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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风云-第5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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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套方案有有个弊端，即液体燃料火箭是一次性使用的，不能重复使用。
此外，如果使用液体燃料火箭的话，就必须使用足够大的火箭，也就得降低航天飞机本身的推力。
显然，这必然导致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降低。
这时，中国在固体燃料火箭上的技术优势有了用武之地。
最后确定的方案是，航天飞机配备三台大型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并且由外部燃料箱运载燃料，助推器为两具大推力固体燃料火箭，在工作完毕之后，助推火箭与航天飞机脱离之后回收，而航天飞机凭借自身动力完成接下来的飞行，而外挂燃料箱将在跌入大气层之后烧毁。
也就是说，整套系统中，只有外部燃料箱不能回收。
显然，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损失，毕竟外挂燃料箱并不昂贵，而且体积庞大，也不易回收再使用。
基本方案确定下来之后，航天飞机工程就快马加鞭的运行了起来。
事实上，当时除了轨道与重返大气层飞行器，也就是狭义上的航天飞机需要从头研制之外，其他的配套系统几乎都是现成的。比如航天飞机使用的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就来自载人登月的运载火箭。至于固体燃料助推火箭，则是由中国空军在六零年代末投资研制的大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展而来。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第一架航天飞机，“星宿”号面世。
当年年底，“星宿”号就进行了大气层内的第一次滑翔飞行。随后，其他技术与工程测试也紧锣密鼓的展开了。
事实上，“星宿”号并不是第一架完成了外层空间飞行的航天飞机。
从一开始，“星宿”号就被定性为试验样品，即主要用于试验测试，在完成了各种新技术的验证之后就将寿终正寝。
只是，“星宿”号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航天飞机。
“星宿”号的测试工作持续到一九八一年，随后被移交给了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并且成为了镇馆之宝。
同一年，“猎户座”号航天飞机制成。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猎户座”号载着五名航天员与一枚科学试验卫星，在台湾的玉里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可以说，这是自载人登月工程之后，人类在航天领域迈出的一大步。
此后，中国相继制造了“射手座”号、“天鹅座”号、“狮子座”号与“仙女座”号等四架航天飞机。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这五架航天飞机承担了中国航天发射工作的八成，而中国也因此几乎废弃了所有大型运载火箭的研制工作，把重点放在了航天飞机上，也因此成为了载人航天头号强国。
这五架航天飞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差别。
正常情况下，每架航天飞机一次能够运载七名宇航员与二十四吨货物，轨道运行周期在十五天以内。
在航天飞机正式投入运作之后，那些之前支持该项目的国民议会议员才发现，航天飞机并不比运载火箭省钱，反而是烧钱的大户。虽然航天飞机名义上能够重复使用，但是每次发射之后都需要进行极为严格、全面的维护与检查，而且其使用的火箭发动机最多只能使用二十次，助推火箭只能工作十五次，所以航天飞机的实际运营成本比起一次性使用的运载火箭高得多。
也正是如此，中国才不得不在八零与九零年代，把大量航天发射项目移交给其他国家。
此外，航天飞机的安全性也受到了严重质疑。
到二零一二年，“狮子座”号完成了最后一次飞行，航天飞机的时代宣告落幕时，已有三架航天飞机坠毁，“射手座”号在一九八八年四月十四日，于发射后一分五十六秒在西太平洋上空爆炸；“仙女座”号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八日返回时，因隔热板脱落在再入大气层时烧毁；“猎户座”号在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同样因为隔热板脱落在返回大气层时燃烧坠毁。
巨额的运营费用，加上过低的安全性，使得中国不得不放弃航天飞机。
当然，在航天飞机问世的那个年代，并没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而且航天飞机的重大价值，并不再于其使用次数。
从根本上讲，航天飞机是中国“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组成部分。
第二百二十三章 跟随战略
航天飞机问世后的十年内，其发射活动有百分之七十八与军事航天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讲，航天飞机就是为了军事航天而出现的，对民用航天的贡献反而不太突出。
要知道，推动航天飞机的主要力量来自国防部，而不是航空航天部。
原因就是，在进入项目审批阶段的时候，航空航天部的技术专家就发现，航天飞机的运营成本远超过运载火箭，因此就算能够多制造几架形成规模效应，过于高昂的发射成本也足以下退所有民间用户。
再一点，从运载能力上就看得出来。
航天飞机的系统总质量高达二千二百吨，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有二十四吨，而以当时的技术，运载火箭只需要八百吨的总质量就能达到相同的运载能力，因此航天飞机的运载能力仅相当于运载火箭的三分之一。
显然，航空航天部不是军事部门，自然不会主推注定不会受到市场接受的航天项目。
也正是如此，中国航空航天部在主导航天飞机工程的同时，并没放弃运载火箭，只不过不再研制大型运载火箭，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小型与中型运载火箭上，而且以推动商业航天为主要目的。
问题是，航天飞机具备一些运载火箭与载人宇宙飞船所不具备的特殊能力，而且是极为重要的能力。
比如，航天飞机能够回收在轨运行的卫星，并且在轨道上对卫星进行维修。
又比如，航天飞机拥有十分巨大的货舱，能够运载大尺寸货物。
这两项特殊能力，不但决定了航天飞机在冷战期间的巨大价值，还延长了航天飞机的使用寿命。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当局一度打算让所有航天飞机退役，转而发展运载火箭。只是，这个决定推迟了十多年。主要就是。当时中国正在主导有十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攻坚战的建设工程，而该工程中有大量大尺寸设备，只有航天飞机的货舱能够装得下。因此最后两架航天飞机一直使用到国际空间站建成。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在八零年代，航天飞机具备的特殊能力，为中国推动“星际大战”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这就是。中国能够依靠航天飞机来构建外层空间防御体系。
一九八二年，顾祝同就明确提出，“国家战略防御系统”应该以外层空间为主，即把主要的防御武器部署在近地轨道上，以求对潜在敌国发起的战略打击进行外围拦截。尽最大的可能把敌人发射的核弹头击落在敌国上空。
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军事技术专家提出了一些非常超前的概念。
比如，在近地轨道上部署以高能激光与粒子束武器为主的定向能武器，拦截还在大气层内飞行的敌国弹道导弹。
显然，在构建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中，航天飞机是不可否缺的角色。
按照当时提出的概念，配备定向能武器的卫星都十分庞大，需要通过多次发射、然后在轨道上组装。而这只有航天飞机能够办到。此外。定向能武器要消耗大量能源，卫星还需要进行在轨机动，因此需要为卫星补充燃料，而这仍然只有航天飞机才能办到。此外，如果需要对在轨卫星进行维修的话，同样得依靠航天飞机。
白了。航天飞机是中国构筑“外层空间防御系统”的基本运载工具。
在航天飞机问世之后，之前很多的设想都不再是设想。至少一直采取跟随战略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显然，来自中国的压力。迫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在相关项目上投入了更多的资金。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冷战期间，德意志第二帝国至少在“外层空间防御系统”上花掉了上千亿帝国马克。
与巨大的投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领域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
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事实上，顾祝同当时提出的战略防御设想太过超前了，很多关键技术问题根本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而且在估计花费的时候，中国军方出现了严重偏差，即严重低估了防御系统的总投入。
严格说来，这些都在顾祝同的预测之内。
根据顾祝同的回忆录，在启动“国家战略防御系统”的时候，他就已经认识到，这套能够为中国提供全面战略安全的防御系统，在二十年之后都未必能够建立起来，而且几项最为关键的技术，在半个世纪之后也未必能够取得突破，因此中国根本不可能在设定的十五年之内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如此，在除了个别的“面子工程”之外，中国投入到“星际大战”中的资金，大多用在了基础科研领域。
不可否认，中国的投入十分巨大。
根据后来公布的资料，在“星际大战”正式下马的时候，中国在该项目上总共投入了近两千亿华元。
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投入收到了显著的回报。
比如，中国在“星际大战”中的“空天战斗机”项目，研制的不是空天战斗机，而是后来大名鼎鼎的J…170型隐身战斗机，而以J…170为基础，中国在随后十多年内研制出了多种隐身轰炸机与隐身战斗机，并且在二十一世纪初，率先研制出了第五代战斗机，把空军带入了隐身时代。
又比如，在“星际大战”项目中的联网通信工程，演变成了后来的国际互联网，并且在九零年代率先在民用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人类文明在二十一世纪初进入信息化时代打下了基础，而中国也因此成为了信息化的推动者，并且以自身为核心，构建了覆盖几乎所有国家与地区的国家互联网。
也就是说，中国在“星际大战”工程中的投入都很有目的性，而且是以基础技术的发展为牵引，并没有强制推动项目发展。
显然，这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采取跟随战略所不具备的条件。
白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只能根据中国取得的发展成果、以及选择的发展方向来确定自己的发展方向。如果只盯着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那么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只能永远跟随中国的步伐前进，不可能超越中国。要想超越中国，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必须盯住中国的技术方向。问题是，中国的每一次技术探索未必都是正确的，而中国掌握了最新技术，因此能够在遇到无法克服的难关之后迅速转向。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这个优势，因此会不可避免的在错误的方向上继续前进。
这一点，在高能激光武器系统上体现得极为明显。
早在一九八三年，中国的技术专家就发现，以现有的技术、哪怕以二十年之后的技术也未必能够制造出能够部署到近地轨道上、摧毁核弹头的高能激光武器，哪怕是部署在地面上的激光武器，也未必能够摧毁来袭弹头。结果就是，中国国防部在一九八三年就把高能激光武器项目归入了战略储备技术，即只进行基础研究。相反，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技术专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中国已经在该领域取得了重大成果。结果就是，到冷战结束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在该项目上投入了上百亿帝国马克的科研经费，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部十兆瓦级的激光器，却不具备实战能力。
由此可见，“星际大战”的核心是中国利用技术优势，发起的一场针对国力与财力的技术战争。因为站在技术前沿，而且主导着技术发展方向，所以中国能够在尽可能的降低投入的同时，获得尽可能多的经济回报。德意志第二帝国处于跟随状态，也就不可避免的做了很多花钱不讨好的事情。
很多人都认为，“星际大战”最终压垮了德意志第二帝国。
当然，这个认识有点片面。
不可否认，“星际大战”确实对压垮德意志第二帝国经济做出了贡献，但是绝非唯一的主要原因，最多只是一个重要手段。
真正导致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在全面崩溃的还是中德冷战。
别忘了，在中国大力推动“星际大战”的时候，德意志第二帝国卷入了巴尔干战争，而且还得在其他各个领域与中国进行对抗。比如，在八零年代开始，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才技术的战后第三次军事技术革命。
在此期间，以第四代喷气式战斗机、第三代主战坦克、核动力超级航母为代表的新式武器装备陆续问世，并且成为各国军队的主力装备，等于为冷战双方的国防预算增加了很大一笔开支。
显然，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远远超过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承受能力。
在八零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黄油与大炮之间做出选择。
要想在军事竞赛中跟上中国的步伐，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必须选择大炮。可是，这意味着将损害国民的基本利益，即让国民承担更多的税收负担，导致国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从而引发民怨。
第二百二十四章 一个人的战争
对中国来，八零年代是由守转攻的年代，也是收获胜利果实的年代。**
只是，对世界而言，这却是一个动荡的年代。。XiaZai
一九八四年底，在巴尔干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德军焦头烂额的对付那些躲藏在山林里的游击队的时候，一场将持续六年的战争在海湾地区爆发了，这就是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两伊战争。
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伊拉克，根源则是世俗政权与宗教政权的矛盾。
原因就是，海湾地区众多的阿拉伯国家在战后都建立起了世俗政权，不管是沙特这样的王国，还是伊拉克这样的共和国，政治都跟宗教划清了关系，而发生在伊朗的事情，让这些国家感受到了切身的威胁。
白了，如果伊朗的革命之火向外蔓延，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将首当其冲。
显然，不管是国王、还是总统，都不希望统治下的国家成为下一个伊朗，也更不希望丢掉手里的大权。
结果就是，阿拉伯国家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
ì，伊拉克总统以伊朗军队炮击伊拉克领土为由，正式向伊朗宣战。
两天之内，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几乎全部表示支持伊拉克。
如果仅仅是两个国家的战争，那么伊拉克肯定不是伊朗的对手，因为伊拉克的国土面积与人口都只有伊朗的三分之一，而且伊拉克的国内矛盾极为突出。什叶派与逊尼派，还有北面的库尔德人相互仇视。
问题是，这绝不是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
战争爆发的第三天，沙特国王就为伊拉克送去了一份厚礼，即把沙特皇家陆军的十个师的装备赠送给了伊拉克，还为伊拉克提供了四十亿华元的外汇，让伊拉克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所需的军火。
沙特的行动。立即引起了连锁反应。
到一九八五年一月底，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全都慷慨解囊，有武器的援助武器。有金钱的援助金钱。
只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叙利亚保持了沉默。
主要就是。叙利亚一直把占领着戈兰高地的以色列当成仇敌，而中国已经公开表示支持以色列，因此叙利亚自然把中国当成了敌人。如此一来，就算曾经与伊拉克同为“阿拉伯联邦”成员，叙利亚也没有理由公开支持伊拉克去打击把**做为主要口号的伊朗，甚至会同情与支持伊朗。
受叙利亚的影响，埃及也保持了沉默，直到一九八五年底，埃及才半公开的谴责伊朗的侵略行径，开始支持伊拉克。
结果就是。这成为了一场阿拉伯世界对抗伊朗的战争。
显然，面对整个阿拉伯世界，哪怕在前线战斗的只有伊拉克，伊朗也没有半点胜算。
问题是，这也绝非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在原则上保持中立。
不可否认，为巴列维提供了政治庇护的中国肯定不会支持伊朗，但是中国也没有理由支持阿拉伯国家。原因就是，除了埃及与约旦之外，其他阿拉伯国家都没有承认以色列，而阿拉伯国家在击败了伊朗之后。肯定会把矛头转向以色列，并且依靠在这场战争中积聚的军事力量对付以色列。如果中国明确支持阿拉伯国家，那就等于为接下来的第五次中东战争埋下了祸根。
事实上，以色列当局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一九八五年初，以色列总理佩雷斯访华，向刚刚当选总统的顾祝同提出，希望中国考虑到以色列的安全，在两伊战争中保持中立，至少得在表面上保持中立，即不直接支持交战的任何一方。
显然，顾祝同答应了佩雷斯的请求。
问题是，有能力干预两伊战争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德意志第二帝国。
虽然在两伊战争初期，受巴尔干战争影响，德意志第二帝国宣称将保持中立，而且也较为严格的履行了中立政策，即不向交战方提供武器装备，但是到一九八六年，随着伊朗面对战败的威胁，与中国关系良好的阿拉伯国家将在海湾地区坐大，德意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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