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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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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点评
冒广生是出身书香世家的旧式文人，他身上具有典型的中国士大夫的气质，他一生中经历了几次社会大变革，戊戌变法他是积极的参与者，辛亥革命后他是留任的前清官员之一，民国时期他也能发挥自己的才干，做一些有益于地方文化传播的事业。他国学基础十分深厚，他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心比对海关的政务要多得多。这种研究文化和当朝做官的矛盾在中国古代文人中早就取得了十分协调的统一，是有悠久传统的。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朱熹，明代的王阳明、杨慎，清代的纪晓岚、毕沅、阮元、龚自珍等莫不如是。甚至如张之洞者，不光是朝廷大员，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开了创许多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业，而其在学术上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的。这种以官护文，以文立官的现象，是我国封建社会千百年来保存下来的一种优良传统，它在冒广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体现。 从他对历次革命运动所表现的态度上，我们可以断定他的思想是倾向进步的。他不光以文会友，而且以同志交心，他曾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相交极深。林旭被捕前夕，他竟能不避杀身之祸，与林旭相伴通宵，足见其之为人。中国在上世纪的前半叶，战争频仍，冒广生作为一个有着极深的家学渊源的旧式文人，最终离开了政坛，回到了自己所熟悉和爱好的古典文化中去，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成就卓著。 他对经学、史学、诸子、诗词都有深入的研究，学术面颇广。尤其在词学上的成就，应该说在近代词史上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他的《小三吾亭词话》，保留了大量近代词人的词作和学术行踪，是今天研究近代词人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后被收入唐圭璋先生编的《词话丛编》。他在词学理论上的贡献则有：他提出了词来源于唐诗中的五、七言绝句的观点。他认为词的本体是绝句，而以简驭繁，用增、减、摊、破的方法来加以变化，渐进为词；他指出填词不一定要墨守四声，古人之词中早有先例，并认为：“无论词曲，是陶冶性灵之事，非梏桎性灵之事，……若于句之首字、三字，平仄亦不许移易，甚至通首平、上、去、入，一字不许移易，何苦在高天厚地之中，日日披枷带锁作词囚也。”这一论断不光说明他对词体研究之深，更表现出他有一种敢于冲破束缚的革新精神，可以说是当时沉闷词坛中的一声洪钟。 新中国的到来使他的生命又一次迸发出青春的火花。他不是远离政治，也不是抱着旧式文人的逆反心态来挑新中国这头雄狮身上的虱子，而是以一种赞赏的目光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所以他能和陈毅畅所欲言，和总理灵犀相通，和主席促膝而谈。这一点是许多旧时代从事文学研究的文人难以做到的。他对主席说的几句话是他一生政治和文化阅历的切身体会，也表达了他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还可以从中感受到他当年参加戊戌变法时的青年理想在今天得以实现的欣慰之叹。
毛泽东评点郑振铎
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 ——摘自《石榴红了》第319页，人民出版社出版。 振铎先生： 有姚虞琴先生经陈叔通先生转赠给我一件王船山手迹，据云此种手迹甚为稀有。今送至兄处，请为保存为盼！ 顺祝健吉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 ——摘自《毛泽东书集选集》第42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郑振铎小传（1）
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县，1898年12月19日生于浙江永嘉（温州）一个穷苦的小资产阶级家庭。 因为他是长孙，他出生时，他的祖父非常高兴，办“三朝”那天，他祖父请了算命先生来，算命先生说其孙子“五行缺木”，他祖父就给他起了个“木官”的小名，大名为“振铎”，有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的意思，希望他将来能干一番大事业。 郑振铎童年时，他的祖父和父亲相继亡故，他依靠母亲做针线女红活计维持生活，勉强读完了高小。 他很小的时候就爱听人家讲故事，也爱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有一位表舅好讲《三国》和《聊斋》，而母亲讲的“蛇龙哥”等许多美丽的民间故事更让他心驰神往。他那时无钱买任何玩具，不知怎的，却养成了一种收藏癖，什么破铜烂铁物什常常摆满了他床边的角落。他最爱收藏的是大人们抽烟后丢弃的烟纸画片。 郑振铎读高小时，国文课老师黄小泉先生对他影响很大。他曾在《记黄小泉先生》一文中写道：“到了高小的第二年，我才跟从小泉先生读书。我第一次有了一位不可怕而可爱的先生。这对于我爱读书的癖性的养成是很有关系的。……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话，小泉先生便是我的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 高小毕业后，郑振铎考入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昂贵的学费是他母亲很难承担的，有几次因缴不起学费，郑振铎竟被校方勒令停止参加考试。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他发愤读书，成绩居然很不错，尤其是他的作文，常常被老师当作范文朗读。他自己买不起书就向人家借，有时是整部整部地抄。一次，向别人借了一部《文心雕龙》，利用整整一个暑假，把它抄了下来。 1917年，他来到北京，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考进了铁路管理学校。他每天上学、放学要步行三四个小时。为了省钱买书，他从来不吃早饭，中午也常是以大饼或烤白薯充饥。特别难过的是冬天，北风刺骨，他只有一件薄薄的棉袍，里面贴身仍穿着夏天的单衫，手上、脚上都生满了冻疮。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他成为铁路管理学校学生代表和福建学生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为了斗争需要，他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合编《新社会》旬刊。该刊物发表了一些文章，猛烈抨击旧社会、旧制度，批判各种旧思想，宣传社会主义，探索社会改革。不久《新社会》旬刊遭到查禁。 当时，李大钊同志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他组织了专门研讨社会主义的秘密组织，瞿秋白和郑振铎都是其成员。他俩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常常沿着景山的红墙在月下一边漫步，一边探讨中国的未来。偶而，他们会到一家四川小饭铺去低斟浅酌。据说瞿秋白那时已很能饮酒，在他的影响下，郑振铎对酒的兴趣也愈来愈大，后来和酒结下了大半生的不解之缘。 1920年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仅出一期，也被迫停刊。同年11月，他和茅盾、叶圣陶、耿济之等人发起成立早期有影响的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负责编辑会刊《文学旬刊》，同“学衡派”和“鸳鸯蝴蝶派”展开斗争。另外，他还同茅盾、欧阳予倩等组织“民众戏剧社”，并编有我国文学革命中第一个戏剧刊物——《戏剧》月刊。 1921年初，郑振铎从铁路学校毕业，到上海火车站当练习生，后经茅盾介绍，到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负责编辑文学研究会丛书。1922年我国最早的儿童刊物《儿童世界》创刊，由郑振铎担任主编。在他主编《儿童世界》的一年（1922～1923）时间里，他几乎把全副身心都交给了孩子们。他最反对对孩子施行注入式的教育，反对使孩子们个个成为头戴瓜皮小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小大人”。他自己就有一个雅号叫“大孩子”。叶圣陶曾这样描述过他：“朋友们举行什么###，议论既毕，饮食也足够了，往往轮流讲个笑话以助兴趣。轮到振铎，他总说，‘我讲一个童话’，于是朋友们哗然笑起来。”（《天鹅》序二）由此，朋友们便送给他一个“大孩子”的雅号。 从1923年起，他主编《小说月报》，同时在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五卅”运动初期，他和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了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主办的《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了英、日帝国主义的暴行，受到上海工、学、商各阶层爱国群众的热烈支持。他还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况，写了《街血洗去后》。这篇文章生动记述了“五卅”惨案的经过。6月24日，《公理日报》被迫停刊。严酷的斗争现实使他开始明白：“‘公理’是要靠实力来帮助的。赤手空拳地高叫着‘公理’，‘公理’是无用的。” 这一时期，郑振铎写了《俄国文学史略》、《文学大纲》，并翻译了一些外国优秀文学作品，他翻译了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和《飞鸟集》。在他翻译的作品中，他最喜爱《新月集》。在《新月集·译者自序》中，他写道：“安徒生的文字美丽而富有诗趣，他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能把我们从忙碌的人世间带到美丽和平的花的世界、虫的世界、人鱼的世界里去，能使我们忘了一切艰苦的境遇，随了他走进有静的方池的绿水，有美的挂在黄昏的天空的雨后弧虹等等的天国里去。《新月集》也具有这种不可测的魔力。它把我们从怀疑贪望的成人的世界，带到秀嫩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我们忙着费时间在计算数字，它却能使我们重又回到坐在泥土里以枯枝断梗为戏的时代；我们忙着入海采珠，掘山寻金，它却能使我们在心里重温着在海滨以贝壳为餐具，以落叶为舟，以绿草的露点为圆珠的儿童的梦。总之，我们只要一翻开它来，便立刻如得到两只有魔术的翼膀，可以使自己从现实的苦闷的境地里飞翔到美静天真的儿童国里去。”读着以上的文字，也许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他花费了近五年的时间来翻译《新月集》。 。 想看书来
郑振铎小传（2）
1927年3月，周恩来同志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郑振铎与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组织上海著作人公会，积极参加临时革命政权组织——上海市民代表会议的活动。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郑振铎被迫远走欧洲，后回国，一度仍在商务印书馆工作。 1931年，郑振铎到北京任燕京大学教授，同时在清华大学兼课。此期间，他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撰写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32年10月10日，北平图书馆主办的《读书月刊》上发表了王以中推荐此书的文章，说它“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很大的贡献”，并认为此书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日本的著名学者长泽规矩也在1933年3月的《书志学》杂志上介绍了此书，称赞作者对中国戏曲、小说“特别有研究”，并认为他所取得的成就，已超过了著名学者王国维。 1934年，郑振铎在代理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期间，因聘请进步学者任教，遭到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当时的“燕大”校长）的仇视以及由他挑动的右派学生的诬蔑与攻击，愤而辞职。 1934年末，郑振铎再次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为生活书店编辑《世界文库》，并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工作。1936年6月，他和周扬、茅盾、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界协会”。同年10月，他和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38年3月，他参加文艺界的全国性统一组织——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被选为理事。同时，他还参加过营救入狱共产党人的“济难会”的工作。此期间，他写了许多诗歌、散文，愤怒揭发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暴露蒋介石集团的投降阴谋，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并写下两本历史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和《桂公塘》。 上海沦陷后，郑振铎化名“陈敬夫”，以某文具店职员身份为掩护，在极其艰难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救亡地下活动。他和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等组织“复社”，秘密出版进步书籍，除《鲁迅全集》外，他们还出版了《列宁选集》、《联###史》等革命书籍。此期间，他还编著了《中国俗文学史》、《中国版画图录》等书。同时，他还节衣缩食收购古书，为保护祖国珍贵文化遗产作出了贡献。他根据这一时期的经历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周报》上，后来，这些文章被上海出版公司以《蛰居散记》为书名出版。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郑振铎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政策，不断受到迫害，但他不屈不挠。1945年10月，在地下党的支持下，郑振铎创办了《民主》周刊，后被禁止。之后，他编著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有关考古学图书。为了编印《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他大量搜罗有关古代器物的书籍，见其中多载有古代陶俑磁器，觉得它们对研究古代文化生活大有用处，就萌生了集俑的念头。有一次，他独自到苏州访书，不经意在一家古董店里发现了一尊陶俑，但当倾其囊中所有买下后，到客舍才发觉已没有回上海的路费了，只得摸黑找到一位旧友，才解决了回家的路费问题。 据说在一次座谈会上，黄炎培先生问周恩来副主席，南方的文物很多，应当怎样保护处理。毛泽东插话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 1949年初，郑振铎秘密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同年4月，他到布拉格出席第一届世界和平大会。7月，郑振铎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文联”全国委员会常委委员。9月，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建国后，郑振铎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他曾专就建设中如何保护古迹名胜与保护北京的城墙问题，向毛泽东主席作过详细的陈述，毛主席听后，当即笑着对他伸出了一个手指头，表示可以在全国列1000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问他是否满意？他当时并未点头，这表明了他觉得“1000个”太少了。而当毛主席表示，支持他尽可能不拆北京城墙的意见，并还表示，要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将此精神下达给北京市时，他欣然地点了头。 郑振铎曾多次出国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及友好访问。波兰、印度、缅甸、捷克、苏联、印度尼西亚等友好邻邦都留下过他的足迹。 1958年10月18日，郑振铎率团前往阿联、阿富汗访问，途经楚瓦什苏维埃自治共和国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噩耗传来，多少人心疼如割，多少人泪水纵横！他生前的老友郭沫若、茅盾、赵朴初等都流着热泪写下了悼念他的诗句： 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 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 ——郭沫若 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 ——茅盾 肝胆文章，和平志业，耿耿星遥。 ——赵朴初 郑振铎一生著作颇丰，除上述外，还有作品《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文学史·中古卷》、《佝偻集》、《欧行日记》、《海燕》、《山中杂记》、《泰戈尔传》；译作《血痕》、《灰色马》、《沙宁》和印度寓言等。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郑振铎文集》。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郑振铎小传（3）
郑振铎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还收藏了大量书籍，其中有许多珍本和“孤本”。遇难后，遵其遗愿，其家属将他近十万册藏书全部献给了国家。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郑振铎为社会主义文化作出的又一巨大贡献。 。 想看书来
作者点评
苏轼有词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我认为，真正的风流人物是任何东西也不能磨灭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有些人将更加具有魅力。郑振铎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风流人物。我认为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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