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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初到昆明时，常和当时在云南大学执教的施蛰存逛夜市，淘古董，在电石灯的绿光里晃动着他们的身影。1939年1月，由国立北平艺专、国立杭州艺专合并的国立艺专迁到昆明，国立艺专校长滕固、雕塑家江小鹣，也经常逛福照街夜市的古董摊。几个古董摊子都是古籍旧书、文房用品、古瓷玉饰、漆器绣品，还有象牙、琥珀、玛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来的人都拥挤在这样的摊子前，使摊主索价日益见涨。
　　有一段时间，沈从文收得最多的是一种缅甸漆器，叫缅盒。有一次，沈从文在一堆盆子碗盏中发现一个小小的瓷碟，瓷质洁白，很薄，画着一匹青花奔马。他对施蛰存说，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个一套，名为“八骏图”。沈很高兴地花一元中央币买了下来。施蛰存在《滇云浦雨话从文》文中说：“这个康熙八骏图瓷碟，引起了从文很大的兴趣。他告诉我，他专收古瓷，古瓷之中，又专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里，已有了几十个明清两代的瓷盆。这回到昆明，却想不到也有一个大有希望的拓荒地。”1942年，沈从文在致施蛰存的信中说：“（缅盒）已经买到大大小小十多个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骏图又收到二只。”
　　沈从文买来的小件古董，并不独赏，常和朋友、学生一起分享。看到朋友喜欢时，沈从文就慷慨地送人。
　　沈从文淘古董，有时动员他的妻妹张充和一起去。当时张充和的工作是专职编教科书，这项工作由杨振声负责，沈从文是总编辑并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散曲，兼做注解。张充和对古董不大感兴趣，她知道“沈二哥”拉她一起去的目的，一是回家合谋谎报古董的价格，以免姐姐张兆和生气；二是张充和逛的高兴了，可以大方地掏钱代他买下。张充和回忆联大复校回北平后，沈从文和朱光潜相约一起去买古董，并谎报价格“骗”老婆。
　　文人爱书，尽管手头拮据，却又爱光顾旧书店。沈从文除了淘古董，也买旧书。1945年10月5日，沈从文购得中华书局1936年版《漆器考》。他在此书上批注，“从枪声盈耳中购来”，“书过于简率不合用。多错误，少材料。”
　　施蛰存在昆明夜市买过两方古绣件，好像是从朝衣补褂上拆下来的，是沈从文劝他买下，花了四元中央币。后来，施送给了林同济的美国籍夫人，她用来做茶几垫子。施蛰存也热衷于搜寻缅刀和缅盒，因为他早先在清人诗集以及笔记里读到，云南人在缅甸经商一般都要带回缅刀送男子、缅盒赠妇女。施还买过一个有三格的小缅盒，朱漆细花，与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奁具相仿。
　　1940年3月，施蛰存离开了昆明。福照街，这一联大学者淘古董的好去处，也没有逃脱被日寇轰炸的命运。1941年2月3日沈从文自昆明复函施氏，还提及福照街，其中写道：“金碧路毁去三分之一，小东门、平政街、螺峰街尾各毁去一部分，正义路上半段炸毁约二三十铺面，佛照街损失相差不多。文化巷大半毁去，钱局街情形约同。文林街近大西门一段毁去，云大、联大各毁一部分。”
　　1988年，沈从文遽归道山，施蛰存闻讯连夜写了一幅挽联，托老友包谦六先生书好，寄给张兆和女士，以示哀情。挽联曰：沅芷湘兰，一代风骚传说部；滇云浦雨，平生交谊仰文华。“滇云”指两人在昆明的交游。施蛰存写这挽联时，会想起两人一起淘古董的经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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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喜欢收藏旧兵器
在抗战前的北平，多数学者爱收藏。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史家张子高喜欢收藏古墨，是著名的古墨收藏家、鉴定家。他一生写了许多古墨研究和考证文章，他同叶恭绰、张綗伯、尹润生三位收藏家合编了《四家藏墨图录》一书。清华大学教授、美术史家邓以蜇（清代书法家邓石如之子、两弹元勋邓稼先之父）喜欢收藏字画，曾对故宫博物院的字画作鉴定。这两位先生的收藏方向，受职业影响。杨振声喜欢买字画，沈从文喜欢淘古董，则纯粹是个人的精神趣味。
　　搜集旧书几乎是治文史学者共同的癖好，钱穆、张荫麟、吴晗在北平都收藏了数目可观的古籍和史书。有一个小故事，令人莞尔，可以看出那时学者搜旧书的癖好。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要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他们一起相互监视，找资料时，袁问蒋对哪一方面特别有兴趣。蒋找到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文祥年谱》，一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袁似乎不感兴趣，蒋私下很高兴。两人分手后，袁回图书馆，蒋回俱乐部。蒋随即转回去想买那两本书，当他半小时后赶回去时，主人告诉他，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书买走了。
　　北大经济学教授赵迺抟，在联大讲授“经济思想史”。虽然是留美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但是，赵迺抟却仍然是中国人的作风和装束。他褪色的蓝布长衫有一半被长髯遮住。他经常即兴赋诗解释自己的观点，兴味盎然地引用中国诗文，煞费苦心地用中国术语解释西方商业周期。赵迺抟能够信手拈来古诗，和他喜欢旧诗有关。
　　赵迺抟以藏书丰富自傲，收藏线装书已到很高的境界。他曾讲一个故事：某教授在美读书时，买到一本最近出版的旧书，颇为自得，他用打油诗来嘲笑他的无知，诗曰：“翁仲如何作仲翁，皆缘书读欠夫功，马金堂玉应难到，只好苏姑作判通。”盖苏州曾有一通判，看见坟前翁仲说成仲翁也。
　　冯友兰的爱好是收藏旧兵器，有点出人意料。联大时期的冯友兰戴眼镜，着长衫，留长髯，说话急的时候有点结巴。做事情“不着急”的哲学家，授课之余，不是舞文弄墨，而是舞刀弄枪。
　　冯友兰为何有这样一个独特的爱好？他在自述中说：“我家里的上辈，有一代是习武的。在我的祖母的房里，遗留下来许多兵器，我小的时候常同堂兄弟们拿出来玩。家里有个护院的拳师，教我们使用这些兵器，所以养成一种爱好。”
　　在战前的北平，冯友兰喜欢逛古董铺，“我所收罗的并不是夏鼎商彝，而是明清两代遗留下来的旧兵器”。东四牌楼附近有一个小巷，叫弓箭大院，是从前制造弓箭的地方。冯友兰在那里收罗了上百支的箭，箭有各种各样的箭头，特别是响箭，制造精致。“这些东西，我藏有几百件，曾在清华开过一次展览。新中国成立以后，我都捐献给历史博物馆了。历史博物馆又把它转送到别的博物馆去了。”
　　昆明有一条文明街，街上有个摆旧货地摊的夜市。冯友兰经常去那里逛，有时买旧兵器。冯友兰的长子冯钟辽回忆起父亲在昆明的生活，在《父亲冯友兰先生收集的兵器》文中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买回来了一柄像匕首而无刃的无刃刀。刀身窄扁。平刀头没有尖，也许可以当改锥用。刀柄做得很考究。刀柄中空，做工有似象牙的雕镂方法，可是是铁做的。用玲珑剔透形容刀柄就很恰当。我也觉得那把刀有意思，就把它夹在书包里带了去学校。我那时候住校。下课以后在宿舍拿刀出来看。一位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可是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同学拿刀一看，忍不住大笑。说这是把烟刀，挑烟用的。我知道很多同学家里有烟具，当然深信不疑。周末把烟刀拿回家去，放回原处。父亲后来是不是也知道那是把烟刀？我是没说，我也没问。
　　冯钟辽的文章也提到了冯友兰藏旧兵器展：按照我的记忆，抗战将要开始的时候，在清华收集的那些兵器都捐送给了燕京大学了。大约在捐赠以前，在清华大学举行了一次展览，也有一说，展览是在复员后举行的。以后可能又转到了有关部门。家里有一幅文化部颁发的奖状，言明收到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纸上的时间是1959年。最近在历史博物馆找到了这批兵器。妹妹宗璞曾去看过，见保存完好，还是从前的老样子。应该说这是它们最合适的去处。
　　“冯友兰先生捐赠各式兵器六百一十九件”，这个数目不小，想来是他几十年收藏积累下来的。昆明时期，冯友兰在古董摊上淘旧兵器，在书房玩赏刀剑，让人想起“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之句。或许，在联大学者的精神深处，都有辛弃疾式的梦想，“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在国难方殷之时，文人有陆游式的　“佩剑情结”，这也是中国诗词中的一个抒怀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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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教授爱昆曲
在战时的昆明，联大的教授爱好昆曲。笔者收集到很多这方面的信息。先来了解一下昆曲。昆曲原称昆山腔，简称昆腔，最初是江苏昆山一带民间流行的南戏（宋、元时流行于南方的一种戏曲，为区别于北方的元杂剧而称为南戏）的清唱腔调，数百年来对许多地方戏曲都有深而且广的影响，是我国最古老的声腔之一。因此，一般文人学士都喜欢把昆曲作为古代戏曲音乐的活化石来欣赏、品味。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之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昆曲知音，浦江清、许宝马录、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人，他们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并任社长，定期雅集。
　　在战时的昆明，从北平而来的教授、文人、艺术家，不乏爱好昆曲者。我们不妨透过老舍到昆明访问时的日记，看看联大教授们战时的文化生活。
　　许宝马录先生是统计学家，年轻，瘦瘦的，聪明绝顶。我最不会算术，而他成天的画方程式。他在英国留学毕业后，即留校教书，我想，他的方程式必定画得不错！假若他除了统计学，别无所知，我只好闭口无言，全没办法。可是，他还会唱叁百多出昆曲。在昆曲上，他是罗莘田先生与钱晋华女士的“老师”。罗先生学昆曲，是要看看制曲与配乐的关系，属于那声的字容或有一定的谱法，虽腔调万变，而不难找出个作谱的原则。钱女士学昆曲，因为她是个音乐家。我本来学过几句昆曲，到这里也想再学一点。可是，不知怎的一天一天的度过去，天天说拍曲，天天一拍也未拍，只好与许先生约定：到抗战胜利后，一同回北平去学，不但学，而且要彩唱！
　　老舍文中提到的联大教授，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钱晋华女士是联大外文系教授袁家骅（著名语言学家，在联大开展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的夫人。罗莘田是老舍的好友罗常培，罗常培去世后，老舍在悼念文章中，也提到他唱昆曲：“他会唱许多折昆曲。莘田哪，再也听不到你的圆滑的嗓音，高唱《长生殿》与《夜奔》了！”
　　查浦江清1943年日记，也见有教授们唱昆曲之记载。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
　　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的研究，对唱曲要求高，故有“不甚佳”的评语。
　　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之一，沈从文夫人张兆和的妹妹。张家四姐妹都喜欢昆曲。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去了重庆，从《梅贻琦日记》可知，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来拜访，有时，为梅校长清唱昆曲。
　　与昆曲相比，查阅到的联大师生与京剧的资料少。但毫无疑问，北大和清华的教授们喜欢京剧，像杨振声、梅贻琦等人都爱好京剧。
　　秦泥执笔的《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纪实》文中提到，当时娱乐活动极端缺乏，1941年春节，学校放假唱了几天京戏，戏班子是爱好京剧的同学自己组织的。在叙永分校就读的张之良在《我的大学生活》文中也写道：
　　春节到了，由杨振声教授支持唱了五天京戏。记得有一个剧目是《苏三起解》，是工学院姓王的同学主演，他在北平时，从小在家请家庭教师教戏，所以表演唱腔均好。后来这位同学中途辍学，参加中印空运工作，在一次飞机失事中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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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学生的昆曲之好
杨毓珉在《汪曾祺的编剧生涯》一文中回忆：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同学组织“山海云剧社”（社长是哲学系周大奎），1942年暑假，演出了曹禺的《北京人》，杨毓珉负责舞台设计，汪曾祺专门管化妆。演出成功，还挣到不少钱。
　　1942年下学期，杨毓珉和汪曾祺同时听《中国文学史概论》，讲到词曲部分，老师和学生一起拍曲子（唱昆曲）。杨毓珉回忆：“曾祺很聪明，他能看着工尺谱吹笛子，朱德熙唱旦角，……我记得最最常唱的曲子是《思凡》，德熙唱的那几句‘小尼姑年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去了头发……’真是缠绵凄婉，楚楚动人。”
　　汪曾祺最喜爱的课外活动是演戏和唱昆曲，特别是唱昆曲。当时云南大学中文系有几个同学成立了一个曲社，汪曾祺不仅闻讯参加，而且很快成为这个曲社的积极分子。几乎每次曲社活动（拍曲子、开曲会），都少不了汪曾祺。教学生唱昆曲的主要教师是陶光，他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教员，教《大一国文》的作文。吹笛子的是历史系教员张宗和。每次做“同期”（昆曲爱好者约期###唱曲，叫同期），吸引了联大、云大的许多师生。特别是一些驰名学术界的教授、学者也来曲社参加活动。这些名人教授中有些本身就是昆曲大家，不只会唱一般的曲子，如数论专家许宝马录，他是俞平白先生的夫人许宝驯的弟弟。有一次，许宝马录听汪曾祺唱了一支曲子甚为欣赏，主动提出教汪曾祺一出《刺虎》，汪曾祺当然高兴。那天，汪曾祺按时去了，许先生没有说多少话，就拍起曲子来：“银台上晃晃的风烛炫，金猊内袅袅的香烟喷……”汪曾祺觉得许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他的“擞”特别好，摇曳生姿而又清清楚楚，这印象几十年也没有忘记。［1］［1］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
　　联大学术自由，对学生的管理也比较宽松。汪曾祺回忆自己大学经历时，自嘲地说，考入大学，成天“泡茶”。他经常逃课，有时，深更半夜，他端坐大树的树枝之上，对着明月吹笛，一度被视为联大学生中的另类。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汪曾祺的好友朱德熙，也是非常喜欢昆曲。读联大时，朱德熙与何孔敬谈恋爱，两人带着干粮，在大观楼茶馆，朱德熙教何孔敬唱昆曲，一唱就是一天。此后一人吹笛，一人吟唱，成为夫妻之间的乐事。
　　1941年朱德熙住在文林街地藏寺巷2号，那里成了他和师友的文化沙龙。联大的老师杨周翰、王还夫妇、单身教师李赋宁、大络腮胡子沈有鼎是常客。李赋宁会拉琴，随时拎一把胡琴唱京戏。汪曾祺来吹笛子，唱昆曲。朱德熙的好友郑侨（郑孝胥的孙子）常年穿一件蓝布长衫，油光光的，毫不在乎，红光满面，很有精神。可见，唱昆曲，演话剧，看电影，是当时联大师生的重要文娱活动。
　　联大师生多半生活清贫，但在百物飞涨、人心浮躁之际，能平平静静地做学问，并能在高吟浅唱、曲声笛韵中自得其乐，对复兴民族大业不失信心，不颓唐，不沮丧，算得上是浊世中的清流，激流中的砥柱。
　　

苦中作乐打桥牌
在朱自清的日记中，经常看到清华大学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一个星期后的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柳家，大概指柳无忌家，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星期天，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以及陈岱孙的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大学教授闲暇打桥牌在战前北平是平常的娱乐，他们将这一娱乐活动延续到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似乎更爱打桥牌，甚至上瘾。
　　我们来看一看联大理科教授如何打桥牌。
　　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
　　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还能苦中作乐。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的水平不及格，仅能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欢打牌，只是为了让别人快活而已。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大家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