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ō音公司把沈阳的飞机维修厂卖给了合伙的中国企业。后来，这家企业改组成为“沈阳飞机设计生产公司”、也就是有名的沈飞，而该企业在下一场大战中，是中国产量最大的飞机制造厂，总共生产了近十万架飞机，占中国飞机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七。

因为师承美国，所以沈飞设计制造的飞机，带有很浓烈的美国色彩。

除了技术方面的收获，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好处。

别忘了，工业发展离不开交通。

在两年干俄战争期间，中国政府完成了东北地区的道路与铁路交通网规划工作，并且启动了东北铁路网修建工程。虽然在干俄战争结束的时候，只修建了不到五百公里，但是在随后二十年，东北铁路网成为了中国最有效的铁路交通系统，并且以此使东北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区。

当然，这也与东北的委源有关。

干俄战争结束不久，铁岭就发现了一座储量惊人的矿山，随后又发现了煤矿、铜矿等矿藏。到一九二五年，随着大庆油田被发现，东北地区获得了成为重工业集中地的所有资源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讲，东北的资源布局，最有利于成为重工业中心。

虽然山西的煤矿最多，但是没有铁矿与石油。虽然天津有石油，但是没有其他资源。虽然四川发现了天然气、还探明了不少煤矿，但是交通极不便利。虽然江西有煤、铁、铜等战略资源，但是没有石油，而且交通也不便利。

可以说，只有东北才具备所有资源条件。

欠缺的，仅仅是交通基础设施。

也正是如此，在东北修建交通网，特别是铁路网，成为干俄战争之后，中国政府面临的头等大事。！。

第八章　三权

借助发展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冯承乾提出，应该由政府进行全面规划，并且以时间年限为标准。

由此，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二年底，出台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从时间上看，中国的五年计划在布尔什维克俄国之前。因为到一九二四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基本上铲除了国内残余的白俄势力，要到一九二七年，布尔什维克政权才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与工业发展才算走上正轨。

更重要的是，利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需求较为稳定的国内市场。由此产生的直接利益就是，众多民族企业不再需要盯着海外市场、以及来自政府与军队的订单，依靠基础建设所产生的庞大内需，就能稳步发展，甚至能够获得比出口更大的好处。

间接好处就是，中国市场变得更有吸引力。

别的不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仅东北地区就要修建总长度为二千四百公里的两条铁路干线，而这两条铁路线的总投资超过三百亿华元，能够产生数十亿华元的利润，带动上百万个就业岗位。

第一个五年规划出台之后，冯承乾把注意力转到了另外一件事情上。

一九二三年初，在冯承乾的推动下，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有限制的全民选举，并且按照临时宪法规定，在此基础上产生国民议会。在国民议会成立之后，将进行第一次具有法律意义的大选。

在政治体制上，冯承乾选择了美国模式，而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模式。

事实上，德意志第二帝国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都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议会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机构，由德皇任命的首相仅仅向德皇负责，而普鲁士政府主宰着德意志联邦，而在德意志联邦名下的议会，连监督机构都算不上，最多只能出台与提交一些毫无意义的法案。

说白了，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德皇依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

虽然在大战结束之后，德皇也开始进行改革，但是受到来自帝国内部的阻力，特别是把持着帝国经济命脉的容克集团的反对，政治改革进行得并不顺利，连支持政治比革的贝特曼都在一九二零年被迫辞职。

至于英国模式，根本没就没有学的价值。

原因很简单，英国不管是在人口数窭上、还是在国土面积上，最多只算得上是一个中等程度的国家，根本无法与中美相比。

从实际国情出发，能学的也就只能美国模式了。

正是如此，临时宪法明确规定，国民议会实行上下两院制。上议院由各个省级行政区各选举产生两名议员，每界任期四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更换半数议员。下议院由各个省的人口数量决定，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以次调整各省的议员数量，每界任期两年，每两年进行一次选举。

在权力分配上，下议员略高于上议院，即下议院与上议院都有权否决对方通过的法案，但是只有下议院有权力启动弹劾总统的程序，并且得在三分之二的议员投赞成票之后，才能弹劾总统。除此之外，下议员推选出来的议长，为国家第三号领导人，地位仅此于总统与副总统。

从根本上讲，国会为立法机构。

在行政机构上，总统自然为首。

最初的时候，冯承乾没有打算仿照美国，即通过直选的方式产生总统，而是打算采取英国模式，由国会推举产生总统。冯承乾这么想的原因很简单，即中国还没有进行全民直选的文化与思想基础，百分之九十九的国民甚至不知道选票是什么东西，也就不可能知道选举权的重要性。

只是，在与参与临时宪法制定工作的民间代表商计之后，冯承乾认识到，他之前的观点太肤浅了。

不可否认，在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国，确实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问题是，谁能否认，在几十年之后，也不具备直选的基础？

更何况，美国的政治体制形成的时候，照样有很多国民不知道选举为何物，甚至有很多美国人根本就不参与选举。可是仅仅几十年之后，绝大部分美国人就认识到，选举权是公民手里最重要的权利。

任何一套制度，在建立初期，肯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关键就是，制度本身有没有自我完善的机制，会不会在发展之中，不断的修补自身存在的漏洞。

显然，直选比间接选举有更强的生命力。

说得简单一些，直选就是把权力交给所有人，而间接选举。将不可避免的让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

最终，冯承乾决定采用直选。

只是，第一次全民大选没有定在一九二三年，而是定在一九二八年。

原因很简单，一九二三年底，国民议会成立之后，百分之百的议员表示拥戴吴铁生与冯承乾组建中央政府，并且推举吴铁生为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甚至还有多数议员提出应该由冯承乾担任总统。

当然，冯承乾没有跟吴铁生争总统的位置，甚至没有成为副总统。

只是，在国民议会议员的全力支持下，立即进行全民大选就变得没有意义了。也正是如此，才由吴铁生继续担任中华民主共和国总统，任期为五年，到一九二八年，在吴铁生的任期届满之前，再进行全民选举。

随后，在正式出台的宪法中，对全民选举做了明确规定。

说得简单一些，在总统选举中，参选人必须获得总选票的半数以上、以及在半数以上的省份中获得多数选票，才能当选。只要其中任何一个条件没有达成，选举就将作废，并且再次进行大选。

有选举，也就有政党。

一九二四年“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宣告成立。

虽然冯承乾不想抛头露面，认为理应由吴铁生担任党魁，但是吴铁生坚决不干，而且明确提出，既然是效仿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在美国，总统并不是党魁，因此不能由他来担任党魁。

最终，冯承乾成为了“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首任党魁。

到此，构成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三大要素中，已有两个娄立并且完善。

剩下的，就是司法权了。

在这方面，冯承乾也是向美国学习，即成立最高法院与最高检察院。

按照临时宪法、以及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规定，最高法院由七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名大法官为最高法官，在处理司法问题上拥有三张决定票，而另外六名大法官都只有一张决定票。七名法官的产生方法，主要由国民议会提名与推举产生，只有最高法官需要获得总统的直接任命。

这样设置，实际上是在国民议会与总统之间实现司法权的平衡。

当然，七名大法官都是终生制，在获得最任命之后，不向任何人负责，有七名大法官组成的最高法官团，具有对除宪法之外所有法律法规条款的司法解释权，即大法官团做出的司法解释就是最终解释。

与最高法院对应的，则是最高检察院。

在司法权力框架中，最高检察院是提起公诉的最高司法机构，而且只有最高检察院有权对包括总统在内的中央官员、以及国民议会上议院议员提起公诉，而最高检查长则由下议院推举产生。

司法制度方面，冯承乾坚定不二的选择了案例法，即欧美法系。

当时，参与立宪的很多人都认为，最好采用条文法，即大陆法系，因为在他们看来，条文法在具体实施中具有操作便利性。只是，冯承乾并不这么认为，虽然案例法在初期肯定存在很多漏洞，还会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但是案例法具有自我完善功能，而条文法却是死板硬套，在操作上有很大的灵活性。要知道，在司法体系中，法律就是标尺，如果标尺都是可变的，又如何保证法律的权威呢？

当然，冯承乾也提到，早在明朝，中国就实施的是案例法，而不是条文法。

从长远来看，案例法还能减轻司法体系的负担。原因很简单，每一个单独案例在经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其判决方式就将固定下来，成为今后类似案例的判决标准，从而让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有参照对象。

更重要的是，案例法更能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得简单一些，不管什么人，如果犯了相同的罪，判决都是一样的，而条文法却会因为对司法理解的不同，导致产生不同的判决结果，也就使法律丧失了公平性，不能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一套严明的法律，最重要的就是做到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

说白了，民主政治体制下的法律，就是保证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不会受地位、财富与名声等因素影响。

随着立法、行政与司法机构在一九二四年逐步完善，中国的续治体制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第九章　奇迹

基本政治框架建立之后，冯承乾也算了却了一件心愿。

不可否认，这套政治体制问世的时候，存在很多漏洞。比如，在总统制方面，这规定了每届任期为五年，却没有对连任次数做出规定。

又比如，临时宪法与后来出台的正式宪法中都只规定了实施中央与地方分离的税收制度，并且要求每一项税收都有针对的用途，却没有明确界分中央与地方税收。这些遗漏，在后来都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甚至对国家统一产生了威胁。可是同样不可否认，这是当时所能建立的最理想的民主政治体制了，而且是具有自我完善能力的体制。

冯承乾拥有比这个时代任何人多要多的历史经验，可是他不是超人。

在面对中国的现实国情时，冯承乾也不得不做出妥协。

不管什么制度，符合现实的，才是最好的制度。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现实问题就是没有一个可以推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因此冯承乾也就只能建立一个框架式的民主体制。只有等到绝大部分中国人都认识到了民主的好处，并且看重民主给予公民的权力，民主制度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才能成为中国公民对抗统治者的利器。

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实际上更像是一个独裁国家。

当然，独裁者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即以冯承乾为首，以“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为核心的，以富国强军、振兴中华为继任的这群人。至于所谓的民主，还要等到几十年之后才能出现。

不可否认，独裁不是什么好东西。

可是，在特殊事情，独裁也不见得只有坏处。

对此时的中国来说，独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

关键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且都在为这个目的而奋发图强。

更重要的是，这个目的，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鼻大凝聚力。

在经历了前清末期的耻辱与动乱之后，即便是身处偏远山区的中国人都知道，只有国家强大了，中国才有希望，百姓才有希望。

当然，这只是一种口号式的号召力。

要想把号召力转化为凝聚力，就得让尽可能多的百姓在变革中获益，成为变革的既得利益者，从而拥护与推动变革。

对此，冯承乾有极为清楚的认识。

一九二四年底，在冯承乾，或者说是在“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的推动下，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至关重要的法案，即引发了整个中国社会大变革，影响了四亿中国人的《土地私有化改革法》。

该法的核心内容，就是亵夺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其中，最有力的的一项条款就是，任何一块土地，如果在两年之内没有耕种，将由政府收归国有，再转让给他人耕种。

该法案生效之后，全国范围挂起了一股“弃耕浪潮”

当然，发起者是由“中国民主团结复兴党”组织起来的农民、而且主要是佃农。在经过宣传之后，大部分佃农都认识到，只要他们不为地主耕种土地，那么两年之后，那些土地就会又国家分配给他们，成为他们的土地。

让冯承乾没有想到的是“弃耕运动”很快就演变成了“农民进城浪潮”

原因很简单，当大量佃农放弃租耕的土地之后，只能到城市里寻找工作机会，才能养家糊口。

虽然当时，绝大部分佃农进城只是权宜之计，毕竟任何人都不可能饿着肚皮活两年，而在离开土地之后，佃农只有到城市里才能找到工作，因此很多佃农进城的时候，只是希望在这两年里能够活下去，等到两年之后再回到农村，获得由政府分配的土地。但是两年后，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城农民留了下来，因为在这两年中，他们已经掌握了必要的劳动技能，成为了产业工人。更重要的是，城市里能够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在教育、医疗、卫生等各个方面都比农村好得多。此外，进城农民在适应了城市里的生活之后，特别是在尝到了工业化的甜头之后，也没有几个想回去。

在这场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地主，特别是大地主。

事实上，最初的时候，包括大部分民族资本家都反对录夺地主的土地。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大多由开明地主发展而来，与地主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录夺土地本身就是为了打击地主。

只是，在运动开始之后，特别是在农民进城之后，民族资本家的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原因也很简单，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等于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劳动力，从而降低了劳动力价格。

对资本家来说，这就等于降低了生产成本，或者说提高了利润率，从而能够获得更多的好处。

要知道，在此之前，因为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中国的产业工人严重不足。

尝到甜头之后，民族资本家自然不再反对，反而成为了“土地法”

最为坚定，也是最强有力的拥护者。

这下，心存不满的地主没什么好期盼的了。

要知道，军队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且军火由企业供应，与地主没有半点关系。如果地主打算闹事，首先就得问一下军队的意见。

“土地法”的顺利实施，成为了中国工业发展最强大的推力。

可以说，正是“土地法、”解决了中国工业发展中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即欠缺劳动力。

到一九二六年底，随着政府开始收回弃耕的土地，才有部分进城农民回流。只是，到这个时候，中国已经不欠缺产业工人了。根据中央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初做的统计，中国的产业工人已经超过了两千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

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就不过一千二百万。

即便在美国，产业工人总量也只有一千八百万。

另外几个工业强国，比如英国只有六百万，法国不到五百万，意大利只有五百万，荷兰连两百万都不到。

谁也没有想到，在不到十年里，中国就拥有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工人队伍。

虽然在生产效率上，中国工业依然无法跟西方国家媲美，但是依靠庞大的人力资源，中国的工业产值已经名列全球第七。

这意味着计么？

虽然没有确切统计数据，但是到一九二七年初，中国在工业产值上，已经与日本相差无几。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花了近七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中国只花了不到十年就追上，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越了日本。

当然，中国导日本，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不管是在国土面积、资源多寡与人口数量上，中国与日本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国家。此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