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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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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小传（4）
辛亥革命前夕，鲁迅先后担任过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生理和化学教师，兼日本教师的翻译，绍兴府中学堂学监。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和失望，使鲁迅没有一个地方干得长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曾发生“木瓜之役”，鲁迅是率先参加者。原来，该校原任校长沈钧儒辞职，清政府任命封建顽固派代表夏震武接任。夏震武上任后，对革命派极尽辱没之能事，还搞“谒圣”，“庭参”仪式，即要求教员对孔子下跪，要求教员以当时官场礼节与他见面等，将学校搞得乌烟瘴气。鲁迅、许寿裳、夏尊等进步教员纷纷辞职，以示抗议。夏震武却仍顽固不化，非要执行上述一套不可，因而被鲁迅等人讥刺为“木瓜”。鲁迅等人与“木瓜”的抗争，是所谓“木瓜之役”。最后，这场战斗以鲁迅等人的胜利告终。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鲁迅怀着无比振奋的心情，率领绍兴府中学堂学生组成“演说队”，上街进行革命演说，宣传革命的重要性等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和很快失败。为此，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的气力和生命。”是年冬，鲁迅写文言小说《怀旧》，亦是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讽刺了在辛亥革命风暴中畏缩不前，阻碍革命的地主阶层和落后文人。 1912年春，应南京临时政府###长蔡元培之邀，鲁迅前往南京###任职。不久，###随同临时政府迁到北京。鲁迅和其时也在###的许寿裳一同北上，落脚在宣武门外的绍兴会馆。5月，鲁迅被任命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又被任命为###佥事。第一天上班，鲁迅便在日记中写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许多同事每天都在喝茶、说笑、看报中打发光阴。北迁后的###，许多人都是袁世凯的党羽。在次长范源濂的唆使下，他们视南来的职员为异己，加以刁难排斥。甚至还成立一个“尚志学会”，对新派部员中立场不坚定者予以拉拢、腐蚀，以孤立蔡元培。封建官僚主义气息如此浓重的###，又如何能想到为国家的教育事业出力呢？可以想见，鲁迅内心该是多么悲愤、无奈和寂寞。幸而，###长蔡元培非常注重美育，并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鲁迅便担起美育宣传和教育的工作。他除了撰写有关美术教育的文章，还多次到###举办的夏期讲演会讲《美术略论》。1912年7月，蔡元培辞职。范源濂接任部长。不久，临时教育会议中，美育这个教育项目即被删去了。在###工作期间，鲁迅还是做了许多使自己感到欣慰的事情。如：辑校了谢承《后汉书》和《嵇康集》，刻印《会稽郡故书杂集》等辑校古籍的工作；通过对出土砖石、碑帖等项考古，研究古代文化和风俗，并倡导儿童教育。他除了协助周作人做儿童文学方面的工作，自己还翻译了《儿童好奇心、儿童观念之研究》等文章。 1917年下半年，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彷徨苦闷的岁月如云烟一般逐渐飘去，鲁迅又看到了中国前途的曙光。正如他自己说的：“……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地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会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鲁迅：《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1918年4月，鲁迅应钱玄同邀请，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该杂志由陈独秀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其创刊宗旨是：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民主主义。1917年元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登载于该刊，正式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1918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满怀革命热情，写下《BOLSHEVISM的胜利》的论文和演讲词《庶民的胜利》，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从此，《新青年》成为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奏响着时代最强劲的号角。 1918年4月，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它的问世，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这是他第一次使用笔名“鲁迅”。小说以“狂人”的口吻，对吃人不吐骨头的封建宗法家族制度和旧礼教，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和控诉。鲁迅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步入“革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五四”运动前夕，他创作了著名短篇小说《孔乙己》和《药》及大量辛辣、精悍的“随感录”。如《随感录五十六：“来了”》、《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随感录五十八：人心很古》、《随感录五十九“圣武”》等等。这些小说和杂文，犹如一把把锋利无比的革命战斗匕首，狠狠地刺向国人被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和道德所麻痹的神经；或是热情讴歌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为迎接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与鲁迅站在《新青年》杂志同一立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人物，除了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外，还有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针对专为攻击《新青年》而创刊的《国粹丛编》，鲁迅等人进行了猛烈的还击。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一文中，鲁迅痛斥这些人：“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鲁迅小传（5）
随着“五四”运动的蓬勃开展，中国人民逐渐从封建思想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探求着振兴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在此期间写下的《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集中阐发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思想和见地，可谓是他对“五四”运动的重要献礼。1921年1月，鲁迅就胡适要求《新青年》“不谈政治”的险恶居心，复信予以坚决反对。同年12月底，鲁迅以“巴人”的笔名创作的不朽杰作——中篇小说《阿Q正传》，开始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小说以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破了产的小雇农阿Q的艺术形象。阿Q一无所有，过着流浪的雇农生活。他平凡得连名姓都记不住。在生活的最底层，阿Q饱受土豪劣绅的欺凌和剥削，身心受到极度的摧残。而最可怕的，是他的麻木不仁和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每每遭到压迫或愚弄，他便以精神胜利法来求得宽慰。如他被人打了，便在心里骂：“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他穷困潦倒，但他一句“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当辛亥革命的风暴波及到这个小村庄时，地主阶层惊恐莫名，生怕将自己现有的一切革掉了。而阿Q却怀着无比的虔诚和热情奔向它，因为他以为革命之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结果，他的这个幼稚而糊涂的愿望很快就被现实击灭了。自己也成为所谓“革命党”的刀下冤鬼。小说通过刻划阿Q这一艺术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的阶级矛盾，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鞭挞了国人灵魂的落后一面。从此，“阿Q精神”也成为国人劣根性的代名词。鲁迅的创作动机亦正是要“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 1923年夏，鲁迅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集子收入他从1918年到1922年创作的15篇小说。其间，鲁迅除了创作，仍继续进行着翻译外国优秀文学作品的工作。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爱罗先珂童话集》、德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欧洲的《现代小说译丛》和《现代日本小说集》以及一些剧本等，都是这时期翻译完成的。1923年7月，因与周作人和其妻子羽太信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鲁迅忍痛结束和全家人在北京四年的团聚生活，离开八道湾大家庭，迁到西城的砖塔胡同61号。周作人从此与鲁迅绝交。当初将全家从绍兴老家迁来北京，鲁迅原本希望一家人永不分离，苦乐与共。家庭生活的不幸，给鲁迅的内心留下的是一道又一道永远难以愈合的创伤。1927年，鲁迅创作历史小说《铸剑》，将小说的一个惩恶扬善的黑色人取名“宴之敖”。对这三字，鲁迅的爱人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先生的笔名》一文中有如下解释：‘宴’的上部从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意为鲁迅是被家中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1923年12月26日，鲁迅不顾肺病刚刚好转，前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 此后两年，鲁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国文系讲师，并投入到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的创作热情中，先后写出《祝福》、《在酒楼上》、《肥皂》、《孤独者》、《伤逝》、《离婚》等短篇小说和散文诗《秋夜》、《影的告别》、《复仇》、《失掉的好地狱》、《颓败者的颤动》以及数量可观的杂文、散文等等。其中一部分都先后发表在《语丝》、《莽原》、《京报副刊》等刊物上，后分别结集为《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疾风知劲草，鲁迅经过“小我”的彷徨期，仍一如既往，更加坚定地投入到“大我”的暴风骤雨般的环境中。鲁迅新的革命阵地，是他参与编撰的《语丝》周刊和他创办主编的《莽原》周刊。《语丝》创刊于1924年底。但很快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便谈到它“……虽总想有反抗精神，而时时有疲劳的颜色，……我现在还要找寻生力军，加多破坏论者。” 1925年4月24日，鲁迅发起成立文学团体“莽原社”，成员有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人，这新的生力军，就是鲁迅着手创办的《莽原》周刊。鲁迅明确地提出创刊宗旨，即是：“总期率性而言，凭心立论，忠于现世，望彼将来。”并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同年夏，鲁迅还发起和支持成立了“未名社”，出版过《未名》半月刊与《未名丛书》。 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风潮愈燃愈烈。女师大###运动的起因是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封建家长制。那时，杨荫榆在教育总长章士钊的唆使下，越发嚣张，对学生采取更加疯狂的镇压。5月9日，杨荫榆悍然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6名学生会干部，并宣称，“即令出校，以免害群”。5月27日，鲁迅联合女师大马裕藻、沈尹默等6位教师，联名在《京报》上发表了《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坚决支持女师大学生风潮运动。胡适等人创办的《现代评论》，不但是杨荫榆的舆论支持者，更卑劣地污蔑说，此次风潮是“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对这些封建思想的卫道者，鲁迅当即短兵相接，予以强有力的反击。
鲁迅小传（6）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列强提出的无理要求，在中国共产党李大钊等人的领导下，北京几千名工人、学生、市民上街举行示威游行。当人民激愤地高呼“驱逐八国公使”等口号经过段祺瑞的执政府门前，遭到段祺瑞卫队的疯狂射杀，当场死亡47人，伤150多人。段祺瑞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两人也在此次惨绝人寰的屠杀中遇害。鲁迅得悉，悲愤难抑，写下《记念刘和珍君》的悼文。他在文中写道：“我应该对她奉献我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不久，鲁迅遭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通缉。同年8月，鲁迅同刚刚毕业的许广平一起离开北京至上海。鲁迅应邀前往厦门大学担任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许广平从上海转到广州工作。其间，他主要创作回忆性散文，并为上课所需编写《中国文学史略》。次年春，鲁迅辞去厦门大学教授职务，应广州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长。尽管学校工作非常繁重，但每每遇到革命青年邀请他参加社会活动，他总是给予热心支持。正如他在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中说的：“现在就偏出来做点事，而且索性在广州，住得更近点，看他们卑劣诸公其奈我何？”鲁迅在广州经常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如参加孙中山逝世两周年纪念会、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会等。一次，黄埔军官学校学生请他去演讲，鲁迅作了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深刻地阐发了革命与文学的关系。到广州不久，鲁迅就敏锐地感到“革命的策源地”空气中的异样。他在发表于广州《国民新闻》的政论文章《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中说：“广东是革命的策源地，因此也先成为革命的后方，因此也先有上面所说的危机。”危机指的是那些假革命派的鬼蜮伎俩。这篇文章写下仅仅两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5日，广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也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屠杀。当天，中山大学就有40多名学生被逮捕。鲁迅立即要求学校当局营救被捕学生，遭到冷拒。4月21日，鲁迅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职务，同年9月，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不久，鲁迅预想不到地又陷入一场激烈论争的漩涡中心。 “四一二”政变之后，针对反动势力越来越猖狂，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局面，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富有革命进步思想的文化界名流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希望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一种新的文###动，即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运动。这些成员主要聚集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大革命文学阵营。前者成立于1921年，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田汉等，主办过《创造丛书》、《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等报刊；后者成立于1927年冬，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洪灵菲等，主办刊物有《太阳月刊》、《新流月刊》、《拓荒者》等。从1928年1月起，他们就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动，纷纷撰文，展开广泛而热烈的探讨。由于他们自己也刚刚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实际运用中不免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正是基于此，他们不但没有看出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重要价值，反而错误地将鲁迅等“老作家”作为首先发起猛烈攻击的对象，使鲁迅在这场新文学阵营内部关于“革命文学”口号论争中，一时成为众矢之的。这些攻击和诋毁性的文章一时骤起，如冯乃超发表在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黎于第二期上发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村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和《批评与抄书》、《死去了的鲁迅》，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郭沫若发表在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上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等等。鲁迅面对向自己发起的错误攻击和排斥的狂轰滥炸，先后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我的态度和年纪》、《革命的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等一系列文章，予以迎头反击和纠正。这些文章，在充分肯定革命文学的同时，严厉地指出了“革命文学”绝不是简单地虚造声势，尖锐地批判了那些空喊口号、逃避社会现实、互相吹捧等等不良现象。并指出，我们只有一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读通读懂，真正地用唯物史观武装思想，才能健康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造。 这期间，鲁迅自己，却是认认真真地仔细研读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唯物辩证法》、《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历史唯物论》等等。鲁迅在《三闲集·序言》里写道：“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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