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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承乾没有做出让步，而是坚持日本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中国有义务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

最终，冯承乾的坚持收到了成果。

第五百九十三章　寄生经济

在冯承乾的坚持下，中国当局决定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在日本实施分阶段重建工作。

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反对势力依然非常强大，所以冯承乾不得不退而求其此，即把日本的重建工作分成几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重点加强九州岛地区的重建工作，并且在全日本范围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当然，重点是后者。

在此之前，九州岛的重建工作就已开始，只是进度不是很快，而且主要集中在长崎、鹿儿岛、宫崎、大分与福冈等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偏远城乡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很缓慢，甚至根本没有相关安排。

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战争期间，日本受损最为严重的就是大城市，即中国空军的对日战略轰炸打击的就是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直到日本投降前半年，在日本的众多企业把工厂转移到中小城市与乡镇之后，轰炸范围才随之扩大。只是到这个时候，中**队已经攻占了九州岛，因此九州岛中小城市与乡镇受到的损坏并不严重。

更重要的是，九州岛在日本列岛中的地位位置最为靠南。

也就是说，九州岛的自然环境最好。

到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九州岛已经是日本最主要的产量区了，其生产的粮食占到日本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些粮食，不但供应给了九州岛的居民，还输往本州岛，养活了本州岛的数百万日本人。

也就是说，九州岛的中小城市与乡镇基本上不需要进行战后重建。

显然，在九州岛的重建工作中，中国的投入不会太大，负担也不是很重。

相对而言。在全日本实施基本生活保障，才是真正的负担。

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中**方进行了日本战败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且按照户籍确定了居民的基本分布情况。

有趣的是，这份普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于众。

完成普查之后，中**方才有基础在日本实施战时配给制，即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数量来确定配给额。

显然。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即便按照日本在战后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即全日本的人口总量为四千万。也意味着每年需要为日本提供上千万吨粮食。要知道，日本在一九四五年的粮食产量不到两千万吨，按照最低配给标准，也仅够养活二千五百万人，存在大约一千二百万吨粮食缺口，而只有中国能够为日本提供足够的粮食。

根据中**方的记录，在一九四六年输入日本的粮食达到了一千三百万吨。

这些粮食中。只有大约三百万吨提供给驻军使用，另外一千万吨都以配给的方式分配给了平民。

只是，仅仅提供生活物资，根本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第二季度，日本战后重建的第二阶段工程开始。

这次，中**方将在四国岛进行试点，即以雇佣日本人的方式、以及为日本民间企业发放贷款等方法，让日本重建经济。

当然，驻军也要承担一些重建工作。

按照冯承乾的安排，驻军的主要任务是修缮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道路、铁路与机场，以及城市的排水管道、电力网络、自来水管道等等。在某些遭受轰炸损失较为严重的城市，驻军还要为居民搭建临时居住的棚屋。在重建期间，重建地区与城市的交通由驻军全权掌管。

只是，除此之外，其他的重建工作都得由日本人负责。

当时，中**方出台了很多鼓励重建的政策。比如，平民在修缮居屋的时候。中**方将提供必要的工具与材料，并且给予一定程度的运输协助，而平民只需要向中**方提交一份申请表。由中**方核实所涉及的重建居屋是否是其财产。在申请获得批准之后，还需要跟中**方签署一份借贷合同。即建筑用工具全部从中**方租借，而建筑用材料则以赊账的方式购买，在今后按期偿还。又比如，中**方开始鼓励日本人开设公司与企业，并且为其提供原始运作资金，而得到批准成立的民营企业，都有机会获得由中**方提供的各类项目合同，包括修缮公路、恢复城市供电供水、协助运送货物、分配物资等等，而一些涉及到生活服务的个体经营者，比如开办小卖部，可以优先以低廉价格从中**方手里购买到贩卖的物资。

说白了，这些政策都是在鼓舞日本人重新回到社会劳作中来。

只有获得了劳动机会，日本人才能获得成就感，也才能够通过劳动重建家园，过上幸福富足的生活。

更重要的是，数千万日本人是一支巨大的劳动力大军。

说白了，日本重建是日本人的事，而不是中国的事情，只有日本人自己行动起来，才能够重建国家。

可以说，在四国岛的试点进行得非常顺利，也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到一九四六年底，四国岛上已经出现了上万家小企业，虽然大多是从业者不到十人的微型企业，但是为社会提供了上百万个工作岗位，让数百万人能够通过劳动生活，而不是指望获得中国的援助。

更重要的是，通过重建，四国岛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局势也稳定了下来。

当时，四国岛的工厂不仅仅为重建服务，也在为中**队服务。

也正在这个时候，日本诞生了第一批新企业，而这些企业获得的第一份订单全部来自中**队。比如，高知的“新日本制鞋株式会社”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从中**方手里获得了一份价值高达一点四亿华元的订单，为中**队生产五百万双军靴。这份订单，直到一九四八年底才全部完成，而该企业也成为了日本第一家具有中国背景的跨过公司，为新日本首批大企业之一。

当然，不仅仅是四国岛才有企业。

在一九四六年的时候，九州岛的很多日本企业都在为中**方服务。

比如长崎的“三菱织业厂”在一九四六年初就获得了一笔丰厚的订单，为中**方生产三百万套军服。该厂也成为了新三菱集团的奠基者，而这笔订单为新三菱集团在诞生时捞到的第一桶金。

事实上，日本的战后重建，首先就把日本打造成了中国的工厂。

到一九四七年底的时候，中**队所需的次要物资，比如军服、军靴、帆布弹带、防水雨衣、帐篷、乃至药用纱布等等涉及到纺织业的，有半数来自日本的工厂，有成千上万的日本工人在为中**队生产劳作。

到一九四七年，日本的战后重建扩大到了全国。

当然，到这个时候，日本的重建工作已经主要依靠日本企业了，中**方提供的只是订单，而不是直接援助。

也就是说，日本企业生产的不仅仅是军用品，还有其他物资。

也正在在这个过程中，新日本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

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大战在一九四七年结束，那么日本的战后重建肯定会遇到很多麻烦，特别是资金不足。只是，大战没有在一九四七年结束，因此日本抓住了这次极为重要的机会，或者是中国给予了日本这次机会。

正是如此，日本成为了第一个开始战后重建、也是第一个完成战后重建的国家。

根据中**方的统计数据，到大战结束的时候，仅仅由中**方给予的日本企业的合同总金额就达到了一百三十亿华元。

这是个什么概念？

大战爆发前，日本的经济总规模也不过一千亿华元左右。

粗略统计，中**方提供的合同，至少为日本创造了一百万个就业岗位，让数倍于此的日本人获得了谋生能力。更重要的是，由此产生的附带效应，特别是附加产业，让更多的日本人得到了工作机会。

可以说，如果没有中**方的巨额订单，日本根本不可能在三年之内完成重建工作。

到一九四八年底的时候，日本的经济规模已经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准，工业总产值达到了战前的三分之二。

当然，这是一个新日本，一个被拔掉了獠牙与利爪的日本。

在日本的工业中，轻工业占了统治地位，而且以纺织、制革、印染等为主，而日本在战前所倚重的重工业，几乎不存在了。到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的钢铁产量不足一百万吨，连国内的正常建设都无法满足，也就依然得从中国进口钢铁，而日本的化工产业也主要与轻工业有关。

更重要的是，重建之后的日本，在经济上完全依赖中国。

说白了，如果没有中**方提供的订单，日本根本无法完成重建。即便在完成了重建之后，因为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太弱，日本企业依然得以出口为主，而能够消化日本轻工业的只有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市场。

显然，日本在经济上已经不具备独立性。

也正是如此，日本才成为了中国的附属国。在经济上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之前，日本根本不可能成为中国的敌人。

第五百九十四章　政治体制

中国对日本的控制，不仅仅是在经济上，而是在各个层面上。

一九四二年，在全面占领日本之后，中国军方就组建了“军事占领与管制委员会”，由陆海空三军各派遣一名上将组成了“三人小组”，再安排陆海空三军的高级军官，专门负责管理占领事务。

该委员会一直运作到一九四三年底，才由中国政府筹建的“日本占领区管制局”接替。

事实上，这也是一个军事管制机构。

不同的是，管制局的主要机构是一个中日协商委员会。虽然在该委员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国政府派来的行政官员，但是从占领区选拔出来的日本代表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而且能够参与占领区内的管理工作。

到一九四四年中期，日本临时政府成立了。

当然，这是一个傀儡政权。

该政府的主要官员不是通过选举产生的，而且也只有行政机构，没有更加重要的国民议会。该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协助中国驻军维护社会秩序，去做一些驻军不能做、或者是不便于做的工作。

到一九四四年底，日本临时政府组建了第一个强力机构，即警察部门。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日本改变被占领国身份的第一步。

当时，中国军方坚决反对让日本临时政府组建警察部门，认为驻军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持社会治安。只是，军方的高级将领也早就认识到，用驻军去维持社会治安的成本与代价太大了。

要知道，驻军是军队，而军队的本职工作并不是维护社会治安。

别的不说，让驻军开着装甲车去城市里巡逻，每天烧掉的燃油就让军风很是心疼，而转为让警察来执行这样的任务。成本明显要低得多。

更重要的是，日本临时政府的警察是日本人，而不是中国军人。

白了，这些日本警察能够得到更多日本人的认同。

当然，要想当上临时政府的警察，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政治审核，此外还必须具备一些基础条件。比如没有在旧日本军队中服役、有完整的家庭、有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年纪在二十四岁到三十六岁之间，而最终要的是不能有反华倾向。且没有参与过任何反叛行动。

经过严格的筛选，第一批日本警察有一万五千人。

这些警察，全部被安排在大城市里。

在正式上岗之前，他们都经过了由中国军方安排的严格培训，掌握了使用轻武器的基本能力，而且在长达半年的训练中，被灌输了许多亲华思想。总而言之。每一名警察在正式穿上警服之前，都必须深刻的认识到，旧日本帝国发动的是一场侵略战争，数千万日本民众为帝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承担了苦难，日本必须改变，必须放下侵略他国的思想，只有跟中国和平相处，才能够富足强大。当然，最重要的是，中国军队不是侵略日本。而是把日本人民从军国主义的深渊中拯救了出来，而且正是中国军队帮助日本民众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让日本民众不再受到蒙蔽与欺骗。

显然，这是洗脑。

在此之后，这些人员才会被安排到工作岗位上去。当然，中国军队会为其配发必要的自卫武器，主要是手枪，以及少量冲锋枪。配发给日本警察的每一支枪械。乃至每一发子弹都做了备案处理。

可以说，在大战期间，中国驻军对日本警察的枪支管理极为严格。

没过多久。这支并不被中国军方看好的警察部队就在维护治安的工作中做出了极其显著的贡献。

到一九四五年底，日本警察已经是各大城市的主要治安力量了。

当时。在日本的主要大城市，中国驻军的日常巡逻规模降到了最低限度，只在必要的时候派遣军队去协助警察镇压叛乱分子。大部分时候，中国驻军都驻扎在城市郊外，并不参与城市的治安工作。

也正是如此，在一九四五年底，中国军方才把驻日军队的兵力减少到了五十万。到一年之后，驻军规模缩减到了三十五万。到战争结束的时候，驻军规模降到了二十万。大幅度减少驻军，节约了大笔军费。

日本的战后重建开始之后，恢复日本的政治体系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只是，这是一个更加敏感的话题。

当时，在中国国内，是否在战后赋予日本独立地位，存在很大的分歧。

一九四二年初，就有议员在国民议会上提出，日本做为最主要的战败，没有必要在战后成为独立国家，中国完全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以求一劳永逸的消除后患，避免在数十年后再度爆发战争。

显然，这种观点在当时很有市场。

可以说，有此观点的不仅仅有国民议员，还有很多民间人事。

为了证明中国吞并日本的合理性，一些学者翻出了日本的历史，认为早在唐代，日本就是中国的附属国，而从明代后期开始，日本就试图入侵中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敌人，因此没有理由让日本在战后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当然，也有学者在文化上做功夫，即日本是典型的儒家文化，在根源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而且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一直以汉字作为文字，即便在明治维新之后，汉字也在日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此外，在宗教信仰上，有很多日本人信仰佛教，与中国也有相似性。

总而言之，很多人都认为中国有理由、也有必要吞并日本。

当然，在军队里，这种观点也非常盛行。

最初的时候，连吴铁生都认为，在经历了如此惨烈的战争之后，绝对不能再次让日本成为威胁，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吞并日本。

只是，冯承乾一直不主张吞并日本。

到了一九四四年，随着中美战争进入白热化阶段，吞并日本的声音也渐渐低了下去。

最主要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吞并日本只会增加中国的负担，而中国在战后肯定会面对很多困难，没有必要再加上一个负担。

问题是，即便已经有很多人认识到吞并日本是很不现实的，可是并没有太多的人主张赋予日本独立国家的权力与地位。

事实上，冯承乾也持类似的观点。

在他看来，即便日本在战后是一个独立国家，但是做为对战争期间所犯罪行的惩戒，以及为了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中国必须限制日本的基本权利，因此日本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全部主权。

可以说，这是主流观点。

到一九四五年之后，这种观点逐渐主导了中国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就按照中国当局的授意，颁布了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在日本国民深刻认识到侵略战争给他国与本国带来的严重危害，以及为侵略战争所犯下的罪行承担与履行了应尽的赔偿责任与义务之前，日本不得拥有组建军队的基本国防权，也不得拥有独立进行对外交往的基本外交权，仅拥有保卫本土安全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防卫权。

这部法案，后来成为了新日本宪法的基础。

只是，剥夺日本的国家权力，不等于剥夺了日本的独立地位。

也就是说，战后的日本肯定得组建中央政府，也肯定得恢复正常状态，这就需要确定日本的基本政治形态。

此时，真正的关键在于日本的君主立宪制，也就是是否保留天皇。

可以说，这是一项非常考验中国政治家的问题。

从根本上讲，天皇的存在是弊大于利的。原因很简单，军国主义能在日本盛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军国主义分子都打着为天皇而战的旗号，并且以天皇为精神支柱来奴役与驱策日本民众。如果天皇依然存在，那么在战后，军火主义思想就肯定会在日本复燃，而且天皇将再次成为精神象征。

问题是，废除天皇就一定有好处吗？

在一九四五年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极为突出。

这就是，在组建日本临时政府之后，中国当局才发现，在日本没有任何一名政治家、甚至是任何一个政党具有足够的号召力把所有日本人、至少是大部分日本人团结起来，而具有这个号召力的，只有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