淡的一句话，想来其中包含了多少辛酸啊！
闻一多通过治印，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1946年2月，闻一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弟之经济情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
闻一多的家书片段，说的是家事，但和国事紧密相连，实在是时局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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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1）
由于战争，交通阻隔，有时一封家书要走好几个月，才能到家人手中，可谓“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收到千里之外的家书，自然是惊喜的。笔者查阅到几封浦江清写给远在上海的妻子张企罗和孩子的家信，将联大教授的动态、清华同仁的生活细节，个人的饮食起居，统统写入家书，当然，少不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思念和牵挂。
浦江清的家书，和他的日记一样，传达出那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浦江清的女儿浦汉明说：“现在，重读他们当年互诉衷肠的两地书时，我感到了家书重抵万金的沉甸甸的分量。那渗透于字里行间的绵绵情思，令我感同身受。他们与民族同命运共呼吸，怀着忧国忧民之心，竭力贡献着自己一点绵薄的力量。”
浦江清写于1943年1月9日的一封家书，非常细致地描述联大教授的经济状况：
我们这里（物价）也在高山尖儿上，在内地推为第一。公米到八百元一石。我们的薪津是原薪加生活津贴若干，再加米一石（折价），每月大约有千六、七百元。但是一个人用度，每月超了千元。省则也要千元。接下来浦江清用琐碎之笔墨，向妻子汇报昆明的物价，以及他的饮食：
三五牌纸烟在小摊上可得，白锡包等极不稀奇。价钱呢，我所知道的宝剑牌十支装廿元，金字塔廿支装四十元。联大教授们抽本地纸烟，每包二元五角，其劣可知。点心则糕饼平均价四元一个。花生米是两元一两。桔子很好，是廿元一斤。馄饨每客十元。上海汤米团每客八元，四个。除粽子不见外，此地吃的东西，可说是样样都有。但是我们不能享受，在城中不免见了口馋，所以用钱便费，到乡下便一切断念。
尽管物价上涨得厉害，但在饮食上还想吃得有滋味、有营养：
我们在乡下及城里的包饭是每月五、六百元，城里好些，每顿有肉，牛肉每斤十七元，比猪肉便宜一半，所以常吃红烧牛肉。乡下则每隔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吃一次肉。素菜有红萝卜、洋芋、白菜、菠菜等，营养价值并不坏。不过乡下的佣人，本非厨子，是本地人，不能做菜，又很刚愎，不叫人指导，所以菜不入味。尤其是多放茴香、花椒、辣椒这类，即素菜中亦放入内，说过好几次，都不听。烧木柴费极，我们六七个人一桌饭，每个人要摊到一百廿元的柴费，此地还在乡下，多出木柴的。我除一天三顿饭外，每天早上吃一个或两个煮鸡蛋（每个一元五角），每晚###点钟吃烤白薯一只（约二元），水果不能常吃，花生米则买生的自己炒，便宜不少。在营养上可以的。
浦江清信中提到的“乡下”，是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离龙泉镇有半里之遥。龙泉镇上，有各色小店，也有邮局。也有公共汽车通昆明，每人票价十八元，“我们如不带重东西，不去请教他的”。附近住着的，有冯友兰、陈梦家、余冠英等，在街子天（赶集日）即可在镇上遇到。浦江清和朱自清等未带家眷的单身教授，住在清华文科研究所租的大院里。每星期进城一次，在城里住两三天，上完课，就住在这里。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浦江清家书的温馨絮语（2）
和昆明的其他阶层相比，联大教授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处在底层：“教授阶级甚穷，至于在此经商者，大商人不说，例如许骏斋有同乡四人在此开一小吃店，每人每月可分得进款四千元。从城至乡，现在时行马车，赶马车的每天可赚百数十元。比较起来，教界人甚苦，而联大毕业生他们找到事情，往往薪水在老师之上。”
1944年，西南联大教授的工资基本是：三常委的工资为710元，一般教授430…600元不等，教员在140…240元左右，助教在120…200元不等。1944年的昆明，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得非常厉害了，教授一个月的薪水，购买能力只能相当于战前十元钱。
教授的薪水少，又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怎样糊口呢？
有家眷在此的，都感经济压迫，所以都不用人了，不用人当然还不够，但奇怪的是他们都可以过去，有的原有积蓄，有的在借债。我们系里，……一多最穷，其家尚维持一用人（佣人），乃是北方同出来的老妈子，年纪六十岁了，要推给别人也不容易。佩弦也穷，上次进城，检出一件皮袍、两样瓷器付拍卖行。大概东西带在这里多的，还不要紧，卖去一个毯子，可以贴好几个月。一件皮大衣，要一万元以上，一部《辞海》可卖七八百元。
浦江清在1943年2月20日发出的一封家书中说，###在教授生活最困难的时期，补贴了一点钱：“现薪津依旧，同事都穷得不得了，此月教部为奖励专门以上学校教员服务十年以上者，各发资金千五百元，我已领到，不无小补，所以本来只能汇出二千，现可加汇一千。”
浦江清领的这1500元，以昆明的市价，能买到什么呢？“到此因城乡要两份铺盖，褚士荃恰好多一条被，就借给我，这里一被要千元。到此后除添此一棉絮，并茶壶、茶杯、砚（三件百元）外，不曾添些什么。现在要添二个蚊帐，袜子半打，大概要六七百元。”一床被子就要花费1000元，1500元的补贴，可谓杯水车薪。
幸好清华服务社面向美国军队承包工程、建设房屋、开办工厂赚了一些钱，补贴给联大的教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教师生活稳定，帮他们渡过难关。浦江清在写于1944年5月11日的一封家书中写道：
清华校庆纪念日，今年因合作社赚了些钱，所以举行聚餐会。大家嘴有点馋了。到会有四、五百人，三年未有之盛。聚餐费每人一百元，不足都由合作社贴出。有毕业同学经营工业的来送礼，每人得了一块毛巾，四块肥皂，皆大欢喜。饭后又有合作社的便宜东西，及别的厂家廉价东西买，有白布、糖、墨水、纸烟、火柴、套鞋等等。人挤得很，尤其是女太太及小小孩们顶起劲。也有大教授挤在里面，买了许多纸烟和火柴的。那天的盛况不亚于在（清华）园内。可说是一个狂欢日。地址是借了这里的裕滇纱厂的厂址。这狂欢等于一针强心针。到了归途的汽车里，大家又在叽咕这个月薪水不够用了。因为贪着东西便宜，超出了预算。
浦江清家书中折射出联大教授的经济压力，透露出丰富的生活细节。现在的读者，你是否想象到一个大学教授看到普通的点心馋了也不舍得买，不带沉重的行李连公交车也不去坐而感到心酸和苦涩。然而，浦江清对妻子娓娓而谈，温情绵绵，丝毫不见一丝一毫的埋怨和火气，我们仿佛看到他面对艰难的生活，依然微笑，依然乐观。
浦江清的家书还提到很有意思的话题。“（俞）平伯的女儿二人均在此，一人最近与一葡萄牙人结婚了。平伯有一外国女婿，恐怕做梦也想不到的。”这好似夫妻之间说的悄悄话。“闻太太能做软饼，其法以面糊作条状，中夹芝麻与糖，油中煎之，非常好吃，初二日，因我们点品，一试，大好。梦家夫人从冯太太学菜一年，稍有成绩，但不出奇。你在松（江），可以学做几个特别菜，但须注意材料是各地都有的。不久在园内重聚时，佩公（朱自清）要点品一两样松江菜。”柴米油盐，请客吃饭，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吧。“吴正之（吴有训）太太及赵凤喈（联###律系教授）太太等等都问起你的近况，托我问候。”邻里交往，如话家常。
吴宓在云大讲“红楼梦人物评述”，吸引了一千多听众，浦江清也听了，“许多对于人生的体验，我也有些感想”。浦江清在家书中和妻子有真诚的情感交流：“人能永久保存理想主义是好的。在爱情里面，彼此以理想主义相鼓励，结婚以后，接触现实问题，彼此不免互相鼓励着现实方面。男的希望女的多多注意家务，女的要男的多弄一点钱等等。这样愈来愈庸俗，假如曾经有过一段恋爱历史，曾经彼此了解过理想主义，彼此倾佩过，还好。否则，最早就以庸俗开始，更容易互相惹厌。假如结婚以后仍旧能保持一点理想，彼此了解，以理想鼓励，那么是最好的。”也可能基于对婚姻深刻而现实的认识，浦江清虽然在战前清华大学任教时有过一次痛苦的失恋经历，但他比其师吴宓的家庭生活美满幸福。浦江清很欣赏妻子给孩子讲的故事，鼓励妻子，拿起笔，写一些童话。
隔着60多年的时光，看浦江清写的蝇头小楷，这些微微发黄的家书留下了岁月的沧桑，战争的烽火和民族的苦难隐隐在上面浮现，但我们读到这些温馨的生活絮语，心中有感动，感到温暖和美好。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下的家书，像千回百转的流水一样，流淌到我们这里。
浦江清西行记
无国即无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不知有多少爱国的知识分子随着战局的变化，背井离乡，抛妻别子，撤到后方。联大教授有大概一半是只身在昆明，靠鱼雁传书互诉衷肠。浦江清就是其中一位。
1940年夏，浦江清按例休假一年。为免相思之苦，他由安南（今越南）经香港返回故乡，和亲人同住在上海。1941年，浦江清的儿子浦汉昕出生了。这时，日军占领了越南，回滇道路已断。浦江清向学校请假暂留上海。年底，珍珠港事变发生，浦江清不愿长期僦居沦陷区，决心冒着危险通过日寇封锁线，准备经浙赣路去昆明。哪知到了安徽屯溪，上饶、鹰潭皆已失守，浙赣路不通。被困数月后，跋山涉水，由江西绕道福建、广东，回到西南联大。总计行程八千余里，途经八省，历时整整六个月！这一段艰难的历程，浦江清都记在《西行日记》中。
1942年6月3日，浦江清在穿越日寇警戒线时写道：“午时四时许，要越过警戒线……日哨兵有站，左右两站，距此桥皆三四里，此桥在两站之间，遂为偷渡之所。其后闻人言，日哨兵在四时后即归站，不复巡逻，大雨更不出，故余等实安全。”战时行路难，有时浦江清带的行李，被人敲竹杠，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也只好敢怒不敢言。
浦江清的女儿在整理父亲的日记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一向在我眼中显得文弱、随和的父亲，竟会那样坚毅、执著，这八千里路云和月，他是怎样过来的啊！曾冒着生命危险闯过日寇的警戒线，也曾遇到国民党败兵的骚扰，有时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全靠步行，跋涉的辛劳自不必说，还有火灾、空袭的威胁，再加上物价上涨、小偷光顾，到了后来，旅费用尽，又生了疟疾、胃病，但他仍坚持不断向西行，从未想过回头。”
那一代学者，实把坚守教职看作神圣的事业，犹如战士坚守阵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小言之，为了不负西南联大之约；大言之，则是为了青年，为了学术，为了国家。”
浦江清在《辛巳岁除大雪，独坐寓楼，用东坡除夕诗韵》一诗中曾表明过自己的心志：“风雨待鸡鸣，茫茫何时旦？……明年我西行，万里寻旧贯。丈夫励壮志，未肯谢衰□（缺字）。安能坐困此，日数米与炭。”
上海虽有老母、妻子儿女，但却是沦陷区，决非安居之地。在建阳、南平、长汀等地，浦江清曾遇到挚友，东南联大校长何炳松、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热情地挽留他留下来任教。与西南联大相比，那里待遇较为优厚，住房宽敞舒适，图书资料丰富。同行的旅伴，逐一留下，只有他一人，毅然决然、毫不动摇地向西走。不仅如此，在因旅费缺乏而告债、申请救济的同时，他仍不忘为西南联大采购图书。到达昆明后，连一天也没有休息，甚至顾不得讲述一路的艰辛，第一件事就是去问“本学期之功课如何”，为自己耽误了课程而不安。在1943年2月4日（旧历壬午岁除）的日记中，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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