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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瞩目的现代名流-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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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尊同光体，而同光体诗人都是一班遗老，满脑子的“帝德乾坤大，皇恩雨露深”。柳亚子等人反对宋诗派，其实就是反同光体诗人；反同光体诗人，也就是反对封建陈腐的残渣余孽。由此可以说，两派之争实际上是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南社的诗歌雄奇、奔放，其中许多诗是反映民族危机日重的现实和抒发慷慨激昂的斗争之情的。比如柳亚子的“愿得健儿三百万，咸阳一炬作消寒。”（《寒》）“祖国沉沦三百载，忍看民族日仳离。”（《有怀章太炎、邹威舟两先生狱中》）。柳亚子怒斥满清天子和朝臣：“自坏长城奈汝何，黄龙有约恨蹉跎。无愁天子朝臣子，痛苦遗民涕泪多。”（《寄题西湖岳王冢同慧之作》），表现了诗人反清的民族气节。柳亚子和南社诗人还为惨遭清政府和袁世凯杀害的烈士写了许多悼诗，斗争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如柳亚子在《吊鉴湖秋女士》中写道： 。 想看书来
柳亚子小传（2）
缺陷应弥流血史， 惊魂还傍断头台。 他年记取黄龙饮， 要向轩亭酹一杯。 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战友的无尽怀念和继续斗争的决心。他们不仅在诗歌理论上动摇了同光体的统治势力，而且在诗歌创作实践上，以其血泪交织、忧国忧民和慷慨激昂的革命诗作，进一步扩大了旧体诗的创作空间领域，开拓了诗歌的新意境。他们的诗作成为新旧文学之交时期进步诗歌的主流。但另一方面，它在反清宣传上还带有狭隘的民族意识。即使那些斗争性较强的诗篇，也多充满着怨恨悲凉、消极苦闷的情绪。 在戏剧领域，南社继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戏剧改革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戏剧理论。他们公开主张，戏剧要结合###，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１９０４年，柳亚子发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他认为戏剧具有极强的思想感染力量：“秋风五丈，悲蜀相之陨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于优伶社会哉？”他要求有意识地把戏剧作为宣传的武器应用到###中去。至于戏剧的内容，应表演“扬州十日之屠，嘉定万家之惨，以及虏酋丑类之淫，烈士遗民之忠荩”，教育人们以法国、美国革命为榜样，以印度、波兰灭亡为戒鉴，从而使大家都能“崇拜共和，欢迎革命”，投身到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来。１９０４年，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并身体力行，从事戏剧创作和表演。这段时期的南社戏剧主要有柳亚子的《松陵新儿女杂剧》、陈巢南的《金谷香》、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风洞山传奇》、《血花飞传奇》等等，这些作品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在体制上也突破了传统戏剧的固定程式，说白唱词比较质朴雄劲，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类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和艺术上也存在着不少缺点，如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认识不清，对少数民族排斥歧视，对人民群众的力量缺乏认识。另外，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方面不如诗歌创作那样协调，不少作品还是半成品，无法上演，这就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南社的部分成员如李叔同、李息霜、欧阳予倩等开始从事话剧启蒙运动，他们在东京编演了我国话剧的第一个创作剧《黑奴吁天录》，并获极大的成功。此后又在国内演出了《热血》、《猛回头》、《黄花岗》等具有革命思想的戏，配合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他们为我国现代话剧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 当时，南社几乎囊括了海内著名的文人学士，如柳亚子、马君武、马叙伦、沈钧儒、黄侃、胡朴安、吴虞、黄兴、苏曼殊、欧阳予倩、李叔同、黄虹宾、杜国庠、杨杏佛、刘大白、陈望道、沈尹默、吴梅等人，均为我国近、现代文史方面的名家。而且他们中很多人是一人多艺，精通旁道，可谓风靡云蒸，阵容整齐。南社的崛起虽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几经反复，不久就烟消云散，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柳亚子先生在总结南社历程时说，其原因在于民族主义一面。鲁迅先生也曾分析过南社衰亡的原因，他说：南社“开初大抵是很革命的，但他们抱着一种幻想，认为只要将满洲人赶出去，便一切都恢复了‘汉官威仪’，人们都穿大袖的衣服，峨冠博带，大步地在街上走。谁知赶走了满清皇帝以后，民国成立，情形却完全不同，所以他们便失望，以后有些人甚至成为新运动的反动者。”（见《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武昌起义爆发后，柳亚子与朱少屏等在上海创办《警报》，专门报道革命形势的发展，除要电、消息、通讯、时评、专稿、译稿外，还刊登大量新闻照片和诗词、歌曲，图文并茂，在当时影响较大。该报于上海光复停刊后，柳亚子被任命为南京临时大总统秘书，但仅仅三天就病辞回沪。不久，北洋军阀当道，袁世凯妄图复辟，密令手下组织“筹安会”来拥护他。为此，柳亚子坚决反对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孤愤》，其诗云： 岂有沐猴能作帝？ 居然腐鼠亦乘时。 宵来忽作亡秦梦， 北伐声中起誓师。这首诗表现了诗人坚强的斗志。孙中山退位后，柳亚子在《天铎报》报上天天骂南京政府，那时《民立报》被南京政府贿买，也在报上反骂柳亚子，双方针锋相对，柳亚子后来被人劝离《天铎报》。革命失败后，柳亚子非常苦闷，曾经消沉过一段时间，直到“五四”运动时，他才又重新燃烧起改造中国的希望。 1923年10月，柳亚子再次来到上海，和叶楚伧等人组织新南社，提出该社的宗旨是鼓吹三民主义，提倡民众文学，而归结到社会主义的实行。该社出版《新南社社刊》，全部用白话文，趋向新文化新思潮。 “五四”运动后，柳亚子受到十月革命感召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醉心于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这年12月，他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从事江苏省党部和吴江县党部的筹备活动。柳亚子作为国民党最早的党员，又是社会上有名气的诗人，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便成为江苏省代表中的左派领导人，积极同共产党合作。早在此时，柳亚子就对马列主义产生了兴趣，他在一首题名《空言》的诗中写道：
柳亚子小传（3）
孔佛耶回付一嗤， 空言淑世总非宜。 能持主义融科学， 独拜弥天马克思。 他还在诗中三次重用“中山卡尔双源合”以示“天下英雄见略同”，而且“更忆滞人梦魂地，庄严赤帜莫斯科”。有人曾问过他：“先生诗数千首，哪些是代表作？”他开始说没有，后又说：“倘本诗言志之旨，这首题为《空言》的诗，勉强可算代表作。”他还在其所撰的《乐国吟》后序中自署“列宁私淑弟子”，并请人刻了两方闲章，一为“亲炙中山”，一为“私淑列宁”，表达了他对孙中山和列宁的敬仰之情。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这在右派势力占绝对优势的监委会内确是凤毛麟角。1925年三月，孙中山逝世，柳亚子于哀痛中多次撰文阐述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认为国民党是因为接纳共产党员才获得新生。文章写道：“时代震撼，潮流变迁，落伍者自然不少，孙先生屡屡设法改组，直到13年1月28日，开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方才发表宣言，确定党纲，淘汰旧分子，增加新分子，严格组织起来。”为了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之业，柳亚子始终不渝，积极推进国共两党的合作。1925年8月，廖仲恺被刺身亡。柳亚子立即意识到这是国民党右派所为，他撰文号召大家要坚决贯彻廖仲恺的主张，坚持国共合作。同年11月23日，邹鲁等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企图取消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党籍，解除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等人的职务。柳亚子对邹鲁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他在恽代英的支持和协助下，于当月29日公开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再次全面阐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文章指出：“要国民党革命成功，非把工农阶级宣传和组织起来，使他们加入革命队伍，是没有第二个办法的。同时，共产党是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党，既然要吸收工农阶级，绝对无排斥共产分子加入本党的理由。”他明确表示：“拒绝工农阶级而要实行国民革命，无异于缘木求鱼；容纳工农阶级而要排斥共产分子，更无异于痴人说梦。”西山会议后，邹鲁在上海成立伪中央继续开展分裂活动。柳亚子又发表檄文，斥责他们是“总理的叛徒”。后来他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出席二中全会，反对蒋介石提出的 “整理党务案”，在会场痛哭，以示抗议，并中途退会。随后他又邀约侯绍裘和朱季恂一起去见蒋介石，怒问道：“你到底是总理的叛徒，还是总理的信徒？如果是总理的信徒，就应当坚决地执行三大政策。”直说得蒋介石面红耳赤，默不做声。为此，柳亚子受到右派的嫉恨。1925年12月，南京的国民党右派一直认为他是共产党人，要求开除他的党籍。1926年3月，柳亚子到南京中山陵参加奠基典礼，一伙暴徒企图乘机殴打他，幸亏同行的共产党员保护，他才免遭毒手。 1926年3月，国民党“二大 ”刚结束，蒋介石就发动压制共产党的“中山舰事变”。柳亚子气愤地找到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恽代英等人，说蒋介石日后必然为祸，建议以重金雇枪手将其消灭。对这种憎爱分明的建议，恽代英等人深为赞许，不过共产党人一向主张阶级革命而反对个人恐怖行动。柳亚子的主张虽未见采纳，却对共产党人更为敬重。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始终不相信蒋是一个为党的利益而革命的人，他要北伐，只是扩张他自己的势力，满足他自己的欲望而已！”随后，他与毛泽东共同饮茶谈心，对政局取得了一致意见，多年后“粤海难忘共品茶”的诗句，就表达了他此时的心情。上海爆发“五卅”运动后，柳亚子发起成立 “黎里国民外交后援会”，声援“五卅”运动。1927年，蒋介石发动 “四一二”大屠杀时，柳亚子是国民党中德高望重、铁骨铮铮的左派，反动派对他又怕又恨，早欲去之而后快。一天深夜，国民党右派陈群派军警到柳亚子的故居吴江县捉拿他，幸亏柳亚子的住处原是清乾隆年间某大官的府邸，门墙高大坚固，共有五进。柳亚子听到撞门声，情知不妙，急忙躲藏到宅中特设的橱柜后的夹弄中。这个夹弄又称复壁，宽两尺五，长两丈四，柳亚子就这样藏在里面。柳夫人把他刚藏好，反动军警因撞不开大门，就已经翻墙而入，但还是没有搜出柳亚子。于是，军警开始盘问家中的男女老少，大家异口同声地说主人出门很久了，还没有回家。家中12岁的小女柳无垢和年幼的外甥也很机智，回答盘问时都没有露出破绽，军警信以为真，只得悻悻而去。躲在复壁中的柳亚子自度恐难脱险，心怀激愤，口占一诗，诗云： 曾无富贵娱杨恽， 偏有文章杀祢衡。 长啸一声归去也， 世间竖子竟成名。 当得知军警走后，柳亚子才走出暗道机关，遂马上化妆赴日本避难。后来，他还写下了“可怜无限青年血，赢得头衔满左右”，用来鞭挞###卖国的蒋介石及其同伙。1928年，柳亚子回国积极参加国民党左派活动，声援左翼文化运动，同情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期间，他先后担任过江苏革命博物馆编辑、江苏通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上海通志馆馆长等职，编著了《上海市年鉴》、《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等书。但是，柳亚子仍然憎恨蒋介石反动政府，写下了大量诗篇揭露反动统治者的罪行，遥祝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当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招致失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柳亚子立即以诗人的睿智写道：
柳亚子小传（4）
神烈峰头墓草青， 湖南赤帜正纵横。 人间毁誉原休问， 并世###两列宁。 他特别在下面注释：“孙中山、毛泽东”，坚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必将取得最后胜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柳亚子与何香凝组织了国难救护队后方理事会，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另外，他还积极奔走营救被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志士。1931年12月，宋庆龄与何香凝为了反对蒋介石迫害进步青年，分别在《申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柳亚子读后不胜感慨，写信给姜长林说：“整个的国民党弄得只剩两个女人。中山有灵，真要痛哭了！”柳亚子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宋庆龄、何香凝等为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进行了艰苦的努力。抗战全面爆发后，柳亚子因病留居上海租界，专门从事南明史研究和南社历史的总结。为了防备一旦落入敌手，他预立遗嘱以见志：“敌倘以横逆相加，当誓死抵抗”，“断不使我江乡先哲吴长兴、孙君昌辈笑人于地下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柳亚子与进步作家常有往来，与鲁迅等人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1932年10月12日，鲁迅为柳亚子书写条幅《自嘲》，即著名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表达了他们共同的人格品质和节操。1933年3月，何香凝的儿子廖承志在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柳亚子四处奔走，一面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出面营救，一面请律师出庭辩护。当柳亚子得知上海当局准备把廖承志押解去南京的消息后，立即通知何香凝，并与她一起前往警备司令部营救。何香凝在门口大声骂道：“骂蒋介石要算我骂得最多，为什么不抓我却把我儿子关起来？我要坐牢，你们把我关起来吧！”结果，吴铁城在柳亚子和何香凝的担保下，不得已把廖承志放了出来。 1939年，叶青在香港《大风》上撰文称：“国民党适宜于中国，共产党不适宜于中国，因而国民党应该存在，共产党不应该存在。”柳亚子闻讯后斥责道：“叶青者，不过代表云耳，自然背后还有一大批混账东西存在也。”他还去信指责《大风》，为什么要制造摩擦，并表示不再为该刊写稿。抗战时期，柳亚子有一个看人的标准，这就是：“主张团结的就是好人，主张摩擦的就是坏人” ，而“###就是汉奸”。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皖南事变”。 柳亚子在香港闻讯后极为震怒，立即与宋庆龄、何香凝共同发表宣言，严词痛斥蒋介石杀害新四军、消极抗日的罪行，并声言除非国民党政府对事件表示“悔过”，否则就不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蒋介石恐怕柳亚子不参加会议，便派吴铁城来促驾赴渝。吴铁城特邀杜月笙来帮腔，但柳亚子不吃这一套，他在客厅里拍着桌子骂道：“我宁可像史量才那样被他（蒋介石）暗杀，决不参加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会议。”最后柳亚子叫他们滚出去，就这样骂走了蒋介石的说客。当时，他的生活来源无着，却宣称宁可食草采薇，决“不向小朝廷求活也”。蒋介石接电后恼羞成怒，指令国民党中央以柳亚子“诬蔑中央”、“违反国策”为由将他开除党籍，并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此后，柳亚子更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参加了民盟并投身于民主运动。 1941年，香港沦陷，柳亚子与何香凝一起在中共驻港机构和东江纵队的营救下回到国内。1942年6月，柳亚子前往桂林，他团结进步力量从政治与文化两方面与敌斗争，严厉谴责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拥护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这期间，他曾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理事。在桂林期间，柳亚子进入创作“最高潮”。他除了写成《少年时代的柳亚子》、《怀旧集》以及大量诗词之外，还准备重新开始南明史的研究。柳亚子研究南明史多年，只是战争使他的资料文稿丧失殆尽。到了桂林后，他结识了靖江王后裔朱荫龙。此人学问很好，藏书又多，对南明史料如数家珍。于是他创办南明史料筹征社（简称南史社），自任社长，请宋云彬和朱荫龙担任副社长，为编写《南明史》做准备。１９４４年，桂林文化界为柳亚子５８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宋云彬与朱荫龙还以南明史社的名义，印行过《柳亚子先生五十晋八寿典纪念册》。1944年夏，国民党军队在湘桂地区大撤退，桂林危急，柳亚子转赴重庆。在那里，他与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周恩来同志对他非常敬重，在重庆时亲笔给他题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1945年8月，毛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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