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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咖啡下午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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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3年奥斯曼大军再度卷土重来，同年在重兵围困下的维也纳街头，出现了第一家公开营业的咖啡馆，以精悍出众的亚美尼亚商人约翰·迪奥达（Johannse Kiodato）为首的通晓欧洲和土耳其语言的商人，在战时不光为奥地利军队担任翻译和向导，而且也在火线两边从事获利惊人的咖啡贸易，在满足他们自己经营的咖啡馆需要的同时，还为许多贵族和富有市民家庭沙龙咖啡聚会解决了原料短缺的燃眉之急，深得上层人士的青睐。
两年后，奥地利彻底击溃强敌，重新恢复了在巴尔干和东欧的势力范围。作为奖赏，约翰·迪奥达也从皇宫获得了在帝国独家专营咖啡业的特权。这点虽曾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早期维也纳咖啡馆多彩的发展，但他苦心经营的遍布整个庞大帝国的运输和销售网络，却满足了欧洲心脏地区的无数人对咖啡的渴望。后来，他在战时和土耳其人过于密切的关系终于引起了宫廷的猜疑，不得不流亡威尼斯，暂避风头。至此，他的行业垄断也就名存实亡了。几年后，当他得到特赦，匆匆忙忙重返首都的时候，不禁为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咖啡业的飞速发展大吃一惊。这些咖啡馆大都是由他的“同乡”或来自奥斯曼帝国其他地区的“土耳其”人开办的，自然而然地带有相当浓厚的“中东”风味：许多街头拐角飘出咖啡热香的狭窄店堂里，还可以看见君士坦丁堡咖啡铺里特有的靠墙的长板凳，烧柴的咖啡炉，里面的客人也大部分是来自附近市集的摊贩、工匠和异乡谋生的手艺人。严格地说：这些还只能算是小小的简易咖啡铺子。
那时，中上层社会的人们还陶醉在自己家里封闭的私人咖啡圈子里，热衷于最初经济成功的自由市民阶级还未成为左右社会政治的力量。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或者想象中的高雅、舒适、具有开放的社交沙龙气氛的纯欧洲风格的咖啡馆，在当时还要等待大约50年的时间——直到市民意识普遍觉醒的启蒙主义时代，才真正开始登上维也纳和其他西方城市生活的舞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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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咖啡旅行（1）
巴黎：“两个丑八怪”咖啡馆
“两个丑八怪”坐落在圣日耳曼小广场边上，在成千上万家巴黎咖啡馆里，它上了各语种的巴黎导游书，因为它是塞纳河左岸出了名的作家咖啡馆，甚至巴黎文学圈还在这里设立了一个文学奖，也叫“两个丑八怪”。
其实那“两个丑八怪”，却是店堂里的两个木头人雕像，两个尖嘴猴腮的人，穿了中国清朝的衣服，留了奸诈的八字胡。
从前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常常去那里会朋友、读书、高谈阔论和写作，没有成名的天才在这里把自己最重要的成名作三文不值两文地卖给出版商。没有钱住好房子的人，一早就来到这里，帮酒保一起放下昨夜翻起在咖啡桌上的椅子，然后买一杯牛奶咖啡就开始写作，省了暖气的钱，就像海明威在1921年到1926年在圣日尔曼广场的咖啡馆里度过的写作生涯一样。但还有别的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咖啡馆已经形成的自由无拘、畅所欲言的气氛。别的桌上嗡嗡的细小谈话声，刺激着自己倦怠的思想，激发着自己想表达的愿望，偶尔进来坐在门边等人的年轻姑娘，以浑然不知的姿态，打开了海明威的思路，“也许我可以把她写到小说里去。”他这么想。灵感突然来了：意念，细节，故事，紧跟着汹涌而生动地汩汩而来。也许这就是巴黎的文人们，把咖啡馆当做是自己家的一个房间的原因。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像海明威一样，可最终是海明威出了大名，于是，我们现在就只知道他的故事了。进入“两个丑八怪”，用眼睛找到的是结实粗壮的美国青年，上唇留着剪齐的胡子。
也有人喝醉酒，吵架，调情，用报纸的一角团起来掏耳朵，好像这儿是大家的起居家。在1950年波伏娃给美国情人的信里，她提到在这里写《第二性》时被来找她说话的人干扰的事，因此她决定上午在家里写作了。要是会她的同性恋女朋友，听她说自己写的小说，她们还是到这里，那个丑女人爱着波伏娃，坐在她对面眼泪汪汪地说着自己不求回报的爱情。而波伏娃对奥尔格伦说，自己不得不假装高兴地接受，为了不要太伤她的心。
萨特有一张有名的照片，他低着一对鼓出来的大眼睛在咖啡圆桌前，读放在咖啡杯子旁边的书，这张照片就是在“两个丑八怪”里拍的。那时他已不是一个无名的哲学老师，而是著名的左倾知识分子。现在，照片上的咖啡圆桌还在那里放着。要是你现在走进去说，要一杯加牛奶的咖啡，酒保给你端来的，还是一样的杯子，小碟子上放着把小勺。只是价钱很不一样了，从瑞士来的人也喊贵。但是大家装作很接受的样子，掩饰自己一个外国人吃惊的表情，若有所思地点着头，怕显出自己乡气。其实这是最彻底的乡气表情。这里的酒保就像真正老派的绅士，小心周到，气宇轩昂，即使是围着白色的长围单，他们看上去还是那么有身份，一举一动合乎章法，他微微俯下身来听你南腔北调的怯懦的法文，如亲王体恤民情一样的高贵而礼貌。让人忘记了自己不是来看法国贵族遗风，而是来找文人们曾经坐过的地方，穿牛仔裤的人赶紧把两条腿往桌子里移进去。等酒保得令而去，再说：“原来这么贵啊，巴黎真的太文化沙文主义了。”
可是，源源不断进来的人还是把所有的桌子都占满了。
我邻座的美国人，就要了那样一大杯咖啡，然后，从外衣里拿出照相机，照相。他是个中年人，头发灰白，米色的细帆布长裤，灯芯绒的便服，是普林斯敦老师的打扮。眼见得他的脸色渐渐虔诚起来，是幻想这位子上也许就坐过萨特吧。也许他在几十年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在他的作业上阐述过对“他人是地狱”的理解。而我们知道萨特，已经是80年代了，我们差不多是中国第一代在自己的成熟过程中热衷于存在主义理论的学生。夏天的学校图书馆里，总可以见到几乎缩到椅子里的入了迷的学生，一手捧着萨特的书，一手摩着腿上的蚊子包，用指甲在上面掐出不少印子。那是一个人在热忱的青年时代亲近过的理论，不满于传统世界观的青年们，曾经想要用它来把握将要进入的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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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咖啡旅行（2）
萨特就曾坐在这里与人讨论，当时据说还有纪德和加缪，而我们现在也和他坐在一个空间里，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关于他的回忆，在差不多每个客人的心里，像鸟一样被激活，飞在小小的、圆圆的咖啡桌子上方。自己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形下读萨特的书，或者羡慕着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和生活方式，是结伴来的客人的话题，“我知道萨特，是上大学的时候，我同学的哥哥是哲学系的学长，让我想想，是30年以前的事了呢。”我听到这样的谈话从邻座传过来。萍水相逢的人，因为这样的谈话分享了别人的一点点过去。
也有人只是看着大玻璃外面的街道人来人往，也有人不停地走进对面的啤酒馆里去，那里常常有大出版社的编辑约作者谈书稿，听说无人引见的无名作家也会在那里守株待兔，希望在吧台上巧遇心仪的编辑，开始转运。也许会有人想到同在巴黎生活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并不常到咖啡馆去，在《物质生话》一书中她解释说，“没有合适的衣服。”
什么才是对咖啡馆来说合适的衣服呢？
大概杜拉斯指的是有助于向咖啡馆里别的人展示自己有多少自由个性的衣服吧。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自己穿什么去咖啡馆，只要不穿晚礼服就行。要是注意去咖啡馆的仪式，大多数时间只是一个人在家里孤独写作的女人，一旦开始写长篇小说，就会有几个月无法定下心来仔细照镜子的女作家，真的不会有太多表现自己个性的衣服。可如果对于想精确地表达自己又非常在意的话，对于自己不能成为自己喜欢的咖啡馆里的风景，会感觉沮丧吧？其实这也许不光是对自己深感兴趣的女作家的心情，也是一些住在圣日耳曼广场附近大房子里的女子的趣味。据说在下午，有过风霜阅历、有闲也有钱的女子常常精心打扮以后去固定的咖啡馆里喝咖啡，像一个熟透了的果子一样，散发着漫长成长经历的气味，惹人注意。
这里的酒保可以算得上是最稳重的人了，他站在哧哧作响的牛奶蒸汽机前，透过袅袅的热气淡然地望着客人们乱忙，多少自己以为是绝世天才的人在这里头破血流，又有多少看上去最好劝他当晚就回家的人，日后果然功成名就，比如海明威，比如毕加索，比如列宁，比如梵高。他从做这份差事开始，就坐看沧海桑田，学会了不动声色。连警察也学会了不对泡咖啡馆的人认真。1917年的某个冬日，一个落拓的天才在激愤之中一下子把自己脱光了，冲到外面大街上，警察只是过来问他冷不冷。
现在来这里的人，个个扬着头，好像在闻空气里面那些渴望成功的激情，灵感迸发的迷乱和梦想成真的大喜。个个拿眼瞟着别人，想看出来在座的有谁可能是下一个萨特。
这时，来了一个下午卖报纸的人，抱着一大堆法文报纸，一个桌子一个桌子走过去，大家都摇头。这时我发现，原来现在坐满这里的，全是来巴黎的旅游者，没几个人能说法国话，连酒保招呼客人，也第一句就说英文。这里现在是旅游的一个景点了，没有人会在这里看法文报纸。
等在这里准备不再错过第二个萨特的人们，可以去演《等待戈多》，它的作者贝科特，也是当年常常在此流连的人。只是现在他们都不在了，而原来他们留下来的法国牛奶咖啡香混合着灵感与激情的空气，也被回绝卖报人的声音所搅散了。
索伦托：河畔咖啡馆
瑞士索伦托文学节给每人一些代价券，凭它，在这古老的小城里吃饭、泡咖啡馆，都可以少付钱。可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用到河畔咖啡馆去了，那在古代粮仓对面的咖啡馆一到黄昏就挤满了人，温暖的空气里充满了说话声。5月的天气，在铺圆石头的老城里，大家都喜欢坐在外面，其实里面也坐满了人，要是有记者采访或者要谈版权，大多数人会选在里面，安静一点，也可以专心一点。瑞士人常常有又薄又尖的大鼻子，从眉心那里就高高地隆起来，像半把剪刀。要是光从右面来，他们的左脸上，就会有一大条鼻子的阴影。在咖啡馆的灯下，两个人在小桌上鼻子对着鼻子，像是兵戎相见，可其实却是在说心里说。房子里面保留着从前的宽木头地板，木头屋椽，深深的小木头窗，和从前的幽暗。
陈丹燕：咖啡旅行（3）
老朋友
在咖啡馆里，常常看到老远有人发出一声大叫，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两个老朋友见面了。瑞士在索伦托已经办了十八年的文学节，有的人一辈子，只在这里才能见面。而我是新人，因为书在瑞士出，代替瑞士去拿奥地利的德文书奖，才来参加，也许一辈子就参加这么一次。所以我的桌子前很安静。
我看着那张有两个人抱在一起的咖啡桌子，那里很热闹，好像一大群老朋友聚首了。听人说，她们是当地非常有名的作家，许多瑞士大学学文学的学生的必读书单上，都有她们的书。可是要走在苏黎士的大街上，我也会以为她们是家庭妇女，提前退休的小职员，或者被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的小学教师。她们穿着普通的棉布衣服，黄色的头发哩哩啦啦从头顶披挂下来，脸上带着心烦的神情，好像被生活追赶着，有点狼狈。只是眼晴有所不同，她们的眼睛有一点像鸟，警觉，敏感，那里面还有一种温和的诗意，可也像鸟一样一触即飞。她们一定知道四周有人在看她们，读过她们的书的人，喜欢她们的书的人，还有希望认识她们的人，可她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照旧说笑。只是慢慢地，在她们的神情里多了谨慎和不自在，还有没有好好掩盖住的得意。到底她们不是娱乐圈里的人，不习惯让别人那么赞美地看着，她们一心想着不把别人的喜爱当回事，也一心想着最好把自己出色的地方多表现出来。很快，她们那一桌子上的人，个个都累了。于是，个个脸上都能看出一些恼怒的样子。我想，她们心里是在想，我凭什么要为别人做一个偶像。
外面的长桌子上有一个黑发的男子，是从意大利语区来的作家，非常英俊健壮。穿粗布长裤，印度的白纱布衫，手臂上绕着一大块打了小钉子的皮革，很艺术化。他身边总有女孩子跟着，年轻的女孩子总是也做出叛逆的样子来，也做出对四周的人不屑一顾的样子来，那是追随着性感男作家的年轻女孩子的经典表情，有一点点神经质，因为那个半公众化的角色也不那么好当。我和他一起去过一所学校演讲，他连说带唱，声音洪亮，下面的女孩子们一直在为他欢呼。他的演讲，是我所听到的演讲里面最热烈的，比索因卡的还要好。后来学校的老师告诉我，他的书写得非常现代，又非常有意大利语区的风情，年轻人喜欢。因为他好看，因为他出色，因为他年轻，所以他有一往无前的气概，他在和一个巴塞尔来的年轻女记者讨论文学，滔滔不绝，眼光很迷人。
他旁边的桌子上坐着一个女人，她在文学节开幕晚宴上和我同桌，我们聊过天，因为我们的书是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她是职业作家，写小说。她有一对睁得很大的眼睛，好像有点惊恐。那天她说她的书卖得不错，可挣得不多，要不是她丈夫工作，他们会有经济问题。可她还是喜欢写书，真的喜欢。她写给青年人看的书，自己的孩子不看，因为不喜欢看，孩子对她说这种主题在青少年中已经过时了，她当然受到打击，可还是想写下去，只是从此在书出版以前，再也不露给自己的孩子看。
现在，她用那对惊恐的眼睛看着另一个女人，一边认真地在说什么，细细的手指握着一杯干邑酒。她的手指非常细薄柔软，指甲剪得很干净，也不涂任何东西，贫血似的苍白着。那是中年女作家常常有的手指，内心易感和易伤，对生活和自己的事业有些焦虑与隐忍的失意，还有相当脆弱的自尊心，都经由这样的手指泄露出来。那个女人是一个插图画家，手指也是细细的，她的画里充满了细节，是我非常喜欢的，在文学节上，有她的一个小画展。她也说挣得不多，永远不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她在听作家说着什么，不停地安慰着什么似的点头，也许在一对大睁着的眼睛的注视下，你不得不使劲点头。
那次文学节请了索因卡，他是非洲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他一出现，就有人去请他签名。他的经纪人有一张猫似的脸，在他照顾索因卡从围着他的人群中脱身的时候，就让人觉得他是在照顾一只装满了钱的皮箱，生怕有人会把它占为己有。我们常常在咖啡馆里遇到，他们好像不能够共同和别人愉快地谈话，什么也不为地，只是融洽地聊聊天。大概经纪人如此紧张，是既怕他的作家被别人挖了去，也怕他的作家不被重视，所以在他带着作家出席文学性的聚会时，他会让人想到一个不习惯旅行的人，带着大笔现金，单身走在叵测的旅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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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燕：咖啡旅行（4）
索因卡有一次演讲，那天来了许多警察，入口处还装了探测器，像进美国大使馆的时候一样。索因卡的经纪人解释说，索因卡流亡在海外，常常有消息说尼日利亚政府派人要暗杀他，所以要有所准备。他站在探测器通道的里面，大大地瞪着淡灰色的眼睛，拉着脸看每个通过通道走进来的听众、很像纽约花园大道上，站在高级公寓门口的保安看那些特意过来看世界上最豪华的公寓的外埠游客的神情，内容复杂的骄傲和警惕。
弗兰克·胡勒是瑞士有名的儿童小说家，红红的脸上总是非常诚挚的样子。常有人走到他的面前说，自己小时候是如何地喜欢看他的小说，他就高高兴兴地红着脸，慈祥地看着那个由自己的小说陪伴度过童年的人。我作自己的朗读会时，他也来了，坐在一个很显眼的位置上，认真地看着我。当听到德文翻译时，他就重重地点头。他的脸，一下子就让我想起许多年前，在上海作家协会大厅里，我得到第一个儿童文学奖项，第一次站在许多人面前说话时，满手冰凉的冷汗。那时，我也看到一个我小时候喜欢的儿童小说家，像胡勒先生一样，以一种为孩子师表的端庄和热忱笔直地坐着，认真地看着我，重重地点头，表示自己的关注与支持。那是一种职业气息吧。朗读会散了以后，我们一起去了咖啡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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