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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风云-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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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都有行动,但是大多仅是规模很有限的特种作战行动,军方没有获得多少表现的机会,中国甚至没有因此而颁布与军事行动有管的法令。
可以说,出兵危地马拉是大战之后,中国军方获得的第一次打大仗的机会。
显然,对于那些时刻都想打仗的将军来说,肯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把一场局部冲突发展成地区战争,才能让他们达到目的。
只不过,这绝对不是军方主张大打的关键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军方与军火商的关系。
大战结束之后,中国军队的处境非常艰难,大规模裁军、全方位的军事改革、三军司令部被整合到了国防部之下、文职军人掌权等等,都对原有的军队秩序产生了严重冲击,让很多军人因此失业。
别的不说,大战结束的五年中,中国军队有近两千名将军提前退役。
虽然取消准将的改革没能推行下去。准将军衔依然保持了下来,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将领的数量已经由大战期间的五千多人减少到了三千多人,而且到一九六零年进一步缩减到了不到二千五百人。
军人的待遇尚且如此,就更别说装备项目了。
大战结束后的第一年,就有八成的装备项目下马,很多已经进入采购阶段的装备项目都被撤消。拿海军来说,当时已经在建的战舰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保存了下来,其他的全部在船台上拆毁。
直到一九五六年,中国军队才开始重新采购新式重型装备。
显然,在这个艰难时期,军队的发展建设能够勉强维持下去,靠的不是政府,而是各大军火商。
虽然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根据民间调查机构给出的结论,在一九五六年之前,规模最大的十二家军火企业至少为军方提供了二十亿华元的援助。只不过大部分援助都没有违反法律。比如,军火商主动承担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把维护保养已有装备的价格压到最低。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帮助,中国军队肯定会出问题。
要知道,在一九五六年,也就是中德关系正式决裂,标志着一个全新时代的中德冷战正式拉开序幕,中国军队的很多武器装备都停留在大战时期的水准。根本不可能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
虽然德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但是没有好的武器装备,就意味着在下一场战争中需要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如果没有军火商的积极参与。恐怕中国军队的很多装备项目都无法正常启动。
问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军火商是商人,即便不排除有部分军火商是坚定的爱国者,会为了国家与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但是这绝对不是说,军火商就会做亏本买卖。更重要的是,大型军火企业都不再是某个人当家做主,与企业有关的都得由董事会决定,而并非所有、甚至并非大部分董事会成员都愿意做亏本买卖。
军火商在军队上的投入,迟早会成倍的、甚至数十倍的收回去。
对军火商来说,最大的回报就是得到军队的订单,而要让军队下达订单,最好的办法就是发动一场战争。
也正是如此,很多人都认为,民族独立运动背后就有中国军火商的身影。
只是,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基本上与中国没有关系,而且战前最大的殖民地宗主国,即英国在战后迅速改变了立场,公开宣布放弃所有殖民地,甚至向新成立的国家移交了殖民地占领军的物资与资源。至于法国的殖民地,在大战结束前就被瓜分完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地并不多,而且受到的影响也不大。
总而言之,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并没有让中国军火商尝到甜头。
中国军火商需要的是一场由中国军队直接参与的,至少是针对某个国家,最好是针对某个地区的大规模战争。
显然,危地马拉与中美洲地区就符合这个基本条件。
如果这场军事行动演变成大规模地区战争,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最大的受益者都是中国的军火企业。
后来有人做过统计。在一九六六年,中国军方的军火、即弹药订单,总价值仅有三十四亿华元。如果把采购核武器的费用排除在外的话,那么用于采购常规弹药的费用实际上还不到十五亿华元,采购的子弹不到五亿发、炮弹不到三千万枚、炸弹总共才一万五千吨,战术类常规导弹仅一千二百枚。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中国军方的军火订单猛增到一百六十七亿华元,其中用于采购常规军火的达到了一百二十八亿华元,总共采购了一百二十亿发子弹、三亿五千万枚炮弹、十六万八千吨炸弹与五万枚战术类常规导弹,与上一年相比,增加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一千。
这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让生产弹药的军火企业的年利润提高了十多倍。
有趣的是,并非所有的军火订单都留在了国内。
关键就是,很多军火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也就无法接下军方递来的大单。比如,枪弹与小口径炮弹的产能就严重不足,当时就算全部兵工厂开足马力生产,也无法及时完成军方下达的订单。显然,前线的作战部队可不会等着弹药生产出来才跟敌人打。结果就是,中国军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弹药,即从友好国家那里购买弹药,或者是向友好国家的军火企业下达订单。只是,这依然无法解决问题。到最后,中国军队不得不从友好国家的军队那里借用弹药。最典型的就是,日本的国民自卫队就为以出借的方式,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十亿发子弹与五千万枚小口径炮弹。当然,这也与日本在战后定下的和平宪法有关,即日本本国生产的武器装备,仅用于自身防卫,不得用于出口。即便中国是日本的“宗主国”,而且日本的和平宪法是由中国占领军制订的,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中国军队也不能超越日本的法律,就只能从日本国民自卫队借用军火。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总而言之,最想打仗、打大仗的绝对不是军人,而是军火商。
如果再往深处看,中国的其他企业家、以及银行家也脱不了干系。这就是,军火业属于终端产业,而在其上游还有钢铁业、化工业、采矿业等等中游产业,而这些企业的利益也与战争有关。
白了,武器装备都是用钢铁制造的,弹药里都需要炸药。
只要军火生产线运转起来,就需要大量的钢铁、橡胶、炸药、塑料等等,从而为上游企业提供更多的订单。
把这些企业联系到一起,并且在背后给予支持的则是银行家。
原因很简单,任何一家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都需要银行贷款,而大型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会对企业进行渗透,比如在董事会获得席位,甚至直接收购盈利较好的企业的股票,成为其主要股东。在大战期间,中国的军火企业都在急剧扩张,而且在战争结束前的盈利状况都非常良好。结果就是,几乎所有的大型企业里都有银行委派的董事会成员,而且有银行的注资。即便没有遭到银行入侵的军火企业,也从银行获得了贷款,而贷款与利息正是银行控制军火企业的把柄。
白了,如果军火企业没办法盈利,银行的投资就将亏本。
为了不做亏本买卖,银行家自然会设法让军火企业盈利,而为了让投资有价值,就更需要让军火企业有极高的利润率了。
显然,一场大规模战争,才能给银行家带来足够高的利润率。
要知道,在银行家眼里,绝对没有爱国主义,一切都是为了赚钱。
由此可见,中国的金融业、钢铁业、化工业、矿业、军火业是绑在一起的,军火企业只不过是战争的直接代言人罢了,而那些叫嚣着扩大战争规模的将军,也仅仅只是军火企业的代言人。
第五十七章 钱
从某种意义上讲,席存瑞、以及所有文职官员都应该感谢冯承乾。
大部分人都认为,为中国打下民主政治基础的是吴铁生与刘伯恩,因为吴铁生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主动放弃了第三次连任机会,而刘伯恩只是在战争期间当选总统,战争结束之后就主动以健康为由卸任,由副总统接任。更重要的是,刘伯恩在卸任之前,推动国会通过了一条专门针对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每位总统只能连任一次、也最多只能担任两届总统职务。
只是,发挥关键作用的绝对不是吴铁生与刘伯恩,而是冯承乾。
当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就与冯承乾有关。在劝说吴铁生放弃第三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冯承乾就明确提出,如果吴铁生不肯放弃,他就只能离开新生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因为他不再对这个国家抱任何希望。到了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冯承乾专门找到刘伯恩,最终让刘伯恩做出了卸任的决定。根据外界猜测,冯承乾肯定发出了威胁,让刘伯恩知道继续住在总统府的后果。甚至有传言,在冯承乾单独去找刘伯恩之前,总统警卫队与总统府的卫兵就已经宣誓效忠冯承乾,即只要刘伯恩不肯卸任,冯承乾就将把假戏真做,让他没有能力继续担任总统。
除此之外,冯承乾还为中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做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贡献。
这其中就包括力主让席存瑞竞选总统。
别忘了,席存瑞是中华民主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位完全没有军队背景。甚至没有参军服役的总统。
十多年的和平时期,让冯承乾一手缔造的民主政治体系稳固了下来。
更重要的是,民主政治已经深入民心,获得了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这套民主政治体系,产生了一个极为显著的作用,即政府文职官员的地位、以及所拥有的权力超过了军队的将领。
不可否认,军队里的高级将领依然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
拿海军参谋长田黛芳来说。在民众心目中,他是与顾祝同齐名的大战名将,为国家与民族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因此深受爱戴。
只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军人已经很难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了。
在权力结构中,军人不再是主导者。而是服务者,即军人的价值,就是为政府制定的政策服务,跟着政府的步伐前进。
这样一来,打大打小、或者说怎么打,主要由政府决定。
军人,不过是在政府做出决定之后,去完成政府所安排的任务。
在政府官员中,主张限制军事行动规模的占了绝大多数。
有趣的是,政府官员的立场也与钱有关。
与绝大部分国家一样。中国实行的也是跨年度财政预算,即不以自然年为准,财政年度是从每年的十月到下一年的九月。如此一来,中国政府将在每年的六月着手制订下一财年度的预算案,最迟得在八月底提交给国民议会进行审核。争取在九月份获得通过,以便在十月份启动新的财年计划。虽然在某些年份,财政预算会在国会遇到麻烦,没能在九月的最后一天通过审核,导致财年计划推迟,但是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大部分财年都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开始。
一九六六年也不例外,即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年的财政预算在九月份就获得了批准。
问题是,这份财年预算在获得国民议会批准的时候,战争还没有爆发,而且也没有计划大打一场。
显然,这绝不是什么好事。
虽然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有一笔特别经费,但是数额不可能太多,而且主要用于一些涉及到国家根本安全的秘密项目。比如,几家主要情报机构的额外开支,就来自于这笔特别经费。
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特别预算只有四十八亿华元。
对个人来说,这是一笔巨款。要知道,中国的人均国民产值在一九六六年还不到三千五百华元。
问题是,对国家预算来说,这笔钱根本就不算多。
要知道,这笔特别预算中,有二十二亿拨给了核武器项目,十七亿是三家主要情报机构的秘密行动开支,剩下的九亿华元主要用于与政治军事有关的对外援助,以及针对外部的秘密行动。
事实上,就算把四十八亿华元全部用上,也不够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
按照国防部长提交的报告,如果采纳总参谋部提出的战争计划,那么一九六七的战争开支将超过六十亿华元。
显然,钱成了最大的问题。
现代化战争,拼的就是财力,也就是烧钱。
没有足够多的钱,就不可能打赢战争。
更重要的是,战争是个无底洞,谁也无法准确估计出战争开支,因此也就不可能保证按照预算投入之后,战争会顺利结束。
可以说,这也正是事实。
在批准国民议会通过的军事行动议案的时候,席存瑞曾经估计,中国政府要为这场战争支出大约一百亿华元。当时,这还是非常悲观的了,国防部长认为只需要五十亿华元,而财政部长认为大概需要八十亿。当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中国总共花掉了六百六十亿华元,而且只是直接战争开支。如果把间接开支、以及由这场战争导致的间接损失算上,肯定超过了五千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中国中央政府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七财年度的财政预算,总共也就只有一千四百六十七亿华元,而实际开支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亿华元。即便按照年均递增百分之六为准,这场战争烧掉了相当于三个财年度的全部开支。
当然,除了政府预算,还与国民经济有关。
和平局面已经维持了十六年,而中国在大战中获得的战争红利,也在这十六年间基本上用光了。事实上,在一九六三年,中国经济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期就宣告结束,如果不是有数十个新兴国家,中国经济早就出大问题了。
即便是普通人也知道,战后的繁荣期即将宣告结束。
这一点,从政府的税收上就看得出来。
在一九六三年前的十年间,中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增幅每年都在百分之十以上,十年的平均年增幅为百分之十二点四,而在此后的三年间,平均年增幅下降到了百分之八,而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六财年度的增幅只有百分之七点二。
税收增幅缩小,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正在放慢。
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一场大规模战争就能解决经济问题,因为这意味着政府将为军队开出大批订单,让企业获得生产机会。
问题是,这只针对生产力过剩的情况。
中国此时遇到的问题,并不是生产力过剩,而是劳动力价格过高,导致大量企业向海外转移所产生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白了,就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去劳动力便宜的国家建立工厂。
显然,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因为这意味着,将有很多中国工人失业,将有很多本土企业破产。
解决这个问题,靠的绝对不是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还没有出大问题,靠的是在大战期间建立起来的“苏州园林体系”,即华元取代了英镑与美元,成为全球唯一与黄金直接挂钩的货币,也成为了其他国家的主要外汇储备。说得简单一些,中国可以印刷更多的华元,而其主要用于对外结算,把多出来的华元送到其他国家的外汇金库中,而不是让其进入市场流通,从而保证在国内流通的华元并没有大幅度增长,以此保证了物价的稳定性,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让老百姓依然能够过上较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从中国送出去的每一张华元,都等同于运入中国的一件货物。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是在用超发的货币从全世界购买资源,并且用这些资源来保证本国民众的生活水准。
显然,这种局面不可能一直维持下去。
要知道,华元仅仅是华元,而不是黄金。虽然“苏州园林体系”把华元与黄金锁定,使其成为唯一与黄金等价的货币,而且中国在大战结束的时候,通过在战争期间大量输出战争物资,以及掠夺战败国、特别是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国了,锁在中国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超过了一万四千吨,但是比起在中国发行的华元,中国储备的黄金远远不足。
早在一九六一年,中国的黄金储备率就已经降到了百分之十一的危险线以下。
白了,中国在透支全世界的财富,而借来的东西,迟早得归还。
席存瑞本来学的就是经济,因此他非常清楚,如果在这个时候爆发一场耗资巨大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必然会导致华元的信用崩溃,即中国再也无力维持华元与黄金的关系,“苏州园林体系”也将彻底崩溃。
结果如何,席存瑞无法预测。
只是有一点很明确,即中国在战后长达十多年的繁荣与高速发展,与华元在“苏州园林体系”中获得的金融霸权有直接关系。
第五十八章 面对伟人
几个小时的争论,让席存瑞头昏脑胀。可惜的是,除了无休止的争论,会议结束的时候依然没有产生结果。
席存瑞很想动用总统的权力,让唯恐天下不乱的将军老实下来,可是他不能这么做。对席存瑞这种没有军方背景的总统来说,失去军队高级将领,特别是四名参谋长的支持,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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