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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目前还不错，朝廷虽然发放了许多交子，数量却一直在控制着。然而往后去，整个纸币就开始泛滥成灾了。然后整个信誉崩溃……

　　　　因此王巨一直在强调金银为本金，交子的数量不能超过本金的两倍，那怕用了那种新交。

　　　　那么如果能成功，大规模交易就会变得极其方便，比如从杭州带一批竹纸去陕西，原来很麻烦，还要带大量货物回去，现在好了，带一张存折，钱就赚到手了，朝廷也得到了两地兑换的手续费。

　　　　并且贸易也会繁荣起来，那么朝廷又可以增加了商税收益。

　　　　最后便是对经济的直接刺激作用。

　　　　简单的两个例子，因为缺乏资金，高利贷又太黑心，许多商贾拼船去海外交易，就是这样，许多船只货物也不敢载满。然而低息的银行贷款出现，就不会产生这个情况。

　　　　再如，现在的宋朝房屋多是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也就是茅屋。只有少数人家是青砖褐瓦房或者木楼房。

　　　　但砖瓦技术已经成熟，况且煤炭产量也在激增。

　　　　如果有银行，各地官府就可以向商人发放贷款，刺激各个砖窑产生。至少情况稍好一点的四等户能盖起砖瓦房的。不过这有点麻烦，因为朝廷是计等征税的，如何计等，耕地屋舍等财产，因此百姓不敢养牛。牛就是财富。那么房屋更是财富。不过想要刺激也不困难，只要发放一道诏令，普通砖瓦房不计入等户财产收入就可以了。只要给朝廷带来更多收入，相信这道诏令会容易通过的。

　　　　那么会拉动多少经济，朝廷又可以得到多少商税？

　　　　这两样若是能结合起来，何止是两千万贯收入！

　　　　直到这时，王巨才将他的想法一一说出来。

　　　　这才是不敛民而国用自宽的好措施。

　　　　“金银是关健哪。”

　　　　“陛下，金银是关健，然而完善的制度与人才也是关健。若不然，即便推出银行司。朝廷也未必有多少收益。”

　　　　即便是后世的银行，还产生大量贪腐挪用呢。

　　　　“还有，其实银行司的直接收入未必有太高。一般各个行业收益想超过两分以上，真的很少很少。当然，如果活不下去了，救急时，借少量贷也是一条出路。因此臣对青苗贷的看法是中立的，不好的一面是利息太高，半年二分，甚至一年四分，以敛财为主。强行摊派，好的一面。确实有时候一些百姓正是因为它，而救了急。最少比那些豪强们六分以上外加利滚利要好得多。”

　　　　“不过这种利息想发放给各个商贾作坊主。那是不可能了。这也是我在庆州成功，朝廷失败的原因，一个是一分利，一个是两分三分利，前者有人贷之，后者有谁贷之？不过以前的一些措施，多少打下了基础，邮驿司与飞钱司出现，让许多官吏熟悉钱帛的流通调转，臣在庆州的做法，也为以后官吏如何存贷做了一个很好的借鉴。”

　　　　“然而一个是低息贷，一边又要给存款的百姓发放利息，即便象臣或青苗贷那样，用各个百姓家产做抵押，恐怕还会产生许多死账，因此最后的收益，不会有太多。可臣为何对它十分看重，直接的收益未必能占据一半以上，然而还有一个收入，那就是商税。”

　　　　“臣以前说过，国家与百姓财产不是象司马光所说的那样，是不动的。就象唐朝，将百姓封闭起来，所以经济十分的闭塞。然而我朝不同，周世宗少年时就是利用商贾身份，替周太祖赚取了大量财富。我朝两位祖宗继承了周世宗一些政策，由是比唐朝重视商业，也不禁止百姓流动，这些措施让我朝财政达到了唐朝的数倍以上。那么能不能进一步呢？”

　　　　也就是齐商税了。

　　　　银行司出现，无疑会进一步刺激工商业发展，可是朝廷征不到税赋，那也不会产生直接收入了。虽然工商业繁荣，会养活很多人，可没有了直接收入，又能换取多少人支持？说严重一点，当真明朝经济不繁荣，是繁荣，然而两头小中间大情况更严重。豪绅们有钱了，贫困百姓更穷困，朝廷同样严重缺少收入。

　　　　一个小冰河到来了，于是明朝结束……

　　　　其实王巨说的齐商税，也未必是戗害权贵利益。一是能保证这个国家长久，二是宽松平民百姓压力，三是能产生更良好的经济环境，有了这个经济环境，各个权贵的收入也会必然增涨。

　　　　就象后来的中国，五花八门的税务比现在宋朝岂不是更多，但因为经济发展，造就了多少有钱人？特别是那些有背景的商人，得到了多少受益？

　　　　可王巨就是说了，现在能有几个人相信？

　　　　“难哪。”

　　　　“是很难哪。当初陛下下诏将臣调入条例司，为何臣不乐意？无他故，介甫公变法，许多地区确实会严重扰民。而臣所想的却是真正不加赋而国自用之策，道不同不相为谋，臣如何愿意呆在条例司？”

　　　　“但你未向朕说啊。”

　　　　“陛下，那就你错怪臣了，臣当真未说？那么何来的裁减军队，精兵强军？又何来的坊场河渡？又何来的减少科举恩荫名额之进谏？并且当时朝廷亏空那么些严重，虽然介甫公一些做法不好，然也是救急之策。若无介甫公之变法，又何来的今天朝廷财政宽裕？两难之下，让臣说什么？”

　　　　“可这个商税？”

　　　　“是很麻烦，特别若是出自臣的嘴中。”

　　　　“为何？”

　　　　“就比如这次臣所提议的取消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之举。现在朝堂十分安静，全部在等候着三司盘查账目的结果。一旦出来了，马上朝堂就会产生巨大的争议。”

　　　　“会是什么争议？”

　　　　“支持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我将要一一取消变法，那么会找很多理由，不支持我的提议。反对变法的士大夫会以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那么就着朝廷议论取消市易司之机会，又将变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说出来。说不定又象熙宁初那样，轰动朝野了。至于臣的想法，有没有夹在两者中间受气，谁会管呢？”

　　　　这一说赵顼就明白了。

　　　　所以王巨让赵念奴请赵顼过来，也是这个原因。

　　　　放在这里，有的话就好说了。但在皇宫，说不定还有几个太监宫女在边上伺候着，让王巨怎么说啊！

　　　　赵顼又在脑海里想着一件事，王巨是孤臣哪……

　　　　实际王巨真不能算是孤臣，而且这条措施如果执行，虽然可能遭到两派大臣的不满与借机利用，但会在温和派中树立起巨大的威信！

　　　　不提王震了，恐怕就连吕公著、范纯仁以及王巨“师兄”吕大防这些名臣，都会立即扭转对王巨的看法。（未完待续。）

第725章　断错了（）　
“朕明天就去三司问一声。”

　　　　可能后人有点儿不懂，认为宋朝官制是为了加强皇权。实际这样说，还真错了。宋朝官制那么坑，非是为了专权集权，而是为了分权，这个权也包括皇权。

　　　　正是因为这个分权，至少在北宋早中期罕有真正的权臣出现，包括丁谓、吕夷简、韩琦与王安石，宋英宗搞濮仪一直没有成功。

　　　　所以才有了这番对话。

　　　　它也是整个变法的缩影，那就是赵顼虽是裁决者，但不是定策者。制订国家政策乃是两府的事，然后上书赵顼，赵顼裁定同意与否。

　　　　现在王巨扮演着定策者的角色，策已定，那么就要到赵顼决，也到了赵顼大力支持的时候！

　　　　“不过……”

　　　　“陛下，想执行齐商税是很想，但可以一步步来，第一步是简化各州县的场务与商税。陛下，臣问一句，对国家贡献最大的群体是谁？”

　　　　对宋朝贡献最大的非是一等户，他们的伤害作用远大于贡献作用。比如商税，有几个一等户豪强规规矩矩地交纳商税，还有耕地，有几个豪强认真的交纳了两税，相反的，大肆隐田隐丁。

　　　　除了豪强，还有一个比较可恶的群体，寺观！包括少林寺，那些武僧的做法，有些真的太丑陋了。

　　　　因此对宋朝贡献最大的群体乃是二等到五等户，他们才是纳税服役的主体力量。

　　　　至于六等以下户，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何来的贡献，不过就是这样，一些苛刻的州县仍让他们纳税服役。

　　　　但这个主体还是二到五等户，特别是中间的三四等户。

　　　　这个三四等户不仅是指农民。还包括市坊户，也就是城市户口，工人、商人、服务行业……

　　　　所以王巨提议朝廷先下一诏。整顿场务，将不必要的场务一一取缔。节约国家胥吏的支出，同时明文规订，任何商货只能征纳一道往税，一州之内只能征纳一道过税，一路之内只能征纳两道过税，全国之境，只能征纳三道过税但不得超过三道过税。各商人凭借朱钞做证明，如数交纳商税后。任何场务只有核实之权，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勒索、扣压商人的货物。

　　　　如果违反者，商人可以向官府诉讼，相关的胥吏也必须严惩不怠。

　　　　赵顼听后额了额首。

　　　　无他，一是李老汉的遭遇，正是李老汉的遭遇，才让王巨愤怒地出手。

　　　　二是王巨以前就执行过类似的政策，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将他的政策搬抄过来，朝廷就可以引用执行了。

　　　　这条策略如果在全国执行，对那些中小商人无疑是一个福音。

　　　　然后是第二道诏令。任何人经营商贸，包括官户在内，都必须交纳商税。否则严惩不怠。

　　　　但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与前面对胥吏严惩不怠则不同，那个在第一道诏令里就明文规订如何严惩不怠，但在这个严惩不怠里尽量说得含糊一点，以免引起更大的反弹。

　　　　先让大家适应了，也因为含糊不清，会引起一些纠纷，然后再顺水推舟地推出如何严惩。那么慢慢地，全国之内，就能接近地实行齐商税了。

　　　　是接近。不是真正全部执行。

　　　　这好比大夫替重病患者治病，有一个方法。用虎狼之药驱之，再用温和之药调养身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么做的。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一直使用温和之药，慢慢地将病情改善，也就是王巨的齐商税手段。

　　　　没办法，它的打击面太大了。

　　　　“王卿，朝廷不准许官员行商啊。”

　　　　官员行商会引来什么后果，都懂的。

　　　　可是王巨讥讽地说：“苏轼公开经营私盐，吕惠卿用免役法勒索江南大户替他购买耕地，文公家人放高利贷，富公与王拱辰在洛阳修建豪奢的庄园，比皇宫还要富丽，就连介甫公回到江宁隐居还购买了大量耕田做一个舒适的田舍翁，国家*到这种地步，还谈得上什么不准官员行商？”

　　　　“介甫公不同。”

　　　　“一个交纳税赋，一个兼并耕田，有何区别？既然国家禁止不了，何不引导之。不过陛下若不放心，可以再补充一道诏书，官员本人不得经营商贸。”

　　　　赵顼继续沉吟。

　　　　他现在的心态得从两个角度分析。

　　　　第一个角度就是敛财，实际现在宋朝真的不需要继续敛财了，但变法存着的这些弊病，他真不知道？其实赵顼也知道，然而为什么不准大臣变动调整？调整后必然会产生两个结果，许多旧党会得陇望蜀，那么就会产生新的争议。于其这样，还不如不动，看看现在朝堂多安静哪。第二个结果就是财政收入会严重减少。

　　　　可是赵顼心中有梦想哪，现在国家富了，还没有强。想要强，不是大理也不是交趾，而是西夏，只要灭掉西夏，收复燕云，宋朝才能称为强国。至少将西夏这个心头大患摆平吧。

　　　　想要收复西夏，就要发动不可想像的大军，那么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的钱粮。

　　　　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宋太宗第二次伐辽失败，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户数不是增涨，而是严重倒退，赵普出面，宋太宗只好换了保守的措施。如果国家财政充足呢？

　　　　还有庆历宋夏之战，实际几场战役规模远不及两次伐辽战役，但几年后河南陕西南部到处农民起义了。不是刘娥将国家搞得财政紧张，而是一场大旱灾与宋朝第一次黄河大决堤，导致国库空虚的。

　　　　但反观澶渊之战，不管那一国胜败，那场战役宋朝前后共花掉七千万缗钱，并且还是在宋朝建国不久之后发生的，然而为何国家太平？原因简单，咸平之治。导致国家国库充盈。

　　　　这样想也不是不对，正是因为国库充盈，所有未来那两场惨败。宋朝却没有出现严重危机……

　　　　第二个角度就是赵顼与汉武帝不同之处，汉武帝接手的是一个好摊子。文景之治给西汉积累了无数财富，以至串钱的绳子都烂在钱仓里。

　　　　但赵顼接手的摊子烂得不能再烂，国家严重赤字，国库空空如也，为了救急，都将内库积累的香料玉石拿出去便卖，旱灾到来，让百姓自生自灭……

　　　　这就象化名为陶朱公退隐到齐国的范蠡一样。他的二儿子在楚国入狱，他派三子去营救，妻子不同意，坚持让长子去救，结果因为长子从小与范蠡共同创业，知道生活艰难，舍不得用钱，反而导致次子被杀。

　　　　这种心态的不同，决定了两人手段终是截然不同。

　　　　就象汉武帝，战争到最后。不得不用桑弘羊敛财救急，然而晚年立即及时调整，不仅是因为太子案。也是因为这个心态。正是这个调整，汉朝危机化解，再加上霍光打下的底子，才有了汉宣帝之中兴。

　　　　最要命的是赵顼即位之初，韩琦傲娇地逼得赵顼束手无策，虽然最后韩琦不得不主动退出朝堂，但让赵顼的性格变得多疑起来……

　　　　因此王巨果断地说道：“陛下，这个也不用担心，到时候由臣来上书。”

　　　　你依然呆在“决”这个位置上。好留下回旋的余地。

　　　　“不过最好到明年春天再议此事。”

　　　　“对，那就明年。”

　　　　不是赵顼想拖到明年。明年春天海外派人回来，与朝廷商议朝廷派官员入驻接受海外那么大的地盘。还有市舶司的抽解，那么多的黄金……

　　　　在这个利好的消息下再提出这两诏，争议声无疑会小一点。

　　　　然而赵顼又说了一句：“金子还少了啊。”

　　　　有这个金子性质不同，以前无论王巨说得水点着灯，可没有金银，有多少人相信？现在终于有了金子，那等于有了证明。

　　　　但金矿产量是非常惊人，然而放在银行司的撬杠上，数量依然严重不足。

　　　　“陛下，内外结合，实际仅是一千万两白银，一百万两黄金，就是没有海外，如果国家认真聚敛，又能差多少？当然，从海外想办法也是必须的，金银越多越好，它们越多，能发行的交子就会越多，那么不仅能做为撬杠，本身也可以用来做为资金的周转，甚至能起到控制物价的作用，如果能保持健康地发展，最后可以大幅度地宽解两税，取消宽剩钱、手实法、青苗贷，百姓松压，国家就可以国泰民安了。”

　　　　如果国家经济能转得开的话，恐怕就是赵曙，也想轻敛薄税，这才是国家的主流思想。

　　　　总之，因为这个私密的场合，王巨说得也尽兴，王巨还乘机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将负责监江陵县税的张商英调回孔目房担任都检正。

　　　　张商英本来是御英，犯了一些错误，又与舒亶发生了严重冲突，贬了下去。

　　　　而孔目房为中书五房之首，它掌管着中书的档案图籍，因此称为孔目者如一孔一目，无不经其手，也就是孔目房都检正，更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好地方。

　　　　王巨这个要求略有些过份了。

　　　　然而赵顼居然在兴致勃勃之下同意了。

　　　　到了离开之时，赵顼嘴扁了扁。

　　　　但他不知说什么是好，究竟是自己姑姑上了王巨，还是王巨上了自己姑姑？

　　　　王巨心中大乐，脸上却一本正经地说道：“陛下，天色不早，臣该告辞了。”

　　　　…………

　　　　不久，赵顼颁发诏书，同意了王巨之议，废除市易司，重置南方十二路发运司，由薛向主持十二路发运司使之职。

　　　　果然，朝野上下，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新党们担心这会引起一个很不好的开端。

　　　　旧党们却是得陇望蜀，甚至孙固公开吼出，不论市易司，或者是南方十二路发运司，或者是各路提举司，全部应当罢废。

　　　　御史台则连连弹劾，薛向乃是待罪之人，何德何能主持如此重职？

　　　　许多大臣竟然不顾朝仪，在大朝会上也吵闹起来。

　　　　王巨迫于无奈，举着牙笏，从前列走了出来说：“陛下，看来臣在南方一个案子断错了。”

　　　　“何案？”

　　　　“臣在广南西路断过一件案子，有一个段姓主户，家有良田十顷，财产数千贯，一天他上街看到了一条精美的玉带，便将它买了下来。然后其妻与父母，到臣面前诉告那家邸店，说正是那家邸店的蛊惑，段生才买下那条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