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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代风流:西南联大生活录-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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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吃极了。”
朱德熙难忘干巴菌的美味,结婚前对何孔敬说:“看样子真可怕,想不到吃到口里有股子清香味,味很鲜,很好吃。孔敬,等我们结了婚,把汪曾祺、施松卿叫来,你给我们做回干巴菌吃,好不好。”
结婚后,何孔敬真的给恋爱中的汪曾祺、施松卿做了肉丝炒干巴菌,以飨好友。汪曾祺吃了赞不绝口。认为干巴菌是菌子中味道最深刻的。他曾写下过这样的顺口溜:“……人间至味干巴菌,世上馋人大学生。”
何孔敬在她的晚年回忆录中特意详细说明了干巴菌菜谱。干巴菌里不但藏有松毛,且有红泥沙土。先把干巴菌里的烂松毛一根一根地剔除出来,然后撕成一丝一丝的。在汪曾祺的印象中,只是螃蟹小腿肉粗细的丝丝。放在清水中浸泡,泡到没有红泥沙土为止。“配料肥瘦肉丝各半,红绿辣椒丝少许,猪油、素油皆可。先把油炝热了炒肉丝,放少许好酱油,炒到光了油,
再放上干巴菌、辣椒丝,一同炒一炒,就好起锅上盘了。”
汪曾祺这样的美食家回忆初次品尝干巴菌:“入口细嚼,半天说不出话来。”这话真妙,可以想见干巴菌之美。汪曾祺还说:“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干巴菌晾干,加辣椒同腌,可以久藏,味与鲜时无异。”
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昆明出差归来,带回一大包干巴菌,从机场送到朱德熙家。朱德熙正在北大上课,何孔敬接过这包菌子,由衷地说道:“千里迢迢,大老远地给德熙送来干巴菌,多不好意思。”汪曾祺说:“我和德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
如果说西南联大那一代人的友情清淡时如水,浓烈时如酒,那干巴菌的味道中隐藏着多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又蕴藏着多少代表着情谊的“意思”。那一代人的青春岁月留在了昆明,干巴菌成为他们战时清贫生活最好的犒赏,成为风云激荡之中美好生活瞬间的一个符号标志,干巴菌上,留存西南联大学人的逝水年华和青春印记。
汪曾祺与云南的菌子
冯至在联大任教时,有一段时间疏散到昆明杨家山林场,他以优美的文笔,在一篇题为《一个消逝的山村》的散文中,写采菌子: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色的,放在水里即变成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
汪曾祺也在文章中多次写云南的菌子。“雨季一到,诸菌皆出,空气里一片菌子气味。无论贫富,都能吃到菌子。”野生菌可以说是上帝赐予的人间美食,联大师生对各种各样的菌子感情很深,面对摆上餐桌的大自然的馈赠,心生感激之情。汪曾祺印象很深的三种菌子是牛肝菌、青头菌、鸡枞。
先来看牛肝菌,色如牛肝,生时熟后都像牛肝,有小毒,不可多吃,且须加大量的蒜,否则会昏倒。这种菌子是联大食堂里的一道菜。有个女同学吃多了牛肝菌,竟至休克,可能是大蒜放少了。在汪曾祺的印象中,牛肝菌滑,嫩,鲜,香,很好吃。菌香、蒜香扑鼻,直入肺腑。
牛肝菌价极廉,而青头菌比牛肝菌略贵。青头菌菌盖正面微带苍绿色,菌折雪白,烩或炒,宜放盐,用酱油就不好看了。这种菌子炒熟了也还是浅绿色的,格调比牛肝菌高。
今人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1]文中这样描述青头菌:“青头菌也长得漂亮,美丽的绿斑如一幅染出来的水彩画,浅一块深一块很诗意地印在凹凸有致的菌盖上,活像一位头戴瓦帕的彝族妇女。想不到野生菌也有绿色的!我每次见到这种带点绿色的青头菌,就会想到那墨绿可爱的新鲜蔬菜,就有了想吃这种菌子的欲望。”
鸡枞,野生菌中名贵者。菌盖小,菌把粗长,吃这种菌主要就是吃形似鸡大腿的菌把。在汪曾祺看来,鸡枞当为菌中之王,其味正似一年的肥母鸡,还有过之,因鸡肉粗而菌肉细腻,且鸡肉绝无菌子的特殊香气。
普显宏在《人间至味野生菌》一文中详细描述了鸡枞的做法:“放点腊肉或火腿肉片炒一下,放水煮出来,那汤汁白白的,浓浓的,味道与鸡汤一模一样,又鲜又甜。就算不放火腿肉,鸡枞炒出来照样像鸡肉一样鲜美可口。更高级的吃法是油炸鸡枞,吃起来香味扑鼻。炸时放点花椒,把鸡枞用油炸到七八成干后浸泡在香油中,可贮藏一年不坏。这种油鸡枞我们只舍得用来做佐料,煮面条、米线时放一点点,早餐就变得十分可口了。但这种山中美味,数量极有限,你就是翻几座山头有时也不一定能找到一窝鸡枞。”
我们从汪曾祺的文章描述可知,西南联大在昆明时,这种菌子在云南并不难得。汪曾祺讲了一个笑话:有人从昆明坐火车到呈贡,在车上看到地上有一棵鸡枞,他跳下去把鸡枞捡了,紧赶两步,还能爬上火车。这笑话意在说明昆明到呈贡的火车之慢,但也说明鸡枞随处可见。
岁月沧桑,菌味依然。只是,西南联大那个时期的精神和风流,永远消逝在历史水云间了。时空转换,当年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大学生,如今健在的,都已到耄耋之年。他们更加怀念云南的人间草木。
汪曾祺擅饮酒,微醺时,爱画几笔。他西南联大时期的校友巫宁坤写信向他要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跋曰:“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
菌中岁月,纸上滋味,味中风云。笔者为写这篇小文,多次查阅汪曾祺的著作,每次沉浸其中掩卷之时,恍惚之间,想到这样一位极品的老头儿,已经仙逝十余年,思之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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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品烤茶
1943年1月,驻大理的国民政府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因办滇西战时干部团的需要,请西南联大、云南大学9位学者前往大理讲学。这些学者是:罗常培、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燕树棠、蔡维藩、张印堂、陶云逵、张文渊。另有《旅行》杂志主笔孙福熙,还有清华大学近期毕业生王俊陶。28日,一行抵达大理,30日至2月4日讲学。讲课毕,因慕东南亚佛教圣地鸡足山之名,前往鸡足山。
这些教师中的费、罗、潘、曾、孙5人,由宋希濂陪同,于2月5日从大理东门出发,当晚睡在洱海边的船上。从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第二节“洱海船底的黄昏”中,可知当时的情形。“风声,水声,橹声,船声,加上船家互相呼应的俚语声,俨然是一曲自然的诗歌。这曲诗歌非但是自然,毫不做作,而且是活动的。船身和坐客就在节奏里一动一摆,一俯一仰,顺着这调子,够人沉醉。”潘光旦和费孝通坐在船上,两人闭眼静坐,享受这半个黄昏。但两人相对默然又不免煞风景。是烟和茶打破两人的沉默。费孝通写道:“潘公常备着土质无牌的烟丝,我也私自藏着几支香烟,可以对喷。”两人对着一船风声吞云吐雾,为增加兴致,问船家要茶。船家低了头,手里拿着一个小土罐在炭上烤。烤什么呀,为何不去拿茶壶?费孝通感到纳闷,又有点不耐烦。可是,不久,顿觉茶香弥漫,满船春色。潘光旦很得意地靠着船板,笑眯眯地用云南话说:“你家格是在烤茶乃?”
何为烤茶?费孝通以简洁而不失雅致之笔墨娓娓道来。大理之南,顺宁之北,出一种茶叶,看上去很粗,色泽灰暗,香味也淡,决不像是上品。可是装在小土罐里,火上一烤,过了一会,香味就萦绕。香味一来,就得立刻用沸水注入。小土罐本来已经烤得很热,沸水冲入,顿时气泡盈罐,稍等片刻,即可饷客。因为土罐量小,若是有两三个人,每人至多不过分得半小杯。味浓,略带一些焦气,没有咖啡那样烈,没有可可那样腻。烤茶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在舌尖上,不在舌根头,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饮;是用来止渴,不是用来增加身体水分的。
费孝通在云南呈贡有名的魁阁读书时以好茶名于朋侪间,品了烤茶之后,“才恍然自悟三十年来并未识茶味”;而潘光旦尝了以后说“庶几近之”,意思是他还领教过更好的。费孝通对洱海船头的烤茶很满意,并发感慨:“可惜的是西洋人学会了喝茶,偏偏要加白糖。近来同胞中也有非糖不成茶的,那才是玷污了东方文化。”是呀,茶,原本极接近天然的滋味,得天地精华之原味,茶生在中国,自然是和中国的琴棋书画连在一起的,是经过儒释道之水浸泡过的,这滋味西方人难得其妙处。
汪曾祺对云南的饮食描写细腻,美食之中有悠长的文化韵味。查其《寻常茶话》一文,有对烤茶的描绘,但语焉不详。“我在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上世纪80年代,汪曾祺在大理的街头看到有烤茶罐卖,犹豫了一下,没有买。若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感觉别扭,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饮烤茶,讲究的是情境和氛围,要么像潘光旦和费孝通两位先生,在风生水起的船头,听欸乃声声,看暮色四合,苍山洱海渐渐被水汽和雾霭氤氲。要么像汪曾祺和知己二三子,在昆明淅淅沥沥的雨季,泡在茶馆,闲敲棋子,或者谈一谈联大的文艺演出……。此情此景,品烤茶,可暂时从抗战的硝烟和炮火中解脱出来,浮生偷闲,可抵一枕黄粱美梦。
联大学者鸡足山之游之后,收获了三种学人游记。罗常培的《鸡足巡礼》、《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收入《苍洱之间》一书;潘光旦写的《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分两次刊登在《自由论坛》上;费孝通的《鸡足朝山记》共7篇,是年5月在《生活导报》连载后受读者欢迎,即以“生活导报文丛之一”出版单行本,4个月后再版。这书有潘光旦作的序言。
联大学子的“八宝饭”
联大的厨房当年由学生们轮流兼职。上海师范大学退休教授、1939年入学的联大学生李宗渠对此记忆犹新:“整个女生食堂一顿饭大概开20桌,烧菜只用10两油(相当于现在的半斤多)。烧饭用的水是井水,米汤酸得跟醋一样,所以要找食堂很容易,哪里有股酸味就往哪里去。”
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很多学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又饿,甚至没力气去上头两堂课。早上一般是稀饭,晚上才能吃米饭。但因政府供给的“公米”是劣质米,多年的陈米,非常粗糙,且米饭里沙石、老鼠屎、糠屑很多,学生们戏称为“八宝饭”。联大的学生对此有生动的描述:“八宝者何?曰:谷、糠、秕、稗、石、砂、鼠屎及霉味也。其色红,其味冲,距膳堂五十步外即可嗅到,对牙和耐心是最大的考验。谨将享用秘方留下:盛饭半满,舀汤或水一勺,以筷猛力搅之,使现旋涡状,八宝中即有七宝沉于碗底,可将米饭纯净度提高到九成左右。”
有人为“八宝饭”编了一首歌:“八宝饭”味道香,八种成分“营养高”,沙石稗谷泥壳汤,黄霉素配鼠屎汤,感谢上帝的“恩赐”,我吃“八宝”你喝汤,谁知熬到何年月,八宝也许难吃上,十儒九丐啼饥寒,百代盛世莫悲伤。
一位不愿意披露真实姓名的中科院院士C在回忆西南联大时,提到当年他写给在重庆的恋人丽芸的信中真实地描绘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其中就有“八宝饭”:
刚来的时候,吃的还算好,可现在物价涨起来了,一顿只能喝上几勺清水白菜汤。还有恼人的“八宝饭”,丽芸你知道什么是八宝饭吗?就是砂子、稗子、糠皮、老鼠屎与大米主食混在一起的一种战争时代的特殊食品,奇怪的是吃这种难以下咽的八宝饭,居然有人把老胃病给吃好了,你说奇怪不奇怪?也许是我们颠沛流离感动了上帝,耶和华大人要让我们坚强地活下去,为了这个苦难的民族。
同学们都在发奋学习,准备将来报效国家。丽芸,和南京街头那些惨遭屠杀的同胞相比,我们能够逃出来,并且能够坚强地活下去,一切都应该知足了。八宝饭虽然太难吃,可对于一个顽强的生命来说,那同样是上帝的赐予,我会坚强地活下去的,不要为我操心。
正是如这封信中流露出的坚强、乐观、感恩之心,促使着联大学子发愤
图强。八宝饭填不饱青年学子的肚子,却养育了坚韧忠贞的灵魂,后来新中国各条战线上的专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他们大多有过吃“八宝饭”的经历。
联大师生离不开汽油箱
战时物质匮乏,汽油箱大显身手,其用途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西南联合大学在艰苦的条件下办学,学生宿舍中,每人可放一张木板床,并领到原为装两桶一加仑汽油的木箱四、五个作为书桌、书柜和座凳。
1938年5月30日,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已经转入西南联合大学,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我来到昆明已将一个月了,学校也上了两个礼拜的课了,学校搬来昆明后,诸事较前振作,功课虽然是在刚开学的几天,已很显出忙来了。尤其我们工学院的,今年每星期竟有三十五小时的课。”接下来,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了汽油箱:“我们住在一个师范学校中,教室是在农业学校,两下竟距离大约有十五分钟的路程。这里还没有电灯,我们用的是植物油灯,但因为不够亮的关系,所以在念书时还要用洋蜡。我们用的桌子是用汽油木箱和木板搭成的。柜子也是汽油箱。注册组的柜台,会计室的柜子,都是由汽油箱改造的。汽油箱的功用,在联大正显出了伟大。”
汽油箱的确在联大显示出“伟大”,战前生活比较优渥的教授,对汽油箱也格外看重,清高的教授在生活中里离不开汽油箱,而且箱箱计较。
蒲薛凤在《蒙自百日》中写到汽油箱:“闻昆明工学院每人以洋油木箱九只作床铺,盖既便且廉,向航空学校包购,国币一角一只。予遂效法购到三只。蒙自已涨价,每只索一角五分,叠至床前,聊当小柜,顶上可置盥洗杯具,内可置些衣袜。”看来,因汽油箱需求量大,成为紧俏商品,涨价也在情理之中了。
《吴宓日记》1939年7月15日记道:“晨,办杂务。11:00晤叶公超,殊为郁愤。盖宓已定迁居昆华师范楼上五室,与超及金岳霖同居。而超必俟彼去后,始许宓迁入。超近年益习于贪鄙好利。超托宓为代搜求汽油箱三十个,以供其家用,而愿以上好之铺板一副赠宓为酬。论价值,远不相抵。其后超乃以其自有之铺板床二副均移至其孝园寓宅,不我与。”
吴宓教授的满腹牢骚,皆因汽油箱而起。要知道,汽油箱是联大师生的生活必需品,可用汽油箱组合出多种家具使用。
用汽油箱还可以分割房间,形成独立的“自由王国”。西南联大的总办公室曾设在位于昆明崇仁街四十六号,是一座三层的小楼,清华、北大、南开的办事处都在这里。北大办事处是三层楼上的一间统的三开间的屋子,只南北有墙,东西两面都是板门,假使门全开了,外面还有廊,栏杆,就很像一个亭子了。在靠西的南北两角上,各有用木板隔成的一间小房,放下床铺后,余下的空间恰好能摆上一张办公桌、椅和一个衣箱,北大校长蒋梦麟和秘书章廷谦一人一间,章廷谦的那间是在南首,靠楼梯。后来,杨振声搬进来,在东首靠南的角上,用汽油箱垒起来,和蒋梦麟的那间并排隔了一间。三人像下围棋似的,每人各占一角。
章廷谦的《在昆明》文中写到汽油箱的价钱和广泛的用途:“这些汽油箱,原是校方以每个一角钱的代价向航空委员会买来的,除公用的外,就转让给同仁。因之不但同仁们的书箱,衣箱,柜子……果然都是它,还往往用三个箱子叠起来当作茶几,横摆着铺上一块椅垫便当沙发。还可以搭出其他用途的很大方很雅致的式样,犹如七巧板,一拼凑就凑出一个花样。八年来这些木箱一直陪伴着我们,在离开昆明之前,我们也没有舍得离开它们。”
1940年,赵瑞蕻从西南联大外语系毕业,和女友杨苡结婚了。两人的新居就在离翠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子里。两人用空汽油箱做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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