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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别无选择，只能接受中国提出的三分方案。

要知道，如果选择二分方案，就算中国的利益会受到一些损失，但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将失去所有。

不管怎么说，三分方案最终还是让德意志第二帝国获得了一些好处，总比失去一切好。

显然，中国处理美国的方式非常简单直接，甚至可以说粗暴。只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原因就是，处置美国的方式，直接决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而中国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

第六百一十六章　和平的基础

在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时候，中国当局产生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认识。这就是，一个和平稳定的世界局势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最为有利，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军事政治同盟与无偿军事援助远远不够，即便因此大幅度压缩了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使对手遭到严重削弱，也无法创造最有利的发展环境。

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关键在发展，而不是压制。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生在日本与英国的事情就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战前，日本一直将中国当成头号竞争对手，甚至不惜放弃称霸世界的野心，开始积极与美国合作，意图彻底击败中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中日朝鲜战争，更加增强了日本民众的仇华心理。在军国主义的教唆下，到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民众已经极端仇华，把中国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当时，在日本国内，仇华与排华反映在各个层面上，即便是国民基础教育也不外如是。这种情绪，在大战中体现得非常极端。日本战败之后，特别是在中国开始帮助日本进行战争重建的时候，遭受蒙蔽的日本民众逐渐认识到，中国不但不是仇敌，还是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的恩人。结合一些其他政策，到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已经是中国众多邻国之中，最安分守己的国家之一。在大战之后，日本更是成为了中国在西太平洋上最重要的盟国，而且是中国本土防线的组成部分。

英国与日本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英国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仇敌，但是正是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让数千万英国人认识了中国，也让数千万英国人开始信任中国，把中国当成最值得信赖的盟友。结果就是。英国在战后坚持奉行亲华政策，成为了中国在北大西洋上最坚固的桥头堡。虽然英国的亲化政策有利己因素在里面，即只有与中国结盟，才能够跟德意志第人帝国抗衡，也才能够保住英国的强国地位，使英国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成为欧洲与北大西洋地区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在绝大部署英国民众心里，中国依然是友好国家。是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的朋友。

这个认识，推动中国当局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出台了一项极为宏伟的计划。

这就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立即着手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国家恢复经济建设，让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旋律。

第一个提出这种想法的是冯承乾，而将其变成事实的是顾祝同。

早在一九四五年。冯承乾就在高层会议上提出，应该在战后以发展为主，并且通过援助帮助所有国家走出困境。

只是，冯承乾的目光太长远了一些。

要知道，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大战会以什么方式结束，更没有人知道大战会在什么时候结束，中国军队还没有攻上美国本土呢，因此在这个时候谈论战后的事情，还是无差别的对外援助。显然太早了一点。

只是，冯承乾的主张并没有因此而被埋没掉。

随后，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胜利，英国投降，中国军队攻上美国本土，都预示着战争将以对中国极为有利的形式结束，而帮助日本与英国进行重建，也让中国认识到了发展的重要性。

到一九四七年底。中国当局在战后的对外援助问题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分歧了。

当然，这并不表示没有分歧。

最大的分歧就是。要不要援助像德意志第二帝国这种，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注定要成为中国对手的国家。

当时。在这个问题上，中国高层的分歧非常大。

显然，大部分人都认为没有必要援助德意志第二帝国，因为这等于帮助敌人，即便是一向较为开明的刘伯恩也认为，如果通过经济援助让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展强大，就等于是在为自己树立敌人。

只是，冯承乾一直坚持，援助不应该划分对象。

争论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底，一些事实让其他领导人认识到，帮助德意志第二帝国渡过难关也非常重要。

关键就是，如果德意志第二帝国得不到援助，会产生什么变化。

显然，德意志第二帝国不会甘于没落，而会用其他的方式来维护国家利益，获得更有利的发展机会。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援助，无法让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唯一选择就是扩大势力范围。可想而知，整个欧洲、至少是整个欧洲大陆都会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铁蹄下颤抖，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不会得到喘息机会，近两亿欧洲人将再次遭受战后摧残。

事实上，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中国离欧洲足够远，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也算不上紧密，因此欧洲的战乱对中国没有直接影响。

问题是，能够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抗衡的欧洲大陆国家、比如法国与俄国，均已战败，英国又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元气，也就无法平衡欧洲大陆的战略格局，意大利根本不可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抵抗。

这样一来，欧洲大陆很有可能迎来第二个拿破伦时代。

这就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欧洲大陆统一在自己名下，从而使欧洲成为一个整体。

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个时代不会持续太久。

要知道，欧洲的民族成分极为复杂，而且民族之间有着很深的矛盾，自古罗马帝国之后就再也没有统一过，而古罗马帝国的统一是建立在武力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而这种办法在现代欧洲根本行不通。

问题是，只要这个时代持续几十年，就足以对中国产生严重威胁了。

原因很简单，德意志第二帝国称霸与统一欧洲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欧洲成为个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是要集中整个欧洲的力量与中国对抗，因此在统一欧洲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肯定会挑战中国的世界霸权。

显然，中国将要面对的不是德意志第二帝国，而是整个欧洲，只少是欧洲大陆。

这就意味着，在大战结束之后，在四亿中国人都渴望过上平静、安宁的生活时，将不得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做准备。

由此可见，对德援助，并不仅仅是在帮助德意志第二帝国发展经济。

白了，只有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经济发展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避免整个欧洲大陆被其控制。

当然，经济援助也针对其他欧洲国家。

可以说，只有当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得到了保证，才能够削弱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白了，在大战结束之后，所有人都渴望得到长久和平。

通过经济援助，不但能够削弱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影响力，还能够增强中国在欧洲地区的号召力。

和平的基础就是经济发展，而这需要中国提供的援助。

显然，对德意志第二帝国而言，援助就是一颗裹着糖衣的毒药，而其作用就是让德意志第二帝国放弃争夺世界霸权的野心。

当然，经济援助也要分步骤的进行，而且针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援助级别。

在中国制订经济援助政策的时候，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即曾经担任过英国财政大臣的罗杰斯爵士。

罗杰斯并不出名，即便在战争爆发前都没有多少名气。在大战爆发前，他曾经担任过英国财政大臣，但是任期不到一年。大部分时候，罗杰斯都在幕后从事着一些外界所不知道的工作。英国战败的时候，罗杰斯已经退出了英国政坛，在其南安普敦的家里养老。出于对自己祖国的责任，罗杰斯在一九四六年底接受了中国当局的邀请，以特别经济政策顾问的身份来到中国。

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罗杰斯的人生才变得闪闪夺目。

当时，罗杰斯给中国当局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在战后重建金融秩序，用一切办法确保华元成为新的全球性货币，并且利用战胜国的身份，废除包括英镑与美元在内的其他所有货币的全球流动性。

白了，就是要在金融上、特别是国际金融上称霸。

显然，中国当局采纳了罗杰斯的建议。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在同盟国集团首脑会议结束之后，中国就在上海召开了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当局明确提出，为了推动战后重建顺利进行，必须建立一个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关键就是确定各国货币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这个提议并不过分。

要知道，战后重建是中国向所有国家提供帮助，也就存在金融上的问题，自然需要建立一个以华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

只是，这是一件比确定重建援助还要困难的事情。

关键就是，金融在工业时代的地位。

第六百一十七章　金融霸权

英国能够称霸世界两百多年，而且在国力还相对弱小的情况下，就能战胜更加强大的荷兰、西班牙与法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霸主，除了率先进行工业革命，拥有像瓦特这样的伟大发明家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英国率先建立起了近现代金融体系，从而把国力凝聚到了一起。比如，在英法战争时期，英国率先发行战争债券，由此获得了足够打赢战争的资金。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能够取代英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也与金融有关。

这就是，在战后，美国利用英国在战争期间欠下的巨额债务，迫使英国当局承认了美元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与英镑同等的地位，而美国则借此把美元输送到世界各地，使美元成为了世界金融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最失策的地方。

这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意志第二帝国没有利用战胜国的身份巩固马克在世界金融中的地位。

设想一下，如果马克取代了英镑、压制了美元，恐怕就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原因很简单，只要德意志第二帝国控制了世界金融体系，那么英国与美国根本不可能获得发动战争的经济实力，也就不可能在暗中鼓动法国与日本，让这两个国家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对中国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值得吸取的教训。

只是，中国的金融业并不发达，而且也没有足够优秀的金融人才。

正是如此，在英国战败之后，中国当局才会专门派人去英国收罗人才，特别是金融方面的人才。

只是，取得金融霸权。远比打赢一场战争困难得多。

在上海的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上，中国的提议并没有得到多数国家支持。关键就是，大家都知道让华元成为全球唯一流通货币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而中国却并没有开出相应的条件。

结果就是，到曼谷首脑会晤的时候，刘伯恩不得不亲自提出这个问题。

可惜的是，在首脑会晤上。刘伯恩也没有得到多数同盟国成员的支持，反而遭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的质疑。

这就是。中国在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的情况下，凭什么获得金融主导权？

到这一步，中国当局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做文章了。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帮助所有国家在战后进行重建的“世界经济复苏计划”被提到上了中国当局的议事日程。

在该计划中，任何国家都有资格成为受援国。

只是，并非所有国家的受援级别都一样。

有趣的是，这个对战后世界秩序影响极其深远的计划。并没有由政府负责，而是由军方负责。

事实上，这也是国防部在成立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个计划中，顾祝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国防部宣告成立之后，顾祝同担任了国防部海军事务副部长。

当然，这只是一个临时职务，在国防部正式组建之后，这个职位将被撤消。取而代之的是总参谋部的参谋长联系会议。也就是说，这个职位本身只是为了在国防部成立之后推动军事改革。当时总共有四位军种与兵种事务副部长，其职责都一样，即在国防部的领导下推动军事改革。

在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的情况下，顾祝同首先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

事实上，让国防部主导对外援助工作，主要原因就是。同盟国集团的所有成员国都有巨额战争债务，而中国是主要债权国。

根据中国当局在战后公布的一份资料，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战争债务总量高达四千六百亿华元。而中国的战争债务只有不到一千亿华元，因此中国是三千多亿战争债务的债权国。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以一九五零年的币值，三千六百亿华元相当于一万四千吨黄金。

也就是说，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净债务，需要用一万四千吨黄金才能抵偿。

显然，这超过了同盟国集团其他成员国的偿债能力。到大战结束的时候，除中国之外的同盟国集团成员国中，黄金储备最多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共不到两千吨，其次是储量接近一千吨的意大利，而其他所有国家的黄金储备量都在五百吨以内，这些国家的黄金储备总量不到一万吨。

显然，如果中国不减免部分战争债务，那么同盟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就会被压垮。

至于经济发展，就只是水中望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减免其他国家的战争债务是推动世界经济在战后复苏的主要动力，也是必要手段。

问题是，这等同于中国替其他国家承担了债务。

显然，要让中国政府来偿还这么巨大的债务，也是非常不现实的事情。

要知道，即便到大战的最后一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也不到两千亿华元，而且赤字占了四分之一。

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也没有偿还能力。

这下，问题严重了。

要知道，中国政府只是名义上的债主，债权实际上在中国企业手里，如果债务国不肯偿还、或者是无法偿还，那么就得由中国政府来偿还。更要命的是，如果中国政府也无力偿还的话，除了政府会破产之外，中国的经济也将遭受重创。

白了，如果不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仅仅是减免其他国家的债务，中国经济就会崩溃，从而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那些获得了债务减免的国家，也不可能从中获得任何实质性好处。要知道，战后的世界经济必然以中国为核心，而中国的巨大市场，特别是消费市场将是其他国家企业的主要目标。如果这个市场消失了，进入了持续衰退期，那么全世界的企业都会受到影响。

显然，减免债务，只是一个说法，而真正的目的是要如何来抵消掉战争债务。

原因很简单，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必然会引发经济问题，而各国的战争债务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如此巨大的消耗等于稀释了社会财富，如果依然采用战前的方式来处理，肯定无法解决问题。

正是如此，改变世界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牵头。

要知道，只有中国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实力来解决全世界都得面对的难题，如果中国不在这个时候牵头，那么任何关于经济复苏的努力都等于白费。

显然，顾祝同只是指出了一个方向。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曼谷的首脑会晤上，同盟国集团各成员国的财长聚集一起，召开了第二次全体财长会议。

这次，中国财长明确提出，可以减免部分国家的战争债务，但前提条件是，必须齐心协力的建立一个新的金融体系，帮助中国消化掉巨额的战争债务，不然中国政府将在替他国偿还债务的时候破产。

显然，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见到的结果。

白了，即便是德意志第二帝国，也不希望看到中国政府破产，因为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战争期间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将无法兑现。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政治动荡，必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动荡。显然，在战争结束时候，各国政府都致力于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就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需要一个可以让企业获得发展机会的经济环境，而这一切都系于中国当局。

结果就是，在经过反复磋商之后，大部分国家的财长接受了中国财长的建议。

两个月之后，同盟国集团财长会议在中国苏州的一座封闭式园林里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战后的金融秩序。

可以说，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而在该会议上建立起来的金融秩序，也被称为“苏州园林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中国在战场之外，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